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重磅 |《血跡、粉末與殘渣：刑事專家是如何解釋科學證據的？》[美]貝絲·A.貝琪 著

作 者 簡 介

貝絲·A.貝琪（Beth A. Bechky）

紐約大學西摩·米爾斯坦倫理學、公司治理與戰略講席教授。作為一名組織人類學研究者，她致力于探究職業實踐與新興技術在職場中的持續互動關系。

內 容 簡 介

本書是組織人類學家貝絲·A.貝琪教授的著作。本書以刑事專家為研究對象，深入實驗室與庭審現場，考察他們如何跨越科學世界、刑事司法與公共領域的邊界來解釋證據。第一部分記錄了他們在DNA分型、槍彈檢驗等領域的工作。堅守科學嚴謹性、將專業術語轉譯為法官與陪審員可理解的語言、回應公眾對法庭科學的期待這三重壓力，催生出了“預期文化”。第二部分研究了這種文化，即專家在分析證據時會主動預期外界質疑，將其內化到報告撰寫和檢測流程中。這種集體共識，體現了他們以中立立場轉述實驗發現，而不越界進行司法裁決的職業定位。第三部分剖析刑事專家遭遇的結構性困境。庭審對抗迫使專家作出“匹配與否”的論斷并闡明科學原理。當DNA技術因其客觀性優勢而取得更充足的資源后，槍彈痕跡比對、毒物檢測等依賴主觀經驗的領域陷入了認同危機。模仿DNA技術的“客觀性”并非出路，在數據與技術占據優勢地位的背景下，刑事專家的語境化解讀能力與多元技術協同才是厘清證據意義、維系專業權威的關鍵。本書是一部關于法庭科學的民族志杰作，其超越法庭科學領域的深刻洞察力，也為所有面臨技術沖擊的專業領域提供了鏡鑒。

目 錄

點擊可放大查看

序 言

蒂娜（Tina）曾是一位DNA分析專家，后來成為一名兇殺案刑警。當她在一個全州范圍的刑事專家會議上，向擁擠的聽眾做全體報告時，她講述了自己經手的第一樁懸案。她強調，對于此類案件的偵破，法庭科學證據是至關重要的：

那時我剛被提拔，去和兇殺案組的精英們共事。在第一個月，我就被分配到了一件懸疑案。那是一起性侵案件。當時我已加入警隊，不再穿白色的實驗工作服，而是穿藍色制服。今天我想說的是，對于警探而言，從你們這些“實驗鼠”那里得到的信息是多么重要！“不要有所隱瞞——快給我們！”

蒂娜邊在屏幕上展示一張臉部的雙側照片，邊解釋本案的背景：

這場不法活動的主角是“巨雷”（Big Thunder）。據兩位應召女郎所說，當時的情況是，她們正步行去提供有償性服務，突然這個家伙從樹后跳了出來。兩個女孩先遇到了一號嫌疑人，同意發生性關系；然后二號嫌疑人，也就是“巨雷”，從樹后跳了出來。他們對兩個女孩有輕微的毆打行為，從她們身上搜到了錢，然后把她們帶到旅館房間并強奸了她們。在去旅館的路上，他們在拖車停車場接到了第三名施暴者。兩位受害人遭到多次強奸、毆打。三名嫌疑人拿走了她們的身份證和手機。她們以為自己快要死了。

警察在調查本案的過程中，追蹤了從兩位女性的手機撥出的電話，并且詢問了一位拖車司機。這位司機指認了前兩名嫌疑人。偵查人員對這兩名嫌疑人很熟悉，他們曾因之前的一次襲擊行為和酒后擾亂社會治安的行為被逮捕過。偵查人員找到了他們，并采集了他們的DNA樣本，以便與兩位受害女性提供的強奸證據比對。

蒂娜在她的報告中，展示了一張由罪證實驗室制作的DNA圖譜表，然后引領聽眾逐行瀏覽鑒定結果：

對被害人提供的證據的初步調查結果顯示，在陰道拭子和避孕套上有精液，在頸部拭子上有（唾液里的）淀粉酶。我們已經掌握了大量信息，其中包括幾個拭子上的DNA混合物。陰道拭子上的圖譜與二號嫌疑人“巨雷”完全吻合；其中一份DNA混合物與一號嫌疑人部分吻合。我們還從某些拭子和一個避孕套上得到了一些未能比對的圖譜。

盡管警方無法確定三號嫌疑人的身份，地區檢察官仍決定繼續起訴已在押的兩名嫌犯——在此類情況下，這是很典型的做法。但本案不太尋常的是在一年后的初審階段發生的事情。當其中一位被害人向地區檢察官講述他們在拖車停車場接到的第三名嫌疑人時，她認為，這個人看起來可能是二號嫌疑人“巨雷”的弟弟。地區檢察官聽到這一點后，決定去調查第三名加害者是否有可能與“巨雷”有關系——第三名加害者正是從避孕套和某些拭子上得到的DNA的未知來源。

鑒于蒂娜曾是DNA分析專家，警長讓蒂娜用她的法庭科學專業知識去調查這件舊案的詳情。蒂娜從DNA著手做起。她是這樣講述的：

我研究了這些DNA報告，并做了一份家族DNA評估。我將“巨雷”的DNA圖譜和那份來源未知的DNA圖譜進行了比較，結果看起來極具家族性：它們的六個基因座相匹配，并且其余的基因座有共享等位基因。另外，檔案里的筆錄有被害人關于第三名加害者的描述；我們的資料庫里有一份報告，顯示三名嫌犯都喝醉了，行為魯莽，還互相打了起來。

