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蹤1000個嬰兒18年，這位哈佛教授發現了人性的奧秘

哈佛大學發展心理學家杰羅姆·凱根在一次旅行中發現，生物學通過控制大腦成熟，對心理發展產生著重大影響。他把這趟旅程帶來的思考寫進了1984年的《兒童的天性》。而《人性的本源》正是他在此基礎上的再次出發——更深入地探討道德、情緒，以及一個當年還不明顯、如今卻很普遍的問題：兒童和青少年的心理疾病。

來源 | 中信出版

20世紀上半葉，在美國成長起來的社會科學家普遍相信一件事：孩子是一張白紙，只要家庭教養得當、學校里有負責任的老師，所有孩子都能成為對社會有貢獻的人。弗洛伊德和行為主義者為這種信念提供了“證據”。到20世紀50年代，大多數發展心理學家都確信，童年早期，尤其是家庭經歷，是決定一個人一生心理特征的主因。

哈佛大學發展心理學家杰羅姆·凱根，正是在這種“環境決定論”的氛圍中走進研究生院的。但他始終對生物學派的觀點持開放態度，而一次偶然的考察徹底改變了他的看法。

杰羅姆·凱根

20世紀70年代初，凱根在危地馬拉西北部阿蒂特蘭湖畔一個與世隔絕的瑪雅村落停留數月。當地母親相信，嬰兒在出生后第一年里容易因陌生人的注視而受傷，于是把孩子緊緊裹住，放在小木屋陰暗角落的吊床里——除了吃奶，幾乎整年都待在那兒。

結果是，這些嬰兒在一歲時面色蒼白、無精打采，無論心理還是運動能力都明顯落后于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同齡人。按照“早期經歷決定一生”的邏輯，他們本該長期落后。但凱根觀察到：當孩子過完一歲生日之后，母親不再擔心，開始允許孩子離開木屋、與人玩耍；到三歲時，他們已經發展出了和其他所有三歲孩子一樣的基本運動技能與心理素質。

這個事實迫使凱根正視：生物學通過控制大腦成熟，對心理發展產生著重大影響。他把這趟旅程帶來的思考寫進了1984年的《兒童的天性》。而《人性的本源》正是他在此基礎上的再次出發——更深入地探討道德、情緒，以及一個當年還不明顯、如今卻很普遍的問題：兒童和青少年的心理疾病。

《人性的本源》

[美] 杰羅姆·凱根 著

2026年1月

1

高反應性與低反應性：天性的“信封”

凱根最為人熟知的，是他和同事進行的一項追蹤到孩子18歲的長期研究。研究對象是健康、來自中產家庭、由母親照顧的1000名嬰兒。

研究中，大約20%的嬰兒在面對陌生事物時四肢用力、背部拱起、頻繁煩躁哭鬧，凱根稱之為“高反應性”；另有約40%通常比較平靜、很少哭鬧，被稱為“低反應性”。追蹤發現：高反應性的孩子兩歲時更容易害羞膽小，青少年時期對不太可能發生的事過度擔心，坐地鐵、在公交車上挨著陌生人、走在人群中，都讓他們不安。腦成像顯示，這些青少年大腦右半球腹內側前額葉皮質比同齡人更厚，杏仁核面對陌生刺激時持續活躍。而低反應性的孩子則更放松、友善、無畏，青春期焦慮水平更低。

有意思的是，這種氣質并非人類獨有。凱根指出，心理學家在其他幾種動物身上也觀察到類似模式——大約20%的恒河猴，行為表現與高反應性的兒童相似。這從側面提示，氣質差異有著深刻的生物學根源。

但氣質不是命運。凱根特別強調：沒有哪一種氣質能單獨決定一種人格，它只是限制了最可能出現的發展結果。一個典型的例子是：低反應性的孩子大多天生心率較低且波動大，身體常處于一種被解讀為“放松”的狀態。如果這樣的孩子在溫馨富足的家庭里長大，往往受人歡迎，日后可能成為勇敢的士兵、成功的企業高管或有魅力的政治人物；可一旦同樣具備這種生物學特征的孩子生長在犯罪猖獗的貧困社區，他們在做出反社會行為時反而可能因為“不害怕”而失去約束。同樣的天性，不同的環境，走向截然不同的人生。

正因如此，凱根認為：心理特征的出現通常局限于特定環境。天性更像出生時從一個裝著多種可能的信封里抽出的圖譜，它劃定邊界，卻不寫定結局。

2

道德、情緒與一種“現代流行病”

在書中，凱根梳理了幾乎所有文化都認同的幾個基本事實：所有語言中都有意義等同于“好”與“壞”的詞；人們普遍認為無故傷害他人是錯的、幫助有需要的人是對的；所有人都希望生活在懲治欺詐與暴力的社會；以及在47個使用不同語言的社會中，內疚都是被報告最多的心理狀態之一。

凱根還描繪了道德感在兒童身上萌發的大致順序：嬰兒期對懲罰產生條件反射式的恐懼，兩歲時出現共情的雛形，三歲時產生羞恥感，四到五歲時產生內疚感。在他看來，正是這種逐步內化的能力而非單純的獎懲訓練，塑造了一個人的是非觀。他也對“人類利他源自猿猴親社會性”的說法持保留態度，認為人類樂于助人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想把自己看作好人，并避免冷漠帶來的內疚。

而全書最具現實關切的是關于心理疾病的討論。2010年，全美有40%的13至17歲的青少年描述自己的情緒或行為符合某種心理疾病的診斷標準。凱根認為，這不是因為年輕人突然變得更脆弱了，而是因為一系列社會因素共同作用：問題家庭環境的增多、現代經濟對技能要求的提高（過去只需小學文化就能體面謀生，如今課堂上坐不住的孩子更容易被診斷為多動癥）、診斷標準的放寬、傳染病減少后家長注意力的轉移，以及相關法律與保險制度的推動等等。換言之，“流行”的不一定是疾病本身，也可能是診斷它的方式。

凱根在《人性的本源》中反復提醒：研究人性，兩種證據來源總是比一種好。他批評一些研究過度依賴單一的問卷，呼吁把語言報告與大腦、身體活動的測量結合起來，也坦承現有證據“參差不齊、零散且不夠確鑿”。

全書傳遞的一個核心觀點是：人類心理特征，是特定的生物學特征、個人獨特經驗與當下社會環境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產物。任何試圖用單一因素——無論是某個基因、某種教養方式，還是某段創傷經歷——來解釋人類行為的做法，都是一種危險的簡化。

這正是《人性的本源》的可貴之處。它不販賣“讀懂孩子”的捷徑，而是把天性與經驗如何交織的復雜圖景誠實地鋪陳在讀者面前。對于家長來說，它提供的是一種生物學層面的理解與共情——為什么有的孩子見生人就躲，有的卻“自來熟”；對于專業讀者，它是一份脈絡清晰的發展心理學地圖。

讀完后，或許我們更愿意接受這樣一個事實：每個孩子都不是任由環境涂抹的白紙，而是自出生起便帶著獨特底色的、獨一無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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