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吸毒記錄封存，說點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但更急需關注的事

（友情提示：文章篇幅較長，沒耐心讀完的可以跳過前面，看第二、三、四部分）

一

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法》因新增“治安違法記錄封存制度”，特別是把包括吸毒在內的社會危害性特別大的違法行為的治安處罰記錄也納入封存范圍，引發了激烈的爭論，成為現象級的全民關注熱點。

因為這次的輿情事件，2025年很可能成為社會公眾法律意識集體覺醒的元年。

因為這一事件，普通人的目光從個案的司法適用，集體投射到立法問題上面。在這個過程中，大家也關注到了“治安違法記錄封存制度”背后的那些推動力量，并且直接與法學界和法律實務界那些在輿論上保持較高活躍度的其中一部分，展開了激烈的輿論交鋒。

這場輿論交鋒雖然不能立即改變立法結果，因為《治安管理處罰法》修訂的流程已經走完，距離2026年1月1日正式實施只有不到一個月的時間，但這次借助網絡而展開的立法問題全民大討論，第一次表達了在數量上代表大多數人口，也就是人民群眾對立法的基本立場、態度和訴求，也因此把一個應屬于社會主義國家公民基本常識的理念如何得到尊重和落實，擺到了社會輿論的聚光燈下。這個理念就是社會主義國家的法律在理論上應當是、在實踐中也必須是人民意志和利益的體現，此乃社會主義國家法律的本質特征。這些理念也寫進我們的憲法和法律里，還出現在我們的政治課本里，以至于很多人都產生了視覺疲勞，卻不知道這是千萬革命先烈奮斗與犧牲換來的革命成果一部分，來之不易。

那么，人民的意志在法律上如何得到體現，人民的利益在法律上又是如何得到保護，才能讓社會主義國家的法律理念變成現實，讓法律的應然狀態變成實然狀態呢？

這就需要在立法、執法和司法等與法律有關的諸多環節，充分尊重和保護人民的知情權、參與權、監督權。比如在立法環節，就需要廣泛征求公眾意見。

我國《立法法》第40條規定了立法過程中征集公眾意見的30天公示窗口期：“列入常務委員會會議議程的法律案，應當在常務委員會會議后將法律草案及其起草、修改的說明等向社會公布，征求意見，但是經委員長會議決定不公布的除外。向社會公布征求意見的時間一般不少于三十日。征求意見的情況應當向社會通報。”

這一次對“治安管理記錄封存制度”的主要質疑之一，就是《治安管理處罰法》修改程序中的三次審議稿里，第136條關于“治安管理記錄封存制度”的規定與前兩次審議稿發生了明顯變化，前兩次審議稿該條款中“未成年人”的限定詞不見了，行政處罰記錄封存制度的適用范圍由“未成年人”擴大到全體違法人員。

因為審議表決通過后的“治安管理記錄封存制度”不再區分成年人和未成年人，也沒有進行“分級分類”以排除危害性相對特別大的特定違法行為，而是對所有違法者的所有治安管理處罰記錄采取了“一刀切”封存的方式，包括吸毒在內的那些社會危害性相對特別大的違法行為處罰記錄，按照修訂后的《治安管理處罰法》的規定，也會一并封存。

社會公眾這次質疑最為集中的關注點就在這里。網絡上壓倒性的意見認為，對吸毒這種社會應該零容忍的違法行為不應該封存記錄。

關于吸毒記錄是否應該被封存，在法學界也是有不同聲音的，雖然聲音比較弱。比如，中國政法大學副教授方鵬，就堅決反對吸毒記錄封存。他還建議對吸毒者實施“終身監控”，嚴密防衛復吸。

他反對的理由和大多數普通網民普遍擔心的那些原因高度重合，主要包括：1、吸毒行為會使人在勝利、心物形成極度癮癖。尤其是一些化學合成毒品，幾乎不可能完全戒除。2、沒有買賣就沒有傷害，沒有毒品的購買，就沒有毒品的販賣。3、對毒品的縱容，也是中國近現代百年屈辱史的肇亂之源。毒品之禍，不僅殃民，而且禍國。

