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棄國企崗位的東北人，在俄羅斯年入30萬 | 人間

我忘記了我們的敵人始終是那弄人的命運。

配圖 | 《人世間》劇照

1975年臘月一個大雪紛飛的傍晚，我出生在東北一個偏遠的小山村。家中有個大我3歲的姐姐，父親是聾啞人，母親腿有殘疾。

雖然家徒四壁，但父母對我呵護備至，讓我度過了一段無比幸福的童年時光。

隨著我慢慢長大，我漸漸地發(fā)現我們這個家庭的獨特之處。每當父母牽著我的手走在人群里的時候，總會招來一些異樣的目光，甚至還有人有人指指點點。從那以后，我就很少再和父母一起出門，我甚至恨過他們，為什么要生下我。

年少不懂事的我對父母充滿了嫌棄，有時甚至頂撞他們，可父母卻從來沒有責怪過我，只是偶爾會發(fā)出一聲沉重的嘆息，還是一如既往地把我當作手心里的寶。

記得有一次，一個小孩當著我的面學我母親走路，那歪歪扭扭的樣子惹得其他孩子哈哈大笑，我心里的火蹭的一下竄上頭頂，我不顧那個孩子比我高大，一頭撞過去要打，結果人家揪住我的頭，一巴掌打得我鼻口流血。

我滿臉是血地哭著跑回家，父親見狀，拿起菜刀就沖出家門，嚇得那個小孩連鞋都跑丟了。那是我第一次見到父親狠戾的樣子，和平時被人羞辱還陪笑的慫樣大相徑庭。

1983年，我8歲了，順利進入了當地一家小學讀書。校園的新鮮感并沒有讓我高興多久，我的穿戴很快成了同學們注目的焦點。那時我上身穿著帶補丁的上衣，下身穿著姐姐穿小的天藍色褲子，別人看我的目光像火一樣，讓我渾身不自在。

同學的眼神和竊竊私語讓我變得沉默寡言，我的日記里寫滿了我對貧窮的詛咒和對未來的向往。除了上間操，我?guī)缀醪浑x開座位。我拼命地學習，成績一直是年級第一，學習成了我向命運抗爭的武器。

我本以為只要努力讀書就能改變自己和家庭的命運，但是我忘記了我們的敵人始終是那弄人的命運。

高考那年，父親車禍離世，家里的頂梁柱沒了，我知道我的書讀到頭了。盡管母親安慰我：“兒子，你只管好好學，媽就是砸鍋賣鐵也會供你讀書。”但是我的內心已經不再奢望能夠繼續(xù)讀書了。為了不讓母親傷心，我還是參加了那年的高考。

當我把錄取通知書拿到手里的時候，我的手不受控制地抖個不停，淚眼朦朧中，我把錄取通知書上的字看了一遍又一遍，最后把錄取通知書撕得粉碎，然后回家平靜地告訴母親說我沒考上。

幸運的是，那一年我們市的國營鋼廠招工，經過考試我被錄取了。母親激動得含著眼淚說：“我兒子也吃上國家飯了，如果老頭子還活著，該有多高興。”

1994年9月，在昔日的同學興高采烈地奔赴大學校園的時候，我背著簡單的行李邁進了鋼廠的大門，成了鋼廠的一名工人。

工作之余，年輕的工友們在寢室里打牌、喝酒、侃大山，這些都與我無關，我把所有的時間都用來學習冶金工程專業(yè)自考課程，我想盡快拿到自考本科文憑，命運為我無情地關上了大學的校門，我偏要為自己打開一扇通過自考取得文憑的窗戶。

有的工友說我不合群，有的甚至當面嘲笑我：“你這大學漏，還想自學成才，做夢吧。”對別人的冷嘲熱諷，我只是報以淡淡的一笑，“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

3年后，我順利拿到了冶金工程專業(yè)的自考大專文憑。拿到畢業(yè)證書的那一天，我喝光了整整一瓶酒，工友們都笑話我，說我像精神病一樣一會哭，一會笑。他們哪里知道，那張原本就屬于我的畢業(yè)證書，在我的生命里有多重的份量。

