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1932—1933年“大饑荒”始末

一、“大饑荒”公開始末

1932—1933年, 蘇聯爆發了一場席卷烏克蘭、北高加索、伏爾加河流域、哈薩克斯坦、南烏拉爾和西西伯利亞的“大饑荒”, 其規模之大、波及范圍之廣、后果之嚴重在整個俄國歷史上史無前例。

“大饑荒”暴發之后, 蘇聯政府竭力封鎖信息試圖隱瞞真相。1932年, 《紐約時報》駐蘇聯記者沃特·杜蘭蒂在明知烏克蘭發生大饑荒的情況下仍在報道中宣稱:“烏克蘭根本未發生饑荒, 而且也不可能發生”。然而, 敵對國——納粹德國的媒體在第一時間獲知了“大饑荒”爆發的事實并率先報道, 但卻使用了虛假照片 (1921的饑荒圖片) 作為宣傳。1935年, 紐約《泰晤士報》刊發“大饑荒”真實照片。同年2月18日, 芝加哥一家媒體頭版頭條報道“蘇聯發生饑荒, 死亡人數600萬”。但是, 蘇聯政府堅決否認“大饑荒”存在, 指出所有報道均是“反蘇宣傳”。

40年代末50年代初, 僑居國外的德米特里·薩拉韋伊首次發表了對“大饑荒”的詳盡研究, 他的研究受到一些學者的好評, 但知之者甚少。直到80年代, 旅居在美國和加拿大的烏克蘭僑民才開始揭開塵封50年的秘密。1984年10月12日, 美國政府成立專門委員會并撥款四百萬美元對“大饑荒”進行研究。兩年后, 委員會提交研究報告, 指出“饑荒是人為造成的”, “斯大林及其親信在1932—1933年實施了針對烏克蘭的種族滅絕政策”, 但該委員會卻沒有提供任何有說服力的證據證明“大饑荒”僅是針對烏克蘭的“種族滅絕”。1987年12月25日, 烏克蘭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第一書記В. В. 謝爾賓茨基在“烏克蘭蘇維埃政權建立70周年”慶祝大會上, 第一次公開承認1932—1933年“由于干旱”烏克蘭出現饑荒, 同時指出西方媒體之前和現在的宣傳都是“政治投機”。烏克蘭獨立后, 許多烏克蘭政治家和學者認為, “大饑荒”是針對烏克蘭的種族滅絕。2004年, 烏克蘭總統尤先科上任后, 一直致力于爭取國際社會對這一觀點的承認。2007年11月1日,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三十四屆大會通過決議紀念烏克蘭大饑荒死難者, 但并不承認“種族滅絕”的提法。

在“大饑荒”爆發后的許多年里, 蘇聯國內對這一悲劇性事件都絕口不提。直到60年代初, 一些蘇聯作家率先打破沉默在自己的作品中描寫了1932—1933年的饑荒情景, 如М.Н.阿列克謝耶夫的《面包是一個名詞》。由于受到史料保密所制, 蘇聯史學界對“大饑荒”的研究一直落后, 直到80年代, 仍然拘泥于“烏克蘭等一些地區出現食品困難”的表述。1986年出版的兩卷本《蘇聯農民史》一書首次使用“1932—1933年饑荒”這一術語。1986年初蘇共27大召開之后, 史學界才對蘇聯農村的這一悲劇事件展開研究。1988年著名史學家В.П.達尼洛夫在《歷史問題》第三期上發表文章, 利用當時最新的文獻闡述導致“大饑荒”的原因在于, 當時的糧食收購政策。其他一些學者, 如И.Е.澤列寧和Ю.А.莫什科夫也陸續發表了自己的研究成果。1989年, 烏克蘭歷史學家С.В.庫里奇茨基發表了自己的研究成果——《1933:饑荒的悲劇》, 指出人為的饑荒不僅是“極端錯誤的”, 也是“非理性”的。在2002年“大饑荒”70周年之際, 他又發表《1933年饑荒死亡人數考》一文, 指出烏克蘭“大饑荒”中死亡人數為300—350萬人, 全蘇總死亡人數為464萬人。

從1999年開始, 俄羅斯陸續出版五卷本資料文獻集《蘇聯農村的悲劇:集體化和消滅富農》, 披露了包括“大饑荒”在內的眾多最新解密資料。鑒于我國國內尚無針對蘇聯1932—1933年“大饑荒”的專門研究現狀, 本文試圖利用這些資料闡述“大饑荒”的產生背景、機制和后果。