我看到，網絡上有人把禁毒和抗日、統一列為中國人的三大執念，對此深表認同。

中國近代史就是從鴉片戰爭開始的，一代代中國人對近代史屈辱歷史的社會記憶，也是和禁毒聯系在一起的。關于毒品的危害性，林則徐說得很清楚了，“當鴉片未盛行之時，吸食者不過害及其身，故杖徙已足蔽辜；迨造流毒于天下，則為害甚巨，法當從嚴。若猶泄泄視之，是使數十年后，中原幾無可以御敵之兵，且無可以充餉的之銀。”

從虎門銷煙到現在，中國人民從百年民族救亡到接近百年民族復興的整個過程，都沒有停歇過對毒品的斗爭。

但在舊社會，毒品是不可能得到廣泛嚴厲禁止的。從晚清到民國，吸毒現象一直很嚴重。1840年吸毒人口已達1200萬，1934年，根據學者蘇智良等人的研究，全國吸食各類毒品（以鴉片為主）的人數不少于8000萬，占當時4.5億人口的16.8% 。?民國后期，國黨一些軍官參與販毒，地方勢力也趁機擴大毒品交易，毒品問題愈發嚴重。

全社會范圍內的大力禁毒，是新中國成立后開始的。

1950年2月24日，政務院發布《關于嚴禁鴉片煙毒的通令》，明確禁煙禁毒方針，發動全民參與禁煙斗爭。1951年基本實現禁種，1952年基本實現毒品的禁販，1953年解決了禁吸戒毒問題。1953年周總理宣布中國徹底消除鴉片煙毒危害，標志著禁毒運動取得決定性勝利。

禁毒的力度是和社會制度有相關性的。不用說中國的舊社會無法禁絕毒品的泛濫，就是現在的那些西方國家，對禁毒的態度也是和我們不一樣的，美國一半的州（包括特區）和歐洲近三分之一的國家，實現了娛樂用大麻合法化或去刑化。

二

吸毒并不像清華那個法學女教授說的僅僅是“自害”行為，毒品對家庭和社會的危害性太大了，而且，很多人沾染毒品，是從吸毒者引誘、教唆和欺騙而開始的。

雖然，修訂前的《治安管理處罰法》第七十三條和新修訂的《治安管理處罰法》第八十五條，都規定了對引誘、教唆、欺騙或者強迫他人吸食、注射毒品行為處一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的行政處罰措施，或者相對前者還加重了對違法者的罰款力度，罰款數額從“并處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提高到“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但這種處罰力度與違法者造成的社會危害性明顯不匹配。

對引誘、教唆、欺騙他人吸食、注射毒品的，應該和強迫別人吸食毒品一樣，直接入刑。為了與強迫吸食、注射毒品更為嚴重的情節與危害性進行區分，可以加大對強迫吸毒罪的量刑，而不是把引誘、教唆、欺騙他人吸食、注射毒品列入到治安管理行政處罰的范圍。

現在網絡上有了呼吁把吸毒列入犯罪的聲音，說實話，這個實現起來難度極大。我認為更緊迫的是把引誘、教唆、欺騙他人吸食、注射毒品的違法行為，不分情節輕重，一律列入刑法的打擊范圍。相應加大?引誘、教唆、欺騙他人吸食、注射毒品罪的處罰力度。現行刑法對該罪名的處罰是情節較輕：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并處罰金；情節嚴重：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即使頂格處罰，也只有七年。

引誘、教唆、欺騙他人吸食、注射毒品的社會危害性，未必比販毒輕微。

如果能參照販毒的打擊力度，打擊加大引誘、教唆、欺騙他人吸食、注射毒品的行為，會從源頭上大大減少吸毒群體的擴散，減輕禁毒的難度。

如果能把所有引誘、教唆、欺騙他人吸毒的行為入刑，是很大的突破。反之，如果連引誘、教唆、欺騙他人吸食、注射毒品的部分行為都可以被行政拘留加罰款就了事，呼吁吸毒入刑，根本沒有實現的可能性。

依據現有法律的規定，不但吸毒受到行政處罰的記錄會被封存，引誘、教唆、欺騙他人吸毒而被行政處罰的記錄，也是可以被封存的。后者的違法嚴重性和社會危害程度明顯更大，因為后者可以源源不斷地制造吸毒群體的增量，為販毒提供更大的需求。因此，我們在關注前者的同時，更要關注后者。

最好的結果是在強大的民意支持下，把引誘、教唆、欺騙他人吸毒的行為全部入刑，但這個過程會遭遇很大的阻力，這個阻力主要來自法律學術界和實務界推動吸毒記錄封存的那些人。

