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VC合伙人，成了競對的諜子

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 野生編輯部 ，作者：野生編輯部

2022年3月，兩個斯坦福大學生見了一位VC合伙人。

Teddy Solomon和Ashton Cofer，斯坦福同學。疫情期間他們在校園里做了一個匿名社交app叫Fizz，主打大學生圈子里的自由聊天和八卦。到2022年初，已經跑出了不錯的數據，覆蓋了幾十個校園，發帖量蹭蹭漲。

Jerry Lu，Maveron的合伙人。Maveron是一家專注消費賽道的VC，portfolio里有Allbirds、eBay。

Lu本人是UC Berkeley本碩、Wharton MBA，前Google和YouTube的數據科學家，履歷極其漂亮。他約Fizz的兩位創始人見面，說要考察投資機會。

兩個年輕人毫無保留。講了商業戰略、增長計劃、校園啟動策略、用戶數據、校園大使項目、融資進展、產品路線圖，總之是所有創始人融資時都會講的東西。

幾天后，Lu把這次見面的筆記發給了Flower Ave，Fizz最大的競爭對手Sidechat的母公司。

這個故事是最近才被捅出來的。7月10日，TechCrunch報道，Fizz在打了三年的訴訟中，通過證據開示程序發現了Lu的關鍵角色。

短信截圖、文檔傳輸記錄、投資人簡報的流轉路徑——全部指向一個結論：這位VC合伙人在以考察投資為名，獲取了Fizz的核心數據后，轉手就送給了對手。

2023年10月，Lu正式參與了Sidechat的第二輪種子輪投資。而Fizz早就在2023年初起訴了Sidechat不正當競爭，破壞校園上線、散布黑客謠言、向Instagram發送虛假舉報、付費讓學生刪除Fizz應用等。

但當時他們不知道，自己最核心的商業機密，是被一個見過面的「潛在投資人」泄露的。

Lu和Maveron至今未回應。Sidechat現任CEO的回應是：「這些是指控，不是法院認定。我們2025年才收購這家公司，訴訟是繼承來的，當前運營團隊沒人參與。」

不只在美國

先交代一下這兩家公司的規模和現狀。Fizz從2021年斯坦福起步，到2023年拿了Owl Ventures和NEA領投的2500萬美元B輪，覆蓋了700多所大學。斯坦福滲透率超過95%，半數學生每天用。

2023年開始廣告變現，去年底擴展到「Global Fizz」，不再局限于校園，面向全美Z世代。公司現在15到50人，還在招銷售。

Sidechat被Flower Ave收購后，2023年又吞了Yik Yak。2025年換了新團隊接手，現任CEO是Yik Yak的Kyle Venn。

UNC系統以「助長惡意言論」為由，把Fizz和Sidechat一起禁了。兩家app的本質一樣：匿名校園論壇，學生隨便發帖八卦，甚至可以貼出別人姓名慫恿群友評說。

換句話說，Fizz沒有被這場泄密搞死。它還活著，在擴張，在招人。但「沒死」和「沒受影響」是兩回事。

一個競爭對手提前知道了你的校園擴張策略、用戶數據、融資計劃——這些信息可以幫對手省掉無數試錯成本，精準地在你要去的每一個校園搶先布局。損害無法量化，不等于沒有。

這種「以盡調為名獲取情報」的操作，在國內不是沒發生過。只是很少被捅到法庭上——大多數創業者沒有Fizz這種打三年官司的資源。

2023年9月，啟明創投被爆「Orillusion竊聽事件」。AI+3D渲染引擎公司Orillusion創始人白景文在做線上盡調時，發現一個昵稱寫著啟明合伙人的人上線了，但頭像照片是啟明另一家已投企業的創始人——這家已投企業恰恰是Orillusion的競爭對手。

事件曝光后，啟明創投迅速做出處理，認定這是「盡調違規事件」，對涉事三人分別處以停止投資活動、降職、降薪等處理。最終的調查結論是：「項目團隊沒有協助已投企業獲得商業機密的動機和行動」。

有沒有動機，只有當事人自己知道。啟明在盡調過程中對被考察方不誠實——這是Fizz案在國內最近的鏡像。但與Fizz案不一樣的是，啟明沒有沉默和辯解，而是迅速跟進調查進而做出處理。

還有一樁更有名的“公案”。2024年12月，金沙江創投主管合伙人朱嘯虎公開指控前同事張予彤。朱總稱張在投資月之暗面的過程中，隱瞞了自己的重大利益沖突。

大概意思是，一個VC合伙人在投資一家公司的時候，自己悄悄拿了比基金還大的份額，這是違背了與LP之間的信托責任。最后這事沒頭沒尾，應該是悄摸的消化了。

三個切面啟明案是投資人在盡調中對被考察的公司不誠實。張予彤案是投資人對自己的基金不誠實。Fizz案是投資人對見過的創業者不誠實。 三個案例看起來不同，但串在一起，揭開了VC行業信任危機的三個不同切面：外部競業、盡調偷取、內部利益失守。

