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8萬彩禮被38.8萬“截胡”的現實

一位江西鷹潭的受訪者說，2021年他出價28.8萬元彩禮娶媳婦，結果被另一個出價38.8萬元的“截胡”了。這就是一些地方婚姻市場競爭的殘酷寫照。

表面上看高額彩禮似乎抬高了女性的“身價”，實際上其基礎是女性在“婚姻市場”中的“稀缺性”，而非其獨立人格和能力被認可。女性被異化為一種可以用價格標定的“商品”，其價值與彩禮數額直接掛鉤。這是一種典型的物化。

這是號稱“中華第一刊”《半月談》2026年5月11日在《一場婚禮，還在掏空三代人嗎？》一文中的文字。

鷹潭是巧哥的家鄉，所以看了這段文字并沒有感到驚訝，因為巧哥對彩禮、鄉村光棍漢、留守兒童、留守婦女等問題都做過調研，并寫過系列文章。

該文是今天早上7點半《半月談》發的，《半月談》是新華社主辦的，能如此直面問題是難能可貴的。

《半月談》援引武漢大學社會學院調研團隊在全國各地的調研數據顯示，農村彩禮的平均數額已從2000年前后的1萬至2萬元，飆升至2021年的14萬元左右。彩禮還不是“婚姻標配”的全部，再將縣城購房、購車、婚宴、三金、各類禮金等加總，一個普通農民家庭為兒子娶媳婦的實際支出，普遍在60萬至100萬元。2024年我國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23119元，一個農村家庭要不吃不喝工作26到43年，才能攢夠給一個兒子結婚的錢。

半月談：“結婚窮三代”，高額彩禮引發了連鎖反應，老人被后代婚姻負擔捆綁，年輕人的生育意愿被成本抑制。高額彩禮已非單純的民俗問題、道德問題，而是涉及人口結構、城鎮化路徑、家庭倫理、基層治理的系統性社會問題。

早在2016年2月17日，巧哥在新浪觀察家專欄就發表了《是誰讓江西人找不到老婆？》，這是我寫的回鄉記之五。

當時江西人找不到老婆的話題成了熱門話題，連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副教授聶輝華也寫了篇《江西人就活該找不到老婆？》，他是反駁《老天爺欠江西農村一個好兒媳？呵呵，你家媳婦20年前就埋土里了》一文，聶教授用數據反駁這篇“荒謬”之文。他在文章中還說，此文語氣惡毒，陰陽怪氣，而且數據可能有問題，邏輯更不嚴謹。不過這篇文章確實狠狠地黑了江西一把，但文章中的事例不能說沒有。

巧哥在文中說，如果說江西人活該找不到老婆，不是因為窮，也不是因為重男輕女，試問全國有哪幾個地方不重男輕女，要我說，全世界都是重男輕女，統計一下，世界上有幾位女總統、女總理就知道。應該說，江西并不是重男輕女最嚴重的地方，我工作的粵東就比我家鄉嚴重得多。

要我說，是陋習與攀比，自己給自己設高了門檻，讓未婚男青年邁不進那個高門檻，比如我前面說的，那30萬禮金，要縣城有房，有的還加了一項要有小車，三項加起來上百萬元，可以說，大多農村家庭難以拿得出這么多錢。這也說明當年巧哥的調研是很扎實的。

半月談：隨著80后、90后進入婚齡，出生性別比失衡問題開始引起關注。在河南、江西、山東等省份一些傳統婚俗濃厚且性別比失衡嚴重的地區，彩禮率先“起飛”。至2015年前后，這些地區的彩禮普遍突破10萬元。

