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源頭守護閱讀品質——訪北京大學出版社社長馬建鈞

作為全民閱讀的主力軍和核心運營主體，出版行業將如何在內容供給、閱讀推廣、公共服務等方面主動擔當，以精品出版與精準服務推動全民閱讀走深走實，為建設書香社會、學習型社會貢獻出版力量？就此，《經濟》記者對北京大學出版社社長馬建鈞進行了專訪。

圖/中經視覺

從“提供者”轉向“守護者”

《經濟》：回顧歷年《政府工作報告》中全民閱讀的表述變遷：從2014年的“倡導全民閱讀”到2022年的“深入推進全民閱讀”，再到2026年的“完善全民閱讀推廣服務體系”，您如何看待這一系列提法的演變？

馬建鈞：這一系列提法的演變，精準反映了國家對全民閱讀戰略定位的持續深化。從“倡導”到“深入”，體現了從理念普及到質量提升的重心轉移；從“深入”到“完善服務體系”，則標志著全民閱讀從階段性活動向系統性工程、從“軟任務”向“硬指標”的跨越。這折射出國家深層的考量：全民閱讀已不僅是文化風尚的引導，更是國家現代化治理體系中提升國民素質、夯實文化自信的基礎性工程。當前，頂層設計已從“是否開展”轉向“如何保障”和“如何高質量供給”，這要求出版行業必須以圖書生產者的身份，積極參與閱讀生態體系的構建，通過精準化、體系化的服務，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

《經濟》：2月1日，《全民閱讀促進條例》（以下簡稱《條例》）正式施行，標志著全民閱讀從政策引導邁向法治保障。如何理解《條例》的歷史意義和必要性？這對出版行業而言意味著哪些新的使命？

馬建鈞：《條例》的施行是我國文化法治建設的重要里程碑。它以法規形式明確了政府在閱讀資源配置、權益保障等方面的責任，解決了此前“倡導有余、保障不足”的痛點，為全民閱讀的常態化、均等化提供了剛性約束和長效機制。

對出版行業而言，《條例》賦予了新的時代使命：一是從“提供者”轉向“守護者”，需確保優質內容供給，抵制低俗、淺薄讀物，從源頭守護閱讀品質；二是從“分眾”轉向“全納”，必須依法關注“一老一小”及特殊群體的閱讀權益；三是從“單打獨斗”轉向“協同共建”，需主動融入由政府主導的閱讀推廣服務體系，以精品內容支撐起公共文化服務的骨架，將法治要求轉化為高質量發展的內生動力。

《經濟》：《條例》特別關注“一老一小”等特殊群體的閱讀權益保障。在服務老年群體、兒童群體、視障群體等方面，貴社有哪些針對性的內容布局或產品設計？

馬建鈞：面向兒童與青少年，我們結合自身的特點，策劃出版了一批面向兒童和青少年的通識讀物，如“科學元典學生版”通過“名家導讀+原著精華摘編+數字課程”的立體化編排，為中學生搭建了與人類最偉大頭腦直接對話的橋梁，讓深奧的科學經典變得“讀得懂、學得會”；《大歷史小故事：讓孩子站在世界看中國（全八冊）》以全球視野為坐標，用8個層層遞進的主題串聯起中國史與世界史的“雙線敘事”，讓8歲至14歲孩子在“看世界”的格局中真正讀懂中國；即將出版的《〈經典常談〉精講》對《經典常談》的原文進行了細膩的解讀，強調借助人文知識和常識來親近智慧，獲得以思考、理智、判斷能力為主要特征的“智識”。面向老年群體，我們注重開發大字本，出版了《中老年零基礎學智能手機（大字大圖版）》《中老年零基礎學剪映（教學視頻+大字大圖版）》等圖書。面向視障群體，我們正加大有聲讀物和數字資源庫的建設力度。

閱讀的體驗無法通過計算獲得

《經濟》：當前，人工智能（AI）技術正在重塑閱讀體驗，對內容生產與閱讀推廣產生了重要影響，對此您持何態度？

馬建鈞：AI正深刻重塑出版業。它能賦能選題策劃、編輯審校、精準推廣，提升效率與服務精度。同時，我們也清楚地認識到，AI是基于“過去”的“數據”的概率計算模型，AI可對歷史數據進行精準計算，但無法預判未來的創新與突破。圖書生產的意義一方面在于人類文明的記載與傳承，但更重要的意義在于呈現科學的發現、科技的創新與文化的進步，在這方面“過去”與“計算”就顯得力不從心了。就北大社而言，一方面，我們鼓勵編輯和營銷人員積極使用AI技術，并購買了方正智能審校、數傳AI編輯工作室等工具，為全社編輯和營銷人員應用AI技術提供支持；另一方面，我們堅持認為AI應服務于人的創造性，我們要求編輯和營銷人員堅守內容原創與學術品質，以人文價值引領技術應用，避免碎片化、同質化。

在閱讀推廣方面，AI帶來了個性化交互的更多可能。例如，我們推出的《政治學十五講》AI智識體（AI交互閱讀產品），正是利用AI實現從“讀”到“問”的跨越，讓讀者與思想者“對話”，極大提升了知識獲取的深度與效率。同時，我們高度關注AI對人文學科及閱讀習慣的深層影響，主張在擁抱技術的同時，堅守人文精神，讓人工智能成為拓展認知邊界、促進深度思考的“助燃劑”，而非削弱思考的“替代品”。

《經濟》：在全民閱讀活動周到來之際，請您給讀者推薦幾本書籍。

馬建鈞：第一本是上面提到的《政治學十五講》AI智識體。作者是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院長燕繼榮。燕院長從政治學的源頭亞里士多德講起，告訴我們“政治學是人類最高的學問”，它研究的根本問題是“正義”問題，即良好的政治秩序的構成，以及良好的政治秩序如何構建、如何維持。認識和了解政治學，具有學術意義，更具有實踐意義。AI智識體，則提供了一種全新的閱讀和互動體驗。

第二本是《重構關系：數字社交的本質》。這本書由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邱澤奇撰寫，獲評第二十屆文津圖書社科類提名圖書并入圍2024年度中國好書。作者用案例呈現場景，揭示數字技術如何重構人們的四種社交關系，即家庭關系、朋友關系、工作關系及生活關系。探討數字社交帶來的社會關系革命——從個體圍繞社會的社交轉向個體匯聚關系的社交。從熟悉的日常社會生活內容中，讀者可以獲得理論高度的認識。（本刊記者 張軍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