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門女婿出軌女鄰居多年被判重婚罪，男方獲刑20個月，女方獲刑15個月；律師解讀“同罪不同判”

近日，四川省巴中市通江縣的羅女士向記者反映，2001年經人介紹，僅相處20天便與上門女婿羅某倉促成婚，二人常年異地務工分居。

2009年她發現羅某和熟人閆某某均未離婚，卻以夫妻名義同居并懷孕，當即報案，卻因證據問題難以立案。羅女士稱，對于閆某某她并不陌生，“她年長我幾歲，我們兩家距離很近，彼此熟識?！?/p>

羅女士通過報案、刑事自訴、信訪堅持維權，歷經9年才得以立案，又歷經8年司法程序。最終，法院判決羅某犯重婚罪，判處有期徒刑一年八個月；閆某某犯重婚罪，判處有期徒刑一年三個月。一審宣判后，二人上訴至巴中市中級人民法院。2026年7月20日，巴中市中級人民法院二審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判。7月31日，閆某某被依法收監，至此兩名被告人全部服刑。

羅女士稱，十余年的糾紛，撕裂了多個家庭。兒子長期深陷家庭矛盾，內心壓抑、性格叛逆；閆某某前夫的孩子、羅某與閆某某的孩子等，也常年承受流言壓力，成為這場糾紛的間接受害者。

羅某出軌閆某某多年（圖片來自網絡，與內文無關）

判決雖已生效，但羅女士仍對量刑尺度存疑。羅女士稱，她目前已向當地司法機關提起申訴，尚在等待處理結果。她質疑，為何二人同犯重婚罪，卻獲刑不同，“法院給的解釋是閆某某已經于2016年與前夫離婚，重婚時間相對較短，判決是綜合考慮作出?！?/p>

二審判決書顯示，法院認為，羅某、閆某某在法定婚姻未解除的情況下重婚并生育一子，破壞了我國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制度，也對法定配偶造成嚴重的心理傷害，二人重婚同居時間較長，在當地社會影響較大，社會危害性大，且二人自始至終均不認罪，無悔罪態度。原判根據羅某、閆某某犯罪的事實、性質、情節和對于社會的危害程度，對其所作量刑并無不當。

作為一樁歷經多年司法拉鋸的重婚案件，羅某、閆某某重婚案二審雖塵埃落定，但兩名被告人刑期存在差異、量刑邏輯是否合理，成為本案核心焦點。

對此，北京京本律師事務所主任律師連大有認為，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五十八條，重婚罪包含“有配偶而重婚”與“明知他人有配偶而與之結婚”兩類情形，不屬于必要共犯。司法實踐中，“有配偶的一方”與“相婚者”是分別獨立構成犯罪，不以共同犯罪規則量刑，法院可依據各自情節獨立裁量刑罰。

本案中，羅某獲刑一年八個月、閆某某獲刑一年三個月，刑期存在5個月差距。在重婚罪最高刑期兩年的法定區間內，該幅度雖相對有限，但被害人提出的“同罪不同判”仍具備討論價值。從量刑法理來看，有配偶仍重婚的羅某，主觀惡性通常更大，其在與被害人羅女士婚姻持續存續的情況下，長期與他人以夫妻名義同居生子，是直接破壞合法婚姻與一夫一妻制度的主體。司法慣例中，原生婚姻過錯方的危害性一般大于第三方相婚者，法院據此對羅某從重裁量符合常規邏輯。

針對閆某某2016年與前夫離婚能否從輕處罰，存在法律爭議。首先，閆某某離婚不影響重婚罪成立，其2016年離婚后，仍持續與已婚的羅某保持多年事實夫妻關系，重婚行為具備完整連續性，離婚無法割裂、抵消其持續犯罪行為。其次，法院在量刑時可能認為，閆某某離婚后從“有配偶者”變為“無配偶者”，其繼續與羅某同居的行為在社會危害性評價上略有降低，或者認為其離婚后主觀惡性有所減弱，但這種評價邏輯在法理上存在爭議——重婚罪保護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制度，而非閆某某與前夫的婚姻關系，其離婚與否并不改變羅女士合法婚姻受侵害的狀態。

因此，二人刑期不同，更可能是法院基于“重婚者”與“相婚者”的身份差異，認為羅某的主觀惡性和社會危害性更大，而非單純因為閆某某2016年已經離婚。但若判決書中未明確論證這一量刑差異的充分依據，被害人提出的“同罪不同判”異議具有合理性。

連大有表示，本案二審判決已生效，被告人現已進入刑罰執行階段。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相關規定，判決生效不阻卻當事人救濟權利，被害人仍可依法維權，且申訴期間不停止原判決執行。若案件當事人羅女士對生效判決、裁定不服，有權向終審法院或上級法院提出申訴，申請法院啟動審判監督、再審糾錯程序；此外，羅女士也可向作出生效裁判法院的同級或上級人民檢察院申請檢察監督。

來源 新黃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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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子去世后 父母要求對孫子進行親子鑒定遭兒媳拒絕

