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汝豐：難忘教誨——紀念尚鉞同志

1953年夏，我從云南大學歷史系本科畢業，隨即被分配到中國人民大學教師研究班讀研究生。革命老前輩尚鉞同志就是我們的老師。他同時又是我們學習所在的中國歷史教研室主任，是我們的領導。我們那時大都是二十四五的年輕人，尚鉞同志剛五十出頭。初次見到他時，第一印象覺得他很嚴肅。他講話時，略帶沙啞的聲音中透著一股倔犟和剛直，看上去就是一位久經風雨、充滿自信的長者，令人不免有點敬畏。當時教研室上上下下都稱呼他“尚鉞同志”,我們也就這樣稱呼他。這個稱呼，一下子拉近了我們師生間的距離，十分親切。有一次，一位北京大學的畢業生被分配到教研室工作，恭敬地稱他“尚鉞先生”,他立即糾正她說：叫我“尚鉞同志”最好了，叫什么先生。“尚鉞同志”這一稱呼，我們就這樣一直叫下去，他聽了總是微微一笑，有時還和你聊上幾句，沒有一點架子，平易近人。

尚鉞同志畢生執著地追求真理，矢志不移地堅持用馬克思主義研究歷史，是我國卓有建樹的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在我們做他的學生及以后追隨他從事歷史教學和研究的工作中，他都要求我們踏踏實實學好馬克思主義，用馬克思主義去研究歷史，科學地探求歷史發展的規律。我們在他的辛勤教育和培養下成長。歲月匆匆，轉瞬間五十個春秋寒暑過去了，但尚鉞同志的諄諄教誨，令我永遠難忘。

尚鉞同志早在北京大學讀書的時候，便得到李大釗等馬克思主義革命先驅的指導和影響，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教育。1927年大革命遭到巨大挫折，面對白色恐怖，他無畏無懼，毅然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他深知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在艱苦的革命斗爭中不斷地努力學習和掌握馬克思主義，把馬克思主義作為自己革命斗爭實踐和學術研究實踐的指南。他是一位久經考驗的堅強的無產階級革命者，在長期的嚴酷斗爭中積累了豐富的實踐經驗，有著深厚的馬克思主義素養。記得尚鉞同志為我們講授中國通史的第一堂課——緒論時，反復講的就是必須用馬克思主義去研究歷史的道理。我們入學的第一年就集中地學習馬克思主義課程，他是教我們系統地用馬克思主義學習和研究歷史的第一導師，他對馬克思主義造詣很深。他學識淵博，但很謙遜，常說自己從事歷史研究是“半路出家”,學得不夠，還在努力學。又常說自己是“識途老馬”,要求我們沿著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歷史研究的科學大道勇往直前。

尚鉞同志認為，用馬克思主義研究歷史，最根本的就是要探求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因此他很重視對社會經濟問題的研究，特別是生產力的發展和生產關系的變化的研究。他用了很大的心力，傾注于研究在中國歷史發展過程中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的轉變；研究中國古代社會向近代社會的轉變。對前者，尚鉞同志提出了“魏晉封建論”;對后者，他提出了明清之際資本主義萌芽的問題，形成了尚鉞同志卓然獨立的學術見解。“魏晉封建論”也同時成為史學界與“西周封建論”和“戰國封建論”鼎足而立的三大學派之一，對推動我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發展產生了重要的影響，是20世紀50年代我國史學論壇上迎風綻放的一朵奇葩。

“魏晉封建論”和明清之際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的提出，是尚鉞同志孜孜不倦、吃砣以求的辛勤勞動果實。在對我們講授中國通史的整整一年中，這兩大問題在全部課程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我們親眼看著他夜以繼日地為我們編寫講義，無論酷暑還是寒冬，夜闌人靜的鴉兒胡同小院中他的書房總是亮著燈光。看到這位老人聚精會神地不停寫作的身影，我們無不為之深深感動。一年下來，我們手頭上已經有了幾厚本油印的講義，足足有百來萬字，這也就是后來經過整理出版的《尚氏中國古代通史》的最早的稿本。1954年，也正是我們聽他講授中國通史時，他主編的《中國歷史綱要》由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這是一部觀點鮮明、結構嚴謹、簡明扼要、通暢易懂的通史著作，凝結著尚鉞同志和教研室其他幾位老師的心血和汗水。此書出版后立即產生了強烈的反響，不僅成為許多高校的通史教材，而且成為廣大干部喜愛的史學著作，后來又被翻譯為俄文、日文和波蘭文出版。