就在我以為我的人生從此風調雨順的時候，命運又一次捉弄了我。

2004年春天的一天，我正在上班，突然接到姐姐的電話，說母親生病正在醫(yī)院搶救，我急忙向車間主任請了假，穿著工作服就往火車站跑。

趕到醫(yī)院我才從姐姐那得知，母親最近這兩年經常胸疼得直冒冷汗，還喘不過氣來。姐姐要帶她去醫(yī)院她堅決不去，她說：“鄉(xiāng)下人哪有那么矯情，吃幾片去痛片就好了，留著錢我還要給兒子娶媳婦呢。”

醫(yī)生說母親是冠心病，因為一直沒醫(yī)治，病情已經發(fā)展到了極其嚴重的程度，如果不做心臟搭橋手術，隨時會有生命危險，手術費要6萬，讓我們家屬商量一下做還是不做。

望著病床上昏迷著的母親胸腔頑強地起伏著，仿佛在和死神抗爭，我想著母親還不到60歲，吃苦受累了半輩子，心如刀絞。如果因為6萬元的手術費我們選擇放棄母親的生命，我一輩子都不會原諒自己。

籌措6萬元的手術費，遠比我想象的艱難，為了讓親戚們放心，我白紙黑字地寫下欠條，承諾用我工資還，甚至不惜下跪，就是這樣我也只借到了不到3萬，即便加上我這幾年攢的錢，也遠遠不夠手術費，不得已我又把家里唯一的房子低價賣了3萬元，勉強才湊夠了母親的手術費。

那時候我每月的工資不到300塊錢，欠下的幾萬塊錢像一塊大石頭壓在我的心上，我開始失眠，整天琢磨著怎么掙錢。

一次，我無意中聽工友說起他有個同學前幾年去綏芬河做“倒爺”，沒掙到錢，最后去俄羅斯做了翻譯，一年能掙3萬多。

我好奇地問：“那他大學學的俄語吧。”工友笑著說：“他連高中都沒上過，就是做生意時學了點俄語。”我內心一陣狂跳，畢竟我在中學學了6年的俄語，怎么著也不會比他差吧。

單位不允許停薪留職，如果出去就意味著破釜沉舟，沒有退路；可出去又前途未卜，我學的是“啞巴”俄語，說得少，聽力差。

我滿腦袋想著賺錢，但真的讓我扔掉鐵飯碗去闖一條未知的路，我又陷入了猶豫和矛盾之中。我想著母親在出租房里愁眉苦臉的樣子，想著債主們催債時說的風涼話，想著我為借錢給人下跪的那一幕，我心一橫，決定出去闖一闖。

我在綏芬河的中介公司找到了一份翻譯工作，直到出國的手續(xù)我都辦完了，我才告訴母親，氣得她罵我不知天高地厚，把好好的鐵飯碗給砸了。

2005年9月6日，我坐上了開往克拉斯諾亞爾斯克的火車。第一次出國，對我來說一切都是新鮮的，沿途的五花山、白樺林和一望無際的貝加爾湖，如同一幅幅油畫，如夢如幻。

俄羅斯人嘴里說出的一句句俄語，就像久未謀面的親戚，讓我似曾相識，卻又不敢冒然相認。我就這樣眼里欣喜著，心里忐忑著度過了十幾個小時的旅程。

到達目的地時，只有個姓牛的副總和一個會計在，聽說其他的翻譯和老板還得等幾天才能過來，我心里不免擔心起來，每當電話鈴聲響起，我的心就緊張得砰砰直跳，好在都是中國人打來的。

第三天，牛總帶我去林業(yè)局，我就像一只待宰的鴨子，被一只無形的手拎著，頭腦一片空白地跟著他來到了林業(yè)局。牛總說的話我翻譯得很輕松，可俄羅斯人一開口，我立馬傻了眼，一句都沒聽懂。

等到我們去200公里外的克市火車站接老板時，一見到老板，牛總就小聲地和他說著什么，隨后老板匆匆地瞥了我一眼，然后他就熱情地和每一個人握手，等到我最后把手伸過去，他卻突然縮回了手，轉身走了。

我脆弱的自尊被無聲地擊得粉碎。我們找了家賓館住下，準備第二天返程。當天晚上老板把我叫過去，對我說：“我聽說你聽不懂俄語啊，你作為翻譯聽不懂這不是開國際玩笑嘛。”

