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效能感、社會地位和文化承認：當代中國青年亞文化實踐的動機敘事

編者按

2026年是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10周年，也是《當代青年研究》創刊45周年。青年社會學作為青年研究的一支重要力量，在推動學術規范、突出中國特色、形成自主知識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為此，本刊特邀請中國社會學會青年社會學專業委員會三任理事長發表圓桌筆談。李春玲教授回顧過去，總結青年研究的歷史進程。劉能教授聚焦現在，剖析青年亞文化的動機敘事。楊雄研究員展望未來，提出AI時代青年發展的重大變革。希望以此促進青年社會學與青年研究的進一步發展。

劉能，教育部文科重點研究基地北京大學中國社會與發展研究中心，北京大學社會學系，主要研究方向為青年研究、社會變遷和社會問題等；

歐陽杜菲，北京大學社會學系，主要研究方向為青年社會學、城鄉社會學、政治社會學。

當代中國青年的結構性遭際——不利的代際財務地位、更為漫長的從教育空間向職業空間過渡的轉型周期、單一社會成功標準的擠壓，以及在此擠壓之下相當高比例的撤退行為（以“三拋青年”為例）——已經成為青年研究的核心關注焦點。與之相對應，對青年亞文化實踐的關注也日益上升：研究者對此類亞文化實踐的后效逐漸形成了一個共識，那就是它們不但扮演著意在對沖結構性相對剝奪的“安全閥”效應的功能，也是彰顯當代青年能動性的自我適應技術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表現出相當強的“韌性”。這一系列適應行為包括了從青年斷親、青年搭子社交，到躺平文化、自我貶低文化（包括“985廢物”、社會性死亡），再到頂族、互聯網炸課、“網絡廁所”文化等在內的越軌亞文化。本文則試圖往前回溯，想要對此類青年亞文化實踐的社會生產機制有一個系統的理解，即究竟哪些社會性的動機敘事（Socially Meaningful Motivational Narratives）可以用來解釋當代青年層出不窮的亞文化實踐。本文認為，這一社會生產機制包含了微觀心理、中觀社會和宏觀文化三個層次的要素：從微觀心理層面來說，此類亞文化實踐為青年行動者帶來了巨大的心理效能感（Psychological Efficacy）；從中觀社會層 面 來 說 ，此 類 亞 文 化 實 踐 為 青 年 行 動 者 提 供 了 社 會 地 位 賦 予（Statusconferring）的新途徑；從宏觀文化層面來說，此類亞文化實踐為青年行動者展現其文化創新能力、獲得文化承認（Cultural Acknowledgement），并由此承擔起接續中華傳統文化脈絡的使命創造了條件。

一

心理效能感

心理效能感是人類主體的一種重要能力，是一種對自己規劃目標并達成目標的能力的自我確信和自我承諾。這種心理效能感是人們從有自我意識時起，一步步積累起來的。每一次和身邊的物理世界，以及包括這一物理世界在內的切近的社會世界的接觸，都會讓特定社會行動者產生逐步理解、把握和控制人—物間互動和社會互動的一種主觀感受（或失去理解、把握或控制的一種主觀感受）。這便是心理效能感自然生產和積累的過程。目前的社會科學共識是，提升了的心理效能感和與之相伴隨的其他社會酬賞（Social Rewarding，如社會接納、社會認可和社會尊重），為人們的積極社會參與以及更為一般性的社會心理福利奠定了基礎。

