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克老先生《湖山感舊錄》讀後摘編

（《湖山感舊錄》，雪克著，中華書局2021年2月版 2023.7.6讀后錄存）

II《我心目中的任心叔先生》

雪公對郭沫若的學問頗不以為然。1955年前後，看到報載「科學院長一篇學術文章」（按：即郭沫若《釋「鳧雁醜」》一文），「大談鳧雁如何之醜惡難看」，「頗疑一代權威何以至此」，連「向為習學之士所素知」的「醜訓為類」的文字學常識都不曉得。他「跑去領教」老師任銘善。任告誡他，「學術來不得半點含糊，一字之詁你就比他高明。觀點可以有異，基礎知識不容闕失」。按：此書出版後，有人在《中華讀書報 》2021年6月某期發表商榷文章《 <湖山感舊錄> 所記「釋‘鳧雁醜’」公案之誤》。

雪公說，“讀懂古書，當從字、詞、句入手，重在識文字、明訓詁、辨訛誤之基本功也”。在當時，任銘善、蔣雲從禮鴻、加上南大洪自明誠先生，“人稱三把刀子”，“哪把刀子一認真，問題差不多就解決了”。

任與蔣過從甚密，誼在師友之間，論傲則仿佛。而蔣雲從之傲，“之目中少人，必得心叔先生之言，方能心服而接受”。1963年左右，有次杭大教師大會，胡士瑩與蔣禮鴻分坐雪公左右，臺上有人講話，胡士瑩耳背，有個“友”字沒聽清，低聲問雪公，雪公脫口而出，“侯誰在矣張仲孝友之友”，不料旁邊的蔣拽了他一把：“我想他聽不懂！”雪公嚇了一跳，忙右顧胡氏，發現他面無表情，可能還是沒聽到，才放下心來。雪公說，胡士瑩雖以話本小說與戲曲名家，其舊學功底也深厚，何至於連普通《毛詩》詩句都不解，蔣先生之傲未免太過。先，蔣對另一同事王煥鑣也有不敬之語，後來王著《韓非子選註》出書，蔣對其中幾處疏解頗為讚賞，從此再無二話，“亦可見其讀書人之性情”。（按：末此二事出自下文《雲從先生二三事》）

1960年代，某日相逢，蔣問雪公近讀何書，以正讀黃以周《禮書通故》為答，豈料蔣夷然不屑道，“這種書有什麼學頭，勸你不看也罷”，雪公聞之氣悶，又不便申辯。過後跟任銘善訴說，任聽罷“勃然而起”，連呼“豈有此理”而徑去。幾天後，雪公又遇蔣公，蔣“急忙致歉”，“一再說自己未讀禮書，孤陋寡聞，已蒙心叔指責，不勝感激”，且言“你明知其書價值，何不直言相告”。雪公回：“先生治學精深過人，我何等樣人，怎敢怎敢”。想不到蔣聽完，“也是一聲歎息，接下去也是一句'豈有此理’,不同的是這句話輕，意在責我，而任公那句則強烈得多”。雪公歎，真正的學者，在學術面前心懷坦蕩，一是一二是二，並不掩飾，“令我肅然起敬”，“這種精神，在當時已不多見，時至今日更是早已難覓蹤影了”。

任銘善死於1967年，遭難頗多。一開始，浙師書記焦夢曉一心要保他，到底壓力太大。雪公說，反由期間，浙省開大會，會上省負責人作報告，其中有幾句話，讓雪公“膽戰心驚，終生難忘，至今記憶猶新”。此公說，“地球上有個中國，中國有個浙江，浙江有個師範學院，學院有個負責人。焦夢曉同志來了沒有?我要問你：你是要語文，還是要社灰注意！”此“語文”，即指任銘善，可見壓力之大，而任之日後處境是必然的了。（此段記錄見另文《關於焦夢曉書記的片段回憶》）

雪公曾親見在公共場合，有紅偉兵強迫他下跪，任則”寧受打罵，終不屈從。一顆頭顱，起來按下，按下起來”，“旁觀的人，除已瘋狂者外，哪一個不是既擔心又敬佩”。雪公說，造反軍興時分，開批鬥會，一位本系學子指任鼻子大吼“你是什麼專家教授，狗屁不通”，“家裡抄出一堆‘引索'，這是什麼東西.....”，批的任低頭唯唯。會後，雪公跟任調侃：先生聲名在外，設帳有年，精於版本目錄校勘之學，可教出的學生居然連“索引”為何物都一無所知，豈非“先生罪行一樁”？任忙稱“心服口服，慚愧慚愧”，“一下午的會，就你這幾句中聽”，彼此一笑了之。

