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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第5期 總第82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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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正創新鑄經典 文化歸鄉啟新程
——觀甌劇《琵琶記》
文/靳文泰
近期,中宣部等5部門聯合印發《戲劇振興三年行動計劃(2026—2028年)》(以下簡稱《計劃》),為新時代戲劇藝術的傳承發展錨定了方向,其中明確提出要“推動地方戲曲劇種保護傳承,深挖本土文化基因,實現經典作品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在這一時代背景下,作為“天下第一團”的溫州市甌劇藝術研究院潛心打磨,推出溫州甌劇南戲三部曲的收官之作《琵琶記》,其意義早已超越劇目本身的藝術價值。南戲作為中國戲曲的源頭,誕生于溫州這片沃土,而《琵琶記》更是南戲經典中的經典,甌劇以本土劇種演繹本土經典,既是對《計劃》的生動踐行,更是以地方戲曲之力激活本土文化基因、擦亮“南戲故里”文化金名片的重要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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甌劇《琵琶記》
走進甌劇《琵琶記》的劇場之前,我心中懷揣著多重期待與無限憧憬。作為南戲三部曲的壓軸之作,我期待它能延續《殺狗記》《張協狀元》的創作初心,在守正南戲古韻的基礎上實現新的藝術突破;期待它能以甌劇獨有的多聲腔稟賦,為《琵琶記》這一經典賦予劇種化、地域化的全新藝術特質;期待導演孫曉燕在斬獲浙江戲劇大賽佳績后,在舞臺敘事、人物塑造上實現新突破;期待中國戲劇梅花獎得主方汝將能精準拿捏蔡伯喈“三不從”的矛盾內核,塑造出有血有肉、立體豐滿的人物形象;更期待青年演員能扛起傳承大旗,以新生代的視角為經典角色注入當代質感,讓甌劇藝術的傳承后繼有人。而當大幕落下,所有的期待都化作了極致的審美愉悅,這部作品以扎實的文本、成熟的導演、精彩的表演、精妙的音樂和深厚的文化底蘊,完成了對南戲經典的當代重構,開啟了一場由地方戲激活本土文化基因的覺醒之旅。
一、扎實的文本:守正經典內核 重構當代敘事
南戲故里的原生劇種與南戲經典的相遇,本就是一場文化基因的雙向奔赴,而編劇鄭朝陽的改編,讓這場相遇綻放出別樣的光彩。其筆下的文本扎實厚重,既扎根于高則誠《琵琶記》的經典內核,又跳出了傳統改編的窠臼,實現了“守正”與“創新”的有機統一,讓這部流傳600余年的經典在當代舞臺有了新的解讀與表達。
鄭朝陽的改編,首先是對經典的敬畏與堅守。他保留了《吃糠》《描容》等最具藝術魅力的經典折子,這些是《琵琶記》的藝術精髓,承載著作品的情感內核與戲曲精神美學,正是對這些經典橋段的堅守,讓甌劇《琵琶記》牢牢扎根于南戲的土壤,保留了最純正的古典韻味。同時,編劇對原作的情節進行了合理的刪減與凝練,剔除了冗余的支線情節,強化了蔡伯喈與趙五娘兩條線索的雙線并行,讓故事節奏更緊湊、更契合現代觀眾的觀演習慣,讓當代觀眾能快速代入劇情,與人物產生情感共鳴。
