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濫用的投訴，和“卡”在轉所路上的律師

《律師執業管理辦法》第21條規定，律師受到停止執業處罰期間或者受到投訴正在調查處理的，不得申請變更執業機構。

當前的法律規定未對“投訴”主體作區分，使得律所可憑借管理地位，以自身名義發起投訴，將內部管理糾紛包裝成執業投訴，轉化為行政程序障礙。

南方周末記者 陳怡帆 南方周末實習生 劉怡君

責任編輯 | 杜茂林

2026年1月6日，重慶沙坪壩，西部陸海新通道法務區內，律師事務所的律師們正在工作。（視覺中國｜圖）

“我總覺得這事很丟人，那么多案子里，我維護當事人的權利，卻維護不了自己的權利。”2026年4月10日在北京市朝陽區的一間咖啡店里，中國政法大學教授、兼職律師吳丹紅自嘲。

作為微博時代頗具爭議的標志性人物之一，吳丹紅曾以“折騰”為名。十多年前，他創辦并管理數個法律專業論壇，在多個知名網站打理個人博客，給十余家報刊供稿或開專欄，還把“打假、辟謠、普法、維權”當作業余愛好。

如今，臨近“知天命”的吳丹紅似乎折騰不動了。他接不了案，也轉不了所，被困在一個死局中。

他稱，2025年4月，自己提出轉所申請后，律所以“財務和案件未交接”為由駁回；他要求調取自己的財務賬務，又被律所主任拒絕。

隨后，吳丹紅和律所主任開始互相投訴、起訴。2026年5月下旬，他又得知，自己今年的律師年檢被律所主任打了“不稱職”。

很快，吳丹紅發現自己的遭遇并非個案。他加入了一個近90人的微信群，群友都正在或曾遭受“惡意限制轉所”。一段合作關系，為何演變為“以投訴阻轉所”的對抗？當制度設計被用于處理當事人和律師間的糾紛時，又該如何防止被濫用？

無法接案，轉不了所

吳丹紅向南方周末記者回憶，2018年底錄制一檔電視普法節目時，他結識了北京友邦律師事務所（下稱友邦所）主任趙光。當時，吳在刑事辯護領域已有名氣，又是中國政法大學疑難證據問題研究中心執行主任。

趙光勸其轉入友邦所。吳丹紅當時所在的律所規模較小，辦公空間有限。更關鍵的是，他想組建團隊。趙光表示愿意支持。接觸數月后，2019年4月，雙方簽署合作協議。吳丹紅和趙德芳加入友邦所。

吳丹紅提供的合作協議顯示，吳丹紅以個人方式在友邦所執業：其個人案源在扣除12%稅費后，律師費由其全額提取，律所不參與分成；若承辦律所提供的案源，可獲得律師費總額50%的提成，相關稅費由律所承擔。

協議還約定吳丹紅無需承擔律所經營虧損風險，還可分享律所年度利潤的20%，并“可以隨時核查甲方（友邦所）賬目明細”。

此外，友邦所授權吳丹紅以律所或團隊名義招聘執業律師、實習律師以擴充團隊，待遇另行約定。協議有效期為三年。

吳丹紅稱，合作初期，雙方并未出現明顯矛盾。團隊辦理的大部分案件由吳丹紅統籌，律師費大多進入他的律所賬戶后，他再以向律所“借款”的方式取出，用于支付助理工資以及團隊運營。

之所以“借款”，吳丹紅解釋，律所行政要求提供與收入等額發票才能結算，“這是我沒法完成的”。

矛盾大約在2023年開始凸顯。趙德芳向南方周末記者介紹，律所對待他們的態度發生變化：合同蓋章、開具律所函和介紹信從順暢變得困難。

吳丹紅也有類似感受。到了2023年，協議期滿后，他口頭提出結算律師費并查賬，但被律所主任告知“這是屬于律所的商業機密，不能查”。

雙方因支付款項、看賬資格等問題未達成一致，關系開始僵化。分歧很快從賬目爭議外溢到執業環節。

自2024年下半年起，律所拒絕為其新案件蓋章，導致部分案件無法正常代理。2025年4月，吳丹紅提交轉所申請，友邦所以“財務和案件未交接”為由提出異議，轉所受阻。

此后，吳丹紅和友邦所互相投訴，拉鋸不斷。2025年7月26日，友邦所向北京市朝陽區司法局投訴吳丹紅“非法代理、非法會見”，區司法局隨即行政立案。9月，吳丹紅向朝陽區司法局投訴友邦所和趙光，最終區司法局認定友邦所未定期召開合伙人會議，予以批評教育。

趙光在電話中向南方周末記者否認了吳丹紅的全部指控。

2026年4月16日，吳丹紅稱，他起訴友邦所合同糾紛一案已在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法院立案。

“一票否決權”