我的臉臊得通紅，語無倫次地說：“李總，你——給我個機會，讓我適應一段時間，我中學俄語成績很好……”那一刻，我說話的語氣像極了電影里被人用槍頂著腦袋跪在地上求饒的漢奸。

李總沒等我把話說完就擺了擺手制止了我，然后讓我自己半夜坐順路車回基地住宅，他用這種極端的方式，表達了對我的極度不滿。

我到基地時已經夜里10點多了，樓道的門已經鎖了，我沒有鑰匙，又困又餓，兜里僅有100盧布，住賓館顯然不夠。

我漫無目的地走著，聞著香味撲鼻的烤肉串，我?guī)状蜗胩湾X買一串卻都忍住了，我心想，你還有什么臉面吃肉串。

我在街上游蕩了兩個多小時，此時已是深夜，西伯利亞的秋天比我們東北冷得早，穿得單薄的我凍得瑟瑟發(fā)抖，不時有一兩只流浪狗從我身旁走過，我欲哭無淚。后來我回基地等著，后半夜時我終于在單元門口等到有人開門回家。

次日白天，老板冷著臉說讓我回國，我急得幾乎帶著哭腔說我不要工資，給我3個月時間，如果3個月后我還還不能勝任翻譯工作，我立馬走人。

老板假惺惺地說：“那好吧，大老遠地來了，就給你次機會。”后來我才知道，其實他當時給我的2000塊錢工資就是最低工資，說是翻譯，干的也就是檢尺、監(jiān)裝的活，用不了幾句俄語，我完全可以勝任。

這是最遭罪的活，我需要跟運材車去采伐點檢尺。第一次進山，老板只給我?guī)Я肆邪秃脱笫[，連水都沒給買，中午吃飯的時候，我啃著又干又硬的列巴就著洋蔥吃，辣得眼淚在眼圈里直打轉。

裝完原木往回走的時候，月亮已經升得很高，因為一天沒有喝水，我的嗓子干得直冒煙，車沒走多遠我就讓司機停車，用手捧著路邊的積雪大口大口地吃著，冰冷的雪吃到肚里，化作一行行的熱淚。

我對著天上的那輪明月暗暗發(fā)誓，我今天所有吃過的苦都不會白吃，遲早有一天我要證明我能行。

冬天的西伯利亞氣溫最低能達到零下50多度。有一次去采伐點裝原木的途中，車子突然熄火了，怎么也發(fā)動不起來，司機是中國人，所以只能由我步行去采伐點找車來救援。

當時太陽已經快要落山了，我路上折了一根樹枝壯膽，加快腳步朝采伐點趕，路上稍有風吹草動，就給我嚇得出一身冷汗。

西伯利亞的原始森林里經常有老虎和熊出沒，好在一路有驚無險，一小時后我趕到了采伐點，連累帶嚇，棉衣幾乎濕透。

那個冬天出奇的冷，車子在半道拋錨或者在雪地里陷車的事也不止一次發(fā)生過，如果不能及時脫困，在杳無人煙的深山里，隨時有凍死的危險。

三個月的時間如流水般逝去，我找盡一切機會和俄羅斯人聊天，有時遇到小孩子也會從兜里拿出幾塊糖，和小孩子聊幾句。晚上看俄羅斯電視節(jié)目，剛開始只能聽懂幾個單詞，日積月累，不知不覺間我能聽懂的越來越多，說俄語也不再結結巴巴。

功夫不負有心人，3個月后，我成了我們公司里俄語說得最好的翻譯，老板也給我補上了那3個月的工資。拍著我的肩膀說：“小伙子，只要你好好干，我虧待不了你。”

從那以后我再也不用跑來跑去地去山里檢尺了，老板讓那個比我大10歲的陳翻譯帶我，熟悉請車皮和報關的業(yè)務。陳翻譯口頭答應著，一臉僵硬的表情卻暴露了他內心的不滿和抗拒。

