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周工作48.6小時：中國人的勤奮，正在貶值

你有時候會不會感到自己“燃盡了”？

不是某一天加班到凌晨的那種累，是一種持續的、低烈度的、揮之不去的疲憊感。每天按時上班、加班、下班，手機24小時待機，周末也不敢徹底關機。月底拿到工資，還完房貸房租、扣掉生活費，剩下的數字讓人恍惚，這么拼命，到底換來了什么？

這不是某一個人的感受，而是整整一代人的集體情緒。它有一個名字，叫職業倦怠。但今天我們不聊心理疏導，不聊“躺平正義”，我們聊聊這背后的經濟邏輯：為什么人越來越累，獲得感卻越來越低？為什么勤勞了半輩子，發現自己還在原地？

先看一個最基礎的數字：2025年，全國企業就業人員周平均工作時間是48.6小時。

法定標準是每周40小時。意味著平均下來，每個打工人每周多干了一個完整的工作日。

但“平均”這兩個字，往往最會騙人。

這個48.6小時只統計了有正式勞動合同的企業就業人員，大約2億靈活就業群體——外賣騎手、快遞員、網約車司機、工地零工——根本沒有被算進去。如果把這些人加上，真實的平均工時只會更高。

分行業看，差距更加刺眼。住宿和餐飲業就業人員的周平均工時達到53.8小時，居民服務、修理和其他服務業超過51小時，建筑業常年突破49小時的法定上限。這些行業的勞動者，每周比標準工時多干整整一天半。

平臺勞動者的情況更極端。外賣騎手、網約車司機，一周不歇是常態，每天12小時起步，周工時輕松突破60小時。早上7點出門，晚上10點收工，中間除了吃幾口飯，幾乎沒有停歇。算法不問你累不累，它只問這一單有沒有送完。

橫向對比更直觀。OECD國家平均每周工作30多小時，我們比它們多出將近50%。德國人一年干的活，我們半年多就干完了——工時遠超，收入卻遠遠不及。

更耐人尋味的是帶薪休假的落實情況。人社部數據顯示，我國在職職工按工齡人均應享受約10天年假，實際只休了6.29天，近半數人沒有完整享受，民營企業職工的實際休假天數更不足4天。

不是不想休，是不敢休。

超過60%未休假的人，是主動或被迫放棄的。“領導不休我不好意思休”“怕影響考核晉升”——這些說辭的背后，是勞動者在勞資關系中的弱勢地位。當休息變成一種“恩賜”而非權利，倦怠就成了必然的副產品。

如果只是工作時間長，但收入也同步增長，那或許還可以用“勤勞致富”來解釋。但現實是，勞動生產率在持續提升，工資增長卻越來越乏力。

過去二十年，我國的勞動生產率確實在飛速進步。從2004年到2023年，第二產業的實際勞動生產率從人均4.45萬元增長到14.86萬元，年均增長6.56%；第三產業從3.04萬元增長到9.56萬元，年均增長6.22%。換句話說，今天一個工人一小時創造的價值，是二十年前的三倍多。

但工資增長的曲線，并沒有和生產率保持同步。

2025年，城鎮非私營單位就業人員年平均工資為129441元，私營單位為71590元——后者僅為前者的55.3%，而且這個差距還在持續拉大。與2014年的最高值相比，私營與非私營單位工資比重已累計下降9.3個百分點。

增速上的差距同樣明顯。2025年非私營單位工資增速為4.3%，私營單位只有3%。而2024年更是近年來工資增速的“低谷之年”——非私營單位僅增長2.8%，私營單位僅增長1.7%，雙雙低于當年GDP增速。

這里有一個很重要的結構性問題：工資增量正在從“普惠式”轉向“技能溢價式”。

2025年的數據很能說明問題。規模以上企業中，專業技術人員的工資增速達到5%，是所有崗位類型中最高的。而管理崗的平均薪資是生產崗的2.6倍，是專業技術崗的1.35倍。工資增長的蛋糕，越來越向技術崗位和管理崗位傾斜，一線生產和服務人員的收入增長空間被持續壓縮。

對于大多數普通勞動者來說，他們面臨一個尷尬的現實：整個社會的勞動生產率在提升，但他們分享不到多少紅利。

想多賺錢，唯一的辦法就是拉長工作時間，用“時長”換“總量”。

這就解釋了為什么會出現“零利潤社會”的現象——不止企業，勞動者也進入了“零利潤”狀態。多干一小時，多賺一小時的錢，但時薪本身漲不動。停下來，收入就斷了。

老一輩常說，勤勞致富。這句話在很長一段時間里是成立的。

開放初期，只要肯干、肯吃苦，就能從農村進入城市，從工廠進入管理層，從低收入跨到中等收入。那是一個增量時代，蛋糕在快速做大，每個人都有機會分到更大的一塊。

但今天的情況不同了。經濟從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增長，增量在收窄，存量博弈在加劇。當蛋糕不再快速變大，分蛋糕的方式就變得至關重要。

第一個原因，是產業鏈位置的約束。

我國長期處于全球產業鏈的中低端，勞動密集型的制造和服務行業利潤空間有限。企業只能依靠延長工時來保障產出和收入增長——這不是某個老板黑心，而是整個行業的生存邏輯。你不加班，隔壁廠加班，訂單就被搶走了。