二、“大饑荒”的產生時代背景

1929年11月3日, 斯大林發表題為《大轉變的一年》的著名文章, 標志著聯共 (布) 的農村政策發生了前所未有的、驚天動地的變革。在廣大農民根本沒有做好物質準備和心理準備的基礎上, 全盤集體化以強制手段開始推行。在斯大林的干涉下, 1930年1月5日, 聯共 (布) 中央政治局通過題為《關于集體化的速度和國家幫助集體農莊建設辦法》的命令, 把伏爾加河下游、伏爾加河中游和北高加索地區的集體化期限縮短到1—2年, 把烏克蘭、西伯利亞、烏拉爾、中部黑土區和哈薩克斯坦的期限縮短到2—3年, 其他非產糧區的期限縮短到3—4年。次日, 《真理報》公開發表了這份命令, 昭示著蘇聯農業全盤集體化政策制定完畢, 蘇聯農村命運即將發生重大轉折。

蘇聯農業全盤集體化政策的目的在于成立集體農莊體系, 把農民禁錮在土地上進行最大限度剝奪, 更方便、更快捷、更大量地收購糧食出口換取外匯購買設備, 實現蘇維埃國家快速工業化。農民生產出來的糧食成為寶貴的物質財富, 農民為國家發展作出了重大犧牲。當集體農莊迫于強大鎮壓把商品糧和口糧在內的所有糧食都上交給國家之后, “大饑荒”來臨了。

三、“大饑荒”的產生機制

1. 建立在虛假統計數據基礎上的超負荷糧食收購

根據蘇聯官方統計資料, 1928—1934年糧食總產量、收購數量和出口數量見下表。

表一 (單位:萬噸)

資料來源:Андреа Грациози: Великая крестьянская война в СССР. большевики и крестьяне.1917-1933. М: РОССПЭН. 2001.58.

1929、1930和1931年糧食收購數量和比例逐年增加, 這是因為:第一, 因工業中心增加大幅增長的城市人口對糧食的需求加大;第二, 工業發展對農產品的依托程度加深;第三, 用于出口換匯購買設備的糧食需求增加。農民供應的糧食無法滿足不斷增長的需求, 糧食收購危機頻發。聯共 (布) 中央沒有采取措施切實增加糧食生產, 只是一味地采取強制手段盲目提高糧食收購計劃。

1930年糧食出口數量劇增的原因在于當時國際市場糧價上揚, 為了更多更快地出口糧食換取外匯, 斯大林密令莫洛托夫“最大限度地增加糧食出口”, 親自把每日出口定額由原來的100—150萬普特增加到300—400萬普特。結果, 1930年的收購數量提高了26.5%, 出口數量提高了2724%。在聯共 (布) 中央政治局看來, 1930年糧食總產量、收購數量和出口數量的大幅度增長意味著農業全盤集體化政策的勝利。因此, 十六大決議作出了“黨依靠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已經基本成功地解決了糧食問題”的結論。

但事實并非如此。1931年糧食總產量開始大幅降低, 但是糧食收購數量和出口數量卻增加了約8.5%。中央政治局堅決否決了一些地方領導降低收購計劃的請求, 指出“不許進行任何形式的討價還價”, 必須“無條件地百分百完成計劃”。10月15日, 政治局取消了集體農莊中心“先進行飼料儲備, 后完成收購計劃”的規定, 改為“先完成收購計劃, 后進行飼料儲備”, 儲備飼料時還要實行“最大限度地節約”。

10月末, 在聯共 (布) 中央委員會全體大會上, 斯大林堅決否決了伏爾加河中游區書記М.М.哈塔耶維奇和伏爾加河下游區書記В.В.普圖哈降低本地區收購計劃的申請。看到斯大林的反應, 烏克蘭書記С.В.科西奧爾改變了自己匯報糧食收購困難的初衷, 轉為宣布烏克蘭5.1億普特的收購計劃“毫無疑問是切合實際的, 農民不用做出特別的犧牲就能夠完成”。 會上, 時任蘇聯供應人民委員會人民委員、直接負責對全國人民進行食品供給的米高揚明確指出:“應該先完成國家計劃后考慮地方的吃飯問題”。

