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頭鋼苑律師張萬軍教授刑辯團隊：玩忽職守案刑事辯護指南（一）

（包頭鋼苑律師張萬軍教授刑辯團隊關注玩忽職守案刑事辯護）

第一部分 玩忽職守罪案件的復雜性與辯護難度

玩忽職守罪作為瀆職犯罪的核心罪名之一，規定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條第一款，其核心構成要件表現為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嚴重不負責任，不履行或者不正確履行職責，致使公共財產、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損失。此類案件具有顯著的復雜性和高辯護難度，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

其一，主體認定邊界模糊。玩忽職守罪的犯罪主體為國家機關工作人員，但實踐中，勞務派遣人員、協勤人員、臨時聘用人員等非在編人員能否成為本罪主體，存在大量爭議。如文檔中沈某文玩忽職守案所示，協勤人員的履職行為是否屬于“代表國家機關行使職權”，直接影響罪與非罪的認定。其二，因果關系認定困難。玩忽職守罪的危害結果往往是多因一果，行為人的瀆職行為與損害結果之間是否存在刑法上的“原因力”，需要結合履職范圍、行為方式、介入因素等多種維度判斷。如楊某玩忽職守案中，特大火災事故的發生與楊某的監管失職之間的因果關系認定，成為案件審理的核心要點。其三，“重大損失”界定標準多元。無論是人身傷亡、經濟損失還是其他利益損失，其認定時點、計算范圍均存在法律爭議，如張某琴玩忽職守再審改判無罪案中，“經濟損失”的確定時點直接決定了案件的最終走向。其四，案件關聯關系復雜。玩忽職守行為常與受賄、徇私枉法等罪名交織，如何準確區分罪名界限、適用“擇一重罪”或“數罪并罰”規則，對辯護工作提出了極高要求。

基于上述復雜性，玩忽職守案的當事人往往面臨證據固定難、法律適用爭議大、量刑幅度差異顯著等困境。若缺乏專業律師的介入，當事人難以準確把握案件爭議焦點，無法有效維護自身合法權益。因此，專業刑事辯護律師的早期介入，對案件的走向具有決定性影響。

內蒙古鋼苑律師事務所張萬軍教授刑事辯護團隊，是一支關注于職務犯罪辯護領域的律師團隊，由張萬軍教授領銜，匯聚了多名具有豐富實務經驗和深厚學術功底的刑事辯護律師。張萬軍教授作為團隊帶頭人，系內蒙古科技大學文法學院法學教授、西南政法大學法學博士，從事刑事辯護工作二十余年，深耕職務犯罪辯護領域，尤其在玩忽職守罪、受賄罪、徇私枉法罪等瀆職侵權犯罪辯護方面積經驗豐富，曾承辦某市人民檢察院原檢察長貪污、受賄案、徇私枉法案、巨額財產來源不明案。

團隊秉持“專業、嚴謹、盡責”的辯護理念，針對玩忽職守罪案件的特殊性，建立了一套標準化、精細化的辯護流程：案件受理階段，團隊將組織專業人員對案件進行全面研判，梳理案件事實、分析法律爭議焦點；偵查階段，積極與偵查機關溝通，了解案件進展，依法會見當事人，收集有利于當事人的證據材料，提出無罪或罪輕的辯護意見；審查起訴階段，細致審查案卷材料，針對證據瑕疵、法律適用錯誤等問題向檢察機關提出書面意見，爭取不起訴或變更起訴的結果；審判階段，圍繞案件核心爭議點，制定精準的辯護策略，通過法庭調查、法庭辯論等環節，充分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

在多年的執業過程中，團隊成功辦理了多起重大、復雜的瀆職案件。團隊始終將當事人的合法權益放在首位，以專業的法律素養、嚴謹的工作態度、高效的服務質量，為涉嫌玩忽職守罪的當事人提供全方位的刑事辯護保障。

三、律師介入玩忽職守案的核心價值

專業律師介入玩忽職守罪案件，能夠在各個訴訟階段發揮不可替代的作用，其核心價值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

第一，保障當事人的程序權利。玩忽職守案多由監察機關或檢察機關立案偵查，當事人在偵查階段往往處于弱勢地位，對自身享有的辯護權、申訴權、控告權等程序權利缺乏充分了解。律師介入后，能夠向當事人普及法律知識，指導當事人依法維護自身程序權利，避免其合法權益受到不法侵害。同時，律師可以依法會見當事人，了解案件事實真相，為當事人提供法律幫助，緩解當事人的心理壓力。

