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兵的回憶：日軍有十大酷刑，其中有一種最為殘忍

日軍十大酷刑不是電視劇橋段，它們是關東軍司令部蓋章印發的正式教材。有一份《俘虜審訊要領》白紙黑字寫著："方法簡便、沒有殘忍感、痛苦持續性強、不留傷害的痕跡"。

而在這十種被寫進教科書的酷刑里，有一種，讓一個前半生親手動刑的日本憲兵，后半生懺悔了42年都睡不著。

要看懂"十大酷刑"的分量，得先弄清楚一件事，它們不是某個變態軍人的個人行為，是日本國家層面的正式訓練內容。

后面還跟著一句更精細的話："拷問要持續給肉體以痛苦……拷問實施的手段要考慮方法簡便，沒有殘忍感，痛苦的持續性強，不留傷害的痕跡。"

就是要讓人痛，但要痛得看起來"體面"；要讓人殘，但要殘得"看不見傷"。

同一時期，日本憲兵訓練大綱里也明確列出了刑訊方法，研究關東軍憲兵司令部檔案的學者梳理出來的名單是這樣的：

鞭打、灌水、火燒、水燙、電休克、膝關節脫臼、懸梁、跪利刃、切除手指甲和腳趾甲、折斷手指和腳趾。

整整十種，這就是后來在民間被反復提起的"日軍十大酷刑"。

這十種以外，各地憲兵還"自主研發"了自己的一套，盟軍戰后在東南亞繳獲的《日軍審訊守則》第二節，寫得更直白："通常應使用的手段有……一切能使肉體痛苦的方法"。

"一切能使肉體痛苦的方法"——一句"一切"，就把所有底線抹掉了。

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起，到1945年日本戰敗，整整14年，這套酷刑體系在東北、華北、華東各地憲兵隊的"審訊室"里，一天都沒有停過。

學者根據關東軍憲兵司令部留存的檔案統計，僅東北一地14年間，被憲兵隊"審訊"過的中國人以萬計，其中女性受害者的檔案里，90%涉及性刑。

而講這段歷史最完整、最坦白的一個人，是一個前半生親手動過刑的日本老憲兵——三尾豐。

三尾豐早年參軍進入憲兵隊，二十幾歲被派到中國東北，一步一步爬到關東軍大連黑石礁憲兵隊警務班長的位置。他后來在懺悔錄里反復講的是一件事——從穿上憲兵那身黑制服起，他就把自己所有的判斷力，交給了"軍令"。

