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代王爺載濤街頭擺攤，毛主席戲稱弼馬溫

1951年春天，張北壩上的風還帶著寒氣。軍馬場的圍欄外，一批從各地收攏來的馬正被牽著慢慢溜圈，軍代表皺著眉頭，看著手里一份急電——前線催馬的電報一天比一天緊。

“專家什么時候能到？”他壓低聲音問。

身邊的干部嘆了口氣：“說是北京派來一位懂馬的人，可這位身份有點特別。”

“有多特別？”

“清朝的貝勒。”

這個“特別的人”，就是愛新覺羅·載濤。半個世紀前，他是清廷里騎射最出名的宗室王爺之一；半個世紀后，新中國的軍馬事業，卻不得不請這位已過花甲的“末代王爺”，重新上馬挑選戰馬。要看清這個人物的起伏，不得不把時間撥回到清末那場倉促的變局里。

一、清末學武備的王爺：騎射本事從哪兒來

愛新覺羅·載濤出身不低，是恭親王奕訢的第十七子，按宗室例授貝勒。與許多只會寫字畫畫的宗室不同，他年輕時就被送進清廷辦的武備學堂，專門學新式軍事。

那時候正是清末新政，朝廷一邊懼怕列強，一邊又不得不學西法練新軍。武備學堂里既教馬步槍、戰術隊形，也保留騎射、馬術這些“老本行”。載濤在這樣的環境里練出來，既能按西式口令操兵，也能單騎奔馳、遠程放箭。

有意思的是，他后來的許多選擇，恰恰和這段經歷緊密相關。學武的人，按理說最不缺的是“出頭”的機會，但他偏偏在關鍵節點把手里的兵權摜了出去。很多人只看見他之后賣菜的落魄，卻忽略了前面這一層——他原本是“靠武吃飯”的人，而且真懂行。

后來，載濤被委派去帶巡防營，又進禁衛軍任協統，名義上位高權重。可清廷那時已風雨飄搖，這些兵到底是保皇，還是替人做嫁衣，很多心里都不踏實。

二、辭兵權那一刻：從熱鬧中退到一邊

辛亥革命前夕，局勢愈發緊張。朝廷想把禁衛軍南下，壓一壓風頭正盛的革命黨人。載濤手里有兵，自然被人盯上。

按當時的說法，他要真帶隊南下，少說也是一場硬仗。可載濤心里明白，袁世凱等人打的是兩面算盤，表面擁戴皇室，實則盤算自家利益。禁衛軍一旦卷進內戰，很可能成了別人換籌碼的工具。

在這段歷史的細節上，檔案記載并不算豐富，但可以確定的是：就在各方都希望他“出點力”的時候，他把兵符一交，辭去了禁衛軍職務。

這一退，表面看是保全了自己，躲過了革命軍與清軍交火的最危險時段；深想一步，也意味著，從那天起，他失去了在亂局里搏出新位置的機會。比起一些選擇追隨袁世凱、后來在民國做大員的貴族軍人，他的路走得要窄得多。

得罪人是一定的。有人覺得他“不擔當”，有人說他看破時局，總之，這一腳剎車，讓他從軍界的熱鬧中心退到了一旁。

更微妙的是，他還是宣統皇帝溥儀的叔叔，宗室里頭帶兵懂軍事的人并不多，本來可以成為“小皇帝”的重要倚仗。辭職之后，他在宗室圈子里的位置，也就尷尬起來。

三、勸侄兒別折騰：甲子政變后的異路

1924年“甲子政變”后，溥儀被馮玉祥驅出紫禁城，清室宗親一批批搬到天津、北平等地。載濤也在這一撥里，跟著遷往天津的日租界。

老北京常說一句話：大廈將傾，梁柱最難。對清室來說，這個階段，是最容易產生各種“復辟夢”的時候。有人拉攏溥儀，有人替他出主意，各路勢力都盯著這塊“招牌”。

載濤到底見過大場面，他清楚在國內內戰、列強環伺的情況下，“再坐龍椅”是怎樣的危險。史料里記載，他曾明確勸告溥儀，不要再琢磨什么復辟，別被人當槍使。

試想一下，一個做叔叔的，對侄子說“這條路走不得”，說的是大實話，卻不一定好聽。對剛被趕出宮、心高氣盛的溥儀而言，這無異于澆冷水。叔侄之間的關系，從這時起漸漸生疏下去，這一點在后來溥儀的回憶中也有所體現。

