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流水線外，一場注定結束的學術狂歡

文丨姜鷗桐

編輯丨雪梨王

進入四月，意味著論文季的開啟。

凌晨三點，曉逸最后一個離開實驗室。為了準備中期答辯，她在工位熬夜處理畢業(yè)設計所需的圖像數據，盯著像素點反復調整參數，讓它們看起來更接近真實。走出實驗室，樓下的共享單車沒了，她在夜色下走了好久。

諷刺的是，不久前，她還在一篇關于“表演性勞動”的文章里，辛辣地拆解學術圈的權力邏輯。稿子剛發(fā)到一個“學術底刊”上，她就得立刻把自己重新塞回這個系統(tǒng)，反復修改、計算，努力配合中期答辯做出一系列“表演”。

所謂學術底刊，并非真正意義上的期刊，只是在形式上對標傳統(tǒng)學術評價體系中的“頂刊”。不同于后者漫長而不透明的審稿流程，底刊幾乎“投稿即見刊”，不設專業(yè)門檻，不關心學科排名。只要題目足夠荒誕、諷刺，論證足夠嚴謹，就能在其中獲得一席之地。甚至連“創(chuàng)刊”本身也毫無門檻——給自己的賬號改個名字就行。

至于如何定義荒誕和嚴謹，全看編輯部心情。

自2月份誕生以來，學術底刊被簇擁者們推向高潮：有人創(chuàng)刊，有人投稿，有人甚至搭建起檢索系統(tǒng)，至今已收錄近400本底刊，總投稿數難以估量。這些一本正經胡說八道的文章包括但不限于：用相對論解釋“早起后再睡五分鐘”的時間延展，以拓撲學分析“恨海情天”的莫比烏斯環(huán)結構；從供需平衡的角度，討論當陰間出現通貨膨脹，東亞父母該燒多少錢才能保證孩子不會亂花。

年輕人宣稱：“真理會過時，構石（狗屎）永恒。”社交媒體上，有人如此總結這場熱潮：真實的科研做不下去的時候，誰不想“急赤白臉”投一篇底刊論文？

狂歡終究敵不過現實。平臺管制下，一些幾乎完全依賴社交媒體傳播的底刊賬號，陸續(xù)被限流、刪帖，甚至直接封禁。網站倒是還在，但投稿的人越來越少。忙著準備中期答辯的年輕人們不得不從賽博避難所抽身，回到現實。

過去一個月，我們順著那些逐漸失效的鏈接和群聊，找到了多位底刊創(chuàng)建者與投稿者，試圖還原這場短暫浪潮的發(fā)生與消散，并進一步探究：退潮之后，除了沙灘上的這些荒誕印跡，這屆年輕人還剩下些什么？

在“旱廁”里搞一場平權

左腳踩右腳，究竟能否實現人體起飛？

名為《S.H.I.T》的“學術底刊”網站上，一群中國最聰明的腦子正在認真推演這個看似荒誕的命題。他們招募了100名志愿者開展實驗，并在過程中運用牛頓第三定律進行力學分析，最終沒有一個人成功離地10厘米，因此得出了“不能起飛”的結論。

這只是近400本學術底刊、上千篇“廢話論文”的冰山一角。

《關于用左腳踩右腳能否實現人體起飛的理論可行性研究》

狂歡始于二月。彼時社交媒體上開始出現零散的討論：“要不要建一個底刊，發(fā)一些沒什么用但有意思的論文？”這種帶著玩笑意味的提議，很快被一些人落實為行動。

2月12日晚，碩士生陳揚將自己的社媒賬號改為《Rubbish》，成為互聯網最早成立的底刊之一。第二天，他便收到了十幾份投稿。與此同時，網友紛紛自薦加入編輯部、創(chuàng)建子刊或成為審稿人，還有人臨時注冊網站發(fā)布稿件。

“學術圈太壓抑了。”《S.H.I.T》創(chuàng)始人李航說。作為身處評價體系末端的學生，他太清楚現實中論文發(fā)表的潛規(guī)則了：能不能見刊，有時并不取決于學術能力，而取決于你的學校評級、導師名望、編輯口味，甚至是你所在圈子的熱點。于是，等待、拒稿、返修，成了碩博生無法回避的常態(tài)。

他因此決定打造一條完全相反的路徑，為大家提供宣泄情緒的出口。

《S.H.I.T》源自英文俚語“shit”，被刻意音譯為“構石”。這一帶有玩笑意味的翻譯，被賦予了一層反諷意味——既是廢物，也是“構建學術的基石”。網站最醒目的位置放著一個金色標志，以及宣言：