第二個原因，是勞動力市場的定價機制出了問題。

北大經濟學教授張丹丹長期研究靈活就業群體的收入現狀，她發現一個規律：各大平臺給零工定小時薪資時，基本都盯著當地最低工資標準。也就是說，最低工資就是零工薪資的常態，標準不漲，時薪就很難上漲。

目前各地每月最低工資大多在2000到3000元區間。如果按一周工作48小時折算，對應的小時收入遠低于法律規定的非全日制用工最低時薪。很多零工想多賺錢，只能靠不斷拉長干活時長硬湊收入。

第三個原因，是分配結構的傾斜。

工資性收入雖然仍是居民收入的最主要來源，“十四五”期間對居民增收的貢獻率為59.3%，但財產性收入和經營性收入的增長邏輯完全不同。擁有資產的人，可以通過房價、股權、理財獲得被動收入；而只有勞動力的人，只能靠出賣時間換錢。

當財富增長越來越依賴資本而非勞動，“努力”的性價比自然就下降了。

這不是說努力沒用，而是努力的邊際收益在遞減。以前多干一年能上一個臺階，現在多干五年，可能還在原地踏步。臺階還在，但臺階變高了，而且越來越高。

倦怠不只是一種情緒，它有實實在在的經濟成本。

最直接的影響是消費。晚上10點下班的人沒力氣下館子，周末加班的人沒空逛商場，父母沒時間帶孩子去游樂園。中國居民消費率只有39.35%，在主要經濟體中墊底——不是不想花錢，是沒時間花、沒精力花、也沒多余的錢花。

這就形成了一個悖論：我們用超長工時生產出了海量的商品，卻沒有足夠的時間和錢去消費它們。

生產端在加速，消費端在減速，經濟循環自然就轉不動了。

這也是為什么今年以來，從中央到地方，密集出臺促消費政策時，不約而同地把“保障休息休假”寫了進去。河南、貴州、云南、山西、海南、浙江、安徽、陜西、天津等地紛紛出招推動帶薪休假落地。

把“休息休假”寫進擴大消費的國家級規劃，意思很清楚：老百姓有沒有時間休息，已經不是打工人累不累的個人問題，而是撬動內需、激活經濟的關鍵變量。

第二個影響是生育。父母都在加班，孩子扔給老人或托管班。育兒時間被擠占，生育意愿自然往下掉。超長勞動時間不是生育率下降的唯一原因，但它是一個重要的拖累因素。當年輕人連自己的生活都顧不過來，怎么可能有信心養孩子？

第三個影響是健康。帶病上班、不休病假已經成了很多人的常態。超時工作是職業病和過勞死的重要誘因。身體掏空了，后面拿什么接著干？

這三件事——消費、生育、健康——最后都會指向同一個結果：經濟增長的后勁不足。

看到這里，你可能會說，那就降工時啊，雙休、八小時、帶薪年假，都落實了不就行了？

問題沒這么簡單。

對于很多低收入勞動者來說，加班不是被迫的，而是主動選擇的。制造業零工按件計酬，少干一件少賺一件；外賣騎手按單算錢，少跑一單少賺一單；農民工按天或按月算錢，幾乎沒有議價空間，停工就是斷糧。

對這些群體來說，少干就是少賺。光喊減負，等于讓他們直接降薪。這不是選擇，是生存。

所以，減工時的前提，是漲時薪。讓人們在更少的時間里，能賺到和之前一樣多甚至更多的錢。

張丹丹的觀點很直白：給勞動者減負，絕不能以降低收入為代價。最有效的辦法就是上調最低工資標準。只要最低工資往上提，平臺零工的時薪自然跟著漲。大家不用熬那么長時間，也能保住原有收入，工作時長自然而然就能降下來。

當然，提高最低工資不是發個文件就能解決的。關鍵是勞動監察要跟上，防止平臺變相抵消工資漲幅——漲的是紙面工資，降的是接單量，勞動者還是原地踏步。從月最低工資轉向小時工資率，才能真正保障每一小時勞動的價值。

從更長的時間維度看，工時的下降最終依賴產業升級。當中國從產業鏈中低端往上走，企業的利潤空間變大，勞動者的議價能力變強，短工時、高收入才有可能成為現實。

歐美國家用了上百年才走到今天這一步。它們經歷過的工人運動、勞資博弈、制度建設，我們不可能跳過。但我們可以走得更快一些——用制度設計縮短這個痛苦的過程。

回到開頭那個問題：為什么越努力，越感覺自己在原地踏步？

因為在當前這個階段，對大多數普通勞動者來說，努力的主要作用是維持現有生活水平，而不是實現階層躍升。你拼命加班，不是為了變得更好，而是為了不被甩下去。

這聽起來有些悲觀。但認清這個現實，比沉浸在"只要努力就一定能成功"的幻覺里更有意義。

真正的進步，不是讓每個人都拼命內卷，而是讓不那么拼命的人，也能過上體面的生活。

當一個外賣騎手每天只工作8小時就能養活一家人，當一個普通職員不用靠加班也能供得起房養得起娃，當休息不再是一種奢侈而是一種常態——那時候，我們才能說，勤勞真的變得體面了。

倦怠不是個人的病，是時代的癥。解藥不在某一個人的心態調整里，而在整個分配體系的變革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