他是鄭州任期最長的市長，定下城市規劃，留下滿城的梧桐樹

今天你走在鄭州街頭念出的每一個路名，抬頭看到的每一棵梧桐，都藏著他的名字。

時間倒回1948年10月22日，解放軍進駐鄭州。第二天，鄭州市軍事管制委員會成立，緊接著鄭州市人民民主政府掛牌，宋致和擔任第一任市長。

這時候的鄭州，是個什么樣子？

用一位老人的話說："東邊是沙區，西邊是黃土丘陵，再加上緊鄰黃河，土地沙化很厲害。"這話是誰說的？就是當時剛當上副市長的王均智。他后來回憶，現在鄭州最繁華的金水區，1953年前還是"沙崗遍野，少有人煙"。就連今天綠樹成蔭的碧沙崗公園，那會兒還叫"白沙崗"，是一片荒蕪的陵園。

1954年，一位叫張書臣的老先生從北京被派到鄭州支援自來水廠建設。他后來一說起初到鄭州的印象就直搖頭："大風一起，只見黃沙遮天蔽日，感覺比北京的風沙還厲害。"

要知道，能讓一個北京人都說"比北京的風沙還厲害"，這得是個什么水平？

可就在這一年，1954年10月30日，一個足以改變鄭州命運的決定落地了——河南省會從開封遷到鄭州。

一夜之間，鄭州從一個鐵路樞紐小城，變成了堂堂正正的河南省會。

問題來了，省會不能是這個熊樣啊。開封那邊的干部拖家帶口過來一看，好家伙，風一刮眼睛都睜不開，走一趟路半身黃泥。省委省政府大院是剛建的，可出了大院往哪兒走？路都還是土的。省委下了死命令，鄭州必須變。怎么變？先解決兩件事——種樹、修路。

而這兩件事的核心執行人，就是當時的副市長王均智。

其實早在1951年，宋致和和另一位副市長史隆甫就已經開始試著種樹了。經濟困難，只能種便宜的。先選的是刺槐，在德化街、二七路上都栽了一批。刺槐好活、便宜，可就是樹形丑、材質差，一場大風過來枝斷葉落。種了幾茬，宋致和心里也犯嘀咕，這樹到底行不行？

轉機出現在一個下午，史隆甫興沖沖地跑來找王均智，拉著他就往郊外走。走到一處荒地邊上，指著幾棵高大的樹說："你看這個。"

那是幾棵法國梧桐。

史隆甫早年留學法國學建筑，對這種學名叫"懸鈴木"的樹種再熟悉不過。他跟王均智說，這樹耐寒、抗旱、樹冠大、生長快，最適合鄭州這種土壤。王均智一看樹干筆直、枝葉如蓋，當場拍板種這個。

兩人立刻跑去找宋致和匯報，宋致和聽完只說了："種。"

1956年12月，宋致和調離鄭州，王均智正式接任市長。

從這一天起，一直到1968年1月，整整11年零1個月，王均智穩坐鄭州市長這把交椅。這個記錄，直到今天都沒人打破。

上任第一件事，還是種樹。

不過這次不一樣了，之前只是零星試種，現在他要動真格的，全市大面積推廣法國梧桐。

可問題也來了，種樹要錢，市里沒錢，種樹要人，市里也沒那么多園林工人，王均智怎么辦？

他想了個辦法——發動全市人民。

從1954年開始，全市大規模的植樹造林行動就已經啟動。工人、學生、市委機關干部齊上陣，星期天不休息，全跑去種樹。雖然沒人給錢，可大家干勁兒都特別大，成活率也高。到王均智當市長以后，這套模式他玩得更溜了。規劃新修一條路，路邊樹坑早挖好。開春一到，市委帶頭，全市老小齊動手，一天能栽幾千棵。

這么種了幾年，效果就出來了。

河南省林科院研究員董云嵐回憶，從1956年他從大專畢業分到河南省農業廳工作開始，就一直關注鄭州。他說："當時鄭州按照規劃的道路，90%以上的都是法國梧桐。"

不光是種，還得管。王均智專門下過一道命令，誰家門口的梧桐被弄死了，要照價賠償；誰家小孩爬樹折枝，家長得挨批評。就靠這么一根筋地管、一根筋地種，幾年下來，鄭州的綠化真的成了氣候。

除了種樹，王均智還干了另一件影響更深遠的事——給鄭州所有街道起名字。

這件事，鄭州老一輩人到今天還在感謝他。

省會剛遷來的時候，鄭州要新修一大批馬路，可路修好了得有名字啊。總不能叫"1號路""2號路"。王均智親自坐鎮，跟市地名辦的同志們熬了幾個通宵，敲定了一套沿用至今的命名規則。