尚鉞同志是一位嚴師，對我們要求很嚴格，同時他對我們這些年輕人又十分關懷愛護，期許也多。只要我們有一丁半點進步，或是有什么獨立思考的見解，他就非常高興。在課堂上，尚鉞同志是“一家之言”,他講，我們聽，但又不止于此，對尚鉞同志課堂上的“一家之言”,我們也可以有不同意見。我們班上的謝忠良同學，是四川大學畢業的，受教于著名學者徐中舒教授，持“西周封建論”。他在課堂討論中就不同意尚鉞同志的意見，甚至考試時也仍持“西周封建論”。我們每學期都有幾次課堂討論，尚鉞同志出題，大家就題討論。每次有一兩個人作中心發言(也就是就尚鉞同志出的題做主題發言),然后大家討論，發表各自的意見。尚鉞同志則坐在一邊“旁聽”,有時也插上兩句，提個問題啟發大家，或者就我們發言中的某一點追問究竟。課堂討論是一種很好的教學形式，各抒己見，生動活潑，既可以使我們對課堂的講授有更深入的領會，也可以培養我們的學習興趣和獨立思考能力，是課堂學習的補充和發展。尚鉞同志很重視我們學習中的意見，還把課堂討論成果推薦發表。例如，1952級的同學討論中國古史分期問題的意見，經尚鉞同志的推薦，發表在《教學與研究》雜志上。我們班討論漢代官私奴婢問題的成果，也是經尚鉞同志的推薦，發表在《歷史研究》上。對我們這些年輕人來說，這是很大的教育和鼓勵。

在課堂上，尚鉞同志反復強調要學好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要求我們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去學習和研究歷史。他在課堂講授時，常常不厭其煩地大段援引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目的是要我們這些初學馬克思主義的年輕人熟悉經典著作中的理論觀點，領會和把握理論和精神實質所在，以使我們懂得應該如何分析紛繁復雜的歷史現象，正確認識歷史上的各種問題。同時他又常常叮囑我們，不要停留在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中的某一段話，甚至用它代替自己的分析。他要求我們一定要讀原著,要全面領會而不可斷章取義，甚至照抄照搬。尚鉞同志自己讀馬克思主義的著作就十分用功，因而也十分熟悉，有的著作他曾不止一遍地通讀過。在他那種孜孜不倦勤奮學習的精神感染下，讀馬克思主義原著,在中國歷史教研室的老師和研究生中蔚然成風，這使我們終生受益。

尚鉞同志不只是強調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的學習，更重視馬克思主義的應用，重視理論與實際的結合。他說，歷史研究的實際就是歷史發展過程的客觀存在，是一個歷史階段、一個歷史時代的社會生產力、生產關系，以及與之相聯系的政治、經濟、法律制度和文化教育、社會倫理道德等意識形態的各種狀況。理論聯系實際，對于歷史研究來說，必須重視史料，下大氣力搜集和掌握史料。他常對我們說，對中國歷史遺留下來的浩如煙海的豐富史料，歷史研究工作者難以窮盡，但必須盡最大努力去大量掌握和研究。他認為理論聯系實際包含三個方面的問題。第一位的是理論問題，即認識和掌握馬克思主義關于人類歷史的發展規律；第二是歷史材料的選取與掌握；第三是理論與實際的結合，做出分析判斷和得出結論。他把這三個方面，或者說三個層次、三個環節，看做研究歷史緊密聯系的完整過程，三者之中，缺一不可。尚鉞同志把史料放在這一過程的中心，可見他對史料的掌握和研究的重視。如果失去這個中心環節，理論就將成為教條，空洞無物，理論與實際的結合也將成為空話，無可實現，也就不可能得出二者結合得合乎客觀實際的結果。我清楚地記得，有一次課堂上，講到理論和實際的結合，他舉手一揮，打了個比方，他說，理論非常重要，是我們做學問、研究歷史的銳利武器，但是你如果只把理論掛在嘴上，就是不在史料上下工夫，就好比拿著一把鋒利的刀子，只在空中耍，刀子雖然鋒利，有什么用?他多次對我們講過，史料代表著一定的社會關系，一定的史料是一定的社會關系的記錄和反映。這是尚鉞同志從馬克思主義高度出發對史料所作的十分深刻透徹的認識。記得在講兩漢社會經濟問題時，他要求我們要從最基本的史料入手，要我們通讀《漢書·食貨志》。班上的同學大都認真去讀了，有的同學還不只通讀一遍。尚鉞同志還十分重視教研室和資料建設，在學校的支持下，他曾派了兩位老師南下蘇、杭、寧、滬，訪求古籍，購買舊書刊報紙。教研室的資料室藏書豐富，我們那個兩進的四合院中，前后兩邊廂房，滿滿當當都是書，多達數萬冊。這在當時全國高校歷史教研室的資料室中，是少有的了。