2015年以后，情況發生了質變。高額彩禮不再局限于特定區域，開始向全國農村蔓延。即便在湖北、四川、湖南等傳統低彩禮地區，也開始普遍重視彩禮，數額快速上漲。

這段話的關鍵詞是出生性別比失衡問題開始引起關注。

為什么會出生性別比失衡越來越嚴重，當然是計劃生育。巧哥在《是誰讓江西人找不到老婆？》一文中已談到這個問題。

巧哥在2012年3月16日的《中國保險報》發表了《20年后國家將花大錢鼓勵生育》。當時巧哥是以適齡學童來分析人口出生率，這比較靠譜。我在文中寫道：不管是計劃內生的孩子，還是計劃外生育的孩子，都必須讀書，實行義務教育這么多年，當今連小學也不讀的孩子幾乎沒有，除非有特殊之因，比如生疾病、殘疾無條件上學等。我對中國人口13.54億的數據持懷疑態度，從適齡學童銳減分析來看，中國人口負增長已提前到來。如今，許多人口是重復統計。我在調查中發現，不少人在農村有戶口，分著責任田，同時在城鎮也有戶口。

一旦人口開始減少，負增長的慣性也將導致人口減少勢不可擋。中國至今還沒有意識到人口潛伏的危機，如果意識到這一點，或許早就應該放開計劃生育，讓一對夫婦可生二胎。

由于計劃生育還是“一票否決”，地方政府仍然把計劃生育當作頭等大事來抓。計劃生育掛黃牌的干部不能提拔，不能交流，甚至有免職的可能。加上許多農村青年觀念上發生了質的變化，有條件生二胎，也只生一胎，從而造成適齡學童銳減的現象。

從出生的人口結構來看，15年后自然死亡將迎來高峰期，每年的死亡人數在1500萬以上。20年以后將出現每年2500萬死亡人數的高峰，到時每年減少人口1000萬以上。

再過20年，也就是2032年，1972年出生的就是60歲，而1952年至1972年，這20年間出生的人數是43230萬人，到2032年這些人是60至80歲的老人。

20年以后，60歲以上老年人將超5億，如果女的55歲退休依然不變，養老的人更多，至少增加7000萬人以上（含50歲退休的女職工）。那么，養老的人數就可能超6億。而從2012年出生的到2032年出生的人，20年后絕大多數人沒有參加工作，這個年齡段的人口（如果還維持當今的計劃生育）在2億多。

20年以后中國有一半人需要養老，這樣的老年社會，國家還有活力嗎？另外，還有2012年至2032年出生的2億多人，是要消費卻不能創造財富的人。如果從適齡學童來分析中國人口，會發現中國人口負增長早已提前。我們還不能忽視環境、氣候變化等因素導致不育癥增多；觀念的變化、生活的壓力，已使更多的年輕人不愿多生。如果計劃生育政策仍然沒有松動，可以說，20年后，國家將要花大價錢來鼓勵公民多生育。而到那時候，國家花錢鼓勵公民生育，人們也可能不愿多生。

半月談：治理高額彩禮，還要重視城鎮化帶來的生活壓力，降低農民進城安居的成本。審慎反思過度依賴“縣城城鎮化”的模式。讓有能力進城的進城，沒能力進城的在農村完成勞動力再生產。

巧哥20多年來，一直在呼吁讓城鎮化節奏要慢些。我在《呼嘯而過的村莊：是撕與重生的鄉土敘事》一文中說：春節臨近，年輕人像呼嘯而來的列車，使村莊熱鬧震動起來了，年后他們又像呼嘯而過的列車走了。年輕人以“逃離噪音”的姿態投向城市，隱喻了鄉村“空心化”的必然；而春節短暫的喧囂后，村莊重歸冷清，則揭示了城市化對鄉土社會結構的致命切割。

在2016年3月28日中國青年報發表的《有一種中國式折騰叫撤縣設區》，一個農業縣撤縣設區，不是更加城市化了么？

巧哥在該文中說：比如我了解的幾個“撤縣設區”的縣，與市距離較遠，可以說市的帶動力量不大，改成區對當地頗為不利。因為城市建設很難輻射到這較遠的區，其城市建設就會日漸衰退，從而淪為城市的邊緣，陷入“假性城市化”的陷阱。