這些人包括大學里的一些法學教授，站在律師金字塔頂端的某些律師，他們是禁毒行為記錄封存的最積極推動者。

他們積極推動的也不只是包括吸毒行為在內的治安處罰記錄的封存，因為他們還想實現輕微犯罪行為的記錄封存，但這依然不是他們目標的終點，因為他們中有人還要推動違法和部分犯罪記錄的注銷。

比如那個武大博士、全國律協副會長朱征夫就提出修改《刑法》第100條的前科報告制度，主張對輕罪和過失犯罪的前科人員，經過一定期限和法定程序，注銷其犯罪記錄，使其恢復正常法律地位。到2023年全國兩會，他已經第四次提交了有關建立前科消滅制度的提案。多說一句，這個朱征夫還建議取消刑法中的“尋釁滋事罪”，主張有條件實行雙重國籍。

如果說朱征夫是法律實務界推動違法行為前科消滅制度的一個代表性人物，那么，北大的長聘副教授趙宏就是法律學術界的重要推手了。后者同樣是把治安違法記錄的封存當成階段性目標。今年6月27日《治安管理處罰法》修訂完成，將治安違法處罰記錄封存范圍擴大到所有人。趙宏就發表看法，認為這是“堅冰打破了一小塊”，她要打破的是更大的“堅冰”。

前面提到，為什么《治安管理處罰法》的表決稿，把“治安違法記錄封存制度”的適用范圍，從一二審議稿的未成年人，擴大為三次審議稿中的所有人并成為法律，其中是不是有趙宏們的推動之功不得而知，但肯定是符合了他們這個群體有相當程度的共識。

這次也是因為這個趙宏在媒體上一番關于“治安違法記錄封存制度”合理性的論證，引爆了社會公眾普遍性的關注。因為她的論證存在著明顯的邏輯漏洞，她把每年800萬人次的行政處罰，概念偷換為是800萬人，還用近似于把四杯25°的水加到一起就可以讓水溫到100°的神邏輯，得出她需要的論證：如果不消除治安違法記錄，多年以后就會人均違法，沒有人可以考公了。

趙宏為什么要進行這種存在著明顯邏輯錯誤的論證嗎？確實可能是數學和邏輯真的不行，但更大可能是因為他們在這個問題上拿不出更有說服力的論證方式，就不得不使用了邏輯上的一些“技巧”。有人就分析過這種邏輯“特技”，“她關注的或者拿來說事的，提出主張的，總是一些非常極端的個案，她賦予這些極端個案某種虛構的普遍性，再用這種虛構的普遍性去爭取司法實踐中的權利空間。這已經不是法學領域的學術實踐，而是一種政治活動了，本質是福柯權力空間理論的政治實踐。”

恩導師有句名言：“手段的卑鄙證明了目的的卑鄙”。當一些學者用這種并不具備正當性的邏輯手段去引導公眾時，我們是否有必要猜測一下他們的
真實目的？

三

趙宏不是一個人在努力，按照清華法學教授勞東燕的說法，趙宏的主張在相當程度上也是“法律界的共識”。趙宏這種把個別當一般的論證方式，在法律界也并不是少數人才使用。

很多人懷疑勞東燕的這句話是否符合事實，我對勞東燕的很多觀點不認同，但還是認為，勞東燕實事求是地反映了法學界在這個問題上的主流觀點。問題在于，法學界的主流觀點就是對的嗎？就不會與社會大多數人的意志對立嗎？這次對“治安違法記錄封存制度”的爭論，就是因為精英的話語權與大眾的訴求存在著激烈的沖突。

這種沖突在一些法學精英那里大概根本不算事，他們更不會反思問題是在自己身上。因為他們中很多人已經習慣了高高在上俯視眾生，還構建了一套用學術界共識對抗主流民意的邏輯用來做防護。他們認為自己有資格給蕓蕓眾生進行啟蒙，但不能接受眾生對他們的主張提出質疑。當網民不同意他們的觀點，而且壓倒支持他們的聲音時，他們就會條件反射一樣，把質疑的聲音說成是對學者有組織的圍攻。