在過去四十年的劇烈變遷中，中國社會最突出的脈絡之一便是少子化時代的到來，以及在此前提下，不同社區和家庭如何適應少子化時代的到來。少子化帶來了一系列深刻的社會后果，最核心的便是家庭繼承安全的問題。家庭繼承安全大概有三層意思：第一層是在世系繼替更迭有序的層面上，有著深刻男性繼嗣傳統的地區在二孩開放之后出現了較為明顯的生育恢復現象，這是該地區某些家庭決策者（并不一定是生育的具體承擔者）渴望實現男性世系繼替之意愿的最直接表達；第二層是在家庭實現社會地位向上流動的意愿上來講的，人們總是希望下一代能夠活得比上一代更好，擁有更高的社會地位，但兒童學業失敗卻總是一件有相當概率成為現實的事情，尤其是當教育體系本身發生重大結構變遷甚至日益異化的時候；第三層是在家庭情感寄托的層面上，家庭中未成年人的健康茁壯成長是家庭情感寄托的中心，但中國又是兒童意外死亡高發的一個地理文化區域（大規模失獨家庭的存在是展示這一層面家庭繼承風險的最好例子）。對繼承安全的追求，導致了一系列后續的社會事實，如家庭資源消費集中在下一代身上，導致了老年一代的資源競爭劣勢及其相應的社會福利損失；對兒童人身安全的過度焦慮以及隨之產生的過度保護，導致了對兒童探索行動的高度約束；而對兒童社會發展后果的家庭式集體規劃，又使得兒童逐漸喪失了自我選擇權。以上三個途徑都在某種程度上損害了兒童心理效能感的積累：第一個途徑相對復雜一些，因為需要解釋“以兒童為中心”的境遇，如何最終傷害到兒童的心理效能感；第二和第三個途徑相對容易理解一些，因為兒童的探索行動（尤其是和自然探索相關的部分）以及兒童自由選擇權本身，都是生產和維系心理效能感的最基本人類行動。在第一個途徑中，需要提及一個重大的轉型，那就是原來作為家庭中心的兒童，如果在基礎教育階段慢慢展現出學業失敗的跡象，他或她的命運將發生重大變化：他或她不再是家庭正面性的表征，而成了家庭需要解決的負擔和包袱的象征。在基礎教育階段陷入抑郁，甚至因為種種原因而無法到學校上學（只能在家休學）的孩子是展現這一過程的典型例子。

因此，除了很大一部分在基礎教育階段游刃有余的孩子之外，相當數量的孩子陷入了心理效能感匱乏的境地。甚至游刃有余的這一群孩子，也在全社會因為單一成功標準而卷入高度競爭的氛圍中，感受到了莫大的壓力。同時，他們也會面臨因家庭集體規劃而帶來的在自由探索和自由選擇方面的約束。成年時期帶來了一個變化的契機，那就是青年卷入亞文化實踐的可能性。這一卷入在之前的時期很可能就已經存在，卻面臨著家庭、基礎教育制度和全社會的拒絕與否認（Social Denial），正如殺馬特亞文化和早期輟學文化（其中一大批人在東部地區的現代工業體系中完成了自己的現代轉型）所例證的那樣。在這一否認中，最“詭異”的一個支流是“反對早戀運動”這一集體共識的建立。該運動實際上已經成為解釋當代中國婚育現象式微和生育率下降的很容易被忽視的原因之一——親密關系的建構也是一個社會學習和社會習得的過程。在情竇初開時產生愛戀，是很自然的事，但制度性的否定導致青春期青少年在親密關系建構的黃金實習期遠離了實踐場。因此，即使他們后來有了婚戀的意愿，也缺乏相應的能力，尤其是在時間稀缺和社交場合相對封閉的前提下。

因此，理解當代中國青年的一系列亞文化卷入，必須考慮青年一代在整個早期社會化周期內積累起來的心理效能感供給長期不足的事實。從某種意義來看，參加青少年幫派、追求殺馬特造型、卷入互聯網炸課活動、參加頂族亞文化圈子，甚至天門山相約自殺（或類似的網絡燒炭自殺直播）等行為，都是心理效能感生產和維系的極端案例，因為在這些案例中，所期待發生的事情和目標都實現了，即使是以極其負面的方式。負面的效能感也是效能感。這種飲鴆止渴的極端做法，也從一個側面反映當代青年從孩童時期開始，心理效能感的正面供給就已經出現很大問題。

