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五”規劃綱要對文化建設作出系統部署,明確提出“推進文化和科技融合,推動文化建設數智化賦能、信息化轉型”“以文化賦能經濟社會發展”。這些部署把文化繁榮發展同數智技術的廣泛應用和社會治理現代化緊密聯系起來,內在地揭示出一條由產業到文化、再到社會治理的賦能鏈條。
數智科技對文化的賦能,正沿著產業與治理兩條脈絡持續深化。隨著數智技術深度融入文化的生產、傳播與消費,文化逐步從經濟增長的新動能成長為社會治理的深層支撐。這一從“產業”到“治理”的躍升,是數智時代文化發展的鮮明趨勢。準確把握這一趨勢,堅持以人民為中心、推動技術向善,對于在數智時代繁榮文化事業、完善社會治理體系,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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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中經視覺
數智重塑文化產業模式
文化產業持續較快發展,已成為國民經濟中富有活力的增長點。“十四五”以來,2024年全國文化產業營業收入較2020年增長37.7%,保持了快于經濟整體的增長態勢。2024年,文化及相關產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比重達到4.61%,正加快邁向國民經濟支柱性產業,有望在“十五五”時期實現新的跨越。這一發展態勢,日益由數智科技驅動。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25年全國規模以上文化及相關產業企業實現營業收入15.21萬億元,比上年增長7.4%,其中,文化新業態特征較為明顯的16個行業小類實現營業收入6.83萬億元,比上年增長14.3%,快于全部規模以上文化企業6.9個百分點。文化新業態營收增速持續高于行業整體水平,表明我國文化產業的增長動力正從規模擴張轉向創新驅動、從要素投入轉向數智技術賦能。數智科技正從生產、傳播、消費各環節深刻改變著文化產業的運行方式,催生新業態、激發新動能,推動文化的經濟價值充分釋放。
在生產端,數智技術推動文化創作從工業化復制走向智能化創造。人工智能、虛擬制片、擴展現實等前沿技術深度融入內容生產,顯著降低了創作門檻、重塑了生產流程、縮短了制作周期。更深層次的變化在于,數智技術不斷催生跨界融合的文藝新形態,模糊了傳統藝術門類的邊界,拓展出廣闊的創新空間,文化生產由此邁向更高效率、更富創造力的新階段。
在傳播端,數智技術推動文化傳播從單向輸出走向智能分發與全球表達。平臺與算法重構了文化產品的傳播中介,使內容能夠跨越時空、精準觸達受眾,傳播的廣度、速度和效率顯著提升,也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現代表達和全球傳播提供了有力載體。據行業銷量榜單測算,國產游戲《黑神話:悟空》2024年全球銷售額達90億元,其成功不僅在于技術運用,更在于把中華文化符號與頂尖數字技術相結合,實現了中國故事的全球化表達。這表明,依托深厚文化底蘊、疊加數智科技、面向超大規模市場,我國正走出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文化發展路徑。
在消費端,數智技術推動文化消費從被動觀賞走向沉浸式共創。沉浸式體驗、虛實融合、用戶參與等新形態重塑了文化消費方式,使受眾由旁觀者轉變為參與者乃至共創者,文化消費的精神文化屬性日益凸顯。消費方式的變革,還通過需求側牽引反向推動供給側改革,形成供需良性互動、彼此促進的格局,文旅消費的擴容提質正是這種互動的直接成果。
總體而言,數智科技對文化產業的重塑,本質上是文化生產力一次質的躍升。它既體現為生產效率的提升和業態模式的升級,更體現為文化創造能力和價值實現方式的深刻變革,使文化資源加速轉化為現實的經濟動能。尤為重要的是,在這一過程中,文化的存在形態和功能屬性也在發生深刻變化。借助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文化日益呈現出可計算、可連接、可觸達的特征,由相對單純的精神產品成長為兼具經濟價值、信息價值和社會價值的復合載體,并以更大的廣度和深度嵌入社會運行的各個環節。正是這一屬性變化,使文化在做大經濟規模的同時,具備了參與社會治理的內在可能,也帶來一系列新的治理課題。文化產業模式之變,必然引發文化治理邏輯之變。
數智重構文化治理邏輯
文化產業模式的深刻變革,必然推動文化治理的相應調整。在數智條件下,文化治理的對象、工具與邏輯都在發生深刻重構,文化治理現代化由此成為一項緊迫課題。
治理對象在拓展。治理的客體正從相對有限的實體文化形態,擴展為海量、即時、跨界的數字文化新業態和生成式內容,治理的覆蓋面和復雜度顯著上升。新業態在帶來繁榮的同時,也對治理的及時性、專業性和適應性提出更高要求,傳統治理方式需要相應調整和完善。
治理工具在升級。數據、算法、平臺正成為文化治理的新型手段。國家文化數字化戰略深入實施,國家文化大數據體系加快建設,為文化治理提供了堅實的數據底座。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技術的運用,不斷提升文化市場監測、內容治理、版權保護的精準性與時效性,推動文化治理從經驗判斷走向數據驅動、從被動應對走向主動預見。治理工具的現代化,既提高了治理效率和水平,也為多元主體參與文化治理開辟了新的空間。
治理邏輯在深化。數智技術在釋放文化生產力的同時,也帶來需要認真應對的新課題。算法分發在提升傳播效率的同時,容易形成“信息繭房”,對主流價值的有效引導提出新要求。生成式技術的普及使內容生產更加便捷,也對內容真實性管理和版權保護提出新課題。技術的全球性與文化的主體性之間存在一定張力,維護文化安全的任務更加重要。城鄉、群體之間的數字鴻溝,也使文化資源的均衡可及成為治理必須關注的方面。面對這些課題,我國堅持包容審慎、分類分級,加快形成動態敏捷、多元協同的治理格局。