這幫人特別擅長上綱上線，以偏概全，給對手貼標簽。

這種現象也不只是存在于法學專家的圈子里，那些信奉西方經濟學的經濟學家也喜歡這種操作。

如果說法律學者遇到廣泛的質疑時，喜歡強調法律界的共識，以取代合理性論證，對抗大多數的合意，那么經濟學者則喜歡用“常識”，為自由市場經濟辯護，壓制不同的聲音。比如，那個恒大的前首席經濟學家，就是如此。經濟學家普遍認為自由市場經濟機制的優越性是不需要論證也不允許質疑的“常識”，就如同很多法律學者認為他們圈內的“共識”不應該被挑戰一樣，否則就要給質疑者貼上民粹“表情化宣泄”“有組織圍攻”等標簽。

這些人都屬于自由派的觀點。那句諷刺自由派的話“閉嘴，我們在討論言論自由”，對他們這個群體的整體刻畫是既形象又入骨的。

除此之外，同屬自由派的法律學者還有兩大神器。一是以西方為標準答案。他們認為西方的選擇，就應該是我們學習的，這就是“與國際接軌”。二是萬能的“法治文明進步”，至于什么是文明，什么是進步，解釋權在他們，關鍵也是看是否與西方接軌。勞東燕在評價治安處罰記錄封存制度時那句“一項明明代表法制進步與跟國際接軌的制度變革”，就同時使用了這兩大神器。

很多人都已經知道中國的經濟學者基本都是西方經濟學的搬運工，自己并沒有多少獨到的創見，其實中國的法律學者也同樣只是西方法學理論的搬運工。關于法學界很早就有順口溜，日本學者抄歐洲，臺灣學者抄日本，大陸學者抄臺灣。那些自我感覺良好的法律學者，把他們學到的西方法學理論用于指點中國的司法實踐時，最重要的共識就是看西方怎么做。西方已經有了的，就很容易成為他們的“共識”。

西方國家承認雙重國籍，他們也會呼吁中國這么做，比如那個朱征夫就提交過“有條件承認雙重國籍”的提案，理由是增強對海外人才的吸引力，維護公民的海外權益。

西方搞的賣淫合法化，法律界也要不少人在中國推動。

西方一些國家已經把大麻合法化，會不會成為法律圈一些人要在中國實現的目標？很多網民是有警惕的。畢竟加拿大從封存吸毒記錄到大麻合法化用了六年，美國只用了四年。即使目前他們還不敢把真實目的說出來，也要警惕他們會不會采取日拱一卒的辦法。法律圈子我還沒發現有誰有過這樣的主張，但中國的財經圈已經有人捷足先登了。2019年，鳳凰財經財知道欄目曾經做過一期《理性看待毒品合法化》，邀請了一個叫做胡釋之的經濟學者來進行訪談此人公開提出“理性看待毒品合法化”，認為出現呼吁毒品合法化的聲音是一個進步現象。此人引用美國經濟學家弗里德曼的觀點，認為毒品非法化反而加劇了毒品交易的暴力性。

法律圈和財經圈的政治主張高度重合。

四

對法律圈子這幫人我太了解了，不僅是因為我也在法律實務界待過，而且，在十幾年前，就跟他們這個圈子打過輿論戰。當時我們把這個圈子一些以法律為工具實現全盤西化政治目標的人，稱為“法律黨”或“大法黨”。在那個時間段，這個圈子的政治圖謀比現在這幫人表現得還要露骨。北大就有一個被質疑十幾年沒有發表嚴格意義的學術論文，但并不耽誤被稱為“法學之花”的賀姓學者，不但說中國兩千年前就走錯了路，還說西方在近代以來對中國的欺凌是中國欺負西方人的結果，因為中國在近代和西方人的交往過程中，從來沒有平等地對待西方，而且，此人對要實現的政治目標和具體策略都很明確，他提出“具體政治架構上，從邊緣入手進攻中心敏感部位”，讓“司法改革成為推動政治體制改革的后山小路，司法的改革是不敏感的。”“通過這種程序性的變化、技術性的改革，最后能夠成為一種政治性的變化。”

那段時間，他們在話語權上有著比現在更強的號召力和迷惑性。當時的年輕人普遍還沒有識別他們的真實面目，很多人以為他們是為人民利益而呼號，選擇站在他們那一邊，讓當時的他們對未來信心滿滿，美國駐華大使洪博培也做著利用中國年輕網民“扳倒中國”的美夢。