1932年1月11日, 聯共 (布) 中央政治局通過《超額收購糧食》命令, 責成各地區“在完成原定年度計劃之后繼續超額收購糧食”, 其中40%由各地執行委員會留用支配, 其余全部上交中央儲備。為了完成不斷追加的收購計劃, 集體農莊被迫把口糧連同商品糧一起上交, 自己卻因無糧忍饑挨餓。饑荒出現并開始擴散。但是, 聯共 (布) 中央卻沒有重視這一問題, 而是在7月7日又通過了絕密命令讓各地區下達收購計劃時額外再增加4—5%。

1932年夏天, 烏克蘭少數地區、北高加索和伏爾加河下游遭遇干旱, 每公頃糧食產量 (按照糧倉收成計算) 降到了3—4公擔。從9月份開始, 中央不得不屢次降低不切實際的收購計劃, 烏克蘭降低了4000萬普特, 哈薩克斯坦降低了300萬普特, 北高加索降低了370萬普特。10月29日, 政治局決定把全蘇的糧食收購計劃由原來的2.35億普特降低到1.65—1.75億普特, 共減少6 000多萬普特。同時, 政治局強調這是中央做出的最后讓步, 必須“無條件地完成”最終計劃。

然而, 收購計劃仍無法完成, 因為大大超出了農民的承受程度。西西伯利亞邊疆區的許多集體農莊主席甚至不敢把計劃拿到集體農莊會議上討論, 他們深知, 完成計劃將奪走農村包括口糧在內的所有糧食。農民對收購計劃表示強烈抗議, 他們根本不相信連種子貸款都不再發放的政府, 收購走所有的糧食后會施以援手, 甚至懷疑政府還會像從前那樣追加新的收購任務。他們清楚地意識到, 如果再像前兩年那樣上交所有“余糧”的話就會餓死, 因此, 他們千方百計地拖延交糧, 反抗糧食收購機關的收購行動, 盜走地里一部分已經成熟的糧食, 為即將到來的饑年早做打算。

斯大林認為, 收購困難的原因在于農民“蓄意進行暗中破壞”。1932年10月27日, 斯大林在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會議上指責“個別的破壞分子”“讓工人和紅軍沒有糧食吃的”的行為實質上是“悄悄發動了反蘇維埃政權的……毀滅性戰爭”, 必須利用非常規的鎮壓措施予以懲治, “不給他們以致命的打擊是愚蠢的做法”。受到懲治的并非“個別破壞分子”, 而是全體農民。負責糧食收購工作的各級黨委領導和從城市中派出的工人都把農民看成貪婪、自私、愚昧和粗野的人, 故意藏起糧食企圖餓死城市居民和和紅軍戰士。他們認為, 農民必須為加速國家工業化做出物質犧牲, 甚至是付出生命代價。在這種思想指導下, 他們對農民進行了殘酷無情的鎮壓。

著名作家肖洛霍夫在給斯大林的信中, 詳細描寫了自己在北高加索維申區“親眼所見的”、“至死也不會忘記的”、駭人聽聞的鎮壓手段。邊疆區委特派員奧夫琴尼科夫命令把1090戶未完成收購計劃的集體農莊社員攆到戶外, 在冬天零下二十幾度的天氣里被驅逐者白天“像影子一樣依偎在自己被查封的房子外面”, 晚上尋找棚子過夜, 任何人也不敢收留他們進屋取暖, 否則自己也將受到同樣的懲罰。邊疆區委第二書記季明比奧夫琴尼科夫更嚴厲, 認為被驅逐者在任何建筑物里過夜都是非法的, 應該住在“露天地里”, 結果一名婦女抱著孩子雙雙凍死在冰天雪地的戶外。

為了安撫肖洛霍夫的激動情緒, 斯大林派М.Ф.什基里亞托夫去維申區糾正糧食收購中的“過火”行為, 奧夫琴尼科夫和季明被撤職, 但沒有受到審判, 他們受到了莫洛托夫的保護。另外, 斯大林還給維申區下撥了12萬普特的糧食。然而, 這并不意味著斯大林的政策因作家的幾封信就發生改變。斯大林一邊安撫肖洛霍夫, 一邊批評他 “只看到了事物的一個方面”, 即農民可憐的一面, 沒有看到農民讓“工人和紅軍沒有糧食吃”的“有罪的”另一面, 在回信的最后, 斯大林堅決指出:“有罪的人必須得到應有的懲罰”。受到懲罰的不僅僅是“有罪的”農民, 還包括農村“腐敗蛻化”的共產黨員, 也就是不愿意采取殘酷鎮壓手段的共產黨員。北高加索庫班區的共產黨員最先遭到清洗, 43%的共產黨員被開除出黨, 5000人被逮捕。1932年11月至12月5日, 烏克蘭逮捕了1830名集體農莊隊長、會計等工作人員。12月14日, 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聯名簽署命令進一步指出, 地方農村中“部分共產黨員已經成為階級敵人的代言人”, “背叛了黨”, 其“反布爾什維克的行為已經觸目驚心”, “必須采取堅決措施和這些叛徒作斗爭”。1933年初, 許多糧食收購特派員因為實在無糧可再沒收或者允許集體農莊留下少許糧食度饑荒, 被加以“蘇維埃政權敵人”的罪名撤職、開除出黨并追究法律責任。1932—1933年, 烏克蘭共有1 638名邊疆區委書記等高級干部被撤職, 占總數的1/3。