蔣禮鴻為人、治學，一絲不茍。他之被打成“現反”，起因就是對毛選用詞有所評析，犯了忌諱。後輩安排清掃廁所，每次清除小便池污漬，他都是跪在地上，臉近池底，用小刀片一點一塊，盡行刮除，再用水衝的一乾二淨，真正的“刮垢磨光”。此事日後也成為笑談。雪公教學生，常開玩笑說，“要想學好訓詁學，看看蔣公刮廁所”。（按：此事出自下文《雲從先生二三事》）

II《買書記往》

“1965年搞四清時，杭大師生大部分在諸暨，我在斯宅大隊”，受命挑選古舊書籍。“書是當地大戶人家杭大物理系斯何晚先生的家藏。院內幾間大屋，書堆得是滿滿當當，並無別物，偌大的庭院只有一位老人看守”，“我按自己的標準，挑出一大批康乾時期的較為入眼的四部名著及方志，其中偶有明刻、善本，記得最清楚的是明陳翼飛輯《文儷》十八卷，乃萬曆刻本。至於道咸以降，除少數外，多以普通本視之，棄而未取”，“事後，劉活源書記告我，這批書業已裝車拉回了校圖”。旋即文蛤風暴驟起，此事不惟無人提及，“余更噤口不敢再說，恐遭不測之禍也。十多年過去，直到八十年代，曾幾次問過校圖有關同志，得知文蛤前夕是有一批書運來，一直堆在一個角落裡，無人關注，更談不上編目出借，後來不知道怎麼處理了，像《文儷》這樣的善本，也同樣下落不明了”。“此類故事多多。

III《沈文倬、錢南揚、朱季海——“引進人才”的往事》

1960年代初，浙江師院焦夢曉任書記，重視人才引進。有一天把雪公叫去，交代調查“沈鳳笙倬與錢南揚紹箕二位先生的學術成就”，“寫出書面材料報告黨委參考”，“並囑咐不必考慮政治身份”，這“不是你的事".

當時沈就職於上海圖書館，任編目組副主任，負責編纂《中國叢書綜錄》，特別是主編經部的功力與成就，在學術界已有相當的影響。“通過文獻檢索，得知其專擅三禮之學，尤精研於《儀禮》”。雪公赴滬，面謁上圖館長顧廷龍與潘景鄭二老，受到“親切接待”。二老深知“沈公乃定海黃以周再傳，受業於著名經學家曹元弼先生，其禮學成就還受到過顧頡剛先生的讚譽”，“在滬圖他的禮學造詣無從施展，未免屈才，大力推薦其進入浙師院。問長問短，總之一句話，能否禮聘為教授”。雪公據實回稟：自己無權決定，據聞校方也無權自聘教授，“要等時機，走程序，但入校後會盡量保障其工資待遇”.二老首肯，沈也順利入浙。

沈“出身也不好，講話有點口吃”，在丙午丁未劫亂中“吃盡了苦頭，挨罵遭打被批鬥一應俱全，關進了牛棚”。時雪公也在“棚”中。“公長我十歲，無論何時，均以事兄之禮待之，不敢或闕”。文蛤後期稍有寬鬆，沈繼撰《 <禮> 漢簡異文釋》一二三四部分，雪公“竊有幸隨作隨看，不時與之探討，獲益匪淺，成了該著的第一個讀者”。“我與沈公關係在師友之間。師指學術，多有請益並得到指點；友是交遊，彼此真誠相待，處事待人，多有認同，尤其對古籍所的種種，見解一致，可難周全。雖難免也意見相左，相互爭執，甚至弄得面紅耳赤，不可開交”，“彼此並無芥蒂”，“這時只要師母在場，大都支持我”。

“沈公為人寬厚，講究禮節，可有時亦執拗，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後來學校家屬宿舍有新政策，可私人購買，以面積論價，十分便宜，雪公買了也力勸沈購置，可好話說盡，仍遭堅拒，“決然表示自己祖業業已無存，如今還買房子幹什麼！弄得師母和他又吵又鬧，不可開交，一無結果”。過後還是沈妻讓在上海工作的女兒出錢買了下來。“事情平息了下來，一次與公閒話，我說沈公你讀聖人之書，可不通時務，孔夫子乃聖之時者也，是你所不及者，彼此一笑而過”。