“真理會過時，構石永恒。”

S.H.I.T官網界面

在李航看來，底刊意味著一種權力的調換，一種“學術平權”。他想試試，如果把編輯部的權力交還給社區(qū)，學術評價會變得更好還是更糟。

在這里，每個人都可以注冊成為“嗅探獸”（即審稿人），為稿件評分。所有投稿會先統(tǒng)一進入“旱廁區(qū)”，接受所謂的“旱廁盲評”：在完全匿名的前提下，任何注冊用戶都可以參與打分，采用五分制，從荒誕程度、論證完整性到表達效果進行相對自由的評價。得分較高的稿件，會被逐級“打撈”，進入“化糞池”“構石”等更高等級分區(qū)。

層層篩選中，不少看似離經叛道的選題被認真對待。例如，有人從法律角度討論“屎及其他排泄物的所有權歸屬與潛在法律問題”，并對比大陸法系與普通法系的路徑。這篇論文以4.91分位列平臺最高分之一。

還有人選擇具體學科作為入口。《地埋學報》的創(chuàng)建者王柏森是環(huán)境學博士，他寫了一篇比較陜西與英國相似性的文章。這一在地理學圈流傳已久的冷笑話，很快被相關專業(yè)學生轉發(fā)，他的賬號也成了底刊，收到了投稿。《甘蔗社會科學》的誕生則幾乎完全偶然。創(chuàng)建者安瑜在家吃甘蔗，聯想到被拒稿的論文，就像被吐掉的甘蔗渣。第二天，一個新賬號被注冊出來。

遠在意大利讀博的黃家軒，則利用搭建生物信息數據庫的思路，做出了一個名為WoN（Web of Nothing）的檢索網站，收錄各類底刊，如今已有近400本，涵蓋醫(yī)學、科技、經管、人文社科甚至玄學等類別。

黃家軒告訴我們，最初，他只是手動錄入了一百多本底刊。只是，收錄速度遠遠追不上底刊增長的速度，他便開發(fā)了創(chuàng)刊功能，越來越多的新刊涌入。

學術流水線

“大家都瘋了。”社交媒體上有人評價這場狂歡。

至于碩博生們?yōu)槭裁磿w發(fā)瘋，恐怕需要從那套高度指標化的論文生產體系里去找邏輯。如果只看數量，中國已經是全球最大的論文生產國之一。根據中國科學技術信息研究所發(fā)布的數據，2024年，中國在各學科高影響力期刊上發(fā)表論文超過1.5萬篇，占全球總量的三分之一以上。

在“不發(fā)表就發(fā)臭（Publish or Perish）”的鐵律下，論文早已脫離了知識發(fā)現的初衷，變成了通往畢業(yè)、職稱和晉升的入場券。社交平臺上常有人吐槽，說一篇辛辛苦苦寫出來的論文，可能只有三個讀者：作者自己、導師、審稿人。采訪中，幾位底刊創(chuàng)刊人最常提起的痛苦并不是工作量大、研究領域難度高，而是在漫長不確定性中產生的自我懷疑。

安瑜所在的學校，對博士生的畢業(yè)要求是三篇C刊論文，或者通過國家社科項目等方式替代。時間被壓縮在四年之內。而一篇論文，從投稿到見刊，往往需要八個月到一年。“同時還要兼顧20萬字的博士論文，這個時間壓力真的很大。”

在他的投稿經歷中，拒稿并不罕見。有一次，他在投稿后不到24小時就收到了退稿通知。沒有具體理由，也沒有修改建議。那是他經歷過的最快的一次拒稿。“還有過年給我拒（稿）的。”他的語氣里帶著一種已經習慣的平靜。

導師對論文的要求極為嚴格，每個字都要改完、看過才行。在碩士階段，這種精細的指導曾讓安瑜相信，自己能夠產出很多東西。他被帶去參加全國性的學術論壇，參與國家社科項目，甚至將一個初步想法擴展為完整課題。

那時的學術，在他看來是有趣的。但進入博士階段后，情況發(fā)生了變化。

導師的學生數量增加，原本“小作坊式”的逐字修改模式，開始難以維系。論文被反復打磨、長時間擱置，投稿節(jié)奏被不斷推遲。那篇由碩士論文修改而來的文章，在導師手中磨了兩年，始終未被允許投出；另一篇他原本打算獨立投稿的論文，在導師提出“發(fā)來我看看”后被接管，盡管經過多輪修改，也始終未投出，逐漸失去下文。