12月5日, 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命令各地區黨委, 對沒有完成糧食收購任務的集體農莊進行懲治, 如提前追繳貸款、停止機器拖拉機站的服務, 強行沒收現有糧食 (包括種子) 等措施。1932年1月11日, 政治局命令各地區在完成預定計劃基礎上再次“超額”收購糧食。按照中央的要求, 地方所有工作人員都進入了“戰斗狀態”進行“突擊行動”, 采取各種違法的暴力手段強迫征糧。為了完成收購計劃, 集體農莊被迫上交了包括口糧在內的幾乎所有糧食。

哈塔耶維奇和莫洛托夫就糧食收購擠占了農民口糧問題展開了激烈的爭論。哈塔耶維奇認為, 糧食收購從集體農莊中拿走的不僅是商品糧, 而是包括口糧在內的所有糧食, “糧食斗爭”不僅是收購糧食, 還包括增加糧食生產, 同時他還指出, 如果國家不滿足集體農莊和社員的消費需求, 他們就不會擴大生產, 就會退出集體農莊。哈塔耶維奇的觀點本身和把公開觀點的做法引起了莫洛托夫的強烈不滿, 他指責哈塔耶維奇的觀點是“非布爾什維克的”, 是錯誤的, 認為應該把“滿足無產階級國家的需要作為首要任務”。

所謂“首要任務”就是把種子儲備和消費儲備一起納入到糧食收購計劃當中。1932年12月23日, 卡崗諾維奇和收購委員會副主席М.А.切爾諾夫聯名向斯大林請求取消烏克蘭政治局11月18日做出的“把種子儲備納入糧食收購計劃必須經過區執行委員會批準”的規定, 指出該規定“嚴重制約和損害了糧食收購事業”。斯大林立刻批準了這一請求。

把種子儲備納入收購計劃之后, 北高加索在1933年1月15日前完成了收購計劃, 伏爾加河下游也在1月初超額完成了任務。但是, 烏克蘭即使把種子儲備連同消費儲備都收購之后, 還是沒有完成計劃。

2. 成立“特別委員會”加強鎮壓

1932年10月22日, 聯共 (布) 中央政治局通過了在烏克蘭和北高加索兩個產糧大區成立“特別委員會”加強糧食收購的決議。北高加索特別委員會由卡崗諾維奇領導, 成員包括米高揚 (供應人民委員部) 、亞果達 (國家政治保安總局) 、М.А.切爾諾夫 (收購委員會) 、Т.А.尤爾金 (國營農場人民委員部) 、Я.Б.加馬爾尼克 (工農紅軍政治部) 、М.Ф.什基里亞托夫 (中央監察委員會) 和А.В.科薩廖夫 (全俄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委員會) , 是人數最多、實力最強的委員會, 因此, 北高加索的鎮壓也格外嚴厲。