第二，精準把握案件爭議焦點，制定有效辯護策略。如前所述，玩忽職守案的爭議焦點多集中在主體資格、因果關系、重大損失認定、罪名競合等方面。專業律師能夠憑借自身的實務經驗和法律素養，快速梳理案件事實，精準定位爭議焦點，結合相關法律規定和裁判規則，制定針對性的辯護策略。例如，可圍繞“經濟損失的確定時點”這一核心爭議點，結合相關司法解釋和裁判要旨，提出損失已在立案前全部挽回、不構成犯罪的辯護意見。

第三，有效審查證據，維護當事人的實體權利。證據是認定案件事實的核心依據，玩忽職守案的證據往往具有多樣性、復雜性的特點。律師介入后，能夠對案卷材料進行細致審查，針對證據的合法性、真實性、關聯性提出質疑，排除非法證據，弱化瑕疵證據的證明力。例如，在證據收集程序違法、關鍵證據缺失的情況下，律師可依法提出排除非法證據的申請，或主張案件事實不清、證據不足，從而維護當事人的實體權利。

第四，推動案件的公正處理，實現罪刑相適應。玩忽職守案的量刑幅度差異較大，根據《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條規定，一般情節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節特別嚴重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律師介入后，能夠結合案件事實和法律規定，提出合理的量刑意見，如存在自首、立功、退贓、初犯、偶犯等量刑情節的，可依法主張從輕、減輕或免除處罰；對于多因一果、責任分散的案件，可主張降低當事人的責任比例，實現罪刑相適應。

（法理賦能包頭鋼苑律師張萬軍教授刑辯團隊刑事辯護）

第二部分 玩忽職守罪裁判規則

結合人民法院案例庫入庫案例及相關生效裁判文書，玩忽職守罪的裁判規則可分為無罪裁判規則、改變定性裁判規則、量刑情節裁判規則三類，具體如下：

一、無罪裁判規則

無罪裁判規則是指人民法院在審理玩忽職守案件過程中，認定被告人的行為不構成玩忽職守罪的裁判標準，主要包括主體不適格、因果關系不成立、重大損失未達成、已盡履職義務、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等情形。

（一）主體不適格，不構成玩忽職守罪

案例：陳某玩忽職守再審刑事判決書（案號：（2015）肇中法審監刑再字第1號）

基本案情：原審上訴人陳某在擔任羅定市交通汽車運輸發展有限公司副經理兼會計職務期間，未完全認真履行監管職責，導致原單位出納區挪用公款。該公司為集體企業性質，其損失未致使國家利益遭到重大損失。

裁判要旨：本院再審認為，原審上訴人陳某在擔任羅定市交通汽車運輸發展有限公司副經理兼會計職務期間，沒有完全認真履行監管職責，對原單位出納區挪用公款的犯罪結果雖負有疏于監管的責任，有悖于自己的職責，但其失職行為與公司的損失后果之間不存在因果關系，該公司的損失后果是由區的犯罪行為直接造成的。況且，該公司為集體企業性質，其損失后果并非刑法上所規定的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出現嚴重虧損和破產的后果，未致使國家利益遭到重大損失。陳某是集體企業的工作人員，其既不符合構成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人員失職罪的主體及客觀要件，也不符合構成玩忽職守罪的特殊主體要求。

（二）行為與損失后果無刑法上因果關系，不構成玩忽職守罪

1. 案例：向某力玩忽職守罪二審刑事判決書（案號：（2015）郴刑二終字第128號）

基本案情：原審被告人向某力身為值班民警，值班期間擅離職守，未履行值班職責。后羅某江在候問室自縊身亡，直接原因是值班所長安排的輔警朱某平看守未盡責，向某力對曹某麗的報警及羅某江被留置均不知情。

裁判要旨：原審被告人向某力身為值班民警，值班期間沒有報告去向擅離職守，沒有履行好值班民警的職責，確有瀆職行為，但導致羅某江自殺成功的直接原因是值班所長安排的輔警朱某平看守未盡責。向某力對曹某麗的報警以及羅某江被留置到候問室均不知情，向某力的這種不作為不是羅某江自殺結果產生的原因，向某力的離崗行為與羅某江的死亡結果之間不具有刑法上的因果關系。

2. 案例：馬某某、張某某玩忽職守二審刑事判決書（案號：（2015）安中刑二終字第0002號）

基本案情：上訴人馬某某、原審被告人張某某身為交通警察，對2013年2月21日查獲的“三無”車輛和酒駕事實未依法處罰。2013年10月11日，袁某某因操作不當發生交通事故。