Rubbish編輯部成員所在教學樓外的景象

“被否認的次數實在太多了，往往被罵了十幾次，才能有一點點正向反饋。”安瑜說，導師的表達方式帶有明顯的情緒色彩，“他覺得你差，就會說你非常差。”這讓安瑜一度陷入自我懷疑，覺得自己一無是處。

傳播學博士生于瀅有著相似的感受：“學術是一個沒有及時正反饋的事情，即使有，大部分也是負反饋。”讀博期間，她需要反復修改論文，但始終得不到明確標準，“每一次導師都不滿意，但不會告訴你滿意的是什么”。

最讓于瀅難以接受的，是博士一年級時，導師在走廊里一邊走一邊翻看她的文章，當著其他同學的面逐句念出來，不是提供內容上的意見，而是不斷糾正語病。“特別身心受損。”于瀅形容。在她看來，學術生產本應以觀點為核心，而語病是最后才需要解決的問題，那一刻，她感受到的只有身份上的不平等，“他沒有把你當作一個知識生產者”。

這種“為學術而學術”的工業(yè)化流程，衍生出了極其荒謬的現狀：一方面，正統(tǒng)期刊門檻極高，審稿周期動輒一年半載；另一方面，學術不端事件屢被曝光。從論文抄襲、數據異常，到同行評議造假與集中撤稿，不斷沖擊著公眾對學術體系的信任。

比如此前被曝光的協和“4+4”事件中，跨專業(yè)考生董某瑩的畢業(yè)論文一共60頁，正文僅占一半；更荒誕的是，這篇涉及影像學專業(yè)知識的論文，指導老師竟是一位骨科學家。2025年5月，一篇關于子宮肌瘤圍手術期護理的論文出現了明顯錯誤，文中選取的80例患者包含半數以上男性——而子宮肌瘤是僅發(fā)于女性的婦科疾病。

關于子宮肌瘤圍手術期護理的論文爭議，其作者所在單位發(fā)布情況說

更早之前的2020年，核心期刊《冰川凍土》也曾陷入輿論漩渦。一篇發(fā)表于七年前的論文被重新翻出，文章以“導師夫婦”的事跡為主要論據，描述其“崇高感”與“優(yōu)美感”，最基本的學術性成了唱贊歌。

似乎已經很難說清真實的學術與發(fā)瘋的底刊，哪個更荒誕。

撿回消失的好奇心

上世紀70年代，建筑系研究生、后來成為日本知名建筑師的藤森照信對于待在書房里研究建筑史感到厭煩，便和同學成立了“建筑偵探團”，走上街頭實地觀察，并意外發(fā)現了數不清的有趣建筑。他覺得這一切很吊詭：明明真實的街頭有那么多建筑案例，他卻一直從書本里了解建筑的歷史和流派。在實地觀察中，藤森照信還發(fā)現了一類在關東大地震后新涌現出的建筑形式，因為其最醒目的標志就是廣告牌，他將其命名為“廣告牌建筑”。

最初和日本建筑家學會提出這一概念的時候，他很擔心：學會那么嚴謹的組織，真的會允許一個研究生擅自提出新類型并命名嗎？會議上，他果然遭到了批評，其中一種說法是，這個名字太過隨意而“不像論文”，但隨著他的據理力爭，專家們也漸漸接受了這個命名。

這段經歷被他寫進了《路上觀察學入門》。在這本書里，他和另一位日本藝術家赤瀨川原平一同主張用孩子的目光去觀察身邊的世界，并非出于任何實用主義，而僅僅是好奇本身。如何判斷一只狗是左撇子還是右撇子？飯店的樓梯順時針還是逆時針更多？甚至看到水面也會覺得新奇，“以為是玻璃，結果一踩就沉下去了，心里還在想，這是什么東西啊？”

《路上觀察學入門》書封

好奇心——這種接近于社會科學初心的動機，在此時此刻以底刊的形式被承載和放大。

曉逸自稱“理工科純恨戰(zhàn)士”，曾在課堂上問老師，什么樣的文章才算是好文章。老師的回答是，要“發(fā)現新的知識”，并給她推薦了幾本期刊作為范例。

這個答案并沒有真正消解她的疑問。她反復琢磨，“發(fā)現”究竟意味著什么。“比如我們學校的保安、保潔，一個月工資三四千，但這個信息并不是做勞工研究的人‘發(fā)現’的。在日常生活中，普通人已經先于研究者體驗和經歷了。如果很多經驗本來就存在于現實之中，那學術所謂的‘發(fā)現’，到底是在做什么？是比別人了解得更多、更深入嗎？我很懷疑。”