11月1日, 卡崗諾維奇來到羅斯托夫后立刻開展鎮壓, 宣布要在庫班揪出3—5個村鎮列入“黑名單”。4日, 特別委員會協同北高加索邊疆區委向庫班發出完成收購計劃的最后通牒, 把新羅日杰斯特文、梅德韋多夫和特米爾戈耶夫三個鎮列入“黑名單”予以嚴厲懲治, 這就意味著:第一, 立刻停止商品供給并運走所有現有商品;第二, 完全禁止集體農莊貿易活動;第三, 停止發放并提前追繳各類貸款;第四, 清洗集體農莊、合作社和國家機關中的“敵對分子”;第五, 逮捕“破壞糧食收購的反革命分子”。8日, 國家政治保安總局特派員Р.皮利亞爾和П.尼古拉耶夫進駐僅完成1/10收購計劃的波爾塔瓦鎮, 在已經逮捕240名村民的基礎上又逮捕479人。一些共產黨員因為同情農民也遭到鎮壓, 如季哈列茨區黨組書記Н.В.科托夫因為建議把社員的日實物工資由490克糧食提高到2000克被當作“工人階級的叛徒”槍斃。11月至12月, 卡崗諾維奇在庫班開展了大規模驅逐哈薩克的行動, 為了“不讓庫班金子般的土地種不上糧食”, 庫班的13個村鎮和頓河流域的2個村鎮被列入“黑名單”驅逐到北方地區, 波爾塔瓦、梅德偉季和得撫三個村子里的4.75萬名農民中有4.56萬人被驅逐。原來居住在北方的集體農莊社員和復原的紅軍戰士被遷移到原屬于哈薩克的“金子般的土地上”, 波爾塔瓦村因此改名為紅軍村, 而得撫村則改名為蘇維埃村。到1933年初, 北高加索地區共有6.35萬哈薩克被驅逐。

烏克蘭委員會由莫洛托夫領導, 成員包括М.И.卡爾馬諾維奇等四人, 卡崗諾維奇直接參與了委員會工作。11月11日, 在莫洛托夫委員會的參與下, 烏克蘭聯共 (布) 中央政治局制定了《個體農戶糧食收購制度》, 警告個體農戶不完成收購任務將受到懲罰, 如停止工業品的供應、沒收份地和宅邊地、驅逐到區外甚至是州外邊緣地區, 不完成收購計劃“硬指標”的富農則將遭到沒收財產、逮捕和流放。烏克蘭特別委員會還借鑒了北高加索的“黑名單”做法, 12月6日, 烏克蘭聯共 (布) 中央政治局和人民委員會下發命令把第聶伯彼得羅夫、敖德薩和哈里科夫三個州的6個村鎮列入“黑名單”, 理由是沒有完成糧食收購計劃、“富農和反革命分子”惡意破壞收購行為多發。

哈薩克斯坦沒有成立特別委員會, 其職能由哈薩克斯坦邊疆區委代為執行。在書記Ф.И.戈洛謝基內的領導下, 哈薩克斯坦邊疆區委展開了鎮壓行動。11月10日, 邊疆區委宣布“要借鑒北高加索經驗”, 31個糧食收購落后地區被列入了“黑名單”受到懲治, 國家政治保安總局在8天內逮捕了374人。在加大鎮壓力度之后, 多數集體農莊用10天時間完成了糧食收購計劃, 同時也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價——把種子儲備和“最低限度的食品儲備”都上交了。失去所有糧食的農民不得已只好進行大規模遷移, 僅讓-阿爾金一個區就遷移了2044戶, 剩下630戶毫無生存物資地留在原地, 20天內, 該地區死亡300人。

伏爾加河下游邊疆區的特別委員會成立較晚, В.В.普圖哈領導的邊疆區委等不及特別委員會成立就依據北高加索和烏克蘭特別委員會的經驗先行展開鎮壓。到12月8日為止共逮捕5896人, 包括2302名“反革命積極分子”、3142名“盜竊者” (包括割麥穗的人) 和452名“投機倒把者”, 這些人中有的被槍斃, 剩下的被判處最少10年的監禁, 其中有不少“割麥穗”的少年兒童。烏柳賓等七個地區的20個村蘇維埃被列入“黑名單”。12月中旬, П.П.波斯特舍夫領導的伏爾加河下游特別委員會成立。和其他地區特別委員會不同, 波斯特舍夫委員會沒有加大, 而是極力降低鎮壓力度。12月18日, 在特別委員會和區委的聯合會議上, 塔季謝夫區委書記扎沃龍科夫提出的“沒收集體農莊社員手中余糧”的提議遭到否決, 強調只能沒收“偷盜等非法所得的糧食”。對于謝爾多賓斯克區委“組織檢查集體農莊社員余糧”的請求則強調“檢查對象不能包括誠實勞動的集體農莊社員”。此外, 還否決了奧利霍夫區、耶蘭區把未完成計劃的村鎮列入“黑名單”的請求, 并堅決要求取消已被列入“黑名單”中的所有集體農莊并在報紙上公布。此外, 還要求返還被非法沒收的糧食、牲畜和農具等生產資料, 追究嚴重違法人員的責任, 為收購落后地區調撥脫粒機和拖拉機, 并派去維修隊等一系列緩和鎮壓的措施。