更為可貴的是,鄭朝陽的改編賦予了經典以全新的當代敘事視角。他摒棄了傳統改編中“大團圓”的俗套結局,以“悲劇內核”重構故事,將高則誠“不關風化體,縱好也徒然”的創作初心,轉化為對“忠孝兩難”的當代叩問。在原作中,蔡伯喈的“三不從”更多是命運的裹挾,而在甌劇版中,這一設定被賦予了更深層的內涵,不再是簡單的個人命運悲劇,更暗含著對封建科舉制度下功名枷鎖的深刻反思,讓觀眾看到在權力與世俗的壓迫下,文人的無奈與掙扎。而趙五娘的形象塑造,更是跳出了傳統“貞節烈女”的道德獻祭范式,她的堅守不再是單向度的賢妻孝媳的道德表達,而是對個體尊嚴、人間真情的執著守護,她的每一次選擇,都彰顯著女性的堅韌與力量,讓這一經典角色有了更具當代性的人性溫度。
二、成熟的導演:寫意美學覺醒 熔鑄舞臺新境
如果說扎實的文本是作品的骨架,那么導演的舞臺呈現就是賦予作品血肉與靈魂的關鍵。在這部作品中,孫曉燕導演展現出了超越以往的藝術成熟度,其舞臺美學的藝術追求實現了全新覺醒,歷經藝術創作的淬煉升華,她自覺地向中國戲曲的寫意美學回歸,將“戲曲本體”與“現代敘事”深度交融,打造出一種既古典又現代的舞臺美學新境界。
孫曉燕導演的成熟,首先體現在對戲曲寫意美學的深刻理解與極致運用上。她延續并發展了謝平安導演、劇作家徐棻所強調的“無場次現代空臺技術”,以極簡的舞美設計營造舞臺空間,摒棄了繁復的實景堆砌,以紗簾、光影、簡單的道具為依托,實現了移步換景的舞臺效果,在方寸舞臺間自由切換,讓舞臺的“空”生發出藝術的“滿”,為觀眾的想象留足了空間,這正是中國戲曲“虛靈寫意”美學的核心精髓。同時,導演對燈光的運用堪稱精妙,以冷暖色調的交替區分人物的貧富境遇與情感狀態,蔡伯喈大婚時的紅綢漫天與趙五娘吃糠時的冷光孤影形成強烈的視覺沖擊,將命運的殘酷與荒誕渲染得入木三分;而舞臺上紗簾遮擋樂隊的設計,既保證了音樂的整體性,又讓觀眾始終聚焦于演員的表演,讓舞臺表達更具純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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甌劇《琵琶記》
其次,導演的成熟體現在對敘事節奏與情感張力的精準把控上。全劇采用雙線并行交叉的敘事方式,蔡伯喈在京城的榮華與掙扎,與趙五娘在陳留的苦難與堅守始終交織并行,場次之間的銜接自然流暢,觀眾的代入感從未中斷。而“雙空間并行”的舞臺調度,更是導演的點睛之筆,蔡伯喈拜堂時的屈辱與無奈,與趙五娘典賣琵琶時的悲戚與不舍同框呈現,一邊是鑼鼓喧天的虛假繁華,一邊是孤燈冷影的人間疾苦,兩種極致的畫面形成強烈的戲劇沖突,將人物的命運悲劇推向極致,讓觀眾在強烈的視覺與情感沖擊中,深刻體會到“忠孝兩難”的無奈與封建時代的人性困境。
此外,孫曉燕導演讓程式表演與人物情感深度綁定,讓每一個程式動作都成為人物內心的外在表現。蔡伯喈的眼神閃躲、抬手遲疑,將文人在功名與親情間的掙扎刻畫得淋漓盡致;趙五娘的跪步蹣跚、水袖輕揚,承載著她歷經的所有苦難與堅守。程式不再是孤立的技藝展示,而是與人物情感、劇情發展融為一體的藝術表達,讓中國戲曲的程式之美在當代舞臺綻放出全新的光彩,這正是導演對戲曲本體的堅守與創新,也是其舞臺美學覺醒的最好體現。
三、精彩的表演:名家歷久彌新 新人亮眼出圈
戲曲的魅力最終要落在演員的表演上,甌劇《琵琶記》的表演陣容,既有名家的壓陣,又有新人的綻放,讓這部作品的表演層次豐富、亮點紛呈,既展現了甌劇藝術的傳承深度,又彰顯了甌劇藝術的發展活力。