更早之前，因一位朋友被律所主任限制轉所，律師朱久林開始關注這一問題。

朱久林告訴南方周末記者，2023年5月，朋友提出轉所后被律所主任駁回。朱久林一邊支招，一邊公開發聲，為朋友聲援。仲裁、行政復議、行政訴訟輪番上陣，拉扯半年，朋友終于在2023年11月成功轉所。

兩年維權下來，朱久林自己也被卷入糾紛。2025年，朋友前律所主任提起刑事自訴，指控其發布的一則視頻構成侮辱、誹謗。一、二審法院均認為證據不足，判決對方敗訴，目前對方又提起了申訴。

“這種案子告到法院就丟人，你讓法官看我們律師行業的笑話。”這兩段經歷，讓朱久林決定建一個“反惡意限制轉所”的互助群。他在社交媒體上公開倡議后，很快發現被限制轉所的律師比他想象的多。自認影響力有限，文章最多幾千瀏覽量，但他說，“群里都能進七八十個相同經歷的同行”。

2025年，澎湃新聞曾報道福州多名律師申請轉所受阻：同一律所多人申請轉所一年多，未獲批準，稱遭律所主任惡意刁難。當地司法局和律協均已介入和初查。該主任則稱，他們未完成“三清”。

所謂“三清”，指結清財務、結清案件、結清檔案。司法部2008年發布、2016年修訂的《律師執業管理辦法》第20條，曾要求如果變更執業機構，律師需要向司法行政機關提交“三清”交接手續的證明。

2018年12月，司法部發布《關于取消部分規章和規范性文件設定的證明事項的決定》，“三清證明”不再是轉所的前置要求，律師轉所可通過本人書面承諾、政府部門調查或內部核查、網絡核驗等方式辦理。

但在實踐中，“三清證明”仍變相存在。

北京市海淀區司法局于2022年1月發布《關于全面推行告知承諾制、規范行政審批工作的提示》，文中提到，律師提供的書面承諾需要律所審核、把關，并“建議執業律師離職時，及時辦結業務、檔案、財務等交接手續”。

北京一律所主任向南方周末記者解釋，現在的轉所流程是，律師在司法局官網提交材料后，區司法局會向原律所征求意見，原所一旦提出異議，司法局將停止審批。

盡管司法局已不一定強制收取“三清證明”，但出于風險控制，新律所通常仍會要求留存結清材料。“如果律師與原所存在未結清賬目、業務或投訴糾紛，新所接收就可能承擔后續風險。”他說。

而律師是否“三清”，事實上由原律所主任說了算，相當于在轉所上握有一票否決權。

偏離制度設計初衷

另一個轉所“門檻”，是律師沒有受到處罰或投訴。

《律師執業管理辦法》第21條規定，律師受到停止執業處罰期間或者受到投訴正在調查處理的，不得申請變更執業機構。

南方周末記者注意到，在不少案例里，一些律所以單位名義或通過誘導當事人投訴，來限制律師轉所。

2025年4月，朱久林也走上了轉所的路口。但律師主任反對，并向屬地司法局提出異議。他的轉所流程被終止。好在他與主任鬧僵前拿到離職證明，并提交了司法局。同年8月，律所主任又以律所名義向律協發起投訴，試圖再度阻撓。

“只要投訴，律協就會立案調查，調查沒有時限。”律師張潔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她也陷入被投訴的泥淖中。

2024年7月1日，張潔稱自己被律所主任移出全部律師工作群，因提成結算與律所主任產生糾紛。雙方雖解除勞動關系，但她因持續被投訴至今無法轉所。她也反向投訴過幾次涉事主任。

朱久林則更為幸運。他立即聯系律協說明情況。最終投訴未予立案，他得以順利轉所。

為何一些律師難以和律所好聚好散？

在趙德芳看來，律師與律所因轉所發生矛盾時，往往涉及律師費、年終獎、案件收益分配等經濟利益問題。

但他認為，這類經濟糾紛完全可以走法律途徑，不應被“卡”在轉所上。律師執業高度依賴執業機構，轉所久拖不決，會影響律師正常執業和業務開展。“其實律師轉所跟員工離職差不多，有糾紛就去仲裁或起訴。不是企業不同意走，就走不了。”

除了經濟利益，也有管理層面的考慮。

事后，朱久林和律所主任心平氣和地溝通過，對方解釋，他是團隊骨干中第一個提出離職的人，擔心他開了這個頭，后面更不好管……以后大家都想走怎么辦？“律師行業里有一部分資深律師把徒弟或青年律師視為‘附屬品’。”朱久林如是總結。

多名律師向南方周末記者分析，當前的法律規定未對“投訴”主體作區分，使得律所可憑借管理地位，以自身名義發起投訴，將內部管理糾紛包裝成執業投訴，轉化為行政程序障礙。在他們看來，這已偏離監督執業行為、保護委托人利益的制度設計初衷。

《南方周末》2026年6月7日“法治”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