在2011年12月5日，巧哥在紅網發表了《1.28億農民工在城市屋檐下的尷尬，誰能讀懂》，我說：城市化進程加快，漂亮的數據是官員的政績，而現實困境即使觸目驚心，也往往會被忽視。城市化質量并不高，這是眾所皆知的事實，原因是中國的城市化至今還處在半城市化。

中國有句古話叫做：“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頭”。處在城市屋檐下的1.28億農民工是尷尬的，很難說有尊嚴。享受不到城市居民的待遇不說，制度上的歧視造成他們寄人籬下的感覺，在城市他們缺失歸屬感。即使他們想在城市扎根，想把鄉下房子、土地兌換成錢又不現實，鄉下的宅基地仍然集體所有，所以房子不值錢，一幢房子抵不上一線城市幾個平方的價值，而耕地只有使用權，不能交易。

中國社科院一項研究顯示，八成受訪農民工不愿放棄農村戶口。渴望當城里人，生活得像城里人一樣風光有尊嚴，這是每個農民都愿望的，要不也不會砸鍋賣鐵，也要供孩子讀書考大學。而農民工就不一樣，除了戶籍問題，是他們讀書不多，且就業大都是又苦又累的活，工資待遇又低，收入只能養家糊口，供孩子讀書。不愿放棄農村戶口，是一旦在城市失業，退回農村種地，至少全家人還不會餓肚子。

片面追求城市化率的數據，無疑是遮蔽了城市化的本質。在物質層面之外，還有其精神層面，這關涉到人的尊嚴。當前一些地方為了加快城市化進程，大肆拆遷，強迫農民進城，結果造成了許多遺留問題，比如貧富差距進一步拉大，社會穩定等。

城市化的目的是什么？城市化有一個重要目的就是節省土地，但當今的城市化，不但沒有節省耕地，反而讓耕地消失得很快。

要解決城市化中農民不在城市屋檐下的問題，就要讓農民離得開，即農村資產能退出；進得來，進入城市沒有制度上的障礙；有業就，能找到工作，有收入；留得下，即大部分進入城市的農村人口會有自己產權的固定的住所；享服務，即政府提供平等的教育、衛生等公共服務；有社保，老年和失業后，應當有社會保障。只有這樣才能消除“兩棲”狀態的農民，否則，他們就只能是城市的逗留者。

早在2004年2月13日，巧哥在人民網就發表《減少農民數量就能富裕農民？》，是質疑中國社科院社會研究所研究員王春光的《減少農民數量才能富裕農民》一文的，他的觀點是要加快農村城市化，是減少農民的惟一途徑。

巧哥一直反對過度發展城市，盲目鼓勵農民進城。在《減少農民數量就能富裕農民？》一文中說，要使農民富裕，靠減少農民數量來解決，顯然是理想主義的一廂情愿。按照王研究員說的觀點，其實就好比一個人在挑擔，把后面籮筐里的東西拿到前面的籮筐里一樣，肩上的重量沒有變。也就是說國家的負擔不但沒有減輕，還有可能失去平衡，增加“肩上”的壓力。農村經濟發展緩慢，并不完全是農民多的因素，重要的還是農民沒有享受到國民待遇。

在2018年4月13日巧哥寫的《留守兒童：30年來的鄉村傷痛》一文中說，二三十年前，他們也是青年，懷著進城的夢想，為了討生活，他們不得不把孩子交給父母。如今孩子也是他們當年懷揣夢想的年齡，他們沒有想到在城里拼打，吃盡了苦頭，最后卻把孩子給荒廢了，孩子找不上媳婦，還啃老，甚至犯罪，這讓這些60、70后的父母多么痛心。30多年留守兒童的傷痛，已累積為重大社會問題。