四年前，曉逸考入清華大學，卻很快陷入迷茫，整日和機器工序、代碼打交道變得越來越痛苦和消磨。公眾號里的社科文章成了她的“解藥”。涂爾干、功能主義、家庭社會學……碎片化的知識涌入腦海。她覺得這些討論似乎更重要，關乎“讓大家過得更好的可能性”。

在此之前，她對文科的理解很模糊。上高中的表妹告訴她，自己想讀文學系或者歷史系，曉逸只覺得陌生：“完全不知道這兩個專業(yè)是干什么的。”

大四上學期，曉逸開始上校內開設的各種社會學選修課，這也讓她用更敏銳的目光去觀察身邊的人和事。她跟著導師的研究生課題組一起開會，比起科研進展，她更關心大家的坐姿——導師往往靠著椅背，身子整體后傾，語氣權威，沒有任何商量的口吻；和導師對話的研究生，則身體前傾、頻頻點頭，在狹小的空間內，氣場被完全壓制。一個師兄試探地征求意見，想把論文投給某個會議，導師則果斷地回答，如果不是A類會議就不要投了。

“就是這樣一種單向的高強度輸出。”曉逸覺得荒謬又好笑。她結合自己不久前結束的本科畢業(yè)設計預答辯，在底刊投了那篇探討學術權力關系的文章：《掙扎的理性：本科生畢業(yè)設計中的“表演性勞動”與“最小抵抗線路徑”研究》。

Rubbish官網界面

這種對于身邊事物最原始的關心和好奇，也曾支持著于瀅走向更艱深的學術道路，“各種各樣的社會現象、不斷涌現的新的媒介形式，到底對我們的生活造成了什么影響？我發(fā)自內心地感興趣。”而當她真的選擇了傳播學，才發(fā)現既有學術體制的矛盾之處。

“最開始只是想要滿足自己的好奇心，但如果你想找到一份工作，就要去申各種各樣的基金，做和國家規(guī)劃相關的選題，滿足不同的選題偏好。”

本科尚未畢業(yè)的曉逸開始懷疑當前學術生產的純粹性，但她還是決定繼續(xù)深造。“至少有一個地方比較吸引人。”她說，高考后的假期，自己曾短暫地在家人所在的企業(yè)實習，盡管只有一個月，工作強度也不算大，但那段時間帶給她極其強烈的感受——一旦參加了這樣的工作，就再也不會看書了。

“如果繼續(xù)上學，似乎還可能有精力去觀察和反思這個世界。這對我來說很重要。”

退潮之后

當越來越多人開始為真實的科研付出時間和精力時，底刊的消逝幾乎成為必然。這恐怕是最大的悲涼：發(fā)瘋之后，你還是得回來。

平臺的介入加速了這一切。三月初，包括《Rubbish》《S.H.I.T》在內的多個底刊賬號在短時間內被限流、刪帖，甚至直接封禁，沒有明確的說明，也沒有統(tǒng)一的標準。對于依賴社交平臺傳播的內容來說，這種變化幾乎是決定性的。許多賬號就此沉寂下去。

但這反而讓《Rubbish》編輯部的成員們靠得更緊。他們不再像之前那樣，只通過共享文檔和平臺群聊聯絡，而是建立起更穩(wěn)定的結構：多平臺運營、獨立網站、明確分工，并開始更加認真地對待每一篇投稿。三月初，為了處理數目龐大的投稿，陳揚和其他主創(chuàng)們決定正式組建一個審稿團隊，由30余位碩博生、高校青年教師構成。

Rubbish編輯部審稿系統(tǒng)界面

此前無門檻的娛樂正轉向自我約束。在編輯部看來，投稿不再只是玩笑，而是一種心血，需要被認真對待。這種轉變也體現在審稿機制上，原本松散的篩選方式已經無法維持，他們開始引入更明確的流程，并逐漸形成一套相對清晰的選題與審核標準。

他們鼓勵奇思妙想，也接納失敗的實驗路徑，以及對日常生活的觀察與分析。同時也設定了底線——不涉及違法違規(guī)、倫理爭議或虛假信息，允許使用AI輔助，但不鼓勵完全依賴生成。