1945年8月，蘇軍進軍東北，三尾豐在大連被俘。先被關到西伯利亞戰俘營，一關就是5年。

1950年7月，蘇聯把包括他在內的969名日本戰犯，一次性移交給了新中國政府，這批人被送到遼寧撫順戰犯管理所。

而在那所管理所里，三尾豐第一次開始交代自己動過的手。

在撫順戰犯管理所，三尾豐和其他戰犯的坦白材料匯總起來，日本憲兵隊用過的酷刑加起來遠遠不止十種。但按照最集中、最"制度化"的劃分，正好可以歸為十類。

第一種：鞭打。用鋼絲鞭或皮鞭，對身體最敏感的部位反復抽打。這是每一個憲兵隊"審訊室"的開場，用來打掉受審人的意志。

第二種：灌水。分兩種，冷水灌鼻，讓腹部脹得像鼓，再用腳踩踏逼出體外；熱水直灌，造成內臟永久損傷。

第三種：老虎凳。把人的雙腿死死綁在木凳上，腳跟墊木楔子一層層往上加。楔子越加越高，膝關節韌帶一層層撕裂，直到脫臼。

第四種：電刑。電線接在人體最敏感的部位，電流強度可調，從輕微抽搐到全身痙攣，可以持續一整晚。

第五種：烙鐵燙身。燒紅的鐵塊直接按壓在皮膚上，隨即在傷口撒鹽，加劇疼痛、防止意識昏迷。

第六種：拔指甲、拔牙。用竹簽、鉗子，一根一根拔手指甲和腳趾甲，再夾碎手指骨。

第七種：懸吊。把人反手吊起來，肩關節直接脫位，有些審訊室在受審人腳下堆一堆炭火，讓人半懸在火焰上。

第八種：跪利刃、跪磚頭。雙膝跪在打磨過的刀刃或者尖磚上，人身重量壓下去，幾分鐘就能割穿膝蓋。

第九種："留崗"。關東憲兵隊專門有一間小屋，熬不過審訊的人被塞進去，幾個小時后打開門，人就沒了。

第十種：也是三尾豐最痛悔的一種，轉送731部隊。

前面九種聽起來已經夠狠了，你以為最狠的是拔指甲、老虎凳，還是烙鐵？

都不是。

在三尾豐的懺悔里，最殘忍的一種，是這九種都用過一遍之后，憲兵隊榨不出更多情報，會做一個決定，把這個人轉送到731部隊。

轉送731，意味著什么？

意味著這個人從被"審訊"的對象，變成了一個"活的實驗材料"。他會被繼續做凍傷實驗、細菌實驗、活體解剖實驗、毒氣實驗、缺氧實驗……

意味著他在人間的最后一段時間，不是被審訊，是被當作動物做完各種測試后，最后被解剖。

意味著他連一具完整的尸體都留不下，他家里人會以為他"失蹤"，永遠不知道他是怎么死的。

三尾豐當憲兵這幾年，親手抓捕、親手審訊、親手簽字送往731部隊的中國人里，有一位叫——王耀軒。

普通中國百姓，被日軍懷疑與東北抗聯有聯系。三尾豐親自參與審訊、拷打，最后簽字送去了731，人再也沒回來。

三尾豐在管理所寫第一版坦白材料的時候，只寫"我參與過審訊，人被送走了"。他不敢寫王耀軒的名字，因為一旦寫下來，就意味著他必須面對這個人是怎么死的。

這個名字，他壓了整整40年。

1956年8月，撫順戰犯管理所對被關押的日本戰犯做出決定免于起訴，全部遣返回國。這是當年周恩來定下的政策——"恨其罪，不恨其人；懲其罪，救其人。"

三尾豐作為第三批獲釋戰犯，從天津塘沽港上了一艘叫"興安丸"的日本船，回到日本。

回國的時候，他已經是中年。

在管理所待了6年，他不再是當年那個動過刑的憲兵。可他一回到日本就發現，認罪這件事，在日本社會里，是一件極其危險的事。

1950年代的日本，主流輿論對侵華戰爭的定性還是"進入中國"，是"為亞洲解放而戰"。三尾豐這些從撫順回來的戰犯，被右翼勢力稱為"被共產黨洗腦的叛國者"。

有的戰友回國后不到半年就自殺了，有的選擇徹底沉默，裝作什么都沒發生過。

三尾豐選了第三條路，加入"中國歸還者聯絡會"，簡稱"中歸聯"，并擔任東京支部長。

這個組織的所有成員，都是從撫順、太原戰犯管理所獲釋回國的日本人，他們的宗旨很簡單：把當年在中國犯下的罪，一件一件講出來。

從1956年到1998年，42年，三尾豐一場一場跑演講。去大學、去中學、去市民會館，講當年怎么用皮鞭抽人、怎么灌水、怎么把人送去731。

但他沒有講過王耀軒的名字。

真正讓他能把這個名字講出來的，是上世紀90年代。

那年，三尾豐在中國方面幫助下，得知王耀軒的兒子還健在，就在東北。

他鼓起勇氣，寫了一封信過去，對方回信，同意見面。三尾豐專程飛回中國，見到王耀軒的兒子，向他深深鞠躬謝罪。

這一次相見，壓在他心里40年的東西，才開始一點點松動。

從那年起，三尾豐把王耀軒的名字寫進了每一次公開演講，他還配合東京地方法院中國人戰爭受害者訴訟律師團，為中國受害者對日索賠案上庭作證，一個當年的加害人，走進日本法庭，為受害者家屬指認罪行。

1987年，三尾豐做了胃癌手術，術后他繼續寫、繼續講。

1998年7月，三尾豐因舊病復發去世。

他晚年反復強調的，是這樣一層意思：真正的罪不是他動了多少手，而是他曾經以為自己只是在"執行命令"。

這句話，其實說透了"十大酷刑"最深的一層——

真正把這十條酷刑推向可怕的，不是任何一個憲兵的"發明"，而是關東軍司令部蓋章印發的那份《俘虜審訊要領》。是一整個國家把犯罪寫成了"操作手冊"，把良心從每一個執行者身上剝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