中國戲劇梅花獎得主方汝將塑造的蔡伯喈,堪稱形神兼備的典范,其表演之美歷久彌新,讓觀眾看到了一位戲曲名家的深厚功底與藝術追求。方汝將跳出了以往蔡伯喈“負心漢”的臉譜化窠臼,將人物“辭試不從、辭官不從、辭婚不從”的懦弱、掙扎、愧疚與悔恨演繹得入木三分。作為甌劇領軍人物,他的身段兼具文生的儒雅與戲曲的程式之美,每一個臺步、每一個手勢都精準到位;他的唱腔更是層次豐富,低音的沉郁道盡了對故土、父母、妻子的無盡愧疚,高音的震顫展露了權力壓迫下的身不由己。方汝將的高明之處,在于他讓蔡伯喈成了一個“可嘆、可悲、可憫”的復雜個體,而不是一個抽象的“忠孝符號”。他演出了蔡伯喈的懦弱,也演出了他的無奈;演出了他的貪戀,也演出了他的悔恨,讓觀眾看到了封建時代文人在功名與親情、理想與現實之間的艱難抉擇,讓這個古典人物具備了跨越時代的情感共鳴。
而青年演員葉媛媛飾演的趙五娘,無疑是全劇最亮眼的驚喜,她的表演讓人印象深刻,真正實現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藝術效果,也印證了甌劇青年梯隊的雄厚傳承實力。葉媛媛摒棄了傳統正旦演繹趙五娘時偏于沉郁的范式,以清亮的聲腔、靈動的身段,賦予了這一角色青春堅韌的當代質感。在《吃糠》一折,她以弱質身姿演繹饑寒絕境,“糠比妻,米似夫”的唱段字字泣血,卻不見刻意的煽情,悲而不頹,將趙五娘的隱忍與堅韌表現得恰到好處;在《描容》一折,她揮毫作畫時的專注與悲戚交織,剪青絲、筑墳塋的橋段,將對公婆的哀思與尋夫的執著熔鑄于程式動作之間,讓觀眾看到了一個有溫度、有韌性的趙五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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甌劇《琵琶記》
葉媛媛的表演,既有扎實的戲曲程式功底,又有新生代演員的鮮活演繹,她讓趙五娘的“賢”不再是僵化的道德符號,而是女性面對苦難時的堅韌與擔當,讓這一經典女性形象在當代舞臺有了全新的解讀,也讓觀眾看到了甌劇藝術后繼有人的希望。老藝術家的傳幫帶,青年演員的勇挑大梁,讓甌劇的藝術血脈在這部作品中實現了完美的傳承與延續。
四、精妙的音樂:考古式創作 復活絕響遺韻
戲曲的靈魂在聲腔。甌劇的聲腔魅力是獨有的藝術稟賦。作曲蔡南正為甌劇《琵琶記》打造的音樂,更是將這種稟賦發揮到了極致,他深耕本土聲腔遺產,立志以中國古老的高腔致敬南戲先賢高則誠,以“忠古不復古,守正不守舊”為原則,展開了一場極具價值的“考古式創作”,讓瀕臨失傳的瑞安高腔在當代舞臺重煥生機,實現了絕響遺韻的當代重生。
蔡南正的“考古式創作”,首先是對本土聲腔的深度挖掘與堅守。他潛心研究瑞安高腔的曲牌平仄、腔格特點,從這些古老的聲腔元素中提取“古樸基因”,讓甌劇《琵琶記》的音樂牢牢扎根于溫州的本土文化土壤。在作品中,蔡南正完整地展現了甌劇的六大聲腔,尤其將南戲傳承的昆腔與高腔作為核心聲腔,讓觀眾在舞臺上聽到了最純正的南戲古韻,感受到了溫州本土聲腔的獨特魅力,這種對本土聲腔遺產的堅守,正是對南戲先賢的最好致敬,也讓甌劇的聲腔特色在這部作品中得到了極致的彰顯。
更為重要的是,蔡南正并未止步于簡單的曲牌復現,而是以現代戲劇的情感邏輯對古老的聲腔進行重構與創新。他在蒼勁古樸的甌劇聲韻骨架中,巧妙地融入了豐富的幫腔與伴唱,這些幫腔與伴唱不再是單純的音樂襯托,而是成為戲劇表達的有機組成部分。它們有效強化了戲劇的情感張力,如同一座流動的“聲音劇場”,外化出人物幽微復雜的內心獨白,引領觀眾深入角色的精神世界,讓音樂成為塑造人物、推動劇情的重要力量。
五、文化的力量:三部曲收官 激活本土基因
