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當罪惡能夠通過販賣敘事變現，影院里每一次為殺人犯響起的掌聲，都是對受害者墳頭的一次公開踐踏。”
上海影城的千人廳里，燈光亮起，掌聲雷動，臺上臺下哭成一片。
站在聚光燈中心享受這一切的，是國際影后趙簫泓。
她對著麥克風哽咽著說，獲獎那刻覺得人間值得，現在的自己像是撲到了溫暖的懷抱里。
在這個充滿救贖意味的感人場景之外，是一份冷冰冰的陜西省高級人民法院的刑事裁定書。
裁定書里沒有鎂光燈，只有枯燥的法醫學描述：刀刃刺破主動脈根部，心包填塞，當場死亡。
死者是趙簫泓的丈夫，而持刀捅穿他胸骨角的人，正是臺上這位剛剛感謝了“人間值得”的女主角。
現實中，她的名字叫趙曉紅，一個剛剛服刑完畢的故意傷害致死罪犯。
然而這一次她堂而皇之地以女主角的身份，在一部商業電影中重新演繹了自己的殺夫過程。
更為魔幻的是，在電影的敘事里，她被精心描繪成一個長期遭受家暴、忍無可忍才失手反擊的悲慘母親。
要知道在一審二審的法院判決中都完全沒有提到家暴，這就是一個故意傷人致死和一個殺人兇手。
那么為什么一個殺人兇手會被包裝為受害者呢？因為這樣流量最大。
制片人和導演看中趙曉紅，從來不是她那點所謂的“表演天賦”或是“會幾樣樂器”。
在每年產出數千部電影、題材極度內卷的影視行業里，想要突圍，就需要絕無僅有的噱頭。
“殺人犯親自出演自己”，這是一個足以擊穿所有營銷壁壘的超級概念。
而且創作者敏銳地捕捉到了當代社會的某種情緒紅利。
直接拍一個兇殘的殺人犯是無法過審，也無法獲得公眾同情的。
但如果把她包裝成一個“長期被家暴的弱勢女性”，故事的性質就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在當下的輿論場域中，“反抗家暴的女性”天然帶有一層免死金牌。
它能夠輕易地喚起公眾的共情，甚至能夠讓人自覺地忽略掉司法判決書中那些截然相反的客觀證據。
比如受害者弟弟和兇手妹妹一致證實的“夫妻關系較好”，比如家務其實多由死者承擔，再比如那一刀直插心臟的決絕力度。
但在這里，真實的受害者被剝奪了說話的權利。
因為他死了，死得毫無意義，毫無價值。
所以他的死亡成為了女主角“涅槃重生”的劇情墊腳石。
電影通過移花接木的敘事剪輯，直接將殺人兇手美化為了受害者。
在這里情緒替代了事實，劇本凌駕于了法律。
觀眾流下的眼淚，化作了票房、熱搜，以及圣塞巴斯蒂安國際電影節上的獎杯。
但是我們要問一句憑什么？憑什么殺人犯可以堂而皇之的站出來洗白自己了？
早在近半個世紀前，美國就要出臺《山姆之子法》。
全世界得影視行業都在死守著“罪犯本人絕不能以主角身份參與拍攝”的底線。
我們對明星演員的要求也高，稍后違法亂紀就是劣跡藝人要被封殺。
怎么這一次殺人都不算劣跡了嗎？殺人兇手也能站出來撈金了？
當事實的邊界被敘事模糊。
當客觀的司法結論正在讓位于主觀的煽情表達。
當一部公映的電影將殺人犯美化成受壓迫的英雄。
這是整個社會的恥辱，是對司法公平的最大侮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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