還有一事：上世紀末，浙省出版一套近代學人論著叢書，由上海某高校教師分別點校，雪公參與「清樣的最後審核」。相看之下，發現「大都校點錯訛多不勝數，改標滿紙」，心忖「如此劣品，怎好印行」。某日與沈閒聊，言及此事，脫口而出「海派學人學風浮誇，不及北方學人之嚴謹」。豈料隨便幾句話，惹得沈勃然大怒，「指著他自己鼻子說我就是上海人，也算個學者，當面罵我，你是何居心！」雪公只好當場檢討，「完全信口胡言」，「說的僅是三兩個無術之人而已」。相視而笑了結。

改開後沈聲譽日隆，作為先秦禮製博導，積極作育英才。“（郭）在貽兄在世時服膺其學，時常過從，惜其英年早逝，年僅五十，連生日還差一天呢”。

說錢南揚。浙師準備聘請錢時，他“正在當地以地主身份遭管制，失去自由，無緣面晤”。稍後事遂，錢“出村到高校任教，一時間全村人口相傳，成為最熱門的話題與新聞”。可錢的問題是，不善言辭，講課效果不佳。講南戲，從不說什麼思想性與藝術性，講稿僅一兩紙，全用毛筆寫成，內容不外是某某角色化妝用什麼粉、勾什麼臉、如何調色等等，聽者難免似懂非懂，難以入戲。在日後運動中，錢"總遭批判，被醜化，終被貶出浙師”，幸有南大看重，讓時南大中文系主任俞銘璜聘為教授，並為其專設“南戲研究室”，成果不斷，人才輩出。”我則五味雜陳，無話可說“。（按：錢1956年入浙師，59年轉南大）

談朱季海。雪公說，朱“是一位大師級的學術奇才”。姜亮夫是朱的學長，朱“每來杭州，大都是為到浙圖查書，總是先看望師兄”，而住進杭大招待所以及幾天的生活費用，都是姜負責操辦、出錢。姜的助手計偉強跟雪公說：朱有回為美術史課題而來查書，提到李澤厚《美的歷程》，“頗不以為然，語氣嚴厲，把我聽得一愣一愣的”。此事在1983-1985年之間。

雪公因妻妹居家蘇州，常去走動，一住好幾天，與正在蘇大讀博的錢仲聯弟子塗小馬時相過從。而塗與“朱丈接觸之多恐怕沒人能夠超逾”，“經常去看望與交往，並甘供其驅使，做牛馬走”，儘管朱處世“多有不合人情之處”，塗“曾多次面刺其非”，常惹朱不滿。朱生活維艱，塗經濟上常有施援，可“朱老性情傲岸，不僅從來沒有一個謝字，反而覺得你沾了他的光輝，是他賞了你的臉。蓋其為世界公民，為名士，自不計較小節”。

朱家在蘇州觀前街，兩層逼仄小樓房，朱獨居樓上，兒子一家三口住樓下，每日只供應老父晚餐一頓。朱妻吳江人，以紡織為業，“很久以前即居吳江，與丈幾無聯繫。蓋因丈之性格，連家人也不喜之故也”。朱有一女，連她出嫁了都不知道。某日與塗小馬交談，“忽以久不見其女為怪”，塗告之已嫁，“朱大怒，以其竟然不知也”。

雪公“前後聽到計、塗兩位的話，心中難過”，以為如此奇才，淪落至此，令人難安，遂盡己所能為之謀事。雪公找時任杭大歷史系主任楊樹標商談，想請朱來定期講學，“如效果好則盡量通過學校爭取禮聘為教授”，楊亦讚成。為此，楊請塗小馬為介，親赴蘇州與朱面晤。“兩人談得頗為愉快，朱老高興地接受了聘書，答應在身體允許的情況下來杭講學”。條件是：每月補貼的一百元，每學年分學期兩次支付，不必“每月寄來”；講學報酬則另計，且聽眾不可多，時間不可長，每課不超過半小時為限，中間要有休息時間；還希望給個“顧問”之類頭銜，細節可讓系裡來人詳談。可惜最後商談結果未協，只好作罷。此事在1995年3月至6月之間。

