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魔田默｜鐘睒睒先生、吳曉波老師，關于電商之病，藥方來了！

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 戰魔田默 ，作者：戰魔田默，原文標題：《戰魔田默｜鐘睒睒先生、吳曉波老師，關于電商之病，藥方來了！》

2026年8月，一場關于電商平臺命運的爭論在中國輿論場上爆發。

鐘睒睒說平臺是“中國經濟的絞肉機”，是“中小經營戶的周扒皮”；吳曉波說鐘睒睒“看到了疾病卻給錯了藥方”。

兩人各執一詞，但在我看來，他們都只說對了一半。

01

一場爭論，并非簡單對錯

2026年8月8日，農夫山泉創始人鐘睒睒做客央視財經《對話》欄目，再次將矛頭對準電商平臺。

他直言電商平臺已演變為特殊的中間商，不僅擠壓實體零售商生存空間，也削弱了線下的感性消費，并直接喊出“必須限制平臺的權力”。

這并非鐘睒睒第一次向電商開炮。

2024年11月，他點名批評某電商的價格體系“對中國品牌和產業是一種巨大傷害”。

2025年1月，他連發三條朋友圈，將四大電商平臺稱為“中國經濟的絞肉機”“中小經營戶的周扒皮”；同年4月，他再度發文，稱“全國的農民兄弟及整個傳統產業都在為互聯網平臺打工”。

從批評價格體系到痛斥平臺本質，從朋友圈表態到央視公開呼吁限制權力，這場持續近兩年的炮轟不斷升級。

兩天后，財經作家吳曉波發文回應。

他直言鐘睒睒講的十句話中“有七八句他是認同的”，比如對平臺“黑箱性”規則的指控，也認為“到了非改不可的時候了”。但他明確表示不認同鐘睒睒的核心觀點，認為“他真的是看到了疾病，卻給錯了藥方”。

兩位都是各自領域極具分量的人物。一個看見了病，一個指出了錯方。

但恕我直言，兩人都說了一部分真相，也都有各自的盲區。

今天，我斗膽把這整件事掰扯清楚，再補上一劑完整的藥方。

02

關于平臺，鐘睒睒看見了什么

鐘睒睒的核心判斷可以概括為一句話：電商平臺打著“去中間化”的旗號消滅了傳統中間商，自己卻成了掌控定價權和流量分配權的新中間商，而且比傳統中間商更霸道。

這個判斷基于一個非常敏銳的觀察。

鐘睒睒在節目中做了一個關鍵區分。真正的交易平臺是有規則的，收取的費率是恒定的。但電商平臺不同，“每一個生意我都調你的價格”，它可以借助算法對每一筆訂單單獨調整抽成、干預流量分配。

傳統中間商的抽成是公開的、恒定的，一筆交易該分多少錢，雙方事前清清楚楚。但今天的電商平臺，商家做完一單生意，連自己能拿到多少收益都算不清。

收費的不透明，讓平臺成了比任何傳統經銷商都強勢的新中間商。

他進一步指出，這種新中間商無處不在，把城市的很多零售商都“殺”光了?！俺鞘欣镉卸嗌俚赇伿歉鶕行詠硐M的，我逛街的時候看到一件衣服，就消費了，這種感性消費、即興消費，扼殺完了。

人連活動都減少了，整天耗在手機屏幕上，把思想禁錮在這里，把年輕人都吸引在這里，創造性和感性在哪里？”

鐘睒睒還談到了產業內卷，認為最值得擔心的就是“卷價格，不卷質量。不卷高品質，不卷溢價水平，這樣的競爭關系會對社會生產力造成傷害”。

他拿可口可樂和百事可樂舉例：“他們幾乎是商量好的一樣對價格敏感，我提價你也提價，從來不往下打價格戰。覺得只要低價就能占領市場，實際上是市場經濟非常不成熟的表現。”

