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頂級名校畢業的女孩，是如何“廢”掉的？

作者 - 小在

監制 - 她姐

23歲那年，從同濟大學畢業的杰尼丸子，突然“廢”了。

在媽媽的想象中，畢業于頂尖985學校建筑學院的女兒，原本有望成為本市的規劃局局長；而現實是，杰尼丸子放棄了名校的碩士offer，到出版社做漫畫編輯，后來干脆退出職場，每天窩在家里畫畫。

在重視安穩的傳統山東家庭，沒有人能夠理解杰尼丸子近乎“自毀前程”的選擇。爸爸形容她為“健康的廢物”，媽媽覺得她的腦子壞掉了，甚至帶她做過頭部核磁檢查。

而在杰尼丸子看來，轉行、離職時遭遇的重重阻力，不過是在為從前的“高分人生”付出代價——

“成績好，一切都會豁然開朗”的說辭，并不適用于成年以后的世界。離開學生時代狹窄且單一的評價體系以后，她從通往成功的康莊大道上脫軌而出。“蓄勢待發的失敗人生”，徐徐展開。

一個頂著“別人家孩子”光環長大的95后女孩，要如何面對人生中無法回避的失敗時刻？

杰尼丸子決定創造和她本人高度相似的女孩“阿美”：頂著BOBO頭，眼睛有血絲，時常陷入內耗、感到不安；小時候，加過“周杰倫”的QQ；長大后，有著把“去考公”當作口頭禪的父母。

阿美散漫、社恐、喜歡幻想，總是被無盡的工作和理不清的家庭關系困擾。她看起來默默無聞、容易被拿捏，卻始終不愿被外界的規訓推著向前。

在杰尼丸子看來，在這個追求高效，不容有失的世界里，從工作到人生，成年人被強制要求通過的關卡越來越多。

所以她決定和阿美聯手，拒絕參加這個實時排名的游戲，并且用軟弱的四肢，爬出去，嚇這個世界一跳。

以下內容，根據杰尼丸子的自述以及《拒絕參加游戲》一書整理而成。

一個“別人家的孩子”，決定自毀前程

在從同濟大學畢業、突然決定轉行以前，我從未讓家人失望過。

生長于高考大省山東，我從小到大的每次考試，都排在上游。記憶里，我幾乎沒有“考得不好”的時候。

18歲那年，我迎來了人生中的巔峰時刻——由于高考考得很好，爸爸專門為我辦了升學宴，我頭一回見他那么開心。我遇到的每一個人都在說，這孩子出息了。

電視劇《小巷人家》

沒什么規劃的我，報志愿時填了城市規劃專業，它是同濟的王牌專業之一，我和父母一致認為，選擇了它，就選擇了“穩定”“體面”“好找工作”的未來。

所以，得知我要轉行時，我媽很絕望。對我的前程，她抱有很多美好的、關于“出人頭地”的幻想，而讀了五年建筑類專業的我，最后突然舍棄一切，跑去出版社當編輯，這太荒謬了。

然而，從我的角度來看，轉行的決定，早就有跡可循。

在光鮮的想象之外，我的大學生活，充滿了艱辛與疲憊。

大一那年的元旦，我的跨年方式，是留在寢室熬夜趕圖。

工科的學習內容，是需要用時間堆出來的。在高手如云的環境中，如果想要保持領先的排名，就要付出遠超常人的努力。為了學習，熬夜到凌晨三四點，已經成為常態。大家花越來越多時間來精益求精，把圖紙畫得更加精細，在我看來，那種細致程度，已經超出了必要的限度。

杰尼丸子畫的建筑畫

抱有相同想法的，不止我一個人。我有兩個同學，拼盡全力跨專業轉入我們學院，隨后才發現，心心念念的建筑學科，并不是想象中那般美好、充滿藝術感，拼命以后，還需要更加拼命。

在每周的設計課結束后，我們三個人經常湊在一起，邊吃冰淇淋邊聊天，思考為什么要選這個專業、“優秀”的標準是什么、卷的盡頭在哪里，然后開始倒計時，為期五年的本科生涯，還剩多久。