勸阻復辟，站在政治判斷上，不能算錯。可從現實利益看，這等于主動和那些愿意“投靠新主”的舊臣貴族拉開距離。再往后，他遇見的，是更現實、更冷的選擇題。

四、日租界里的拒絕：不要偽職，就得挨窮

日本侵華后，尤其是“九一八事變”之后，偽滿洲國成立，許多舊官僚、舊軍人都被日方拉攏，封個什么“部”“省”的虛名，領高薪、穿制服。

在天津日租界里，日方特務機關一直沒有放過宗室這塊資源。史料提到，駐華特務頭目土肥原賢等人曾與載濤接觸，給出的條件不算低——月俸、官銜、待遇，外加“恢復榮光”的空頭支票。

一位日本人試探著說：“貝勒爺若肯出山，當個陸軍部長也不是難事。”

載濤搖頭：“我沒有這個本事，更不敢替你們做事。”

對話的原話難以完全還原，但拒絕合作的事實是明確的。做出這種選擇不算驚天動地，卻實實在在改變了他后半生的生活軌跡。

日方失望，轉而扶持其他更愿意配合的人；載濤則失去了在淪陷區“安穩過日子”的可能。民國政府給清室的灑金撫恤本來就不穩定，抗戰期間更是時斷時續，到了晚期幾乎算不上保障。

于是，這位曾經的貝勒，只能變賣字畫、家具，一件件往外搬。東西賣光了，就只能想別的辦法養家。

有意思的是，很多遺老當時也處在類似處境：肯接偽職，日子好過一點，卻要承受罵名；不接，就準備清苦過活。載濤選的是后者，這個選擇沒有光環，卻讓他在戰后面對新政權時少了一層包袱。

五、北平城里的擔子：王爺也得起早貪黑

抗戰結束后，載濤回到北平。不少清室成員分到了一點救濟，但遠遠不夠維持一家開銷。到了1940年代后期，他再不愿也得面對現實問題：一日三餐從哪兒來？

于是，街頭出現了這樣一幅畫面：

天剛蒙蒙亮，北新橋一帶的胡同口，有個上了年紀的男人挑著一副擔子，里頭是剛從郊外菜地弄來的生菜、蔥蒜。他穿得樸素，臉上刻著年歲，偶爾有路人覺得眼熟，卻又想不起來在哪里見過。

“菜新鮮啊，今兒剛來的，便宜。”

有人笑道：“這聲音還挺像讀書人。”

賣菜的只是笑笑，往前挪了挪擔子。很少有人知道，他曾騎良馬出入宮門，也很少有人記得，他名義上還掛著“貝勒”的頭銜。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解放軍入城那天，許多市民涌到街口圍觀。載濤也站在遠處，看著隊伍整齊地從大街上通過。旁邊的小攤主小聲說：“這一回，看樣子真要換個天下了。”

他沒接話，只是把擔子往回挑。這個畫面，本身就說明了問題：他的身份、時代都已改變，但謀生的方式仍然得靠一雙手。

值得一提的是，解放后，對于原清室成員，中央并非視而不見。有關部門陸續發放了一些生活救濟，也安排部分有專長、有影響的人進入政協等機構參與工作。不過，人員眾多、情況復雜，名單里難免有遺漏。載濤，恰好就是“被漏”的那一個。