這些話有沒有道理？有。而且鐘睒睒不是光說不練。

他一手創立的農夫山泉，2025年全年營收525.53億元，同比增長22.5%，營收首次突破500億元大關；歸母凈利潤158.68億元，同比增長30.9%。

農夫山泉一直嚴控電商渠道銷售占比，平均維持在5%左右，2025年更是上下一致管控網絡平臺低價行為。他曾明確表示，要求公司電商渠道銷售收入占比不能超過5%。

截至2023年末，農夫山泉擁有約5000家經銷商，覆蓋全國超過300萬個終端零售網點。

鐘睒睒用自己的商業實踐，捍衛了他對線下渠道的信仰。

這不是一個企業家的空洞抱怨，他是在用真金白銀的生意結構，為他的判斷投票。

03

吳曉波指出的，又是什么問題

吳曉波的反駁同樣擲地有聲。

他并不否認平臺存在黑箱性規則等問題。但他認為，鐘睒睒的解決思路出了問題。

吳曉波的不認同集中在三個方面。

其一，鐘睒睒把電商與其他商業形態進行了“敵我矛盾式的對立”。

吳曉波認為，這既不符合基本事實，也無益于現狀的改變。把電商視為線下零售的假想敵，只會制造無效宣泄和負面情緒，激化不同商業形態之間的矛盾。

其二，鐘睒睒把電商與實體經濟同樣進行了“敵我式的對立”。

吳曉波指出，這更加荒唐和罔顧事實。過去三十年間，大部分技術迭代與模式創新都與互聯網平臺公司的進步相關。在人工智能時代，這種關聯性和協同性將更加明顯。

其三，鐘睒睒把民眾消費完全歸攏于物質消費。

吳曉波認為，電商的發達與城市經濟的繁榮并非零和游戲。中國社會的恩格爾系數在持續下降，人們對文化需求的熱情在持續提高，未來消費力的釋放應該出現在文化娛樂、健康養生等增量市場中，而不是在物質消費的存量蛋糕里爭奪份額。

吳曉波還提出了自己的解法。當“殺龍少年變成了惡龍”之后，試圖通過感化或規勸讓其回歸是不可能的。

“唯一的可能是，以革命性的技術創新，呼喚新的‘殺龍少年’的誕生”。

這些話同樣有道理?；ヂ摼W平臺在過去三十年中國經濟現代化進程中扮演的角色無法否認，從物流效率到支付體系，從制造業倒逼升級到公共治理創新，平臺的推動作用客觀存在。

04

兩位都說了真話，但都沒說全

把兩人的觀點放在一起，你會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他們各自抓住了問題的一半，卻都在用自己抓住的那一半否認另一半的存在。

鐘睒睒的盲點在于，他看到了平臺的問題，但沒有提出可操作的解決方案。

限制平臺權力是一個方向，但具體怎么限？誰來限？限到什么程度？這些關鍵問題他沒有回答。而且，他多少忽略了電商給無數中小商家、偏遠地區農戶帶來的機會，沒有平臺，很多農產品可能根本走不出產地。

吳曉波的盲點在于，他過于樂觀地相信技術創新會自動解決所有問題，卻忽略了技術本身帶來的權力集中問題。

當平臺既掌握流量分配權、又掌握定價規則、還能通過算法干預每一單交易時，指望新的殺龍少年自動出現，多少有些理想化。

更重要的是，兩人都回避了一個根本性的追問：電商平臺到底是一種什么樣的經濟存在？

關于中間商，傳統經濟學的定義是：在生產者和消費者之間從事商品交換的中間環節，其存在的價值在于降低交易成本。傳統中間商的利潤來源于買賣差價或固定比例的傭金，其權力邊界是清晰的、有限的。

但今天的電商平臺，已經遠遠超出了這個定義。它不僅是交易撮合者，還是規則制定者、流量分配者、數據掌控者，甚至還是自營商品的競爭者。

這種多重身份的疊加，使其擁有了一種傳統中間商從未擁有過的權力，那就是對平臺內每一個經營主體的生存條件進行單方面調整的權力。

這種權力，在經濟學上被稱為“平臺權力”。

它不是市場權力。市場權力來源于市場份額，而平臺權力來源于對平臺生態系統的控制權。

一個平臺哪怕不是市場壟斷者，只要它掌握了商家賴以生存的流量分配和交易規則，就擁有了對平臺上每一個商家的實質性支配力。

這種權力，正是兩人都沒有命名的那個東西。

05

平臺扼殺創新：被忽略的第三重真相

鐘睒睒和吳曉波的爭論中，有一個問題被雙方都忽略了：平臺正在系統性地扼殺創新，而創新恰恰是經濟活力之魂。

這不是道德指控，而是平臺經濟權力結構的內生結果。

平臺扼殺創新，主要通過三種機制實現。

第一，流量分配機制天然獎勵跟隨者而非創新者。

平臺的算法推薦邏輯以轉化率和銷量為核心指標。一個原創產品從研發到打爆需要漫長的市場培育期，而抄襲者可以直接像素級模仿爆款，以更低價格、更快速度上線。

算法識別到更高的價格轉化率后，會迅速將流量導向抄襲者。原創者花了幾年時間研發、教育市場，最終卻為抄襲者做了嫁衣。

看一個典型案例。

2026年3月，天貓一家運營6年的“PIPL化妝品旗艦店”，因產品包裝與完美日記“小細跟口紅”、小奧汀“黑膠唱片眼影盤”高度近似被查處，涉案累計銷售額達160.8萬元。這家店被罰了60萬元，但在被查處前，它已靠著“長得像”賺了160多萬元。