蒂娜所做的家族DNA評估，對于證實關于第三名嫌疑人的猜測至關重要。而且這也為蒂娜提供了證據，以便繼續追查他。她說：

我做了些外勤工作，找到了他的駕駛執照，并在海軍陸戰部隊追蹤到他的下落——他哥哥被逮捕之后，他就加入了海軍陸戰隊。我向法官展示了本案中的“高度相似性”證據，然后法官簽署了逮捕令。

我從他身上取得了DNA樣本，把他的DNA拭子交給實驗室；被害人也從供辨認的照片里將他指認了出來。然后，我從實驗室拿到了確認報告。在法庭上，他被要求回答問題。

蒂娜的工作使司法系統得以將三名嫌犯全部定罪。此外，她利用自己的法庭科學知識偵破棘手案件且找到危險嫌疑人的成功經歷，促使她將家族DNA分析作為解決自己負責的懸案的常規做法。

在犯罪現場收集的法庭科學證據，例如DNA、指紋、子彈等，是偵查人員尋找嫌疑人的關鍵工具。像蒂娜所講述的這種故事，是很常見的。在一個登上媒體頭條的案件中，即2018年針對一些美國政界人士和一些唐納德·特朗普的著名批評者的（未遂）爆炸包裹事件，在一個包裹上發現的一枚指紋，以及在另外兩個包裹內的裝置上發現的DNA樣本，為執法人員快速鎖定和逮捕嫌疑人提供了所需的線索。不像上述案件那么引人注目的是，在過去的幾年中，得益于曼哈頓地區檢察官發起的一項資助倡議，數千個積案中的強奸證據被重新做了分析。迄今為止有64起案件據此得出了有罪判決。法庭科學證據助推了偵查活動，將嫌疑人和罪行聯系起來，而且為那些被錯誤監禁的人平反。

罪證實驗室里的工作對于實現刑事司法正義至關重要。因此，這項工作利害攸關，不容忽視。一些關于是否剝奪生命的問題，取決于根據法庭科學證據而提出的主張。然而，這些證據和分析證據的人，并不總是對的。實驗室出現差錯和存在瀆職的事件確實發生過，其影響波及整個刑事司法系統。法庭科學證據出現的問題，可能侵蝕司法公正，浪費納稅人的錢，并且破壞公眾的信任。

想想安妮·杜可汗（Annie Dookhan）的工作丑聞吧。她是馬薩諸塞州一家州立毒品實驗室的化學分析師。2013年，針對多項關于她在處理毒品證據的工作中篡改證據和妨礙司法公正的罪名，杜可汗做了有罪答辯。她承認“捏造實驗數據”，在實際上沒有進行任何測試的情況下鑒定毒品。杜可汗還用已知的毒品污染證據樣本，在測試前混同案件證據，并且偽造其他刑事專家和技術人員的簽名。

杜可汗的非法行為不僅損害了實驗室的聲譽，也造成了嚴重的影響。由于檢控方、辯護方和陪審團都依賴法庭科學的工作成果，所以她的罪行讓整個馬薩諸塞州司法系統都震動了。她在實驗室任職期間，處理過數千起毒品案件。她的罪行被確定后，幾乎是馬上，就由一個特別法庭著手審理根據她經手的證據提出的定罪質疑的案件。馬薩諸塞州最高法院裁定，應重審數千起案件。根據一位辯護律師的說法，許多人因為證據被污染而被監禁多年，那些“應該被長期監禁的人卻正在外面散步”。最終，該州超過兩萬起毒品案件的有罪判決被撤銷。

在分析或解釋證據時出錯，也會導致錯誤監禁和個體傷害。一個著名的例子是，由于指紋鑒定環節出錯，布蘭登·梅菲爾德（Brandon Mayfield）被認為與2004年馬德里通勤列車爆炸案有關，而在俄勒岡州被監禁。2006年，美國政府就梅菲爾德所遭受的肉體痛苦和精神創傷向他正式道歉，并支付了200萬美元賠償金。DNA鑒定也會出錯。阿曼達·諾克斯（Amanda Knox）因被指控參與謀殺舍友而在意大利被監禁，但四年后平反獲釋。這是一個DNA鑒定出錯的例子。為她的辯護團隊工作的遺傳學專家說，在用作定罪證據的刀子上發現的DNA數量“非常少”，可能是在無辜的情況下留在那里的。這些案件中的每一個都表明，法庭科學證據不是黑白分明的東西，而是復雜的科學知識的產物——這些科學知識被卷入了高風險的法律紛爭之中。

我們在新聞中看到的案件，表明了法庭科學工作的重要性：因為這項工作將嫌疑人和犯罪聯系起來，所以它執掌生殺大權，這就使得其準確性和專業性極為重要。然而，媒體講述的故事在很大程度上掩蓋了法庭科學家們所做的工作的真實性質。諸如決斷的偵探、幕后的英雄等此類媒體形象，盡管非常吸引人，但沒有反映出罪證實驗室里實際發生的事情。

法庭科學家的工作比媒體曝光的形象，一方面更加平實，另一方面也更加嚴苛。對法庭科學證據的分析是高度技術性的，需要在實驗臺上付出艱苦的努力。與此同時，法庭科學家是在法院和執法機構組成的系統之內，根據偵查人員和檢察官的要求對證據進行評估。法庭科學是為司法服務的，這就意味著它會因為科學和法律之間的關系而變得復雜。這項科學工作與這個系統中的其他部分交織在一起；如果不考察它們的相互關系，就無法真正地思考法庭科學。在這本書中，我將描述它們之間存在著什么樣的關系，這些關系如何導致了法庭科學家工作中的緊張局面，以及它們對整體的刑事司法產生了何種影響。

內容來源：第三編輯部

設計排版：信息中心

校對審核：第三編輯部

審批簽發：社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