裁判要旨：上訴人馬某某、原審被告人張某某身為交通警察，對2013年2月21日查獲的“三無”車輛和查證的酒駕事實，不依法進行處罰，是一種失職行為，但該失職行為與袁某某于2013年10月11日因操作不當發生交通事故無刑法上的因果關系，故馬某某、張某某的行為不夠成玩忽職守罪。

3. 案例：黃某玩忽職守罪再審刑事判決書（案號：（2015）茂中法審監刑再字第1號）

基本案情：黃某于2009年6月任交通管理總站負責人，而馮某系列犯罪活動主要發生在2005年至2008年，且主要發生在客運站場外。

裁判要旨：一、在本案中難以明晰交通管理總站對嶺門客運站法定的具體職責范圍，也就無法認定黃某作為交通管理總站負責人的履職行為與馮某系列危害社會行為之間具有必然的因果聯系；二、根據生效判決的認定，馮某系列犯罪活動主要發生在客運站場外，嶺門客運站未按規定辦理工商、稅務登記、與馮某系列犯罪行為的發生并無必然的因果關系；三、馮某系列犯罪活動主要發生在2005年至2008年，黃某2009年6月才任交通管理總站負責人。因此，現有證據無法證明黃某作為交通管理總站的負責人的履職行為與馮某系列犯罪行為的發生、延續之間具有必然的因果關系。

（三）重大損失未達成或已挽回，不構成玩忽職守罪

1. 案例：張某琴玩忽職守再審改判無罪案（入庫編號：2025-16-1-417-001）

基本案情：被告人張某琴自2017年起任某社保局局長，違規將數字密鑰和密碼交由張某波使用，張某波貪污公款428756.92元。張某琴知悉后及時追回未得手款項，并敦促張某波退還全部贓款。在張某琴及張某波被立案調查前，全部贓款已退還至社保局賬戶。

裁判要旨：瀆職犯罪造成的“經濟損失”，是指瀆職犯罪或者與瀆職犯罪相關聯的犯罪立案時已經實際造成的財產損失。監察機關立案調查或者檢察機關對瀆職行為立案偵查前，相關經濟損失已經全部挽回的，應當認定瀆職行為沒有造成經濟損失。

2. 案例：彭某玩忽職守罪再審刑事判決書（案號：（2014）資刑再字第1號）

基本案情：原審被告人彭某已履行工作職責，本案損失為報建費，系間接損失，數額為1453746元，未達到2006年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瀆職侵權犯罪案件立案標準的規定》中間接損失150萬元的立案標準。

裁判要旨：原審被告人彭某已履行了工作職責。本案的損失報建費是一項失去的在正常情況下可以獲得的利益，且該損失與原審被告人彭某的履職行為沒有直接的關系，該損失是間接損失，數額是1453746元。2006年7月26日最高人民檢察院發布的《關于瀆職侵權犯罪案件立案標準的規定》規定間接損失要達到150萬才夠立案標準，此案間接損失沒有150萬，沒有達到立案標準，原審被告人彭某的行為不構成玩忽職守罪。

3. 案例：任某某玩忽職守罪再審刑事判決書（案號：（2014）瓦刑再初字第2號）

基本案情：原審被告人任某某在動遷評估時負責現場監督，案外人劉某被一審法院認定騙取動遷補償款構成詐騙罪，二審法院改判劉某無罪，認定其未給國家財產造成損失。

裁判要旨：本院認為，本案原審被告人任某某系國家工作人員，在對案外人劉某經營的海參圈進行動遷評估時，負責評估現場的監督工作。案外人劉某被盤錦市中級人民法院認定采取欺詐手段騙取動遷補償款而判處犯詐騙罪，劉某上訴后被遼寧省高級人民法院認定未給國家財產造成損失，不構成詐騙罪，改判無罪。原審判決認定任某某犯玩忽職守罪的事實依據是任某某的玩忽職守行為使案外人劉某通過弄虛作假手段得到虛假的評估報告，進而騙取國家動遷補償款3500余萬元，給國家財產造成巨大損失。現因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刑事判決認定，劉某的欺詐行為沒有給國家財產造成損失，判決劉某無罪。相應的，本案原審判決認定任某某不認真履行職責致使劉某騙取國家動遷補償款3500余萬元的事實發生變化，即“使公共財產、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損失”的客觀結果不復存在，任某某的行為不具有客觀的危害結果，不符合玩忽職守罪的犯罪構成。

