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
丹麥經濟學家研究發現，癌癥確診會讓患者犯罪概率增加14%。由于經濟壓力劇增且對未來懲罰的畏懼感降低，不少原本守法的公民也會走上歧途。
很多人都看過美劇《絕命毒師》。在那部經典的劇集里，性格溫和的高中化學老師 Walter White 在得知自己患上肺癌晚期后，為了給家人留下一筆錢，搖身一變成了大毒梟。這聽起來像是好萊塢為了戲劇效果編出來的橋段，探索了突如其來的健康危機如何剝離道德約束。但最近的一項經濟學研究卻告訴我們，這種“絕命毒師效應”在現實世界中竟然真實存在。
在最近發表的一項研究中，研究者利用丹麥龐大的行政數據庫，得出了一個驚人的量化結論：癌癥確診會讓一個人從事犯罪活動的概率增加約14%。這項研究分析了1980年至2018年間確診的368,317名癌癥患者，并將他們的行為與一組背景相似但健康的對照組進行了對比。
研究發現，在確診后的第一年里，患者的犯罪率其實會有所下降。這很好理解，因為化療和放療是非常折磨人的物理過程。正如作者所言，當你正躺在醫院的病床上為生存而戰時，你沒精力去搶劫便利店或者在房車里制毒。然而，當最初的身體沖擊逐漸消退，大約在確診2年后，違法的可能性就會飆升并超過基準線。這種效應在接下來的幾年里不斷增強，甚至可能持續10年以上。
更令人深思的是，這并不僅僅是慣犯重操舊業。研究發現，癌癥甚至會驅動那些檔案潔白、一向守法的人首次觸犯法律。確診成了一個負面的轉折點，徹底偏離了原本正常的人生軌道。
為什么會發生這種現象？經濟學家通過“理性犯罪者”理論給出了分析。這個理論由 Gary Becker 和 Isaac Ehrlich 在20世紀60和70年代推廣，認為犯罪者不一定是壞人，而是會衡量收益、被捕概率和懲罰嚴厲程度的理性行動者。
嚴重的健康打擊改變了平衡天平的所有變量。首先是經濟動機。癌癥會摧毀一個人的勞動力，導致收入、就業機會和工作時長銳減。當合法收入來源斷絕，非法收入就變得極具吸引力。研究人員發現，那些缺乏房產抵押或配偶收入等財務緩沖的人，犯罪沖動最為強烈。
值得注意的是，這項研究的背景是在擁有全民免費醫療的丹麥。如果是醫療成本高昂的美國，情況可能會更慘烈。在美國，42%的患者會在確診2年后耗盡全部家產，即使有私人保險，每月的自付費用也常達600美元。這種經濟上的走投無路，極大地推高了犯罪風險。
然而，錢并不是唯一的理由。如果純粹為了錢，那應該只有盜竊或詐騙等經濟犯罪。但數據顯示，非經濟類犯罪，包括暴力犯罪，相對增加了38%，遠高于經濟犯罪的14%。
這指向了一個更黑暗的心理機制：生存概率。法律制度依靠未來的懲罰來威懾犯罪，但如果你覺得自己沒有未來，這種威脅就失去了牙齒。研究發現，癌癥患者預期的懲罰成本會隨著生存概率的下降而降低。簡單來說，如果你覺得自己活不到5年后的入獄那天，那么今天犯罪的風險在數學上就接近于零。
研究還發現，男性在確診后更容易走向犯罪，這與男性更容易對失業或離婚等生活壓力產生極端反應的趨勢相符。有趣的是，雖然低收入人群的犯罪絕對數量增加較多，但高收入家庭的相對增長率反而更高。這可能是因為丹麥的社會福利有上限，高收入者生病后，生活水平的跌落感比低收入者更劇烈。
最讓人意外的發現是，確診后尋求心理咨詢的患者，其犯罪概率竟然是普通人的2.5倍。研究人員解釋說，這并不是說咨詢誘發了犯罪，而是尋求心理幫助本身就是一個強烈的“痛苦信號”。那些主動找醫生的患者往往是遭受了最深刻心理打擊的人，他們更有可能因為絕望而向社會發起回擊。
好在，福利制度可以成為有效的防火墻。研究對比了丹麥2007年的市政改革發現，在那些削減了社會支持的地區，重病對犯罪率的誘發效應顯著更高。這意味著，社會福利計劃不僅是對病人的慈善，更是公共安全的保障。嚴重疾病具有“犯罪外部性”，原本是一個家庭的私事，卻可能通過增加社區的盜竊、暴力和混亂影響到每一個人。
這項發表在《美國經濟期刊：應用經濟學》上的研究提醒社會，如果我們不能為遭遇生物學悲劇的人提供足夠支持，社會最終將以犯罪率上升的形式付出更高的代價。那些絕望、垂死之人走上邪路的故事，并不只是電視劇里的虛構，而是現實中真實流動的悲涼賬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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