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安值班突發心梗，此前社保空白多年：誰要為基層崗位風險買單？

界面新聞記者 | 蔡星卓
界面新聞編輯 | 劉海川

一場心梗讓保安李厚生（化名）徘徊生死之間，其長期缺失社會保險的困境也隨之暴露。2026年6月，李厚生在值班時突然暈厥，后被診斷為急性心肌梗死。事發時，他與保安公司存在勞動關系，但此前社保始終處于空白狀態，事發后才補繳成功。

在社保繳費基數下限與最低工資標準嚴重“倒掛”、勞務派遣行業低價競爭的背景下，李厚生的遭遇并非孤例，它折射出基層勞動者在“低成本用工”中的生存擠壓，同時也拋出了一個現實問題：當基層保安在崗位上倒下，缺失的保障該由誰來買單？

在崗時突發心梗

李厚生家人告訴界面新聞，其在北京市某區社區衛生服務管理中心任保安6年。2024年，北京一保安服務有限公司接管了該處的安保業務，李厚生與之簽訂了勞動合同。

據天眼查數據顯示，這家保安公司成立于2014年，多次成為官方采購項目的中標方，項目方有多家行政機關。

家人稱，2026年6月9日前后，李厚生稱被安排裝防汛沙袋，15公斤一個的沙袋，他裝了50個左右，隨即感到胸悶氣短。起初他以為是天氣炎熱所致。次日（6月10日），他“不舒服、頭暈、冒虛汗”，并讓同事代購藿香正氣水。

2天后（6月12日），李厚生值班時突然發病，同事叫來救護車將其送至醫院。醫生初步診斷其為胸悶、急性心肌梗死、高脂血癥和高血壓。門診病歷還提到，李厚生有高血壓病史。李厚生家人告訴界面新聞，其一直服用降壓藥，但此前從未體檢，“全家都不知道他有心臟問題。”李厚生家人回憶，李厚生被送至急診后不久便轉入重癥監護室。

社保長期缺失，事發后才補繳

7月2日，界面新聞就此事致電上述保安公司項目經理。他告訴界面新聞，公司與李厚生簽署的勞動合同為一年一簽。為獲取更多收入，他自稱連上白班和夜班。

界面新聞獲得的銀行流水顯示，其工資入賬形式并不固定，有時按照白班和夜班分開發放，有時合并發放。

此外，李厚生的社保也長期缺失。項目經理告訴界面新聞，公司此前確實未給其繳納社保，“（2026年）6月份給補上了。”他表示，由于李厚生的工資未達到社保繳費基數下限，因此以社保基數下限為基數繳納。他稱此前是李厚生主動要求不繳社保，“他有農村醫療，因為牽扯到費用，覺得沒必要。”不過，李厚生則向界面新聞否認公司曾與他協商此事，并稱其該項目可確認的還有2人未繳社保。

李厚生家人告訴界面新聞，這次緊急住院，家屬只能先通過其農村醫療保險進行掛靠，截至目前已自行墊付超10萬元的醫療費用。界面新聞獲得的參保記錄顯示，李厚生的職工基本醫療保險于2026年6月23日才首次參保，大額醫療費用補助也于同日一并繳費。

界面新聞以咨詢名義致電全國人力資源社會保障服務熱線，接線員表示，只要單位有營業執照且與員工建立勞動關系，就有義務繳納“五險”，與員工意愿無關。

項目經理告訴界面新聞，保安公司雖購買了商業意外險，但保險公司認定此情況屬于個人身體原因，無法歸為意外或工傷。在他看來，雖然事發時李厚生確實在上班狀態，但“主要還是個人原因，自身有疾病，又不吃藥。”當被問及勞動合同中關于員工在崗期間發生意外的責任劃分，項目經理表示：“根據國家和社保局的條款，該承擔的責任和賠償，我們都會承擔。”

界面新聞查閱相關法規發現，職工在工作時間和工作崗位，突發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時之內經搶救無效死亡的，才可“視同工傷”。不過根據相關規定，如果醫學鑒定認為李厚生是在工作崗位上連續長時間超負荷，或重體力工作導致的心梗，雙方有直接因果關系，那么可以認定為工傷。

家人稱，據醫生反饋，李厚生即便挺過這一關，后續也可能喪失勞動能力，這意味著其家庭不僅要面對后期護理費，還要解決社保補繳等現實問題。

社保缺失系行業“常態”，在崗突發疾病誰來買單？

界面新聞梳理發現，李厚生的遭遇并非孤例，類似的勞動糾紛早已屢見不鮮。2024年，阜新市中級人民法院一案例提到，保安老李簽署《放棄繳納社會保險承諾書》并每月領取200元補貼，離職后要求補繳社保。法院認定《承諾書》無效，保安公司須依法補繳并承擔由此產生的全部滯納金。