陳翻譯已經定居俄羅斯10年了，妻子是俄羅斯人，俄語會說不會寫，但仰仗著他妻子的關系網，老板也高看他一眼。

我每天像小尾巴一樣跟著他跑海關、車站、貨場，但他什么都不告訴我，有時甚至找理由不讓我進俄羅斯人的辦公室。我明白他的小心思，他怕我搶了他的飯碗。

我心里著急，這么下去怎么行啊，如果將來有一天他回國了，我應付不來這些事，怎么向老板交代？所以我主動接觸其他公司的翻譯，盡可能多地了解這方面的信息。

而陳翻譯每次見到我和別人“閑聊”，都會找各種借口把我叫回來，還小題大做地說不能接觸公司以外的中國人，這涉及到公司的商業(yè)秘密。

我本以為，我努力提升自己就會有機會，卻忽略了人心的險惡更加需要提防。

一次早會上，老板一臉嚴肅地說：“我們公司有人和別的公司的人來往比較密切，這是決不允許的。從今以后，如果還有人敢和別的公司人員再勾勾搭搭，一旦發(fā)現堅決開除。”說完老板朝我瞥了一眼。

我看了一眼身旁的陳翻譯，他避開了我的目光，手里不自然地擺弄著碳素筆。

那段時間我們跑了幾個客戶，巧的是這幾個客戶又恰恰都是我找的，所以老板懷疑這和我有關，對我的態(tài)度明顯地變得冷淡了，還不時地拿話敲打我：“這人啊，可不能忘本，別以為自己翅膀硬了就想搞事情，我能把你扶上去，也能把你拉下來，在我這一畝三分地里，我說了算。”

我明明知道這話是說給我聽的，可我還不能解釋，如果解釋了豈不是越描越黑。那段時間公司所有人都離我遠遠的，唯恐連累了他們，于是我成了孤家寡人。

一天，我剛到貨場，就聽說移民局要來檢查。我們那時候辦的簽證都是商務簽證，不允許工作，如果被移民局的人發(fā)現，就會被沒收護照，蓋黑章，三年之內禁止入境俄羅斯。

按理說，得到消息后，我應該抓緊回避一下，可那天我們有車皮要裝，我負責記數，走不開。我看見陳翻譯在車里坐著，就跑過去喊他，想讓他幫我記一下，我躲一躲，他有定居手續(xù)，工作不違法。可他聽我說完，立刻把車發(fā)動起來，說要去海關送報關單，然后一溜煙地就沒了蹤影。

我只能硬著頭皮繼續(xù)留在貨場，不時地像賊一樣警覺地向四周張望。不大一會，另一家公司的翻譯小張急急忙忙地向貨場門口走著，邊走邊打著電話。路過我身邊的時候，我聽到他說護照被移民局拿走了。我一聽就慌了，顧不得許多，扔下本子就想躲，但還沒等我跑到木垛后面，就被迎面趕來的移民局工作人員攔了下來，要求我出示護照。

我正慌神之際，無意中看到小張已經打開車門上了車，我靈機一動，說我的護照不是剛剛被你們拿走嘛，因為我和小張長得有點像，又都戴副眼鏡，俄羅斯人根本就分不清，我僥幸躲過了一劫。

那段時間，我們又跑了兩個客戶，而且這兩個客戶又是我聯系的。老板徹底火了，他拍著桌子說如果誰聯系的客戶再跑，誰就滾蛋！還警告說要讓吃里扒外的人在這一行干不下去。大家都用奇怪的眼神看著我。我也知道，老板這話是說給我聽的。我不想這樣被冤枉，這名聲我丟不起。

為了自證清白，我開始調查客戶流失的原因，我偷偷問過那些客戶，他們眾口一詞，說供給給我們同樣的一車原木，我們給算出的錢數明顯比其他公司少幾十美金，說我們坑他們錢。

一樣的貨物，金額怎么會有這么大的差距呢？問題出在哪？我的腦子里一連串的疑問？客戶每次運來原木，我檢尺，陳翻譯記賬，最后我算賬，然后在賬本上我和陳翻譯簽字。

原始賬本一直由陳翻譯保管，和客戶結算也是幾天一結算，陳翻譯一個人去客戶那把錢送去。從檢尺到結算，都是兩個人在場，而且互相監(jiān)督。

只有最后給客戶結算的時候是陳翻譯一個人去的，看來問題一定出在這個環(huán)節(jié)。聯想到陳翻譯最近又是買房又是換車的，我更堅定了自己的判斷，我決定查個水落石出。