西郊那一帶——南北向的路，全部用河南的名山命名：嵩山路、桐柏路、伏牛路、華山路；東西向的路，全部用河南的大河命名：黃河路、淮河路、伊河路、洛河路、潁河路。

一條街的名字，就是半部河南地理書。

這里還有個感人的細節。1955年，鄭州要新修一條從金水大道通向花園口鎮的馬路。花園口是什么地方？1938年，蔣介石為了阻擊日寇進犯，扒開花園口的黃河大堤，幾十萬無辜百姓被淹死。王均智專門在手稿里寫下——為了讓后人記住這段悲慘歷史，就把這條馬路命名為"花園口路"。可惜后來人們為了少寫一個字，慢慢簡化成了今天的"花園路"。

11年，王均智就這么在市長這個位置上，一點一點把鄭州從沙城捏成了一座綠城。

前面說了這么多，那"綠城"這個響當當的名號，到底是怎么來的？

但民間還流傳著另一個更有意思的版本。

董云嵐老先生回憶，上世紀70年代初的一天，有位中央領導人坐飛機路過鄭州上空。飛機快落地的時候，他趴在舷窗上往下一看，好家伙，整座城市綠得像片海洋，忍不住脫口而出："呀，鄭州綠化這么好，簡直是一座綠城啊！"

這話被身邊一位人民日報的記者聽到了，第二天，"綠城"兩個字就登上了報紙。

一句話，就把鄭州給捧紅了。

從這以后，全國各地的城市代表跑到鄭州來學習綠化經驗。1959年那次全國城市綠化會議，會后30多個城市的代表專門跑到鄭州取經，把王均智安排的接待日程排得滿滿當當。

1972年，《人民畫報》專門做了一期"綠滿鄭州"的專題，幾張俯瞰照登出去，全國轟動。西安電影制片廠聽說以后，也扛著攝像機跑來拍紀錄片《城市綠化和環境保護》。

到1984年，鄭州的綠化覆蓋率已經達到35.25%，全國省會城市里排第三。

一個18年前還漫天黃沙的沙城，就這樣徹底翻了身。

這里必須提一嘴，有人說，鄭州的梧桐是從南京移栽過來的，因為南京的法桐名氣太大了。這話對，也不全對。據董云嵐老先生的考證，鄭州確實有一部分法桐是從南京運來的，因為南京的綠化底子好、樹苗成熟。但是，鄭州的種植規模、管理辦法、街道搭配，很多經驗反過來影響了南京，兩座城市的園林局互相學習了幾十年。

到了2007年，法國梧桐正式被選為鄭州的"市樹"。而它的老哥"月季花"，早在1983年就當上了鄭州的"市花"。

從沙城到綠城，從荒蕪到繁茂，一座城市的氣質，就這么被一位市長和無數普通人，用幾十年的時間一寸一寸種了出來。

時間來到1968年1月。

那一年，一場席卷全國的運動到了最激烈的時候。王均智被從市長的位子上拽了下來，取而代之的是"鄭州市革命委員會"。他離開辦公室的那一天，據說沒跟誰道別，只是繞著人民公園走了一圈，那是他1952年參與規劃的第一座公園。

那一年他多大？不到五十歲。

再后來的事，官方檔案里記錄得很簡略。他的名字，在很長一段時間里沒再出現在鄭州的公開報道里。

但他種下的東西，替他一直在活著。

金水路、花園路、人民路這些主干道，也都是一樣的情況。整個城市籠罩在綠色的海洋中，走到哪兒都是一片蔥蘢。

這樣的景象，就是王均智留給鄭州人的遺產。

進入21世紀以后，隨著城市改造，一批老梧桐面臨被砍伐或者移栽的命運。每一次有法桐要被砍，都會有鄭州市民自發跑到路邊守著，甚至發起聯名請愿，這背后是幾代人的情感寄托。

這就是王均智種下的東西，早已長在這座城市的骨頭里。

到2020年1月，鄭州被住建部命名為"國家生態園林城市"，成為長江以北地區唯一獲此殊榮的省會以上城市。這份榮譽背后，是從1951年那幾棵試種的法桐開始，幾代鄭州人用幾十年時間接力種出來的。

有意思的是，王均智當市長那會兒定下的城市骨架——經緯路網、山川命名、梧桐街景直到今天還是鄭州老城區的核心風貌。你現在打開高德地圖搜"經三路"，或者跟朋友約在"嵩山路口"，念出來的每一個字，都是六十多年前他和同事們熬夜敲定的。

一座城市的規劃，往往比一屆政府活得長。而一屆政府里，如果有人真把心思花在"我走了以后這座城會變成什么樣"上，那他留下的東西，就能穿越幾十年、上百年，一直陪著這座城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