更值得警惕的是，這家店此前已有多次抄襲前科，2023年因抄襲Pink Bear被訴但免責，2024年又因抄襲OUTOFOFFICE被罰13萬元。多次被罰依然繼續抄襲，說明違法的成本遠低于守法的成本。

平臺對屢次抄襲的店鋪缺乏“逐出機制”，抄襲者換個馬甲、改個鏈接就能繼續經營。

2026年8月，晉江文學城副總裁發文指責番茄小說大量作品撞名晉江熱門IP、蹭影視流量，稱平臺有能力識別卻放任山寨，呼吁企業堅守不作惡底線。這再次印證了平臺在知識產權保護上的選擇性失明：不是不能管，而是不想管。

第二，平臺的“通知-刪除”規則將維權成本轉嫁給了原創者。

現行知識產權保護機制下，原創者發現被抄襲后需要自行取證、自行投訴、自行舉證。電商平臺（尤其是直播電商）傳播速度快、覆蓋范圍廣、供應鏈響應迅捷，原創設計極易在短時間內被大量模仿。

而平臺的投訴處理流程不統一、判定標準不透明、處理時效無保障。

全國政協委員施衛東在2026年3月建議，應由國家職能部門牽頭制定部門規章或強制性國家標準，對電商平臺知識產權投訴與處罰規則作出具體規定，構建統一、透明、高效的平臺保護框架。

第三，平臺的內卷式競爭邏輯將創新擠出市場。

平臺之間比拼全網最低價，倒逼商家不斷壓縮成本。當價格成為唯一的競爭維度時，研發投入、設計創新、品質提升都成了不必要的成本。

有學者指出，近年來平臺經濟發展有逐漸陷入內卷化存量博弈的趨勢，表現為同質化的價格戰、流量爭奪、模式抄襲，不僅損害了平臺、商家、從業者與消費者的長遠利益，更制約了經濟的創新活力。

更隱蔽的，是商業模仿型自我優待：壟斷數字平臺利用自身數據優勢，模仿第三方商家的創新產品，然后憑借流量傾斜和自營優勢將原創者擠出市場。

平臺既是裁判，制定流量規則；又是運動員，親自下場做自營，還能通過數據偷看商家的牌，然后自己打一張一模一樣的牌。原創者面對的，是一個看得見你所有底牌、還能隨時改規則的對手。