那以后，每次算完原木檢尺賬，我都悄悄記下總米數。有一次陳翻譯家的孩子做闌尾炎手術，他請了幾天假，我暫時接替他的工作。在和客戶結算的時候，我謊稱我們的電腦中病毒了，以前的賬目信息都沒有了，從客戶的電腦里拷貝了以前所有的結算賬目。

回去后我拿出我最近偷偷記下的最近這些天的檢尺賬對比，果然發(fā)現了端倪，每次和客戶結算的實際金額都比我們檢尺時算的要少，每車相差幾十美金。

很顯然陳翻譯用另一張自己做的假結算單和客戶結算的，在我們這邊入賬時用真實的結算單，幾十美金的差額揣進了自己的腰包。

老板知道了真相后，說都怪自己太信任陳翻譯了，剛開始他還查過他的賬，沒發(fā)現什么問題，后來就連看都不看了，才讓陳翻譯賺鉆了空子。

陳翻譯被公司開除了，我也選擇離開了這家公司，盡管老板一再挽留我，可我去意已決。我證明了自己的清白，算是給自己第一段職業(yè)生涯畫上了一個圓滿的句號。

之后的幾年，我頻繁地換工作，我曾經遇到過有黑社會背景的老板，揚言我如果辭職，他就把我腿打折；也遇到過生意失敗，賠得傾家蕩產的老板，最后連工資都沒有發(fā)；也遇到過性格古怪的老板，幾天都不和我說一句話。

我原以為只要我俄語過關，就會一路坦途。可現實卻遠不是那么回事，只要在前行的路上，前面永遠有未知的風雨等著你，這就是職場，這就是人生，只要你不甘于沉淪，就只能逢山開路，遇水架橋。

出國的前兩年我就還上了所有的欠款，第三年我又給母親在鎮(zhèn)里買了樓房。母親見我掙的錢越來越多，對我所有的擔心都一掃而光，和熟人聊著聊著就開始夸我：“我兒子當初辭職的時候我擔心得要死，沒想到他現在掙得比他們原來的車間主任都多。”看見母親臉上那久違的笑容，我更加堅信我當初的選擇是對的。

2010年，我出國第5年，我應聘到了一家新公司。這家公司的老板白手起家，短短幾年時間就把原本籍籍無名的小公司做到了資產過億的大公司，成了同行業(yè)的翹楚。

老板是個大老粗，經歷過一夜暴富后他有些得意忘形，他喜歡喝酒，更喜歡那種眾星捧月，高高在上的感覺，公司雇的幾個翻譯都是老板酒桌上的常客。

我剛來那會兒，老板也經常叫我過去喝酒，都被我婉言拒絕了。我這人不喜歡阿諛奉承，在酒桌上說著那些言不由衷的話讓我覺得別扭。

2018年秋天，松子大豐收，老板就又做起了收松子的生意。老板準備雙管齊下，收松塔和采松塔同時進行。

因為我家是林區(qū)的，老板當時還向我征求過意見，我說表面上看這樣利潤高些，但這背后也隱藏著巨大的風險，因為我們那每年都有因為采松塔被摔死摔殘的，而且采松塔的工人的簽證也不合法，這都是潛在的隱患。