最高法于2025年發布的勞動爭議典型案例中曾提到有關保安朱某的案例，其與保安公司約定不繳社保改為發補助，法院認定該約定無效，朱某以此為由辭職，保安公司須支付解除勞動合同的經濟補償金。中國青年報曾于2026年1月報道，未簽勞動合同、沒有社保的56歲保安謝某某遭遇工傷后，歷經4年仲裁與訴訟，最終拿到了15萬元賠償。這些密集的司法判例與媒體報道，勾勒出保安行業普遍存在的保障“黑洞”。

類似事件由來已久，界面新聞梳理發現，早在2005年，媒體就披露了廣東省非公有制企業職工的參保率僅為一半左右的現狀。隨后有媒體刊文指出，在制度設計上，現行社會保險模式的缺陷有其歷史背景，早期制度實際上與大型勞動密集型企業相適應。

2026年7月，李厚生的病人卡片。其家人稱，醫院曾于7月5日下達病危通知書。（攝影：界面新聞/蔡星卓）

公共政策學者聶日明曾于2018年發文指出，放眼全球，我們的社保名義費率都處于較高水平，究其歷史根源，一是制度脫胎于國企的鐵飯碗，水平很難降低。二是當時養老收支失衡，以國企為繳費主體的制度需要支撐養老金的支出。

這種制度設計與現實承受力之間的落差，恰恰是李厚生等基層勞動者身處的困境。2025年7月至2026年6月，北京社保的繳費基數下限是7162元，意味著當勞動者月薪不足此基數，按照此基數繳納社保。此外，界面新聞搜索發現，北京市最低工資標準2025年調整為每月不低于2540元，二者差距懸殊。

社保繳費基數下限高于最低工資標準的矛盾由來已久，其不僅擠壓了勞動者的可支配收入，也拉高了企業的相對用工成本。廣東金融學院副教授陳世金、李佳在2026年發表的研究中指出，兩者的設定邏輯和政策目標完全不同：最低工資標準通常由地方政府根據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和居民生活成本設定，目的是保障勞動者基本權益；而社保繳費基數下限則依據上一年度城鎮單位就業人員平均工資設定，目標是維護社保基金的穩定和可持續性。由于兩者調整機制不同，社保下限的增速往往快于最低工資，導致“倒掛”現象逐漸加劇。特別是2024年全國普遍上調社保繳費基數，尤其是下限，這使得矛盾更加突出。

北京盈科（蘭州）律師事務所律師王重告訴界面新聞，根據他的從業經驗，不繳社保的情況在保安行業很常見。其背后原因是，勞務派遣行業的工資水平較低，社保產生的額外用工成本占人力支出的比例過大。這意味著，安保企業若正常為員工繳納社保，勢必因報價過高而在招投標中喪失市場競爭力。

王重說，這種生存擠壓催生了一系列“荒誕”現狀。比如有企業只聘用或主要聘用退休人員，以規避參保，或幾家關聯企業輪流與同一員工簽訂臨時用工協議以規避勞動關系。還有的企業為了減少員工提起勞動仲裁、起訴的可能，要求其簽署無效的放棄社保承諾，等等。

如果企業未依法繳納社保，一旦員工在崗發生意外，企業需要承擔哪些費用？王重向界面新聞表示，一旦勞動關系成立且被認定為工傷，若單位此前未辦理工傷保險，就需要按照工傷保險待遇標準全額向員工支付相關費用，包括醫療費用、住院伙食補助費、康復費用、傷殘輔助具費用、護理費、傷殘補助金、一次性工亡補助金等等。除此之外，企業還可能面臨行政追繳和滯納金、勞動仲裁經濟補償金、民事訴訟賠償等多重風險。

在王重看來，未繳納社保，而員工在崗突發疾病的情況下，員工權益很難得到保障。“從我個人的從業經驗來看，當發現客戶單位或合作方確實存在未繳納社保的情況時，會建議其為全部或至少中高工傷風險的勞動者購買商業意外險，并就發生事故時責任承擔、追償權等作出書面約定。另外，如果勞動者目前崗位存在工傷風險且單位未為其辦理工傷保險，建議自行購買商業保險，避免出事后無法及時獲得理賠而影響救治和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