數據觸目驚心。

2026年2月，市場監管總局明確將重點打擊整治電商領域侵權假冒問題，對81家電商平臺落實《電子商務平臺提升知識產權保護水平自律公約》情況開展“回頭看”。

2026年4月，市場監管總局宣布將組織開展新興領域、電子商務領域知識產權專項執法行動。

最高檢數據顯示，2025年1月至11月，全國檢察機關受理審查起訴侵犯商標權犯罪19050人，涉案領域正由線下交易向網絡電商等新業態拓展。

創新是經濟之魂，而平臺正在用流量和算法的剪刀，一刀一刀剪斷創新的根。

06

技術封建主義：平臺權力的本質

平臺既創造了巨大價值，又滋生了系統性風險。如何理解這種悖論？

近年來，西方學術界興起了一個頗具穿透力的概念：技術封建主義。

這一理論認為，數字平臺正在形成類似封建領地的支配結構。

2020年，塞德里克·迪朗首次提出這一概念。他認為，當前科技巨頭通過壟斷數字技術獲取利益的方式，與封建時代的土地壟斷非常類似。

2024年，希臘前財政部長雅尼斯·瓦魯法基斯出版《技術封建主義：什么殺死了資本主義》，將這一概念推向公共視野。

他指出，技術封建主義具有三大基本特征：經濟上的集中化與租佃化、政治上的暴力化與專制化、社會結構的兩極化與新等級制度的形成。

中國學者也加入了這場討論。

有學者指出，平臺與商家之間存在數據霸權與依附關系，商家與用戶則面臨平臺的隱性收割，“這一雙重邏輯悄然觸發了封建主義表象在數字洪流中的悖論式復蘇”。

大型平臺企業基于數據與算法的支配性權力，正在塑造一種“用戶與勞動者的新型依附狀態”。

在數字資本的空間掠奪下，社會結構正在催生出“云領主、云附庸、云無產階級與云農奴”的新型等級結構。這個比喻雖然略帶修辭色彩，卻精準地捕捉了平臺經濟的權力本質。

在封建社會中，領主擁有土地，農奴依附于土地之上，向領主繳納地租、承擔勞役。領主對農奴擁有近乎無限的支配權：農奴不能離開領地，不能選擇領主，不能與領主議價。

在今天的平臺經濟中，平臺擁有數字領地：流量、數據、規則、算法。商家依附于平臺之上，向平臺繳納數字地租：抽成、廣告費、流量費。

商家不能輕易離開平臺，因為離開意味著失去幾乎全部的線上流量；不能選擇平臺，因為頭部平臺就那么幾家，選項有限；不能與平臺議價，因為規則由平臺單方面制定，商家只能接受。

大型數字資本通過壟斷數據生產資料構筑數據采邑，借助規則制定權圈占數字領地，并塑造系統性依附關系以綁定數字附庸，由此獲取了一種穩固的、具有再生產能力的封建化的結構性權力。

這不是文學修辭，這是對平臺經濟權力結構的精準描述。

鐘睒睒說平臺是更霸道的中間商，這個判斷是對的，但不夠深。問題不在于平臺是不是中間商，而在于平臺擁有了一種不受制約的權力。這種權力的運作方式，在本質上類似于封建領主對農奴的支配。

吳曉波說應該呼喚新的殺龍少年，這個期待也是對的，但也不夠深。新的殺龍少年來了，同樣會面臨權力的誘惑和腐化。

問題從來不在于是誰掌握了權力，而在于權力是否受到有效制約。

07

從領主絕對支配，到契約約束

技術封建主義的隱喻讓我們看清了病的本質，但要開出藥方，還需要從歷史中尋找參照。

封建制度在歐洲延續了近千年，最終走向瓦解，不是因為領主們突然變得仁慈，而是一系列制度創新逐步約束了領主的權力。

回顧這段歷史，有三個節點值得注意。

第一個節點是《大憲章》（1215年）。

英國貴族迫使國王約翰簽署《大憲章》，核心原則是“王在法下”：即使是最高的權力，也必須服從既定的法律規則。對應到今天的平臺治理，這意味著平臺的算法權力不能是任意的，必須有一套公開、穩定的規則體系來約束。

第二個節點是習慣法與行會制度（12至15世紀）。

歐洲中世紀的城市中，商人和工匠通過行會組織形成了自我管理的秩序，行會負責制定質量標準、規范競爭行為、仲裁內部糾紛。行會的核心邏輯，是行業內部的事務，不能由領主單方面決定，而應由從業者共同參與治理。

對應到今天的平臺治理，這意味著商家不應只是規則的被動接受者，而應擁有知情權、參與權和協商權。

第三個節點是公共投資與基礎設施的非私有化。

歐洲的港口、道路、橋梁等關鍵基礎設施，雖然在封建制度下由領主控制，但隨著貿易的發展，逐步演變為公共投資和市政管理的對象，而非領主的私產。

對應到今天的平臺治理，這意味著平臺的基礎設施職能（搜索排序、流量分發）與商業經營職能應當分離，前者應遵循公共事業的邏輯：中立、公開、可審計。

這三段歷史經驗，指向同一個方向：約束權力的核心方法，不是消滅權力，而是讓權力在規則內運行、受制衡、被問責。

今天的平臺治理，本質上是在數字時代重建“大憲章”：不是要推翻平臺，而是要為平臺立憲。

08

國內困局與國際鏡鑒

在開出具體藥方之前，先看兩組關鍵數據：一組來自國內，一組來自國際。

先看國內困局。

電商仍在增長，但增速在放緩。2025年全國網上零售額159722億元，增長8.6%，連續13年穩居全球最大網絡零售市場。其中，實物商品網上零售額130923億元，增長5.2%，占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比重為26.1%。

相比2023年27.6%的峰值，線上滲透率連續兩年下滑。電商的野蠻擴張期已經過去，線上線下正在進入一個新的博弈階段。

但線下零售的日子并不好過。《中國百貨零售業發展報告》（2025—2026）顯示，60.5%的受訪企業2025年銷售額同比下滑。

百貨零售業整體呈現“銷售、盈利、客流、客單四線齊降”的嚴峻態勢。凈利潤下滑的企業占比更高達65.3%。

中小商家的抱怨正在成為系統性現象。2026年上半年，商家投訴總量同比顯著上升，其中“僅退款”規則濫用、算法黑箱導致的隱形限流、違規判定標準不透明及隨意扣除保證金成為核心痛點。