波斯特舍夫維護農民、緩和鎮壓力度的做法顯然嚴重違背了斯大林的意圖。12月11日, 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命令伏爾加河下游邊疆區, 加快審判阿列科謝耶夫區執行委員會主席馬卡洛夫和集體農莊聯盟主席蘇沃洛夫等四名收購行動開展不力的領導, 判處他們5—10年監禁。三天后, 聯共 (布) 中央政治局下發了由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聯名簽署的《關于烏克蘭、北高加索和西部州糧食收購》命令, 指出“兜里揣著黨票”“欺騙國家”、“妨礙糧食收購計劃的”工作人員都是“黨、工人階級和農民最兇狠的敵人”, 是“反革命分子”, 必須“堅決消滅”, 對其實行逮捕、長期監禁和槍斃。斯大林的命令表達了中央對特別委員會鎮壓行動的支持和督促。北高加索、烏克蘭和哈薩克斯坦特別委員會對饑荒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其殘酷鎮壓加深了大饑荒的危害性。

3.“身份證制度”的實施

一些農民不堪饑餓貧困進城尋找工作和食物, 成為了城市里的“多余人口”。為了解決這一問題, 1932年12月27日, 蘇聯人民委員會和中央執行委員會通過了在全蘇實行“身份證制度”的命令, 規定全蘇除農民外的所有公民都可以獲得身份證。顯然, 該命令的出臺并非偶然。

1933年1月22日, 聯共 (布) 中央委員會和蘇聯人民委員會下發絕密命令嚴厲禁止北高加索和烏克蘭的大批饑民向中央黑土區、伏爾加和流域、莫斯科州和白俄羅斯遷移“要飯”。這份命令由斯大林親筆書寫, 原稿上只有他一個人的簽名, 后來重印時才加上了莫洛托夫的署名。這成為斯大林為“大饑荒”負直接責任的重要證據。至于已經成功逃跑的饑民, 需要“立刻逮捕并遣送回原籍”, 負責這一行動的是國家政治保安總局交通部。1月23日, 烏克蘭政治局做出決定:“禁止各火車站向農民出售離開烏克蘭的火車票”。25日, 北高加索政治局也通過了類似決議, 并決定在火車站發動“阻截戰役”, 對車站的火車調配等業務實行半軍事化管理。從國家政治保安總局抽調的工作人員在公路和鐵路上組成崗哨, 攔截逃荒饑民, 滯留在候車大廳、站臺、車廂和街心花園的饑民饑寒交迫虛弱至極, 加上流行病爆發, 大批饑民陸續死去。據國家政治保安總局統計, 3月份之前共逮捕了21.95萬名逃荒的饑民, 其中18.66萬名饑民被遣返回鄉, 剩下的被關進了監獄。

“1月22日命令”和“身份證制度”成為了壓垮農民的最后一根稻草。從此, 饑餓的農民無法逃離饑荒地區, 失去了逃荒“要飯”的活命機會, 只能呆在原地等死。這也是為什么1932年饑荒范圍擴大并演變為“大饑荒”的一個主要原因。至此, 一個造成“大饑荒”肆虐的完整機制形成。

四、“大饑荒”真相

農業全盤集體化運動伊始, 饑荒已即在蘇聯局部地區出現。1930年3月末, 國家政治保安總局報告在巴什基爾和哈薩克斯坦出現了“饑荒”。三個月后, 伏爾加河中游、烏克蘭、烏拉爾、西伯利亞、北高加索和土庫曼斯坦的多個地區也都出現了“食品困難”。但從整體上看, 饑荒并不具備普遍性, 只是個別地區的個別現象。

從1931年末開始, 饑荒規模擴大, 波及地區擴散。1932年春天之前, 全蘇各地饑荒的基本特征是:饑荒多發在全盤集體化最早的地區和最聽話地上交了全部糧食的地區;和個體農民相比, 饑荒多發在集體農莊社員家中;已經出現因饑荒而浮腫、生病、死亡和自殺等現象, 但規模不大;發生饑荒地區開始食用草根、樹皮和動物死尸等代食品, 尚未出現食人現象。總之, 盡管饑荒范圍有所擴散, 但就全蘇范圍看, 仍未演變為“大饑荒”。如果斯大林領導的聯共 (布) 中央能夠及時地降低收購計劃并進行食品援助的話, 就可以完全遏制饑荒的擴散。但是, 他們沒有這樣做。