因為要去俄方合作伙伴的采伐區(qū)去采松塔，俄方合作伙伴堅決反對。但老板考慮再三，還是決定組織工人瞞著俄方合作伙伴進山采松塔。

剛開始一切都還挺順利，每天我們收的、采的數量都很可觀，老板那幾天特別高興，每天喝酒都喝到很晚，基本上都喝到連走路都東倒西歪才肯罷休。

但是好景不長。有一天上午我正在檢尺，突然接到工人從山里打來的電話，說有個工人從樹上掉下來了，我心里一沉，馬上給老板打電話，可一直沒人接。

到寢室一看，他正在張著嘴打呼嚕，任憑我怎么叫都叫不醒他。情急之下我只好給劉翻譯打電話，也是我們公司二號人物劉副總。

劉翻譯一聽說摔死了人，就謊稱他在林場，馬上趕回去也來不及。我心里很清楚他在撒謊，因為我給他打的是微信語音電話，如果在林場，哪來的網絡信號。

情急之下我也顧不了許多，我開車就火速往山里趕，一路上我腦子里飛速地旋轉著，想著可能面對的各種問題。

我邊開車邊給我們的俄方合作伙伴打電話，希望他能和警方提前通融一下，沒想到俄方合作伙伴不僅不幫忙，還堅決要求絕不能把尸體運回貨場，然后就匆匆地掛斷了電話。

到了林場，我發(fā)現事情比我預想的還要遭，我到達出事現場的時候，警察已經到了那里，是俄羅斯人報的警。簡單的詢問過后，警察要求我們和他一起回警局。

途中，趁著警察下車解手的機會，我給負責的警察塞了5000盧布。到了警察局，被問及我和工人什么關系的時候，我說他們是通過朋友聯系到的我，我就幫忙給他們找了個出租車從烏蘇里把他們拉到這。

又問他們當中誰是組織者，我假裝問那些工人，然后告訴警察死者就是他們的頭，這樣就死無對證。

就這樣，警察因為收了我的錢，草草問了些問題，做好了記錄，交差了事，我懸著的一顆心也終于落了地。

后來遺體的火化和骨灰運送回國的一系列事情都是我一手操辦的。事后老板握著我的手說：“小趙啊，你為公司立了一個大功啊，如果這事沒處理好，連累了俄方，俄方很可能會終止和我們的合作，我們的損失就大了。以后啊，你就不用檢尺了，和俄方交涉的一切業(yè)務都由你來負責，還要給我管錢管賬，工資給你漲3000。”

至此，我的職業(yè)生涯又邁上了一個新的臺階，我開始接觸財務工作。干這些工作我不敢有一絲一毫的馬虎，每天我的衣兜里都揣著記事的小本子，養(yǎng)成了隨手記賬的習慣，所以我的賬目從來都是清清楚楚。

我每次購物都要票據，盡管老板連看都不看，但我一直堅持這么做，這是對老板負責，也是對我自己負責。兩年后，劉總因為貪污被老板開除，老板又提拔我為副總，年薪30萬。

出國這些年，大部分時間都在國外，和母親在一起過春節(jié)的次數寥寥無幾，歲月流逝，常年在外奔波的我不知道母親的臉上什么時候有了皺紋，也不知道何時母親的頭上又添了白發(fā)。

仿佛母親在我與她數次匆匆地相見與別離間就突然變老了，那每一次相聚的幸福時光短得象電影，可我無法停止我的腳步，異國他鄉(xiāng)有我的事業(yè)和夢想，我的奮斗也是能讓母親安享晚年最有力的保障。

母親60大壽的那天，我特意請假回國，在我們當地最大的酒店擺了10桌酒席，把親朋好友都請來，給母親過了個風風光光的生日。母親很高興，和我說了很多話，又一次提到了我成家的事。

她說這輩子她享了我的福了，死了也知足了，可一想到我還沒成家，她到死都閉不上眼，說著說著還掉起了眼淚。我心里也不是個滋味。

我在國外努力賺錢，家里的條件今非昔比，母親不愁吃，不愁穿了，可我們到底在農村，這么大的兒子不結婚，母親是會被人笑話的，更何況，母親自己也惦記著抱孫子呢。

我對結婚的事上了心，2015年，經人介紹我認識了小我10歲的女朋友，她是一名小學老師，相處了一年后我們結婚了，第二年我們的兒子出生了，母親樂得合不攏嘴。

有了家，有了妻子和兒子，就多了很多牽掛，每次離家的腳步都特別沉重，妻子安慰我說：“好男兒志在四方，兩情若是久長時，又豈在朝朝暮暮。”有了妻子的理解，有了妻子在家照顧母親和兒子，我在國外也能更安心地工作。

時光荏苒，一晃我出國都20年了，星光不負趕路人，我從一個一貧如洗的窮小子成了愛情事業(yè)雙豐收的成功人士。這一路走來，我從沒后悔我人生路上的每一次選擇，選擇沒有對錯，只要努力堅持自己的方向，奮力拼搏，你就會站得更高，走得更遠。

編輯丨三三 實習丨永嘉

曲少

一個在俄羅斯逐夢的東北人，愛俄語，愛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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