但這會不會形成另一種偏離：當流程越來越規(guī)范，底刊是否會成為它最初所反對的對象？

“我們確實在模仿一種期刊的形式，但不希望變得那么卷、那么嚴肅。”一位編輯部成員說。在他們的理解中，底刊的意義不在于替代學術體系，而在于提供另一種可能。語言可以更通俗，表達可以更輕松，甚至略帶粗糲，但依然葆有思考的鋒芒。

“很多人說（文章）學術‘過端’，其實是在說它太晦澀、不可讀。我們反過來，希望寫的是能讓人看懂，甚至看得開心的東西。”

這種變化下，有人開始重新思考這場行動的意義。黃家軒在賬號被封后，仍然繼續(xù)維護網站，并將其視為“保留火種”，即使平臺賬號消失，人們依舊可以在WoN里找到底刊存在的痕跡。但本質上，他認為底刊很難改變任何事。

這場創(chuàng)作潮始于娛樂和玩笑，后來又被賦予了對傳統(tǒng)學術體制“浪漫反抗”的色彩。但這樣一來，人們也忽略了它不那么“可愛”的部分：受訪的幾位創(chuàng)作者坦言，很大程度上借助AI完成投稿。只要將一個有趣的點子告訴AI，它就能迅速生成一篇格式統(tǒng)一、論證嚴謹的文章，幾乎不需要學術訓練。

在于瀅的觀察里，社交性是這場狂歡重要的特點之一，建立子刊、相互投稿、認證，都是在與共享同一種情緒和樂趣的人建立聯系。“真正深惡痛絕這個學術體制的人，甚至這個游戲都不會玩，光是看到都可能有生理上的厭惡，因為那是有點像創(chuàng)傷記憶的東西。”她說。

WoN（Web of Nothing）官網界面

事實上，在過去幾年，中國學術評價體系經歷了持續(xù)的調整。從“破除唯論文”等導向的提出，到代表作制度的推廣，再到對“SCI至上”的反思，一系列改革試圖減少單一指標對科研評價的主導，強調成果的質量與實際貢獻。

只是在多數受訪者的經驗中，這些概念仍然顯得遙遠，論文發(fā)表依然是最直接的通行證。“如果不看論文，看什么？”社交平臺上，有青年教師表達著擔憂，“看誰的關系硬還是看誰更有經濟實力？”在缺乏更公平、更透明的評價機制前，似乎只能拼論文。

幾位受訪者坦言，某種程度上，底刊帶來的這場狂歡并沒有改變什么——人們在熟悉的形式中做出一點點改變，再退回到原本的結構中。但這種逃離仍然留下了一點痕跡。

王柏森說，他收到過印象最深的一篇投稿，來自一位中學地理老師。這位老師在教學中遇到一個反復出現的問題：學生總是把黑海當成湖。看到底刊后，老師決定把這個問題寫成一篇“論文”。投稿發(fā)布后，獲得了500多個點贊、過萬瀏覽量。

評論區(qū)里，有人討論教學方法，有人分享類似經歷。這些反饋讓他意識到，看似娛樂的形式，其實承載著更復雜的內容。它甚至成了某種“科研預訓練”。一些還沒有真正寫過論文的學生，開始模仿論文結構，獲得第一次寫作經驗。王柏森認為，這很大程度上能夠消解大家對于論文寫作的恐懼。

這種恐懼，他也經歷過。當一篇論文的成敗，直接影響升學與就業(yè)，當一次拒稿意味著數月時間的浪費，寫作本身就變成了高風險的事情。而底刊提供了一個低風險的空間，可以嘗試、可以失敗，也可以被看見。

對于底刊的存續(xù)，王柏森保持謹慎的樂觀。他刻意沒有建網站，只在平臺上以發(fā)帖的形式更新內容。這讓底刊始終處于邊緣，既不完全進入正式體系，也不完全脫離公共空間。

與此同時，他也注意到，更宏觀層面的討論正在出現——如果當前學術生態(tài)存在問題，是否需要一個更正式的平臺，來承載這些被壓抑的表達？是否有可能在制度內部建立一種新的交流機制？

王柏森并沒有答案。但他確定的是，大家是有需要的。當正式體系無法容納所有經驗與表達時，人們自然會尋找新的出口。

底刊，只是其中之一。

（文中所涉采訪對象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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