兒子陸曉東因交通事故去世后，一紙祖父母與孫子不存在生物學關系的親子鑒定，讓七旬老人陸芳明夫婦將兒媳和孫子告上法庭。

他們請求確認，陸曉東與兒子不存在親子關系，并要求返還多年撫養費、賠償精神損害撫慰金及賠禮道歉。

由于鑒定程序、訴訟主體等原因，一、二審法院均未支持兩位老人的訴訟請求。陸曉東的妹妹陸雨晴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他們提出的再審申請已經立案。

“不是親孫”

陸雨晴回憶，2024年5月，哥哥陸曉東因交通事故去世，此后嫂子黃某某的一系列反常表現，逐漸讓他們對陸曉東兒子的血緣產生了疑問。

她稱，黃某某提出需給她撫恤金，才同意帶8歲的兒子小海（化名）參加火化儀式，而且她未按當地習俗讓小海為父親捧骨灰盒、守靈，這些舉動都加深了一家人的疑慮。

陸雨晴說，哥哥去世前，一家人與嫂子及孩子關系一直很好。此前，陸曉東一家三口長期與父母共同生活，孩子自出生起主要由爺爺奶奶照料，“孩子的衣食住行、生活照料基本是爺爺奶奶負責”。哥哥去世后，黃某某帶走了孩子，并切斷了其與爺爺奶奶的聯系。

懷疑產生后，陸雨晴說，家人悄悄剪取了小海的頭發、指甲，委托一家鑒定機構進行檢驗，報告顯示，陸芳明夫婦與孩子不存在生物學祖孫關系。

為了進一步確認陸曉東和小海的親子關系，2024年10月，陸家又申請調取了交警部門保存的陸曉東搶救時留存的血液樣本，由另一家機構出具的報告，也排除了陸曉東是小海的生物學父親。

親子鑒定報告 圖/受訪者提供

陸雨晴說，看到鑒定結果后，父母難以接受“不是親孫”的事實，多次嘗試聯系黃某某溝通，但始終未獲回應，電話也無人接聽。

2025年1月，兩位老人向廣西壯族自治區博白縣人民法院提起訴訟，請求確認小海與已故兒子陸曉東不存在生物學親子關系，主張由黃某某、小海支付8年撫養費共19.5萬元、精神損害撫慰金5萬元、黃某某母子已領取的喪葬費12萬元等。

但案件的發展，并未朝著他們預想的方向推進。

黃某某在庭審中稱，結婚證、出生醫學證明、戶口簿等證據足以證明，小海系其與陸曉東的婚生子。她同時否認存在欺瞞行為，稱從未主動要求陸芳明夫婦撫養小海，小海的生活、教育和醫療費用均由其父母承擔，陸芳明夫婦未支付過撫養費。

陸芳明夫婦同時提出，希望法院再次對小海進行親子鑒定，但黃某某并未同意配合。

最終，一、二審法院均未支持兩位老人的訴求。判決書顯示，法院認為，親子關系的確認和否認，涉及家庭關系穩定、未成年人切身利益，對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長有重大影響。孩子出生于陸曉東與黃某某婚姻關系存續期間，出生醫學證明、戶籍登記均記載陸曉東為其父親，法律上已經形成合法有效的父子關系。陸曉東生前也從未否認過雙方父子關系。

與此同時，法院認為，陸曉東與孩子之間的DNA鑒定存在程序瑕疵。判決指出，鑒定機構受理案件時，未成年人監護人并未到場確認鑒定事項，也未履行身份核驗等程序，不符合《司法鑒定程序通則》的相關要求，鑒定意見真實性、合法性無法確認，因此不予采信。

更關鍵的是，法院認為，本案存在訴權主體問題。根據民法典第一千零七十三條，“對親子關系有異議且有正當理由的，父或者母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請求確認或者否認親子關系”。人民法院在審理涉及父母與子女是否具有親子關系問題時，應當遵循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則，依法限定提起親子關系鑒定的主體資格，對于父母以外的其他人提出的親子鑒定請求不予支持。

陸芳明夫婦希望查明血緣事實，卻因不具備訴權無法啟動確認程序；孩子父親已經去世，唯一法定監護人又拒絕配合鑒定，案件至此陷入僵局。

祖父母為何無權起訴？

在北京市兩高律師事務所副主任張荊看來，法院未采信祖父母提交的鑒定意見，首先涉及程序問題。

從目前信息看，涉案DNA樣本來源于公安機關保存的陸曉東生前血液樣本，來源本身存在虛假的可能性不大。但司法審判遵循程序正義原則，一旦出現類似監護人未到場的法定瑕疵，即使鑒定結果具有較高真實性，也可能因合法性不足而無法作為定案依據。

張荊進一步指出，在只有父母及成年子女有權提出親子鑒定的前提下，本案的特殊之處在于陸曉東已經去世。如果陸曉東生前知道孩子可能并非親生，卻仍選擇認可親子關系，法律應尊重其真實意思表示；如果其生前并不知情，甚至屬于受欺騙情形，那么隨著陸曉東死亡，他的父母能否代替行使這一權利？