多年後，雪公與《掌故》編者面晤，對方告訴他“一件喜事”，說“朱季海先生對你曾贊不絕口”。雪公聞之，“既驚疑又慚愧”。

II《憶侯官嚴不黨先生》

先生名群，名門之後，侯官嚴復姪孫。“先生與浙大校長竺氏可楨為世交，竺為父執輩”。嚴告訴雪公，彼受聘浙大教授後，“每與竺以公相見”，竺稱呼他“嚴教授”，嚴則報之以“竺校長”；私覿，竺稱之曰“世兄”，嚴則必尊之曰“老伯”，毫不失禮數。

先生是一代古希臘哲學史名家，通古希臘文，兼通梵文、希伯來文、馬來文、泰文等多種域外文字，學貫中西。可這一切在新成立的浙師，實無用武之地，只開點邏輯學以充工作量而已。嚴群在浙師時，雪公發現他早午餐都會在食堂吃，且十分節儉，每以幾分錢蔬菜佐食而已，而彼時教授薪資不薄，頗不解。某次問起，嚴說“家累甚深，不堪重負”，三兒均染肺疾，與家人隔離，且三人之間也須隔離，各自為炊，捉襟見肘，實不得已。雪公聞之默默，無言以對。

搬到杭大新村之後，二人住處毗鄰，來往益多。有一次，嚴對雪公談，杭州市準備「接待外國貴賓」，有關部門咨詢於他，說市裡已做好準備：一，凡貴賓經過之道路，24小時清掃，不許有一片落葉；二，道理兩側，每隔一段距離，各設一痰盂備用。問他還有何事考慮不周否，嚴只能」唯唯，連稱周到 而罷「。嚴嘆，樹葉自落，自然景象，如此要求聞所未聞；至於痰盂，更是笑話，這麼多的痰盂豈非自顯」病夫「形象？雪公不假思索徑問：何不直言相告？嚴答：我輩豈敢，必須慎言啊！

再一次，嚴談起留美經歷。說他當年去美，所在正是其父留美的城市，行前其父為他籌劃了「攻略」，未曾想時隔多年，街道門牌名稱等早已有變，以至於兩次尋找旅居原址均未果。無奈之下，嚴只好撥打「市長熱線」。市長親自問話，謙恭有禮答道「請稍後，容我查對」，不一會就明確「告訴了現在的名稱和地址」。嚴感慨，舊日本土市長高高在上，哪裡會理會細民這等事，“老兄，這位美國市長算不算為人民服務？”

劫亂時期，二人皆落網，遂成難友，接觸更多，“相知日深”。雪公年輕，受派校內挖防空洞多年，嚴以年長免於重體力勞動，但“難以彌補多年積累尚未付梓的大量譯稿幾乎全部被毀的內心傷痛”。落實政策後，有一日嚴忽遣其女嚴自邇請雪公過府，說有事相商。原來，嚴病休多年，一直拿的是七折工資，當時他身為三級教授，月薪220元，七折等於每月扣掉66元，一年將近800元扣費，十年下來是不小的數目了（彼時大米市斤1角稍多，豬肉斤六七角），而其他“牛鬼”早已恢復原工資，獨他仍領七折，“千思萬想總不能通”，為此曾特意召喚各地兒女回杭開家庭會議，討論“要不要打報告”，要求上頭補發。討論了一整天，還是無法決定，“怕再來運動，難逃反攻倒算之罪”。無奈，只好求計於雪公。雪公心下了然，遽言之：就事論事，理所當然，打報告就是了。嚴公，你想一想，萬一那啥又席捲重來一遍，“即便你這次沒打報告，能逃脫的了麼？”，“如真有這一天，自會有新的走姿派在上面擔著，再折騰一番罷了”，您老不過合理補發工資，“怕什麼！”嚴聽後大有所悟，連說“高明”，並說如真補發到手，一定請客。雪公笑對，“無他，一只樓外樓叫花子雞足矣”。大家一笑了之。報告交上去，事過至少兩年，款遲遲未下發，雪公已日漸忘卻。有一日晚餐前，忽聞有敲門聲，迎前一看是嚴自邇，正手提新出爐的叫花雞兩隻，說補發工資已領導，其父嚴群特命先送一隻來，"趁熱吃”。