從《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務管理暫行辦法》的施行到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內容標識制度的建立,再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網絡安全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數據安全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信息保護法》等法律法規的不斷完善,文化領域的數智治理體系日益健全,為新業態在規范中健康發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由此可見,數智時代文化治理的深層課題是處理好技術理性與價值理性的關系。數智技術具有強大的工具屬性,能極大提升效率,但技術本身并不會自動指向正確的價值方向。文化領域尤其如此。文化關乎培根鑄魂、關乎精神家園,一旦任由流量和算法主導,就可能消解價值、模糊導向。文化領域的數智化,歸根結底要服務于人的全面發展和精神世界的豐盈,而不能簡單地以流量和效率為評判標準。這就要求我們始終堅持正確方向,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推動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相統一,讓價值理性引領工具理性。值得強調的是,我國推進文化數智化,始終堅持黨的領導、堅持以人民為中心,把數智技術的發展應用納入社會主義文化建設和國家治理的軌道,推動技術邏輯與價值邏輯、發展活力與治理效能相統一。這有效防范了技術應用中資本無序擴張、價值導向偏移等風險,彰顯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的顯著優勢。從更宏觀的視角看,文化治理的現代化,既是文化建設的內在要求,也是社會治理現代化的重要內容和先導,為整個社會治理體系的完善探索著方向、積蓄著經驗與動能。
數智文化完善社會治理體系
文化產業模式與文化治理邏輯的數智化變革,最終指向社會治理體系的完善。文化兼具經濟屬性和價值屬性,是連接經濟建設與社會治理的天然紐帶。相比于剛性的制度約束,文化以潤物無聲的方式作用于人心,能夠增進認同、化解矛盾、凝聚共識。數智賦能使文化的這一社會功能得以放大和精準釋放,拓展了文化服務社會治理的實現路徑。具體而言,文化在價值層面凝聚社會共識,在資源層面提供治理支撐,在參與層面激發社會活力,成為提升社會治理效能的深層力量。沿著這一思路,需要從以下幾個方面協同發力。
第一,強化價值引領,以優質數字文化內容凝聚社會共識。良好的社會治理,離不開共同價值的滋養和支撐。要堅持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引領,發揮主流媒體和優質數字文化產品的作用,運用數智技術提升正面內容的傳播力、引導力、影響力、公信力,成風化人、凝心聚力。要順應數智時代信息傳播規律,創新表達方式和傳播手段,推動主流價值融入群眾日常生活,以高質量的文化供給增進社會認同、培育良好風尚,夯實社會治理的價值基礎。
第二,夯實數據底座,讓文化數據成為社會治理的公共資源。要深入實施國家文化數字化戰略,統籌推進國家文化大數據體系、全國智慧圖書館體系、公共文化云建設,統一數據標準與服務接口,使豐富的文化資源轉化為可共享、可調用的公共服務能力,為基層治理和公共服務的精準供給提供支撐。要在依法保障數據安全和個人信息的前提下,推動文化數據有序共享、互聯互通,讓數據要素在文化建設與社會治理的結合中釋放更大效能。
第三,推動服務下沉,以文化惠民縮小數字鴻溝。要實施以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為核心的文化惠民工程,推動優質文化資源直達基層、跨越城鄉,提升公共文化服務的可及性與精準性。基層是社會治理的重心所在,把優質文化資源和服務送到群眾身邊,讓數智技術發展成果惠及更廣泛人群,既能厚植社會治理的人文基礎與民生溫度,也能增進基層社會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在推動共同富裕的過程中,文化的浸潤作用不可替代。
第四,健全規則護欄,護航數字社會安全有序。技術應用越是深入,越需要健全規則的引導和保障。要用好包容審慎、分類分級的治理原則,持續完善人工智能、算法、數據等領域的治理規則,加強算法的價值導向和生成式內容的規范管理,統籌好發展和安全的關系。當前,“人工智能+治理能力”探索不斷深入,數智技術在政務服務、城市運行、應急管理等領域應用日益廣泛,在提升治理智能化水平的同時,更需要以完善的規則和有效的監管保障其行穩致遠,防止偏離服務人民的軌道。
第五,促進共建共治,構建多元協同的治理格局。要正確處理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的關系,充分調動政府、市場、社會等多元主體的積極性,推動制度供給、市場活力與社會參與的良性互動。在這一格局中,數智技術提供高效的協同手段,文化資源提供深厚的價值認同,二者結合,既暢通群眾參與渠道、激發社會活力,又凝聚廣泛共識,使社會治理既充滿活力又規范有序。
從重塑文化產業模式,到重構文化治理邏輯,再到完善社會治理體系,數智科技正在書寫一條由經濟到文化、由文化到治理內在貫通的變革鏈條。這條鏈條表明,在數智時代,文化不再只是經濟發展的增長點,更成為聯結經濟建設、文化建設和社會建設的重要紐帶,成為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深層力量。數智為文化賦能,文化為治理鑄魂。把握好這一趨勢,必須始終堅持黨的領導和以人民為中心,推動技術向善,讓數智時代的文化建設與社會治理相互成就、彼此支撐,推動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促進人的全面發展。這既是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題中應有之義,也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內容。“十五五”時期,沿著這一方向堅持不懈、久久為功,必將為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注入持久而深厚的動力。
(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金融系副教授 徐江旻;本文第二作者為北京師范大學哲學學院 孫千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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