平臺當裁判又當選手、抽成規則不透明、流量分配黑箱化、全網低價倒逼制造業利潤見底，這些批評在過去幾年里早已是中小商家的普遍抱怨。

這些數據說明，鐘睒睒和吳曉波說的都是事實，但都是片面的事實。

電商確實在沖擊線下零售，百貨店在關門，零售商在被擠壓，這是事實。電商也確實在創造價值，物流效率提升了，支付體系便捷了，偏遠地區的農產品有了銷路，這也是事實。兩種事實同時存在，互不否定。

再看國際鏡鑒。

鐘睒睒和吳曉波的爭論，放在全球背景下看，其實是一場更大討論的中國回響。

歐盟：全流程強監管

歐盟走的是最激進的路線。2022年11月，《數字市場法》（DMA）正式生效。這部法律的核心邏輯，是事先劃定“守門人”邊界，明確什么事能做、什么事不能做，而不是等到違規發生后再去懲罰。

截至2025年報告發布，已有七家企業被認定為守門人，共涉及23項核心平臺服務。2025年，蘋果被罰5億歐元，Meta被罰2億歐元。

2026年7月23日，歐盟委員會對谷歌開出總計8.9億歐元（約10.2億美元）的罰單，這是谷歌首次因違反《數字市場法》被罰。

美國：訴訟驅動的個案突破

美國沒有聯邦層面的綜合性數字監管法案，反壟斷依賴司法部的個案訴訟。

2024年8月，聯邦法官裁定谷歌構成非法壟斷。2026年8月6日，谷歌再次被弗吉尼亞聯邦法官裁定數字廣告網絡構成非法壟斷。

亞馬遜同樣面臨多線壓力。2026年8月4日，新澤西州總檢察長對亞馬遜提起反壟斷訴訟，指控其濫用對配送承包商的支配性影響。

中國：從專項整治到常態化監管

中國的路徑介于兩者之間。

2026年2月，市場監管總局發布《互聯網平臺反壟斷合規指引》；6月，工信部等七部門聯合印發《促進平臺經濟大中小企業協同發展行動方案（2026—2028年）》；7月，《電子商務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見稿）》公布，增設比例罰。

執法層面，2026年7月25日，市場監管總局對攜程開出51.79億元反壟斷罰單，罰款比例為7.5%，創平臺經濟領域罰款比例最高紀錄。

2026年4月17日，市場監管總局對7家電商平臺開出35.97億元巨額罰單。

三種模式的啟示

三種模式各有優劣。歐盟最系統但執行成本高，美國最靈活但進展緩慢，中國兼具二者之長但規則體系仍在完善中。

但有一個趨勢是共同的：全球主要經濟體正在從不同方向，走向同一個目標，那就是讓平臺權力受到有效制約。

但中國不能簡單照搬歐盟的強監管，也不能完全效仿美國的司法路徑。為什么？

歐盟模式依賴超國家法律體系和強大的行政執行力，這是歐洲的制度特色。

美國模式依賴普通法傳統和司法能動主義，這是美國的制度底色。

中國的制度底色，是“行政主導+政策試點+立法跟進”。這是過去四十年經濟治理的基本方法論，平臺治理也不例外。

在這個框架下，中國的平臺治理路徑已經呈現出清晰的輪廓：算法備案制度是典型的行政主導，攜程案是執法先行，《電子商務法》修法是立法跟進。三者組合在一起，構成了中國模式的獨特邏輯。