一開始，我還執著于保持優秀的成績，后來，我漸漸從這套越抬越高的評價標準中退卻了。我很清楚，自己不是一個能把全部時間投入學習的人。

上大學以前，大家面對的評價體系太過單一，我恰好比較擅長理解出題的邏輯和規律，所以能夠在那套規則中游刃有余，取得高分。到了大學，我能維持在不錯的水平就夠了。

在課業之外，我選修了從前很感興趣、但沒什么機會接觸的歷史、哲學和詩歌課程，還參加了禪學社團，偶爾到寺廟里住幾天。

一位選修課的老師勸我，要不就轉到中文系，那樣我或許會開心一些。這對當時的我來說，是不可能的。首先，父母肯定不會同意，我所在的學院、專業是全校最好的，誰會支持孩子轉到“更差”的專業去呢？另外，因為世俗層面的某種擔憂和虛榮心，即便我不想融入競爭的環境，卻也不想被認為是個逃跑的失敗者。

建筑系學生想轉行

就這樣，我帶著想離開的心情，在建筑學院熬過了五年。

畢業典禮那天，我遇到了比我小一屆的、同專業的學妹，她也穿著學士服。我有點困惑，后來才知道，她轉到了中文系，學制變成四年，所以和我同一年畢業。

學妹告訴我，我曾經無意中和她提到，有老師建議我轉專業，她因此受到啟發，轉到中文系，度過了幾年非常快樂的時光。看見一個比自己小的人，如此果斷地做了我不敢做的事，我十分震驚。大家苦苦追尋的“好專業”，她說不要就不要了，我沒想到真的有人能做到這件事。

而不久以后，一向老實、乖順的我，成了那個令人震驚的人。

再次脫軌

我在7月1日畢業。7月16日，我乘著高鐵到北京上班，中途甚至沒有回家一趟。

建筑系學生原本的發展方向，是繼續讀研、深造，到知名設計院工作，體面且高薪。而我與之背道而馳，在和建筑學毫不相干的出版社，找了一份漫畫編輯的工作。

我成為漫畫編輯，完全是出于偶然。

畢業以前，我經常到學校圖書館看書。有一回，我無意發現了法國漫畫家馬克-安托萬·馬修的圖像小說《方向》。書里一個字都沒有，只有一個沒有名字的人，在各種地方尋找箭頭，那些或顯眼或隱蔽的箭頭，會為他指引前進的方向。

翻到書的末尾，我腳下的箭頭消失了。沒有箭頭，我不知道該往哪里去。

漫畫《方向》

我非常震撼，感覺我的人生被這本書說透了：我生活的過程就像尋找箭頭的過程，總是按照別人告訴我的方向前進，在我不知道該做什么事的時候，我甚至會非常驚慌地去尋找箭頭。

現在回頭看，生活真是讓人感到困惑，到底有多少事情是可以被計劃的呢？學習如何規劃城市的我，甚至規劃不了自己的人生。

后來，我留意到，那些打動我的漫畫，封面上都寫著同一家出版社的名字。很巧的是，從前經常和我一起吃冰淇淋、期盼早點畢業的同學，告訴我他要轉行去當編輯。他的話點醒了我，是啊，誰說工科出身的人不能成為編輯呢？