六、從遺漏到被想起：懷仁堂里的一次相談

1949年全國政協籌備時，名單上出現了諸多原清室成員的名字，比如載灃等人，體現出新政權對這一群體的統戰考慮。載濤本應按身份列入，卻因為種種原因沒有出現。

1950年春，政協主席李濟深在北平工作期間，偶然聽人說起：“北新橋那邊，有個賣菜的老頭，好像是當年的貝勒。”

李濟深起了疑：“哪位貝勒？”

“說是恭親王家里的載濤。”

這事很快被他提到周恩來面前。周恩來聽完，停頓了一下，只問了一句：“檔案里查過沒有？”

相關部門去翻舊檔案，結果一對照，身份無誤。一個曾在清末受過系統軍事訓練、又在抗戰時期拒絕偽職的宗室貝勒，居然在街頭靠賣菜維持生計，確實有些說不過去。

不久之后，在懷仁堂的一次會面里，這位賣菜的老人被請了進去。

周恩來開門見山：“過去的事，就不要多提了。現在國家在恢復建設，有沒有什么是你擅長的，愿意做的？”

載濤沉默片刻，說了句老實話：“年輕時學過騎射，懂一點馬的性情。別的事情，只怕幫不上忙。”

周恩來點點頭：“懂馬，這很重要。以后可能要請你在這方面出力。”

七、“弼馬溫”的玩笑：毛主席的批語背后

那段時間里，抗美援朝的陰云已經壓到頭上。1950年底，朝鮮戰局吃緊，志愿軍入朝后很快發現一個老問題：山地交通困難，汽車、坦克難以充分發揮作用，作戰、運輸仍然離不開大批軍馬。

前線要馬，后方就得趕緊想辦法。東北、西北、華北的舊軍馬場被重新盤點，張北壩上那片草場也被列入方案之中。

軍隊方面提出，需要一批懂馬、識馬的人，幫助挑選和改良戰馬。這個時候，周恩來想到的不只是一般獸醫，而是那些真正把一輩子心血都放在騎射上的“老行家”。載濤的名字，自然出現在建議名單上。

中央層面討論時，有人提到：“他是清朝的貝勒，會不會不太合適？”

毛澤東聽完，略帶譏諷又有點調侃地說了一句：“他愿不愿當個‘弼馬溫’？”

“弼馬溫”原本是古代對馬官的稱呼，后來被《西游記》寫成了戲謔的官名。毛澤東用這句話，一方面是化解尷尬，把問題輕輕放下；一方面也點明了核心——不看他以前是什么王爺，只看現在能不能管馬、愿不愿意為國家的軍馬事業出力。

從這句話里，可以看出當時對待舊貴族的一種原則態度：不是什么“格殺勿論”，更不是一味奉承，而是看有沒有用得上的本事，肯不肯在新體制下干實事。載濤，恰好有這樣的專業。

八、壩上風雪中的老騎手：馬骨頭看得比誰都準

1951年春，64歲的載濤被派往張北壩上。按年齡說，他早該在家含飴弄孫；按任務說，這絕不是輕松的差事。

壩上春天的風，是帶著砂礫的。軍馬場臨時搭起的棚子里，一批批從內蒙古、寧夏、甘肅趕來的馬被拴在樁子上，有高有矮，有肥有瘦。軍代表催得緊：“前線等著呢，趕快挑。”

現場的干部有點擔心：“這么大歲數了，能不能受得住？”

載濤只是簡單說了一句：“看馬，不在年紀。”

挑選戰馬，有一套講究。腿要干凈，骨關節不能有暗傷；胸要寬，背要適中的長短，既能馱重，又不容易傷腰；性子要有勁頭，但不能太暴躁。

他常常蹲下來，摸馬的四蹄、胸骨，有時候讓人牽著馬轉兩圈，看步子是不是勻稱。偶爾也會親自翻身上馬，在壩上跑一小段，感受一下背脊和步伐的彈性。

有一次，他問身邊的軍官：“這批馬是從哪里來的？”

“內蒙古西邊，路上折損了不少。”

他點點頭，摸著一匹馬的脊背說：“這地方風沙大，這種骨骼結實，將來走長途更耐折騰。”