中國需要的是第三條道路，既能有效約束平臺權力，又不過度抑制創新活力；既能保護中小商家和消費者利益，又能讓平臺經濟繼續發揮效率優勢。這條路，正在被走出來的過程中。

09

我的藥方有五味藥，每一味都有制度支撐

既然兩位都只說了問題的一半，那我斗膽補上另一半，一劑完整的藥方，共五味藥。

這五味藥，邏輯上都指向同一個方向：不是消滅權力，而是讓權力在規則內運行、受制衡、被問責。

政策給出的是零件，藥方給出的是機器。以下每味藥，我都會告訴你，哪些零件已經有了，還缺什么，我的判斷是什么。

第一味藥：算法治理，從倡導透明到剛性約束

鐘先生說得對，傳統中間商抽成是明碼標價，平臺卻能對每一單暗調抽成、暗撥流量。商家做完一單連自己該拿多少都算不清，這叫公平競爭嗎？

我的藥方，是強制平臺公開核心算法邏輯，從倡導透明走向制度約束。具體方案如下。

（一）建立算法分級披露制度。不是所有算法都要公開源代碼，那確實涉及商業機密，而是根據算法對市場公平和經營者權益的影響程度，劃分風險等級，實行差異化披露要求。核心算法，包括流量分配邏輯、搜索排序權重、抽成計算公式，必須向監管部門和平臺內經營者公開基本原則和參數范圍。

（二）建立算法備案與審查制度。2026年4月，中辦、國辦提出“定期審核、評估、驗證算法機理和應用結果，嚴格執行算法備案制”。應將這一制度從新就業群體擴展至全體平臺內經營者，平臺須將核心算法規則向主管部門備案，監管部門定期審核。

（三）建立算法負面清單。2026年1月，中央網信委印發《生活服務類平臺算法負面清單（試行）》。美團、淘寶閃購、京東、滴滴等平臺已實施優化改進措施63項。應進一步明確禁止“僅以商品價格作為算法推薦核心參數”、禁止“通過算法對特定經營者實施差別待遇”等行為，并將負面清單從生活服務類擴展至全品類電商平臺。

（四）建立算法協商共治機制。政策明確要求“保障新就業群體對算法規則的知情權、參與權、選擇權”。應建立平臺與經營者的常態化算法協商機制，要求平臺清晰披露算法邏輯與參數設置，讓商家不再是算法規則的被動接受者。

（五）建立算法安全評估與第三方審計制度。對影響市場公平的核心算法，應引入獨立第三方進行定期審計，審計結果向社會公開。工信部等七部門2026年6月印發的《行動方案》明確“推動平臺算法透明化”。

第二味藥：收費規范，從明碼標價到上限管制

透明只是第一步，上限才是關鍵。具體方案如下。

（一）收費項目明碼標價，強制公示。2026年7月31日，市場監管總局發布并施行《網絡交易平臺收費行為合規指南》，要求平臺收費明碼標價、依據充分、標準清晰，杜絕強制收費、模糊計費或捆綁收費。下一步應強化執行力度，要求平臺在顯著位置公示所有收費項目的標準、計算方式及變更程序。

（二）為不同行業設定抽成費率上限。目前《指南》只要求規范收費行為，未設定硬性上限。應參照貨拉拉的整改經驗，平臺整體抽成費率由整改前約11%降至約9%，每年可減輕司機負擔超13億元，為不同行業設定抽成費率的上限和浮動區間，防止平臺隨意漲價。

（三）禁止隱性收費和變相漲價。2026年4月10日起施行的《互聯網平臺價格行為規則》明確，平臺不得采取“提高收費標準、增加收費項目、扣除保證金、削減補貼或優惠、限制流量、搜索降權、算法降權、屏蔽店鋪”等措施對經營者施加不合理限制。應加大執法力度，讓規則長出牙齒。

（四）建立收費爭議仲裁機制。當商家對平臺的收費扣款有異議時，應有獨立的第三方仲裁渠道，而非由平臺既當運動員又當裁判員。

第三味藥：平臺責任，從被動響應到主動治理

平臺扼殺創新是這場爭論中被忽略的第三重真相，需要正面回應。平臺不應只是“通知-刪除”的被動工具，而應是創新生態的主動守護者。具體方案如下。

（一）建立抄襲黑名單與逐出機制。對于多次被認定抄襲、山寨的商家，平臺應建立黑名單，限制其流量、提高保證金、甚至永久清退，防止PIPL化妝品旗艦店們換了馬甲繼續抄。

（二）建立原創認證綠色通道與流量扶持。平臺應為已進行知識產權登記的原創產品提供優先流量扶持和快速維權通道，讓創新者有糖吃而非抄襲者有肉吃。

（三）建立官方或第三方強制介入機制。正如全國政協委員施衛東所建議的，如果平臺對侵權投訴處理不及時或結論難以令投訴人信服，應由官方或權威行業組織強制介入。

（四）平臺承擔合理注意義務的舉證責任倒置。目前是原創者舉證平臺明知或應知侵權存在。應改為，當同一商家被多次投訴侵權時，平臺負有證明自己已盡到合理審查義務的舉證責任，否則應承擔連帶責任。