我看見了自己心中的箭頭：我想要從事這樣一份工作，能夠讓我有投身的熱情。

我隨即搜索了那家出版社的招聘信息，連夜寫完一份沒有技巧、全是感情的簡歷，意外得到了面試機會。為表誠意，我專程去到北京面試，最終得到了這份工作。

出版社的薪資一般，北京的高昂房租，足以掏空我大半個月的工資。在我媽看來，轉行浪費了我大學五年所學的專業知識，也砸碎了我成為“成功人士”的可能性。

可我絲毫不后悔。在城市規劃專業學習的五年，于我而言，是一場漫長的謝幕——我拿到文憑，就像在“大學”這場游戲中謝幕了一樣，以后我就要去過自己的生活了。

某天下班后拍到的夕陽

編輯部的工作氛圍很好，與書相伴的日子也很快樂。我陸續做出一些很喜歡的書，與此同時，我拿起了畫筆。

2018年的某一天，一只螳螂突然闖入我位于11樓的房間，像個外星人似的盯著我，我和它面面相覷，感到恐懼，又覺得這個場景很魔幻。

激烈的情緒起伏，激發了我的創作沖動，沒有接受過系統訓練的我，隨手畫出了第一幅漫畫《螳螂》，將它上傳到豆瓣相冊，收獲了2或3個點贊。

后來，我創造了一個代表著我，又獨立于我而存在的女孩形象，她在2020年有了確定的名字：阿美，25歲，夢想成為很酷的老太太，總被爸媽勸著去考公務員。

2020年，阿美初登場

阿美的故事，大多取材于我的真實生活。工作時，我的創作熱情很高，因為畫漫畫對我來說，像是避難所一般的存在，我可以通過畫畫來疏解壓力。

工作期間，我畫了一系列和工作相關的、基于真實心境的作品，比如我和主編成了同桌，這令我緊張不已；我常常想不明白人為什么要工作，直到我在庫切的小說里讀到，“工作的重要作用，是讓人意識到自己是普通人”。

杰尼丸子創作的和工作相關的漫畫

當了三年漫畫編輯以后，我想拓展一下編輯書籍的類別、尋找更多的可能性，于是去了另一家規模更大的出版公司，做策劃編輯。

第二家公司更加商業化，遵循的游戲規則，與上一家出版社大為不同。在選題方面，它更看重作者的名氣和書的銷量，而不是書本身的質量和意義。

我在新公司第一次旁聽選題會時，有位同事報了一個選題，是一本討論現代人總是在各種地方被審視的漫畫，這本書把人們的視線形容為一種實體的存在，我特別喜歡這個選題，想著如果能夠出版，我一定要買一本。

然而，領導的反應是，這本書出了之后有誰會看啊？后半場的選題會，變成了對這個選題的評判和貶損。提報這個選題的編輯很傷心，不久以后就離職了。

我們一到兩周就要報一次選題，我經常在開完選題會后，憤怒地走出辦公室，因為喜歡的選題又被斃了。我也嘗試過主動去適配這里的規則，比如那些早就知道不會通過的選題，即便我認為它很好，也不會再報。

工作的感受

憑借新公司的優勢，我做了一些文學類圖書，其中還有我在學生時代很喜歡的作家的書。但我依然很難長久地待下去。編輯每個月都會收到毛利表，我所負責的圖書的商業表現，會非常直觀地呈現在眼前，以至于我每次打開表格時，都會非常緊張。

在這里，除非真的做出了特別現象級、足以成為“養老保險”的書，否則沒有人是一直安全的，一旦感到不安全，就必須去做更多事，好讓自己留下。

而我不愿這么做。2024年，我再次辭職，回到老家青島專心畫畫，成為家人們眼中的那個，被養廢的孩子。

“人都是會死的”

對于“我可能會廢掉”這件事，我媽比我更加恐懼。

從小，我爸外出工作，我是由媽媽帶大的。所以，當爸爸說我長成了一個“健康的廢物”時，感覺到被否定的不只是我，還有培育我的媽媽。

我媽是個非常堅韌的女人，但在和我有關的事情上，她總是格外焦慮。她很謹慎地對待我，害怕我受傷，看到一些社會新聞時，她會擔心同樣的事發生在我身上。

電視劇《小歡喜》

在我辭職以后，我媽的焦慮達到了峰值。

因為懷疑我腦子壞了，媽媽專門帶我做過頭部核磁檢查。結果顯示，除了頭有點歪，我的大腦一切正常。

媽媽總是不厭其煩地試圖將我拉回“正軌”，從發型、穿搭，到行為舉止和人生選擇。和我聊天時，她幾句話內必提考公；有時，她甚至會異想天開，建議我去開個小賣部、去做直播，只要能正常參與到社會的運轉當中就行。

有一次，我媽開車載我去姥姥家。在車里，她再次提起讓我考公，也可以去一個食品公司或是肉食廠之類的地方工作。當時我們已經有一陣子沒見了，我希望她不要再說這些話，她說不行，就是因為難得見次面，才更應該說，于是又巴拉巴拉說個不停。

我非常生氣，大聲地說：“媽媽，人都是會死的。不管我現在考公還是沒考公，到最后都是要死的。”她愣住了，不再說話。我們照常去到姥姥家，沒有繼續這個話題。

阿美的媽媽總是勸她去考公

雖然不想承認，但我和我媽在許多方面，非常地相像。

去年春天，我在演出現場聽到一首寫給媽媽的閩南語歌曲，聽得眼眶濕潤。

可能是太受感動了，回家以后，我拿ipad給我媽播這首歌，讓她看其中的歌詞，“現在我回來/不是代表失敗”“媽媽不要專把我來念/不要把我當做壞銅壞鐵來念”。我偷偷看了眼我媽，她沒什么反應。