二

社會地位賦予

社會地位是單個行動者、某個特定群體或某一抽象社會類別（如青年、女性）在不同社會分層體系中的位置分配狀態，負載著積極或消極的社會評價，并最終產生一定的社會福利后果。從一般意義上來說，社會地位也是心理效能感的基礎，這是因為人們獲得了預期中的穩定社會地位，連帶著會產生積極的自我意象、自尊感和自我價值感，他們的心理效能感也同樣得到了支撐。但是心理效能感是在相對微觀心理層面上討論的議題，而社會地位則是在社會承認（或否認）和社會接納（或拒絕）的層面上討論的議題。其中，青年斷親現象可以作為另類的解釋。青年斷親現象的結構性起源是少子化這一在先社會事實：親戚網絡的萎縮導致親戚間互動機會和互動密度的銳減，而隨著消費社會的來臨，物質稀缺時代親戚網絡在交換和互助意義上的互惠功能，也被更加發達的市場體系所取代。因此，在主體能動性的一面，斷親非常有可能是青年為了避開消極社會評價而采取的一種主動策略。當七大姑八大姨都在詢問青年的社會地位問題（戀愛沒有、男女朋友是誰、準備何時結婚、婚房準備得如何，上班沒有、在哪上班、工資多少）時，青年支支吾吾的回答暴露了其社會地位風險，由此帶來深深的社會地位挫折感，尤其是在整個社會或社區的地位評價標準徹底功利化和工具化的語境下。租個女友回家過年只不過是同一個問題的另一種表達。

與追蹤心理效能感的社會供給一樣，我們也可以追蹤一下青年社會地位的社會供給。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追蹤中國青年的就業歷史是一個很好的切入點。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其實質是為了解決當時城市就業不足的困境。市場化改革以來，單位制社區的解體導致了青年頂班和接班實踐的式微。20世紀90年代初開啟的公務員考試制度，在高考制度之外，為績優主義的主流化和影子教育市場的方興未艾帶來了另類的勃勃生機。但是，在這樣的歷史軌跡中，青年的身影總是充滿了被動性：他們都是在某個制度安排下追求某個值得追求的位置，而原先值得驕傲的位置最終卻可能走向顛覆性的命運（如慶幸自己能夠順利進入城市工業體系的返城知青在20世紀90年代末直接遭遇到了下崗危機）。這便是特定年代青年之結構消極性的具體而微的體現。

青年一代總是要考慮自己的未來究竟是什么樣子，自己又如何找到安身立命之本。在人工智能時代，上述兩大問題的回答可能又會產生很大的變數，如職業替代問題、人機共存關系問題、機器智能霸權問題，等等。無論怎么說，互聯網時代和人工智能時代的到來，為青年一代主動追求穩定的社會地位帶來了新的契機：前者為當代青年開拓了新的廣闊實踐場域，從平臺就業、UP主、直播主播、電子競技選手，到互聯網寫作，再到文化設計（如那些投身物料交易的青年設計者），不一而足。具體來說，劇本殺為他們體驗各式各樣的情感創造了條件；Cosplay為他們以自己喜好的方式實踐身體和表達意義提供了舞臺；搭子社交則為他們踐行情境控制提供了機會（體現為搭子社交關系的多重走向，或者解散，或者延續）。正是在這種主動追求社會地位的實踐中，我們看到了青年亞文化在社會地位充分供給方面所具有的積極性：宅男變成了極客；互聯網技能不但成為青年的生存技能，也成為他們文化反哺的核心領域。

而人工智能時代的到來，意味著青年將代表人類與機器智能或人形機器人打交道。我們的青年，將會給出什么樣的答案呢？他們能否接受人形機器人作為伴侶，甚至是親密關系中的伴侶？他們能否承擔起自己作為人形機器人的法定責任人/人類合作者/依賴者或照顧者之類的民事關系主體等責任身份？不管怎么說，在不遠的將來，他們終將代表人類，在與機器智能或人形機器人打交道時堅守人類中心主義立場，確保人類利益，而這將成為他們未來最為關鍵的社會地位的一個核心來源。

三

文化承認

文化承認指的是對某一特定人群的自身文化正當性和文化創造、傳承功能的 集 體 認 可。因 此，文 化 承 認 在 這 里 包 含 兩 層 含 義：首 先，制 度 世 界（theInstitutional World）要對青年亞文化實踐所蘊含的文化創新的多重含義和可能性予以承認；其次，青年也是當代中國文化繼承的肉身載體。從第一層意思來說，中國傳統道德體系能否相對包容地接納青年的亞文化創造，是一個關鍵議題。如果將殺馬特亞文化看作處于特定剝奪處境的青年群體試圖對自身邊緣化社會地位進行文化標注，從而引發政策注意力的文化實踐，那么其隱含的負面特性就會減少很多，因為這就像一個不太情愿的自殺者以顯眼的自傷行為來表達最后的求助一樣。如果將躺平、“985廢物”、小鎮做題家和社會性死亡等青年亞文化看作遭遇結構性排斥的青年的自我療愈行為，那么我們也會體會到其中蘊含的積極含義。甚至連一直被主流媒體詬病的“啃老文化”，都在某種程度上實質性地維持著中國社會的穩定和整合。比如說，它使得某些親代因為“被啃”而強化了代際情感紐帶，或者因為子代的啃老行為實質上改善了家庭向上流動的結局，而更加體會并確認自己的生命意義，最終是一種中國式利他主義升華的達成。希望本文對中國青年亞文化實踐中隱藏的文化正當性的闡述和揭示，能夠部分地改變道德型政體和道德型大眾輿論的某些評價立場。