（四）已窮盡履職措施，無失職行為，不構成玩忽職守罪

案例：朱某玩忽職守罪二審刑事判決書（案號：（2014）同刑終字第127號）

基本案情：上訴人朱某時任大同市某稅務所所長，稅務專管員王某斌發現管戶存在大量欠稅并匯報后，西街稅務所多次向涉稅單位留置送達稅務事項通知書，要求其申報并繳納稅款。大同市城區地稅局連續五年公告欠稅情況，且市政府欠付涉稅單位拆遷補償款，涉稅單位承諾補償款到位后繳納欠稅。

裁判要旨：本院認為，上訴人朱某時任大同市耨所長，在稅務專管員王某斌發現自己的管戶存在大量欠稅情況后，向朱某作了匯報。稅務所多次向涉稅單位留置送達了稅務事項通知書，要求大同市某公司、大同市某廣場公司及時申報并繳納稅款，已經履行了稅務所應盡的職責。至于二家涉稅單位欠繳稅款4653308.1元，大同市城區地稅局連續五年在大同日報公告了該二家公司欠繳稅款的情況，稅額明確具體，且大同市政府市長辦公會議明確市政府欠付該二家公司拆遷補償款3.7億元，而該二家公司明確承諾待政府拆遷補償款到位后保證如數繳納欠稅款。故該二家公司的欠稅并未滅失或流失，并非法律意義上的經濟損失。上訴人的行為未給國家造成損失。綜上，指控上訴人構成玩忽職守罪的兩個要件缺失，其行為依法不構成玩忽職守罪，應當宣告無罪。

（五）事實不清、證據不足，不構成玩忽職守罪

案例：甲玩忽職守一審刑事判決書（案號：（2015）清佛法刑初字第91號）

基本案情：甲具體負責油補數據初審和網上申報，核查數據真實性不屬于其工作職責范圍，申報數據不真實系多方原因造成，現有證據難以認定國家利益遭受重大損失系甲行為造成。

裁判要旨：一、雖然有文件規定要申報企業、各級運輸部門提供真實數據，但根據佛岡縣交通運輸部門現有的制度及現行的操作方法，難以提交車輛行駛里程、百公里油耗真實數據，申報數據的不真實是多方原因造成的，核查數據也有多個部門，更有專門為油補工作成立的燃油補貼領導小組，對申報企業作調查、審核數據，把不能核實真實數據的責任歸究于甲一人是顯失公平的。二、甲具體負責數據初審和網上申報，核實油補數據的真實性不屬于甲工作職責范圍，甲是根據油補小組的決議在網上申報油補數據，對油補小組通過的數據甲無權拒絕進行網上申報。三、另根據現有證據，難以認定公訴機關指控國家利益遭受重大損失2232736.27元是被告人的行為造成的。

（六）按地方政策行事，無主觀罪過，不構成玩忽職守罪

案例：黎某玩忽職守再審刑事判決書（案號：（2015）龍刑再初字第1號）

基本案情：被告人行為符合地方相關政策規定，該政策雖與國務院法規相抵觸，但被告人行為符合恢復森林生態、確保國土生態安全的法規、政策宗旨，造林質量達標，林戶領取的補助合法合規，未造成國家財產損失。

裁判要旨：在政策明確，被告人行為符合政策規定的情況下，原判以自治區相關部門的政策與國務院的法規相抵觸就認定行為人犯罪，顯然理由不成立。只要是符合恢復森林生態，確保國土生態安全這一法規、政策的宗旨要求，只要造林質量達到要求，林戶為此領取的兩項補助就是合法合規的，國家財產就沒有造成損失，被告人的行為就不應認為是犯罪。

二、改變定性裁判規則

改變定性裁判規則是指人民法院在審理玩忽職守案件過程中，認定被告人的行為不構成玩忽職守罪，而構成其他罪名，或在同時構成多個罪名的情況下，依據法律規定擇一重罪處罰的裁判標準。實踐中，玩忽職守罪常與受賄罪、徇私枉法罪等罪名發生競合，其改變定性的核心在于準確適用罪名競合規則。

案例：楊某玩忽職守、受賄案（入庫編號：2025-18-1-417-001）

基本案情：被告人楊某任深圳市公安局龍崗分局同樂派出所所長期間，明知舞某俱樂部無證無照經營、存在眾多消防和治安隱患，未依法履行監管職責，導致發生特大火災，造成44人死亡、64人受傷的嚴重后果。其間，楊某指示將舞某俱樂部發生的應刑事處罰的傷害案件調解結案。此外，楊某利用職務便利，收受舞某俱樂部負責人王某好處費共計30萬元。