從那時候，這些法律學者的底色就已經暴露在陽光下面了，他們要在司法改革中植入他們需要的東西。

十幾年過去了，他們要啟蒙中國人，按照西方模板改造中國的愿望沒有實現，年輕人的主體也從他們的擁躉變成他們的對立面了。中國與美國的差距以超預期的速度在縮小，很多地方已經實現了從追趕到超越，但這些人的思想鋼印很牢固，思維還停留在是十幾年前。他們其實是西方進行“思想殖民”的工具人。

法學界不是沒有立場和三觀很正的人，但比例可能真的不樂觀，律師圈也是一樣。

這個圈子最大的夢想就是把中國變成他們希望的樣子。美國的體制就特別符合他們的理想，因為美國的律師每年可以創造幾千億美元的GDP，既容易賺錢，又能直通政壇。他們要建立美國那樣的體制，由法律人充當社會最終仲裁者的角色。法律人可以監督社會，但社會卻不能監督他們。

美國的司法制度制造了各種奇幻現象。一個著名的案例就是賓夕法尼亞州兩位法官收受私人青少年監獄承包商260萬美元的賄賂，從2003年到2008年把近3000名無辜的少年送進少年監獄，以保證私人監獄的入住率和利潤率。美國的在押犯人數量雄踞世界第一，想一想還會有多少冤假錯案和那3000名未成年人一樣，成為交易的犧牲品。

盡管美國的大量權錢交易行為被合法化，美國的社會治安整體情況也很糟糕，都不影響法律界這些人對美國體制的美好濾鏡。

中國人的法律意識從司法個案到立法的具體環節，是一個巨大的進步，恰恰也是讓這些法律專業人士感覺最不舒服的地方。他們雖然口口聲聲說著要給中國人進行啟蒙，抱怨中國人缺少獨立思考能力，但他們又最害怕中國人從西方的思想殖民中覺醒，成為獨立于他們深入思考的群體，平視西方和世界。他們需要的是中國人按照他們指示的方向和方式思考問題。如果中國人對他們的主張有了獨立思考的能力，提出質疑，發出反對的聲音，就要被扣上網絡暴民的帽子了。

專業人士能夠在自己的領域內抱團，把自己的小圈子經營成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獨立王國，還可以打著學術自由的名義為自己的政治行動作掩護，所以這幫人一旦立場出問題，危害性就特別大。

在吸毒紀律被封存之前，一些艾滋病人利用隱私保護制度進行故意傳播，也產生了很大的社會危害性。

這種專業人士以專業之名筑起的利益格局，特別難破。只有廣大的網民普遍練就了一雙雪亮的眼睛，對他們進行社會監督，才會對他們形成制約和抑制。

法學界一些人和其他學術圈子一樣，也極其擅長雙標操作。比如清華那個女教授，自己身處體制內，享受著體制的優渥待遇，卻要給自己打造一個反體制的人設，時不時用春上村樹的“墻和雞蛋”隱喻，把自己偽裝成帶領雞蛋門撞墻的意見領袖。但這次，當公眾質疑“治安違法記錄封存制度”，把她的評論區淹沒時，她又把自己變成“高墻”的一部分，壓制不同觀點了。

法律學術圈十年前什么樣，現在就大體上還是什么樣子。他們中和多人的政治目標沒有改變，基本手法也不會改變。因為不會改變自己，他們只能被時間淘汰。

在他們被時代的洪流淘汰之前，我們需要警惕他們用法律、學術為掩護“日拱一卒”的破壞力。這些人特別擅長步步為營，前面實現了未成年人違法犯罪記錄封存，然后就以此為支點，反問情節更輕微的違法非犯罪行為處罰記錄為什么不能封存？

這個圈子里中有羅姓學者主張取消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理由是限制言論自由。有人主張取消死刑，有人在主張“有條件允許合法代孕”......如果給他們足夠的時間和空間，信不信他們會把美西方那些烏七八糟的東西都引進到中國？

無論美國如何打壓中國，或者日本要再賭一次國運，只要我們的內部不出問題，都對我們無法構成致命的威脅。

我們要警惕的也不只是這一個小圈子，很多個小圈子都有共同的目標，又有分工的側重點，形成互相之間的配合。比如，法律學者的重點目標是用“憲政”撞擊上層建筑，經濟學者的重點目標是用自由市場經濟沖擊中國的經濟制度，很多媒體人則與他們打配合，提供輿論掩護和支持。

偉人一再告誡老百姓要關心國家大事，這樣才能防止少數人利用他們的知識和資源優勢鉆空子，搞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