這種判斷，不是憑感覺，而是幾十年騎射經驗積累出來的。朝廷沒倒之前，騎馬對他來說是享受，是身份；現在，騎馬是為了讓這些牲口將來在山嶺間馱著彈藥、糧食，不至于半路趴窩。

據當時的統計，經過幾年的篩選和繁育，從壩上和周邊軍馬場送往前線和后方部隊的戰馬，總數達到了數萬匹，其中相當一部分都經過載濤等人把關。這些馬沒有名字，也很少有人記得它們的來歷，只在志愿軍的后勤報告中留下冷冰冰的數字。

從技能利用的角度看，清末那條被迫中斷的武備之路，此刻算是續上了另一頭——不是為某個王朝的禁衛軍挑馬，而是為一支全新的人民軍隊提供后勤支撐。

九、從遺老到“馬官”：統戰對象也是勞動者

軍馬場的工作并不總是停留在“挑馬”這一層。載濤在壩上期間，還參與了改良馬種、調整飼養方式的討論。比如，有的地方牧民習慣讓馬自由散養，軍事用途卻需要適當集中管理；有的馬適合短途沖鋒，有的則更耐長途奔襲，這些都得分類、登記。

牧工們一開始只當他是個懂馬的老頭，慢慢才知道他的身份。有人半開玩笑問他：“聽說您以前是王爺？”

他搖搖頭：“現在不談那套了，馬挑不好，照樣挨批。”

類似這種簡短的對話，在回憶錄里偶爾會出現，細節未必完全一致，卻反映出一個事情：在軍馬場里，他不再是高坐上頭的“貝勒爺”，而是和普通技術人員一樣排班、出工、吃大食堂。

從統戰政策角度看，這種安排并不偶然。新政權對待舊社會遺老遺少，一方面給予基本生活保障，讓他們不至于流落街頭；另一方面，更看重的是，他們是否愿意在新的經濟、軍事體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載濤之所以被重用，不是因為出身，而是因為能做別人做不來的工作。這一點，與他當年拒絕偽職、寧肯清貧的態度形成了某種呼應——不論站在哪一邊，他都沒把“吃空餉”當本事。

十、晚年一句評價：這匹“老馬”沒有閑著

1950年代中后期，朝鮮戰場的硝煙逐漸稀薄，但邊防和騎兵部隊的軍馬需求仍然不少。張北、內蒙古、甘肅一線的軍馬場陸續制度化、正規化，戰馬培養進入了更長期的規劃。

1960年冬，中央在一次內部會議上提到軍馬工作，有人匯報說：“這幾年多虧了懂行的同志指導，包括原清室的一位貝勒。”

毛澤東插話問：“那個當‘弼馬溫’的，還干得動嗎？”

這句半玩笑、半關切的問話，至少說明一點：一個已經退出政治舞臺已久的舊貴族，因為在軍馬事業上的實際貢獻，再次進入國家最高層的視野，不是以“遺老”的身份，而是作為“干了實事的人”被提起。

1970年9月，83歲的載濤在北京協和醫院去世。消息不算轟動，卻在軍馬場、牧區里悄悄傳開。一些曾與他共事過的老軍人后來回憶：“那是個真懂馬的人，不愛多說話，眼睛一看、手一摸，就知道這匹馬能不能上前線。”

從清末武備學堂的少年，到民國破落宗室，再到新中國軍馬場的老技術員，他這一生，身份像走馬燈一樣變換：貝勒、協統、賣菜攤主、政協委員、選馬專家。真正沒變的，是那一點跟馬打交道的本事，以及在關鍵選擇上的那口氣。

對他個人而言，街頭挑擔和壩上挑馬，都是謀生，也是盡責；對那個時代而言，讓一位末代王爺在新制度下當好“弼馬溫”，既是機緣，也是歷史結構變化的結果。舊貴族的余響，并沒有停在紫禁城的紅墻之內，而是在清冷的壩上風聲里，悄無聲息地，延伸到了另一條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