饑荒繼續蔓延。到1932年夏天, 國家政治保安總局情報中的“食品困難”字眼也替換為“饑荒”, 事實上此時“大饑荒”已經開始。哈薩克斯坦的饑荒地區增加到74個, 死亡人數增加到8276人, 浮腫人數增加到12969人。烏克蘭的127個區和整個摩爾達維亞都發生饑荒, 災民人數超過2萬。食人現象開始出現。由饑荒引起的群體事件大幅增長, 1932年第二季度共爆發群體事件949次, 是第一季度的1.6倍, 烏克蘭是群體事件最為多發地區。

從1933年初開始, 國家政治保安總局秘密政治局和機器拖拉機站關于各地區饑荒情況的情報源源不斷地送到政治局。下表是基輔州的統計數據, 從中可以看出烏克蘭饑荒肆虐的程度極其嚴重。

表二

資料來源:Трагедия советской деревни.Коллективизация и раскулачивание: док. и материалы.Т. 3.634-678.

從“大饑荒”親歷者的回憶中可以清楚了解當年的悲劇。維尼齊州戈洛季謝村И.Ф.布爾拉克:我那時只有5歲, 我們家坐落在茲加爾河岸邊, 村民都很勤勞, 不是干農活就是從事做桶、打鐵、縫紉和皮革加工等工作。1932年秋天 “搜糧”開始了, 人們把糧食藏在了酒瓶和瓦罐里埋在地下或水溝里, 但貧農委員會和積極分子們到處搜查, 誰要是藏糧就把誰當作富農從家里攆出去, 到了冬天和次年春天, 人們開始浮腫并大批死亡;

日托米爾州Р.С.索克洛夫斯卡亞:1933年村里開始了可怕的饑荒, 先是小孩子大批死亡, 接著是老人和病人, 然后就輪到每一個人, 經常是全家和全家族死亡。人們餓得浮腫甚至喪失理智。我們家一周內死了四個孩子和一個老奶奶, 老奶奶臨死前乞求吃塊面包或土豆, 但是家里啥也沒有。沒有棺材, 死者都埋在公共墓地。一冬天加上次年春天, 我們村餓死了一多半人;

除烏克蘭之外, 北高加索、哈薩克斯坦和伏爾加河流域也是“大饑荒”的重災區, “大饑荒”也沒有放過中烏拉爾和南烏拉爾、中央黑土區、西西伯利亞等地, “萬戶蕭疏鬼唱歌”的悲劇在全蘇農村上演。

五、“大饑荒”的后果

“大饑荒”帶來了巨大的人口損失, 1932年秋天至1933年4月, 全蘇人口銳減770萬, 其中絕大多數是農業人口。烏克蘭減少400多萬, 占總數的一半左右, 伏爾加河流域減少100多萬, 哈薩克斯坦減少180多萬。另據蘇聯人口普查資料證明, 1926—1937年蘇聯農業人口共減少了約1000萬, 這些人成為蘇聯農業集體化的犧牲品。

包括斯大林在內的聯共 (布) 核心領導非常清楚農村饑荒的慘烈程度。1940年9月9日, 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宮的一次秘密會議上親口承認:“過去因為糧食不夠吃有2500—3000萬人在挨餓”。但當年斯大林不承認這一點, 盡管關于饑荒的情報和匯報紛至沓來。

1932年末, 哈里科夫州黨委第一書記Р.Я.杰列霍夫面見斯大林匯報烏克蘭饑荒, 結果被斯大林尖刻地挖苦了一番:“你想用編造出來的饑荒故事嚇唬我, 辦不到!你最好辭去州委書記的職務去作協寫故事給傻瓜讀”。兩周后, 杰列霍夫被撤職。1933年5月14日, 巴什基爾州委書記А.Р.伊桑丘林上書斯大林匯報饑荒, 指出盡管已經采取措施下撥了州內全部的儲備糧, 但依然無濟于事, 請求中央援助5000噸糧食, 他的請求沒有得到滿足, 本人也很快遭到逮捕。В.丘巴利發出的下撥食品幫助孩子度過饑荒的請求也遭到了斯大林的拒絕, 軍區司令И.亞基爾向斯大林請求援助農民被告知“管好軍隊的事就行了”, 基輔州委書記Н.杰姆琴科請求米高揚向斯大林匯報:“從波爾塔瓦開始沿途撿尸體的火車已經滿載地停在了基輔車站”, 當然也不會有什么結果。