（五）壓實平臺知識產權保護主體責任。2026年市場監管部門對81家電商平臺落實《電子商務平臺提升知識產權保護水平自律公約》情況開展回頭看。應在此基礎上建立長效機制，讓知識產權保護成為平臺的常態化義務而非應付檢查的運動式行為。

第四味藥：創新激勵，從懲罰抄襲走向獎勵原創

只堵不疏，永遠治不好病。必須從制度上讓創新者贏而非抄襲者勝。具體方案如下。

（一）設立平臺創新基金。要求平臺從年度營收中提取一定比例（如0.5%至1%），用于資助平臺內中小企業的產品研發和品牌建設。這不是殺富濟貧，而是讓平臺為它擠壓掉的創新空間買單。

（二）建立創新流量池。要求平臺在流量分配中保留一定比例（如10%至15%），專門扶持有知識產權認證、有原創設計、有研發投入的商家，而非把所有流量都導向價格最低者。

（三）稅收杠桿激勵創新。對平臺內經過原創認證的商品和服務，給予平臺稅收抵扣優惠，激勵平臺主動扶持創新而非縱容抄襲。

（四）建立行業創新指數公開制度。定期公布各大平臺的“原創商品占比”“知識產權投訴處理時效”“抄襲商家清退率”等指標，讓是否保護創新成為平臺競爭的新維度。

（五）落實七部門《行動方案》中的創新協同要求。2026年6月，工信部等七部門聯合印發的《促進平臺經濟大中小企業協同發展行動方案（2026—2028年）》提出“推動平臺企業建立創新投入增長機制”。應進一步細化，將創新投入納入平臺合規考核體系。

第五味藥：監管體系，從分段治理到系統集成

具體方案如下。

（一）增設比例罰，提高違法成本。2026年7月，《電子商務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見稿）》首次明確平臺嚴重違法適用比例罰，最高可罰年營收5%。這一制度應盡快落地，讓平臺不敢輕易觸碰紅線。

（二）構建功能匹配型責任體系。修法確立了“按平臺服務類型承擔相應義務”的精細化責任匹配原則，避免新業態平臺以功能不全為由逃避責任。這意味著不同類型的平臺承擔不同的責任。社交電商、直播電商、跨境電商，各有各的監管尺度。

（三）強化線上線下歸口管理一致原則。修法增加了“線下線上業務歸口管理一致原則”，強化部門聯動、央地協同的一體化監管。這能有效解決平臺經濟跨界混業經營帶來的監管盲區。

（四）從事后處罰轉向事前合規引導。中國的監管模式，正逐漸從事后處罰向事前合規引導轉型。2026年8月，市場監管總局舉辦第三期反壟斷合規講堂，聚焦平臺經濟規范健康發展。應建立平臺合規管理體系，讓平臺在問題發生前就自我糾偏，而非等到出事再罰款。

以上四層制度設計的共同邏輯，是從被動罰款轉向主動約束。

比例罰解決罰不怕的問題；功能匹配責任解決推得掉的問題；歸口管理一致解決管不到的問題；事前合規引導解決治已病的問題。

四根支柱撐起一個邏輯：讓平臺在違規之前就知道成本，而不是等出事之后再討價還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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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未來：五個不會逆轉的趨勢

基于以上分析，我對平臺經濟的未來做出以下五個研判。

研判一：算法透明化將成為全球標配，但程度不同。

歐盟DMA已經要求守門人公開算法邏輯的部分信息；中國的《互聯網平臺反壟斷合規指引》和七部門行動方案也在推動算法透明化。未來的分歧不在于要不要透明，而在于透明到什么程度。

歐盟傾向于向監管機構和第三方開放，中國可能走得更遠，向平臺內所有經營者開放必要信息。算法黑箱正在被撬開，只是速度問題。

研判二：平臺的基礎設施職能與商業職能將逐步分離。

這是反壟斷的必然邏輯。一個平臺同時掌握流量分配、定價規則、交易數據和自營業務，這種權力集中在任何行業都是危險的。攜程案已經證明，中國監管層對流量壟斷的定性正在從商業手段上升為違法行為。

未來，平臺的基礎設施職能（搜索排序、流量分發）將越來越多地受到類似于公用事業的監管邏輯約束：中立、公開、可審計。

研判三：平臺與商家的關系將從“支配-依附”走向“契約-制衡”。

這是最根本的變化。過去十年，平臺與商家的關系本質上是單向支配，平臺制定規則，商家只能接受。

未來，隨著算法透明化、權力拆分和反壟斷執法的常態化，商家將獲得更多議價能力。平臺不能再單方面改變抽成比例、隨意調整流量分配、任意處罰商家。這不是消滅平臺，而是讓平臺從領主變成服務商。

