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俊璉 | 先秦典籍里的“中國”

“中”的本義是簡冊。簡冊記錄著國家的基本文獻，為最高統治者所掌握，所以簡冊（典籍）所在的“京師”就是“中國”，推而廣之，“王土”就是“中國”。

中國之名，最早見于《詩經·大雅·民勞》和《蕩》。《民勞》全詩五章，每章開頭四句句式相同，第一章：“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毛傳》：“中國，京師也。”后面四章開頭四句把韻腳字改變，只有第三章“惠此中國”一句改為“惠此京師”，說明“惠此中國”就是“惠此京師”，“中國”就是“京師”，王都之地。《大雅·蕩》：“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炰烋于中國，斂怨以為德，不明爾德。”舊注也釋“中國”為“京師”。這兩首詩的創作年代，學術界認同《毛傳》的說法：“《民勞》，召穆公刺厲王也。”“《蕩》，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厲王無道，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故作是詩也。”都是召穆公所作，時間大約在周共和元年（前841）之前數年。而《大雅·蕩》共八章，第一章開頭作“蕩蕩上帝，下民之辟”，其余七章開頭都作“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則“上帝”即指“文王”，是假設為文王口氣譴責殷商，說明西周初年，“京師”就謂之“中國”。上述《詩經》中的“中國”指宗周豐鎬（今西安市西南長安區境內）。出土文獻“中國”之名最早見于成王時期的《何尊》：“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則廷告于天，曰：余其宅茲中國，自之乂民。”這里的“中國”也指“京師”，不過，根據“唯王初遷宅于成周”，則“中國”指成周洛邑（今河南洛陽）。先秦文獻中還有證明“中國”即國都的史料。《國語·吳語》記載越國大夫文種分析當時的吳國形勢，說吳王“以中國之師與我戰”，這里的“中國”指吳國的國都，所以韋昭注：“中國，國都。”《史記·五帝本紀》記載，舜本來在堯崩之后想讓位于丹朱，但天下的諸侯、獄訟者、謳歌者皆擁護舜，反對丹朱，于是舜“而后之中國踐天子位焉”，司馬遷這里用的是先秦舊典，“中國”指帝堯之都。《史記集解》引劉熙注：“帝王所都為中，故曰中國。”

因此，“中國”的本初之意，是指王所在之地，為國都的代稱。漢代學者還保存了對“中國”一詞本義的認識。如《漢書·揚雄傳》：“天下已定，金革已平，都于雒陽，婁敬委輅脫挽，掉三寸之舌，建不拔之策，舉中國徙之長安。”顏師古注：“中國謂京師。”漢代人稱天子所藏的書為“中書”，或以“中書”為掌管國王言論出入的官名，可見，“中”為國王所獨有。

“中國”之義是王都，王之所在，即為“中國”，并不強調地理意義上天下之中的意義。這是由“中”的本義決定的。“中”的本義為簡冊，簡冊上所書內容是治理國家的基本文獻。這些基本文獻叫“治中”，為國王所掌握。國王在哪里，“治中”就在哪里，“中國”就在哪里。

甲骨文的“中”字，字形像一面直立的旗幟。有學者說，中間是一“口”，代表發號施令者，里面豎立一旗桿，上下旗幟飄揚。金文“中”字與甲骨文相近，其字形上下的帶狀飾物，學術界有不同的推測意見，也多解釋為“旗幟”。我認為，“中”字字形上帶狀飾物是繩索。未有文字之前，記事結繩是先民重要的生活、宗教、祭祀方式。《周易·系辭》說：“上古結繩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書契。”“中”的字形正反映了由結繩記事，到“后世圣人易之以書契”的過程。書契的早期載體，就是簡冊，“中”正是早期的書簡。文字最初是用來溝通人和神之間關系的。所以，上古時期，文字為部落首領以及由他掌管的“巫”“史”“祝”所壟斷，是治理部族的核心內容。“書契”是神的意旨的體現，呈現神的意志的最好形式就是占卜。在《逸周書》《儀禮》等典籍中，“中”為盛“算”之器，“算”為占筮之物。王國維《釋史》說：“古者簡與算為一物。”盛簡之器，可指簡策本身。“中”可為卜筮之體，當然也可以為決獄之策。決獄是古代治理最重要的內容，所以《史記·五帝本紀》記載舜能踐天子之位，是因為諸侯朝覲和獄訟公正。