親子鑒定中心 資料圖

張荊對中國新聞周刊表示，無論提起親子關系訴訟，還是追討撫養費、精神損害撫慰金，都是陸曉東以父親身份作為權利主體享有的資格，“當權利主體已經死亡，相應權利原則上也就隨之消失”。

張荊表示，可以理解兩位老人遭受的情感沖擊?！爸袊鴤鹘y觀念中有血脈傳承的觀念，老人發現多年照顧的孫子可能并非自己的血脈，這種傷害是真實存在的?！钡@種傷害更多屬于倫理、情感以及社會評價層面的利益，而非現行法律明確保護的民事權利。

在張荊看來，這也是現行法律嚴格限制訴權主體的原因所在。確認、否認親子關系制度追求的并不僅僅是血緣真實，更重要的是尊重當事人自主決定，維護家庭關系穩定，并貫徹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則?！胺刹⒉皇前巡槊餮壵嫦喾旁诘谝晃唬莾炏缺Ｗo未成年人已經形成的身份關系和既有家庭秩序?！?/p>

張荊介紹，根據我國法律，婚姻關系存續期間出生的子女，原則上推定為婚生子女。出生醫學證明、戶籍登記以及長期共同生活等事實，共同構成這一身份關系的法律外觀。要推翻這一法定推定，僅有真實性較高的材料并不足夠，還必須提供程序合法、主體適格、證據充分的反證。

她認為，如果陸曉東生前曾自行完成親子鑒定，或者曾通過微信、錄音等方式明確表達對親子關系的懷疑，即使尚未來得及采取進一步法律行動，這些都可能體現其真實意思，并在繼承等案件中具有重要證明價值。而本案中，以現有信息來看，陸曉東本人既未參與鑒定，也未啟動任何程序，所有程序均由法定權利主體之外的人發起，因此存在根本性的法律障礙。

是否還有其他途徑？

也正因如此，案件審理過程中，陸家希望通過法院啟動司法鑒定程序，查明親子關系，以解決既有鑒定在程序和證明力上的爭議。

陸雨晴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一、二審期間，陸家均申請重新啟動親子鑒定，法官也曾征求黃某某意見，并做過協調工作，但黃某某始終拒絕配合?！八褪遣煌?，只說‘不用做、不做’?！?陸雨晴質疑，如果黃某某如其在庭審中所稱并未欺瞞陸曉東，為何不愿通過親子鑒定“自證清白”。

中國新聞周刊嘗試聯系黃某某，電話無人接聽。

對于父母一方拒絕配合親子鑒定的問題，張荊表示，根據民法典婚姻家庭編的解釋（一）第三十九條，如果一方已經提供足以形成合理懷疑的必要證據，而另一方無正當理由拒絕配合法院組織的親子鑒定，法院可以不利推定。

對于司法解釋中的“必要證據”，張荊認為，實踐中仍缺乏明確標準。如果存在父親生前自行完成的親子鑒定，或其曾通過微信、錄音等方式明確質疑孩子并非親生，或者母親曾向他人承認相關事實，甚至孩子與其他男性存在親子關系的合法鑒定結論，都可能構成較為直接的證據。

不過，她認為，本案并不具備適用這一規則的前提。一方面，現行法律規定的訴權主體并不包括祖父母；另一方面，本案中家屬自行進行的親緣鑒定，因程序存在瑕疵未獲法院采信，案件缺乏適用“不利推定”所要求的初步證據基礎。

不過，在張荊看來，本案也暴露出現行制度在繼承糾紛中的完善空間。

她認為，當爭議進入遺產繼承階段，焦點實際上已不再是確認或否認親子關系，而是孩子是否具有繼承資格，而繼承資格又建立在血緣關系基礎上。對此，可以考慮在繼承案件中賦予祖父母有限的程序性救濟路徑，允許其圍繞繼承資格申請親緣關系鑒定，并申請法院依法調取公安機關保存的已故父親DNA樣本。

“這并不是重新確認親子關系，而是圍繞繼承資格進行事實審查?！睆埱G說，如果最終證實雙方不存在血緣關系，孩子原則上不應繼續以親生子女身份參與遺產繼承；反之，也能夠通過司法程序消除爭議，實現各方利益平衡。

她認為，在該案中，對于仍然在世的家庭成員而言，其現實利益仍有值得回應之處。如果未來能夠在繼承糾紛中，建立圍繞繼承資格審查親緣關系的程序，或許更有助于在血緣真實、未成年人利益與家庭關系穩定之間找到平衡。

目前，該案已進入再審程序。陸雨晴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鑒定結果出來后，父母幾乎崩潰，經常以淚洗面，母親還因此住了兩次院。“老人最大的精神寄托沒了，身體也徹底垮了?！?/p>

她表示，家人堅持再審，并非為了賠償，而是希望查明真相?！叭绻⒆哟_實不是陸家的，我們甚至可以放棄這么多錢款的追討，只要對方賠禮道歉。老人真正想要的，是給去世的兒子一個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