裁判理由：被告人楊某作為同樂派出所的所長，對轄區內的娛樂場所負有監督管理職責。其明知舞某俱樂部未取得合法的營業執照擅自經營，且存在眾多消防、治安隱患，但嚴重不負責任，不認真履行職責，使本應停業整頓、被取締的舞某俱樂部持續違法經營達一年之久，并最終導致發生特大消防事故，造成人民群眾生命財產重大損失，情節特別嚴重，其行為已構成玩忽職守罪。被告人楊某徇私枉法的犯罪事實成立，但鑒于楊某在實施徇私枉法行為的同時有受賄行為，且該受賄事實已被起訴，依照刑法第三百九十九條第四款的規定，司法工作人員貪贓枉法，同時構成受賄罪的，依照處罰較重的規定定罪處罰，本起事實應以受賄罪一罪定罪處罰，不再以徇私枉法罪追究其刑事責任。被告人楊某作為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非法收受巨額賄賂，為他人牟取利益，其行為已構成受賄罪。楊某已犯數罪，依法應數罪并罰。

裁判要旨：1. 負有監管職責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沒有認真履行其監管職責，從而未能有效防止危害結果發生，其瀆職行為對危害結果的發生具有刑法上“原因力”，應當認定其瀆職行為與危害結果之間具有刑法意義上的因果關系，構成犯罪的，應當依法定罪處罰。2. 對于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實施瀆職犯罪并收受賄賂，同時構成受賄罪的，除刑法第三百九十九條特別規定的外，應當以瀆職犯罪和受賄罪數罪并罰。

核心規則提煉：本案中，楊某的徇私枉法行為與受賄行為同時存在，依據《刑法》第三百九十九條第四款規定，擇一重罪以受賄罪定罪處罰，而其玩忽職守罪與受賄罪則實行數罪并罰。

（包頭鋼苑律師張萬軍教授刑辯團隊關注最新裁判要旨）

三、量刑情節裁判規則

量刑情節裁判規則是指人民法院在認定被告人構成玩忽職守罪的前提下，根據案件事實、情節和社會危害程度，確定量刑幅度的裁判標準。玩忽職守罪的量刑情節主要包括法定量刑情節和酌定量刑情節，具體如下：

（一）法定量刑情節

1. 自首情節：如楊某玩忽職守、受賄案（入庫編號：2025-18-1-417-001）中，被告人楊某在未被采取強制措施前即主動交代了全部受賄犯罪事實，屬于自首，依法可以從輕處罰。

2. 立功情節：若被告人具有揭發他人犯罪行為，查證屬實的，或者提供重要線索，從而得以偵破其他案件等立功表現的，可依法從輕或減輕處罰；有重大立功表現的，可依法減輕或免除處罰。

3. 責任分散、多因一果情節：如楊某某、馬某庚、馬某辛、毛某甲玩忽職守罪一審刑事判決書（案號：（2015）張刑初字第03號）中，裁判要旨指出：鑒于被告人楊某某、馬某庚、馬某辛的行為造成國家經濟損失的嚴重后果，系多種原因、多種因素所造成的，且責任分散，系多因一果；涉案款大部分已挽回。綜合全案的犯罪事實、犯罪性質、情節和對于社會的危害程度，可對三被告人免予刑事處罰。被告人毛某甲的行為造成經濟損失沒有達到30萬元以上，因此不構成犯罪。

（二）酌定量刑情節

1. 退贓、退賠情節：如楊某玩忽職守、受賄案中，楊某已退清全部贓款，法院在量刑時將其作為從輕處罰的情節予以考慮。

2. 初犯、偶犯情節：若被告人系初犯、偶犯，主觀惡性較小，可酌情從輕處罰。

3. 挽回損失情節：若被告人在案發后積極采取措施挽回損失，減少社會危害后果的，可酌情從輕處罰。

4. 犯罪情節輕微：如張某某、胡某某玩忽職守案（入庫編號：2023-16-1-417-001）中，胡某某基本上履行了自己的工作職責，隨張某某外出吃飯導致余某某自縊身亡，應承擔一定責任，但情節顯著輕微，可不追究刑事責任。

5. 社會危害性：根據犯罪行為造成的社會危害程度，綜合判斷量刑幅度。如沈某文玩忽職守案（入庫編號：2024-03-1-417-001）中，沈某文的玩忽職守行為導致白某某自縊身亡，法院綜合考慮其犯罪情節，判處有期徒刑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