從第二層意思來講，則涉及中國文化傳統的代際繼替問題。很多老一代社會成員對當代青年是否真的能夠做到這一點表示懷疑。但最近的一些社會事實，如國潮消費、故宮文物和文創產品熱、工匠紀錄片熱，以及在青年設計師中普遍流行的以采擷中國文化要素為標志的當代藝術設計實踐等，在某種程度上都是當代中國青年自發或自覺自愿卷入文化傳承的社會心理意愿的體現。從理論上來看，中國的文化未來（Cultural Future）大概有三種存在形式：一是以物理方式（文化器具、具象文化產品和具身文化展演）存在的文化，就像它們現在躺在各大博物館里等待和一批又一批的新人見面一樣，或者以一代代非遺繼承人身體化了的文化流質（Cultural Fluidity）的形式與消費者見面（就像我們在成都精英飯店里看到的變臉表演一樣）。二是以數據的形式存放在數字博物館中，以制度化（經由政體的組織和統領）或非制度化（個人或自由結社）的方式，經過虛擬現實等技術中介，將程序性的或身體化了的文化儀式傳遞給每一位擁有學習意愿的下一代社會行動者。筆者相信，在未來的某個時刻，通過數字模擬和數字體驗的方式，將傳統文化儀式、民俗安排和相關文化規制傳遞給新生社會成員，會是最重要的文化事業之一。三是日常實踐的層次，即在特定風俗和節慶期間，親身參與，做具體的文化展演（在特定時間，通過與其他社會成員一起在空間上呈現文化要素，實現文化團結并獲得某種文化意義），正如在丙午馬年的元宵節中，各地琳瑯滿目的燈會所展示的一樣。在這樣的特定時刻，我相信，經由“角色和責任回歸”理論的預測，中國青年作為民俗和信仰的實踐者，一定會承擔起在各種文化空間（如博物館、文化大集、寺廟道觀、家族祠堂、社區壩壩宴、節慶游行隊伍等）中展示自己文化認同的責任，承擔起自己應該承擔的文化責任，最終實現代際（尤其是老一代對于青年一代的）文化承認的宏偉社會目標。

四

結語

至此，我們結合具體案例，對理解當代青年亞文化實踐的三個動機敘事進行了分別闡明。在中國這樣一個文化傳承有序的總體性社會中，青年的社會角色一直模棱兩可。有時候，他們被看作社會的希望，是“早上八九點鐘的太陽”；有時候，整個社會輿論又對他們充滿了懷疑（早些年來自年長各代的關于青年一代“眼高手低”“沒有眼力見”之類的評價，就是這樣一種否定和懷疑的表征）。因此，心理效能感、社會地位和文化承認三層意義上的認可、包容和接納，為我們未來的青年工作尤其是青年政策的制定，提供了一個非常具有啟發性和競爭性的理論視角。它幫助中國社會更加均衡地看待青年的理想、希望和他們愿意為之努力奮斗的各個中間的或終極的目標。與此同時，這一理論視角也是一個非常特殊的解釋框架，因為其充滿樂觀主義的情緒，甚至還包括了“當時機成熟時，預期中的變化就會自動實現”的社會想象。希望這樣一種高度樂觀主義（Hyperoptimistic）的情緒，能夠對沖整個社會對中國青年一代的集體文化懷疑。由于我們最終將依賴這些新生社會成員來完成與機器智能或人形機器人的共存，或者依靠他們實現中國形象在即將到來的深度全球化時代得以完整重塑這一期待，因此，對青年一代所持的集體文化懷疑在當前社會技術轉型的條件下，將會日益變得不切實際和不合時宜。

責任編輯：王海瓊

《當代青年研究》2026年第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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