研判四：線下商業不會消失，但將經歷結構性重塑。

鐘睒睒擔心的感性消費消失不會發生，人類對面對面的溫度、即興的驚喜、真實的觸感的需求不會消失。但線下商業的形態必須改變。

未來的線下，不再是沒有電商的時代，而是與電商共存的線下，更強調體驗、服務和社區連接。那些只會擺貨架的線下店會繼續消失，但能夠提供線上無法替代的體驗價值的線下空間，會找到新的生存空間。

政策層面，電商稅收反哺線下的制度性安排，將成為越來越現實的政策選項。

研判五：平臺經濟的競爭將從流量競爭升級為規則競爭。

亞馬遜、TikTok Shop等主要平臺正在持續強化合規審查、履約考核和評價反饋機制，平臺之間的競爭正從流量爭奪延伸至規則制定與標準執行能力的較量。

全球數字競爭正在從技術與商業模式競爭，進一步升級為規則與平臺義務競爭。

誰能在規則制定上占據主動，誰就能在全球平臺競爭中贏得下一回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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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味，不是藥，是理

寫到這里，我想對兩位說幾句心里話。

鐘先生，您看見了問題，這值得尊敬。在一個企業家普遍沉默的時代，您敢于持續發聲，從朋友圈到央視，從絞肉機到限制權力，這本身就是一種勇氣。

但限制平臺權力不是答案，只是問題的另一種表述。答案在于有效的制度設計，讓平臺在規則內運行。

吳老師，您指出了方向，這同樣值得尊敬。但等待新的殺龍少年也不是解決方案，只是對解決方案的逃避。

我們需要的是制度，是讓任何龍都無法成長為惡龍的制度。

平臺不是惡魔，實體也不是圣人。沒有平臺，中國物流不會這么快崛起，支付體系不會如此便捷，制造業不會被倒逼升級。沒有實體，城市就會失去溫度、失去煙火氣、失去人與人之間面對面的連接。

問題不是要不要平臺，也不是要不要實體，而是我們能不能設計出一套制度，讓平臺和實體各自發揮優勢，又在邊界上彼此制衡？

我開的這劑藥方，五味藥，每一味都有2026年最新政策作為依據和支撐。

算法要公開：算法備案、負面清單、協商共治、第三方審計，四層制度層層遞進。

收費要規范：明碼標價、上限管制、禁止變相漲價、爭議仲裁，四重保障環環相扣。

責任要壓實：抄襲黑名單、原創認證、強制介入、舉證倒置，四把鎖鎖住平臺惰政。

創新要激勵：創新基金、創新流量池、稅收杠桿、創新指數，四根杠桿撬動創新。

監管要系統：比例罰、功能匹配責任、歸口管理一致、事前合規引導，四根支柱撐起監管體系。

電商不會消失，實體也不會滅亡。我們需要做的，是給兩者劃出清晰的邊界和公平的規則。

這場爭論最可貴的地方，不是誰贏了，而是它真的發生了。

一個首富級的企業家敢于持續批評平臺經濟的問題，一個知名財經作家敢于當面反駁，雙方都在公共輿論場上擺出了自己的邏輯和論據。這種交鋒本身，就是社會自我糾錯能力的一部分。

至于答案，不在任何一方手里。平臺經濟的治理，最終需要在效率與公平、創新與保護之間找到一個動態平衡點。這個平衡點，只能靠持續的討論、試錯和制度設計去逼近，靠某一方的全勝，永遠無法抵達。

全球同此涼熱。歐盟在罰，美國在訴，中國在立規矩。這不是一場零和博弈，而是一場全球范圍內的制度競賽。

誰能在約束平臺權力與釋放創新活力之間找到最優解，誰就能在數字時代的全球經濟競爭中占據主動。

2026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明確提出“推動平臺經濟規范健康發展”。這不是政策轉向的信號，而是政策深化的宣言。平臺經濟的規范從未退場，只是從專項整治走向常態化監管；平臺經濟的發展從未被忽視，只是從規模擴張轉向了共贏發展。

平臺企業要明白，規范不是一陣風，發展也不是放任自流。只要在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中合規經營、守正創新，平臺經濟依然大有可為，平臺企業方能大顯身手。

鐘先生，吳老師，這劑藥，二位以為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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