如何正確評價歷史人物，是尚鉞同志十分重視的另一個重要問題。在收入《尚鉞史學論文選集》的文章中，有幾篇就是專門論述歷史人物評價問題的。在課堂上，對秦皇漢武、唐宗宋祖以至康熙皇帝，尚鉞同志都有自己精辟的分析評論。記得有一節課上，講到岳飛抗金以及以“莫須有”罪名被害，他的話語慷慨激昂，愛憎分明，極富感染力。他認為中國傳統史學中，孤立地以人物為中心的歷史觀很不可取，因為它脫離了歷史人物賴以存在的社會歷史條件，其著眼點只是帝王將相的豐功偉業，只是帝王將相的家譜，而不能揭示歷史的本質。但尚鉞同志并不否認包括帝王將相在內的歷史人物的歷史作用。他認為歷史人物是一定歷史條件下社會關系的產物，不能脫離歷史客觀環境和社會關系去研究歷史人物。他要我們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去研究人如何創造環境，環境又如何創造人。尚鉞同志對清初黃宗羲、王夫之、顧炎武三位思想家的研究，就是結合他對明清之際資本主義萌芽的問題的研究進行的。從當時出現資本主義萌芽的新經濟因素等條件和當時的社會關系狀況考察，他對三位思想家給予了很高的評價。但同時他又認為，這三位思想家畢竟不能超越當時的歷史環境，不能不受到時代和階級的限制，因而，只能是封建社會里的啟蒙思想家，而不是新時代晨曦的歌唱者。他那勇于探索的精神，他對歷史人物辯證分析的方法，給我們以深刻的啟迪，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馬克思主義是全面完整的科學體系，在我們師從尚鉞同志學習的過程中，他始終要求我們要認真地、全面系統地，而不是表面地、簡單地去學習馬克思主義，要求我們領會掌握馬克思主義的精神實質，要我們堅持用馬克思主義去研究歷史，探索歷史發展的規律，總結歷史的經驗教訓，擔負起史學工作者應負的責任。尚鉞同志生前最后發表的一篇文章的題目就是《堅持用馬克思主義研究中國歷史》。他在這篇文章中旗幟鮮明地寫道：

我們應該理直氣壯地說，歷史研究必須用馬克思主義作指導。我們所應拋棄的是那種對馬克思主義的歪曲和閹割，我們所反對的是那種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庸俗化的態度。至于真正的馬克思主義，我們的歷史研究離了它仍是寸步難行的。

也就在這篇文章中，他還說：

古代史學家曾要求一個“良史”,不僅要具備史才、史學、史識，還要具備史德。我們馬克思主義史學家也要有一種史德。我想這就是光明磊落、實事求是的品格。那種善于察言觀色、探測風向，是同馬克思主義史學家應具有的史德不相容的。

這是尚鉞同志最后留給我們的教誨，集中反映了這位堅持真理、踏實鉆研、勇于探索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畢生的追求，也集中反映了他的光明磊落、剛直不阿、實事求是的崇高風范和品德，是我們永遠值得珍愛和學習的寶貴財富。今年是尚鉞同志誕辰一百周年，也是他逝世的二十周年。當我們重讀他的這篇論文，仿佛仍能聽到這位革命老前輩、我們敬愛的老師略帶沙啞而充滿堅定和自信的聲音。教誨難忘。我們永遠懷念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