《周禮·秋官·卿士》：“士師受中。”江永《周禮疑義舉要·秋官》說：“凡官府簿書謂之中，故諸官言治中、受中，《小司寇》斷庶民訟獄之中，皆謂簿書，猶今之案卷也。”“中”為簡冊，其上所寫為“官府簿書”。孫詒讓《周禮正義》說：“中即獄訟之成要簿書。”當年周文王斷虞芮之訟，而為后儒大書特書，就是成功的“治中”。章太炎《文始》說：“中，本冊之類，故《春官·天府》：‘凡官府鄉州及都鄙之治中，受而藏之。’鄭司農云：‘治中謂其治職簿書之要。’《秋官》小司寇：‘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中，歲終則令群士計獄訟，登中于天府。’《禮記·禮器》曰：‘因名山升中于天。’升中即登中，謂獻民政要之簿也……漢官亦有治中，猶主簿爾。史字從中，謂記簿書也。自太史、內史，以至府史，皆史也。”

“中”是在簡冊上記錄的治理百姓的重要文獻。《論語·堯曰》：“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名禹。”關于“允執其中”，東漢包咸注說：“言為政信執其中，則能窮極四海，天祿所以長終。”沒有具體解釋“中”，后人多以為是中正之道。章太炎《文始》說：“允執其中，謂握圖籍也。”是說掌握治理國家的基本文獻。

《國語·楚語》記楚靈王因白公子張屢次勸諫事，問計于申公史老。申公說：“用之實難，已之易矣。”然后給他支招：白公子張再來勸諫，你就說：“余左執鬼中，右執殤宮，凡百箴諫，吾盡聞之矣，寧聞他言？”韋昭釋“執鬼中”曰：“謂把其錄籍，制服其身”。“鬼中”就是鬼簿錄，生死冊。“殤宮”是地獄圖。楚國的國王既是人主，又是神主，所以會“左執鬼中，右執殤宮”。“鬼中”既然是可手持的“錄籍”，“鬼”只能畫在絹帛或簡冊上。

“中國”之名源于西周，可以從兩個方面進行說明。第一，周文王羑里推演《易》，是西周建國前的重大事件。《易》源自伏羲，本為筮書，講陰陽變化，以此預測事物之成敗消長。《周易》中有較多的歷史故事，這些史事大都是晚商時期的，說明周文王逆境之中借研究《易》對周族的歷史進行了深刻反思，對未來也有深入思考。可以說“總結歷史成敗得失”是文王推演《周易》的重要內容。“中”為盛算之器，文王推演《易》，需要大量的“中”。文王總結周族發展壯大的經驗和治理族群的基本方略，這些寶貴的文獻就是“中”。

第二，武王克商之后，周公領導了規模宏大的文化重建工作，后世叫“制禮作樂”。“制禮作樂”的內容很豐富，其中包括對文獻的系統編纂，可以說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文獻的“經典化”。王國維《殷周制度論》認為中國政治與文化之變革，莫劇于殷、周之際，制度變遷的關鍵是維護以周天子為核心的統治集團的合法性，“成一道德之團體”。所謂“道德之團體”，實際就是從歷史溯源、現實表現等方面確定以周代商是歷史的必然選擇，從古公亶父到王季，再到文王、武王，是周系統治的唯一正確的傳承。這個對文獻的重新修訂和解讀的過程，就是經典化過程。從此周王室所確定、所掌握的“中”，就成了周天子地位合法性和治理國家方略的基本文獻。周天子所居的京師，就是“中國”了。由于豐富多彩的文獻典籍，偉大的華夏九州才賦予“中國”之名。

由此聯想到清華簡《保訓篇》，本篇是周文王五十年文王臨終前給姬發（武王）的遺訓，其中講到要把“中”交給兒子。然后文王給姬發講了兩個“中”的故事：第一個是，遠古時舜在歷山耕作，最終求得“中”。第二個故事是，商湯的六世祖上甲微“假‘中’于河”，用來討伐有易，勝利后完整歸還給“河”。《保訓》篇的“中”指什么呢？現在學者基本上認為“中”是一種精神層面的東西，是周文王“要求太子遵行的一個思想觀念——也就是后來所說的中道”（《清華大學藏戰國竹書·保訓說明》）。“中”既然是思想觀念，就只有通過講述傳給他人，但把它借來又歸還，就不好理解了。既然“中”是可以借的，用完要歸還，它應該是具體之物。據前文考證，文王臨終要交給姬發的“中”，就是治理國家的基本文獻。

《保訓》認為“中”是舜創立的。舜早年作為歷山部族首領，就深入探討治理百姓的辦法：建立健全吏制和法規，大力發展農業生產。確立四時，不違農時，治理水患，分州定土，規劃祭祀，制定刑法，選官任能。《尚書·舜典》（今文《舜典》包括《堯典》）就是后人追記的堯舜時代“中”的內容。“假中于河”的“中”，就是《周禮》所說的“斷民獄訟之中”，還有“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的《易經》之類。因此，“中國”就是典籍之國，煌煌典籍是中華文化的根基，典籍文明是中華文明的標志。

原載：《光明日報》2026年1月24日

作者：伏俊璉，系西華師范大學國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