明面上是保密協議。大多數融資過程中，創業者會要求投資人簽NDA。但實際操作中，NDA的保護力度有限。

尤其是早期項目，創始人很難跟每一個見過的VC都簽協議，更沒精力去事后追蹤信息流向。更深層的保障是「行業慣例」和「個人操守」，這兩個東西到底有多可靠，Fizz案給出了一個不太好的答案。

很多創業者在融資時有個很現實的顧慮：你跟VC聊得越深，對方越可能投你。但聊得越深，你暴露的信息就越多。VC不給term sheet，光問數據，最后投了你的競爭對手——這種事在圈子里不是新聞。只是一般沒人會告，成本太高，也很難舉證。

這就引出一個更尷尬的問題：VC拿不到核心東西，確實也投不了。大模型公司的token消耗數據、具身智能的落地場景驗證、芯片公司的供應鏈信息，這些不給你看，你怎么判斷？給你看了，你轉頭去投別人怎么辦？

其實這個困局一直存在，只是現在情況變了，市場太熱，盡調報告也只是走個過場罷了。

「秘密」變了

Fizz案的另一個維度，是「秘密」本身在變。

Fizz和Sidechat爭的是什么？是校園啟動策略、用戶增長數據、校園大使的招募方法。本質上，怎么做用戶增長、怎么做社區運營、怎么做校園地推，這些都是移動互聯網時代的「模式秘密」。

一套打法被人提前知曉，等于對手少踩你踩過的所有坑。這在2015到2020年的移動互聯網創業潮里，就是最值錢的東西。

但到了硬科技和AI時代，「秘密」的內容變了。

7月11日，Fizz案被報道的第二天，蘋果正式起訴OpenAI，指控其系統性竊取商業秘密，訴狀有一幕刺眼的細節。

OpenAI在招聘前蘋果員工時，要求候選人攜帶蘋果內部硬件組件、零部件甚至原型參加面試，進行所謂的「Show and Tell（展示講解）」。

前蘋果產品設計副總裁Tang Tan，在蘋果干了二十多年，2024年離職后加入OpenAI擔任首席硬件官。據蘋果統計，目前已有超過400名前蘋果員工在OpenAI任職。蘋果在訴狀中寫的原話是：OpenAI的硬件業務「核心已經腐爛」，建立在「搖晃的非法地基」上。

這跟Fizz案有結構性的不同。Fizz被泄露的是「模式」，蘋果被竊取的是「知識產權」和「人」。400名員工不是一個數字，每一個走的人帶走的不僅是一段工作經歷，還有對產品設計邏輯、供應鏈關系、制造工藝的深度理解。

這些東西沒辦法寫進保密協議里，因為它們長在人的腦子里。況且，國外也沒有國內這么喪心病狂的競業協議。這里插一句，

同樣的邏輯，在AI大模型時代更加突出。羅福莉的故事是一個完美的注腳。95后、北大碩士，2022年加入DeepSeek，參與研發MoE大模型DeepSeek-V2。2024年底，雷軍以千萬年薪把她挖到了小米。

半年后，羅福莉帶隊推出的小米MiMo-V2.5，在多項評測中超越了DeepSeek-V4。小米從無到有推出了與DeepSeek正面競爭的開源模型，關鍵節點就是這次人事變動。

一個保留

我不是說羅福莉帶走了DeepSeek的商業機密。她沒有。她帶去的是自己的頭腦，對MoE架構的理解、對訓練方法的直覺、對大模型研發流程的把控。這些東西不寫在任何文件上，但它們就是AI時代最核心的「秘密」。一個人換了公司，就把一個團隊的模型能力帶了過去。

所以Fizz案雖然發生在一個小眾的校園匿名社交賽道，但它觸及的問題比看起來大得多。移動互聯網時代，你泄密泄掉的是一套打法。AI時代，一個核心研究員走了，你泄掉的可能是一個團隊最深的護城河。

蘋果和OpenAI的官司、小米靠一個人翻盤的模型，這些都在說同一件事：當「知識產權」和「人」的綁定越來越緊，創業者跟VC之間、大廠與離職員工之間的信任問題，只會越來越尖銳。

但回看Fizz案，最讓人不舒服的其實不是泄密本身。是Lu在面對那兩個斯坦福年輕人的時候，表現得像一個值得信任的投資人。

行業的繁榮掩蓋了一個基本事實：VC拿核心數據做投資判斷，創業者拿核心數據換融資機會，NDA、排他協議、行業慣例，這些中間所有的保障，都建立在一個前提上，就是雙方默認對方不會背叛。

默認不會背叛的意思是，無論LP對GP，VC對創業者，這個行業真正的底層貨幣，并非美元或者人民幣，給錢只是個結果，核心其實是「信任」，建立它需要很多年，毀掉它只需要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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