作為溫州甌劇南戲三部曲《殺狗記》《張協狀元》后的收官之作,《琵琶記》的推出標志著溫州市甌劇藝術研究院對南戲經典的挖掘與傳承進入了新的階段,三部作品一脈相承,各有特色,共同喚醒了溫州的本土文化基因,彰顯了地方戲曲的文化力量,也讓“南戲故里”的文化自信在舞臺上得到了充分彰顯。三部作品都牢牢扎根于溫州的本土文化土壤,以甌劇演繹南戲經典,讓“溫州故事”遇上“溫州腔調”,形成了“文化歸鄉”的強大張力。這種創作思路,讓南戲這一誕生于溫州的古老藝術形式,在本土劇種的演繹中重新回歸本源,也讓溫州的本土文化基因在戲曲舞臺上得到了深度激活與充分彰顯。
南戲是溫州的文化根脈,而甌劇是溫州的文化名片,三部曲的創作讓二者實現了完美融合,既推動了甌劇藝術的自身發展,讓甌劇的表演、聲腔、舞臺美學得到了全方位的提升,也讓南戲經典的傳承與傳播有了新的載體。《殺狗記》展現了南戲的民間性與世俗性,《張協狀元》彰顯了南戲的創新性與思辨性,《琵琶記》則體現了南戲的經典性與當代性,三部作品共同構成了南戲傳承的完整脈絡,讓更多觀眾領略了南戲的魅力,也讓“南戲故里”的文化金名片越發熠熠生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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甌劇《琵琶記》
更為重要的是,南戲三部曲的創作為地方劇種的發展提供了珍貴的“甌劇方案”。在全球化與同質化的浪潮中,地方劇種的生命力不在于盲目模仿大劇種,而在于深挖本土文化基因,打造獨具特色的藝術風格。溫州市甌劇藝術研究院的實踐充分證明,地方劇種只有牢牢扎根于本土文化,挖掘本土的經典資源,結合自身的藝術稟賦進行守正創新,才能構建獨特的藝術競爭力,才能在戲劇振興的時代浪潮中站穩腳跟。這一方案契合了《計劃》的要求,也為全國地方戲曲的傳承發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鑒。
雖然甌劇《琵琶記》是南戲當代轉化的優秀之作,卻仍有有待打磨精進之處,為作品向精品力作進階預留了空間。導演的無場次現代空臺藝術在前半場流暢自然,后半場的舞臺過渡略顯生硬,寫意美學的一以貫之仍需雕琢;琵琶作為全劇的核心信物,其贈予、典賣等關鍵節點缺乏儀式感,細節鋪墊不足,情感紐帶作用未得到充分彰顯,未能成為串聯人物命運的核心線索;蔡伯喈的戲劇行動與主動性有待強化,讓人物的矛盾抉擇更具戲劇張力;蔡婆以反串出人意料,其塑造亦有待深化。此外,牛丞相最后一場的出場與否仍可商榷。這些細節的打磨皆是經典改編中守正與創新的精準考量。
甌劇《琵琶記》的探索本身就值得肯定,這些待精進之處恰是作品邁向藝術巔峰的契機。期待主創團隊能在后續打磨中精益求精,讓文本、舞臺、人物與道具的表達更臻完美,讓甌劇的獨特風骨與《琵琶記》的經典內核深度融合,讓這部作品真正成為溫州市甌劇藝術研究院的看家戲、吃飯戲,在甌江兩岸乃至全國舞臺綻放更持久、更耀眼的藝術光芒。
(作者系《中國戲劇》編輯部副主編、副編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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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 鄭少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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