這個場景，我非常熟悉。我讀小學時，我媽聽到閻維文的《母親》，特別感動，于是打電話給我姥姥，隔著聽筒播放這首歌。我媽邊聽邊哭，想問問姥姥作何感想，結果發現，姥姥早把電話掛斷了。

我亦步亦趨地踩著我媽的腳步，和她做了一樣的事，也得到相同的反應。

《媽媽，我等來跳舞》中，阿美和媽媽共舞

看似和媽媽處于對立面的我，其實能理解她的許多做法。

媽媽的成長環境和我不同。她出生在窮苦的農村家庭，所以她對于吃飽的渴望和對吃不飽的恐懼，是不愁溫飽的我難以想象的。媽媽考上了中專，后來到醫院工作，成功在青島立足，以她的背景來看，她的成就算得上出人頭地。

所以，她希望我取得世俗意義的成功，因為那意味著穩定和幸福，并且是她親身實踐過的經驗。一旦我脫離了她認為的正軌，她就會很焦慮，這種焦慮又會演變成控制，變成我們之間永無止境的爭吵。

可是，在這個確定性逐漸消弭的時代，又有什么是絕對穩定的呢？

前段時間，我看到本科學校的建筑學院門口立了個牌子，寫著“建筑學何以重生”——需要重生，說明建筑學已經“死”了。明明在13年前，我考入建院的時候，它還是一個那么時興、熱門，大家擠破頭都想進的學科，一眨眼，現在探討的卻是如何挽救它了。

我的大學同學，大部分都在設計院工作，由于行業整體不景氣，也有人被降薪、裁員。這是我們入學時無法預料的事。

剛上大學時，我也絕對想不到，畢業以后，我會到出版社工作、以畫畫謀生。一個又一個的偶然、掙扎和選擇，把我帶到現在的位置。

杰尼丸子的漫畫《尋找自己》

每個人都會有自己的選擇。對我來說，不管是遵從我的理性，還是順應我的天性，我覺得我現在過的生活，就是我命中注定要過的那種生活。

就像我和我媽吵架時說的那句話，人都是會死的，活著就是一個體驗的過程，比起公認的“成功人生”，我還是更想去做我想做的事。

拒絕參加游戲

從2018年畫下《螳螂》，到出版第一本漫畫書《拒絕參加游戲》，我用了八年。

很多人會問，為什么要用這個書名？

把某件事比作一場游戲，是現在比較流行的一種說法。很多時候，“游戲”的規則并不那么科學，或者說，并不那么適合我們，而我們又總被灌輸“如果不做某件事，就會完蛋”的想法，逼迫自己待在游戲里。

長久以來，對很多事，我都有一種不舒適的感覺，就像把一支圓珠筆放在胳膊上，放一會兒沒什么感覺，但時間久了，就會不堪重負。日常生活里，我總會被外界迫使著去做一些事，久而久之，我產生了一股拒絕的沖動，直到畢業時，我第一次違背了原有的發展路徑。

所以，我想用《拒絕參加游戲》，來表達這樣一種可能性：對于很多事，我們還擁有 “不參加 ”的選項。

電影《好東西》

這本書里，我最喜歡的篇目之一，是《邊緣》——成年以后的世界，就像在坐大轉 輪，阿美沒 有搶到有安全帶的位置，只能死死扒住邊緣，一旦松手，就會滑向失敗、摔得粉身碎骨。

我一度陷入類似的恐慌當中，現在也依然會有這種感覺。恐慌的感覺有點像天氣，你不知道哪天會陰天、下雨，不安的感覺隨之而來。

但很多事情，都不像我們想的那么可怕。如果過分在乎外界的想法和限制，那就太不把自己當回事了。

以前，我總會追求那種特別無垢的環境，保持絕對的安靜、專注，不受外力影響。但我發現，這是很難達到的，即便旁邊沒有人，也可能有風雨聲、體內的激素波動，總有能干擾到我們的事情。

我不再去克服不安，而是本能地應對它，因為我明白，情緒不會一直停留，就像天氣不會一直陰郁一樣，總會有雨過天晴的時候。純粹地活過一天，就是很好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