中央給予地方的援助既沒有力度, 也不及時。1932年, 中央下發的種子援助和食品援助在春播結束才開始, 而且是以新糧收獲后多償還10%的貸款方式發放。援助只針對有勞動能力在田間勞作的集體農莊社員 (因天氣或其他原因未出工者不發放) , 而由社員贍養的無勞動能力的兒童和老人則得不到食品援助。卡崗諾維奇和米高揚在給斯大林的報告中指出, 把糧食援助給無勞動能力的人“是一種巨大的浪費”。1933年2—6月, 聯共 (布) 下發至少35份命令下撥了32萬噸糧食。對于農村接近3千萬的饑餓人口來說, 32萬噸糧食無濟于事。顯然, 奉行“餓著肚子出口”政策的斯大林并不打算用換取外匯的糧食解決國內的饑荒問題。

在公開場合, 斯大林根本不承認蘇聯農村饑荒肆虐的實情。為了對全國乃至全世界隱瞞“大饑荒”, 斯大林下令封鎖信息。然而, 無論怎樣掩蓋都無法隱瞞農村饑殍遍野的事實。為了給尚未公開承認的“大饑荒”尋找替罪羊, 斯大林采取老辦法——把責任推卸給地方工作人員。1933年3月在饑荒最為嚴重時, 斯大林授意逮捕了烏克蘭、北高加索和白俄羅斯地區“出身資產階級和地主階級”“破壞農業物資”的75名地方工作人員, 其中35人被槍斃, 40人被判處8—10年徒刑, 罪名是“企圖在國內制造饑荒”。無法掩飾的“大饑荒”引起了黨內對斯大林領導層的質疑和反對。1932年春夏, М.Н.柳京領導成立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協會”, 協會綱領指出糧食收購“不是完成計劃, 而是完成空話”, 指責斯大林的領導使國家處于深刻的危機之中, 造成“國家貧困、被洗劫一空而徹底破產, 衣不蔽體, 食不果腹, 生產力、購買力、支付力受到了根本破壞, 人們失去了對社會主義的信仰, 充滿恐懼, 充滿憤恨……”, 甚至斷言國家發展“越來越走進了死胡同”。秋天到來時, 協會成員因對斯大林進行“反革命攻擊”而遭到逮捕。

但是, 柳京及其追隨者的觀點卻得到了較高層領導的共鳴, 如聯共 (布) 中央書記和蘇聯國民經濟委員會委員А.П.斯米爾諾夫、蘇聯供應人民委員Н.Б. 埃斯蒙夫、俄聯邦內務人民委員В.Н.托爾馬喬夫、俄聯邦蘇維埃人民委員會主席瑟爾佐夫和外高加索邊疆區委第一書記В.В.洛米納澤。他們責問斯大林對“大饑荒”的直接責任, 甚至提出解除斯大林的職務。

1932年10月末, 在政治局和監察委員會主席團人員參加的最高級別會議上, 斯大林指出, 斯米爾諾夫集團把所有的矛盾集中在自己一個人身上是一種“詭計”, 實際上是在“同黨的路線作斗爭”。他們認為, 黨的工業化和集體化政策是“有害的”, 是“失敗的”, 事實上, 不把60%的農戶和70%的土地聯合進集體農莊就“不能為工業化提供條件”, “國家就會挨餓”。顯然, 在黨內公開辯論已經結束、發展方針已經在全會通過的情況下, 對斯大林以及其政策的任何質疑都被看做分裂行為。1933年1月大會上, 斯米爾諾夫集團成員因“企圖反黨和反領袖”被開除出黨。

1933年1月大會上, 科西奧爾、舍博爾達耶夫、戈洛謝金和斯大林本人發言高度贊揚了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提前完成 (4年零三個月) 和全盤集體化的杰出成就, 指出在資本主義國家發生經濟危機的背景下, 蘇聯農業卻取得了不斷增長的喜人成就。2月19日, 也就是“大饑荒”高潮時期, 斯大林在第一屆集體農莊突擊手大會上宣布:“從前幾百萬吃不飽飯的貧農已經加入了集體農莊……成為了有保障的人”, “2000多萬農民擺脫了貧困”。顯然, 這種贊美不符合事實。斯大林心里非常清楚“大饑荒”給農業乃至全國帶來的巨大危機, 他不得不開始考慮改變政策緩和農村局勢, 平復農民情緒, 恢復他們對蘇維埃政權的信心。（節選自《北方論叢》，2009年第4期）

《中國歷史評論》編輯部選編

本期編輯：朝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