此文還涉及錢鍾書打架事。說是雪公出差北京，嚴群托他面見老友社科院哲學所所長賀麟與民族所所長翁獨健，希望能帶幾個學生。雪公到賀宅，發現賀家小的可憐，“一代學人賀公竟坐在床邊授課”，對面一學生則坐單人沙發上聽講，來客都無立足之地了，侷促如此。談畢嚴事，賀談起八卦，說你雪克來晚了一步，“剛剛隔壁鄰居錢默存鍾書先生家與合住者又鬧了一場，讓人家把桌子都拋在了樓下”，幸好“京師人文社科界有兩位享受副部級待遇”，一是顧頡剛，另一則是錢鍾書，“他們二位的住房已重新安排，近日即可遷入新居，自可免受此苦了”。

II《重讀戴幼和家祥先生尺牘後》

雪公自言，“在亮師（按：即姜亮夫）身邊數十年，言傳身教，振聾發聵，每取以自勵。就尊師而言，竊入古籍所後，與先生接觸日多，無論因公或私覿，不分場所，只要向先生提到四大導師名諱，先生總是馬上起立致敬；居家、住院，病臥在床，也要抬頭示敬；易簀之際，曾陪同外地受業弟子探望，偶及清華先師，先生禁閉的雙眼流出淚淚水，此情此境，在場者誰不淒淒傷神”。

姜亮夫還曾受業于章太炎之門，曾告訴雪公：當初，章餘杭大壽，姜曾與同門醵金購買百衲本二十四史以賀，章說，他讀書從不計較版本，二十四史已仔細讀過七遍。姜說，他很佩服數學家陳建功。60年代初某日，杭大校方高層人士開有關科研問題的研討會，當時副校長陳建功在會上侃侃而談，“聲稱科學研究是理科的事，自己從來不知道文科還有什麼科研！”姜一聽，怒了，當即頂了回去：你不知道的事情多著呢！當年清華就有研究院，專務研治國學，一流的科研碩果......霎時間，氣氛緊張。可陳並不惱火，認真聽了下去，然後致歉，說自己孤陋寡聞，對不起云云。姜認為這樣的人有胸懷。

II《懷念胡宛春、王駕吾二先生》

胡宛春（胡士瑩）為人低調，從不張揚。紅羊劫中，他是杭大中文系唯一未入牛棚的教授，原因無處可問，除其子胡石言彼時正任南京軍區要職有關外，恐與其一向低調不為人先干係最大。五六十年代，政治多變，時緊時鬆，讓人摸不著頭腦。一日，胡忽低聲問雪公，說有一事不明，想請教一二。說是教研室開會，他的發言全都抄自報紙，多非己意，何以還總受指責？雪公答：報紙言論，昨是今非，抄報紙必得先辨新舊.....話音未落，胡已猛醒，連稱“是是”：“哎呀！我有許多是出自多年前的舊報紙。難怪！難怪！”雪公歎，“老先生之可愛，竟有如此事者”。

胡書法好，可謂名手，雪公曾與其一同受派抄寫大字報。當時杭州，美院的潘天壽每貼出檢討文字，不一時就被揭走，甚至有人等著揭，那時胡之抄報也有如此待遇。

王駕吾（王煥鑣）則有“歷史問題”，因在1943曾撰作《南嶽國軍第七十四軍殉難將士公墓碑》而獲罪，打入牛棚，比一般牛鬼蛇神受批更嚴厲，幾遭滅頂。一次，在杭州工廠，年屆古稀的他，曾讓支持者逼迫背負百斤重的水泥，雪公看不過去，主動替胡背了一包，惹得監工發怒，被打了一巴掌。過後，王還找雪公致歉。

“棚中人有時會押隨革命師生赴外地行動幾天”。有次留宿農家，應門者為女主人，王煥鑣開口就稱“老闆娘”，當場開了他的批鬥會。事後，王問雪公，那到底稱呼什麼得當？雪公思來想去，還真想不出一個妥帖的稱謂，最後靈機一動，想到正確做法：應該什麼都不稱呼，開門就說”你好，你好“。

改開後，雨過天晴，胡重獲認同。承馬一浮後出任省文史館館長等。胡早年曾執教於揚州中學，班上有一學生，即日後的胡公喬木。1982年，公病重期間，受到胡的關注，得到高規則照料，直達病逝，享盡哀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