當前，許多農村青年生了一胎就不愿再生，除了生活壓力，就是不想讓孩子做留守兒童。在調研中發現，許多農村夫婦，生了一個男孩就不想再生，他們說，如果還生了一個男孩，這一輩子就沒好日子過。他們最擔心的是孩子長大了，娶不上老婆打光棍，做父母的沒有什么比這更痛苦，老來悲涼。當今光棍數量在聚增，除了男女比例失調，更重要的是那些姑娘進城后，對淪陷的故鄉感到失望，她們寧可在城市里“剩著”，也不愿嫁給那孩提時的小伙伴們。

半月談：高額彩禮問題是一面鏡子，映照出我國社會快速轉型期的陣痛。它折射出人口結構失衡的長期后果、城鎮化進程中農民家庭承受的沉重代價，以及傳統倫理在現代社會中的艱難調適。

我們應當認識到：治理高額彩禮，絕非簡單移風易俗，而是一項涉及人口發展戰略、城鎮化路徑選擇、社會文化重構和基層治理能力提升的系統性工程。

我們必須清楚：高額彩禮是“婚姻買賣”的變種，必須旗幟鮮明地予以否定。治理高額彩禮需要“組合拳”，需要頂層設計、觀念引領、制度約束、經濟賦能、法治保障多管齊下。

這些觀點巧哥非常贊同，但是還必須認識到，農民為什么要去城市買房？除了為了讓兒子好娶上媳婦，更重要的是優質教育資源涌進了城市，優秀的老師都進城了，而鄉村學校凋零了，從一村一校到今天的一個鄉鎮才一所小學，這顯然增加了農民的負擔，但父望子成龍，為了能進優質教育資源的學校讀書他們為此咬緊牙關，在縣城買房。

2013年11月出版的，厲以寧、艾豐、石軍共同主編的《時論中國：為中國留下深度思想印記》一書中，選載了巧哥的《寒門學子到底輸在哪里》（注明作者是“知名三農學者”）。我在該文說：寒門學子不是輸在智力上，而是輸在金錢和公平上。“出身越底層，上的學校越差”，這一趨勢正在被加劇和固化。

農業大學本該以農村孩子為主，這是因為農村生源熟悉農村，了解農村，更適應于農業專業技術方面的工作。連為農業培養人才的農大都出現了農村生源少，這說明教育優質資源過于向城市地帶集中，從而導致很多農村優秀學生失去更好的教育機會。

城鄉教育“二元結構”導致了教育的不公平。首先是城鄉教育資源起點不公平。資料顯示在農村能夠接受學前教育的不到40%，且師資力量薄弱、教育設施十分簡陋。大多農村孩子是跟著老人生活，其教育成問題。

其次是城鄉教育過程不公平。在鄉村學校缺失優質資源，當今師資、教育設施政府都傾斜于城市，優秀教師涌進了城市。農村優秀的生源得不到好的教育，從而無法進入重點中學，進不了重點中學，也就與名牌大學無緣。如今他們不要說進重點高中，就連普通高中也難以考進，大部分農民子弟是要讀職校。

再就是城鄉教育結果不公平。本來鄉村孩子從幼兒教育到義務教育都遭遇不公平，在錄取上應該傾斜農村生源，可恰恰相反，很多重點學校都是集中在經濟發達地區，集中在大城市，這些學校對于本地生源招生的比例大很多，同一所大學錄取分數線城市生源還比農村生源低得多，從而造成農村學生在競爭中處于劣勢。由此可見，城市與農村教育的不平衡，也是我國城鄉差別和貧富差別的一個縮影。

2021年9月1日巧哥在《為了讀書，農民子弟何以如此艱難？》中說，在我看來，未來鄉村打光棍的只會越來越多，同時城市的剩女也將會更多。由于女孩大都比男孩早熟與懂事，尤其是在小學與初中這個年齡段，所以考取高中就多。

如今一半的讀職校，農村男孩以后能讀上高中的就更少，而女孩多，她們讀了高中考大學，畢業進城工作后又不愿下嫁，那就剩著吧！這也是城市剩女多的原因。

當然，這也是農村女孩減少，光棍增多，彩禮上升之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