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常智奇｜說人文理性的時代擔當與精神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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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說人文理性的時代擔當與精神建構

陜西｜常智奇

在工具理性擠壓中再造理想觀念

——說人文理性的時代擔當與精神建構

常智奇

當代社會正經歷著工具理性的空前膨脹。它以效益最大化為核心邏輯，深刻擠壓著人文理性的生存空間，使人類精神陷入價值虛無與教條虛妄的雙重危機。

人文理性的本質是“善的社會實踐”的理性表達，是融合良知、悲憫、自律、自省的實踐認知能力。面對工具理性的僭越與道德理性的弱化，必須在再造理想觀念中重振人文精神：以“仁愛”為本體，以“義利之辨”為方法，以“情理交融”為特征，以“開放包容”為姿態，在批判與傳承中建構新人文理性。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迫切要求，也是中國思想界應有的時代擔當。

人文理性，是植根于人的良知、悲憫、自律、自省深處的一種經驗理性與科學理性雙重滋養下，經由人的救贖精神合成，利他與利己相統一，現實原則與理想原則相協調的實踐認知能力。它融合了善的道德判斷與真的生命關切，其價值指向是建設美好家園的精神動力。然而，步入21世紀第三個十年，互聯網、人工智能、AI科技革命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重塑人類生存方式。工具理性以創造最大化功利效益為雷霆之勢，深刻沖擊著人文理性內在的價值尺度。“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這一古老的人文理想，在功利至上、財富中心的價值碾壓下，正遭遇物質主義極端化認知的悄然掏空。它以人欲、祛魅、稀釋性價比的方式，質疑科學理性和道德判斷，使人文理性深陷于價值虛無與教條虛妄的雙重危機之中。

時代疾呼人文精神在價值理想——社會文明——歷史唯物——時代精神——人本意志——自然整體——信仰意志的統籌、對照、映射下，以人的悲憫情懷為中心，以科學理性認知為媒介，以人性本善為情感引領，在科學、文明、進步、發展的道路上，揚棄原始野性情欲的“原罪”，醇化人道主義的“盡善盡美”，賡續“各美其美，美美與共”的新秩序。這不僅是理論的自覺，更是文明存續的迫切實踐。而再造理想觀念——即在批判性反思中重建足以引領時代的精神理想——正是這一實踐的核心環節。

一

理解當代人文理性陷入的歷史危機，關鍵在于精確勘定人性、人善、人和、人愛在資本創造文明的二重性擠壓和誘惑下，人文理性、工具理性、科學理性、道德理性之間既緊密關聯又本質不同的內在邏輯關系。唯有澄清這四重理性的分野與互動，才能為再造理想觀念奠定堅實的理論地基。

人文理性，本質上是人道至尊在倫理認知層面上的實踐哲學。它建立在人心、人靈、人悟、人省、人思、人仁社會實踐基礎上，以自我生存為合理要求，以利他行為為保護機制，形成一種基于滿意判斷、平等決策與公正行為的認知能力。它通過生命形式-結構-功能的整體投射，把特殊現象推演成一般認知、把個別事物詮釋為普遍規律的思維能力。人文理性的最高使命，是在具體歷史條件中守護“人作為目的而非手段”這一不可讓步的價值底線。

工具理性，以科學技術為第一生產力，以創造性勞動為改造世界的直接目的，追求效益的最大化與實用功利的直接性。其實踐本質是手段霸權與情感控制力的結合。當工具理性從“有效手段”僭越為“唯一尺度”，人類便從目的淪為效率鏈條上的功能節點，人性中天賦的敏悟、自省與自持能力無可避免地淡化和衰減。

科學理性，是建立在破譯現象學基礎上的真理探尋。它以工具理性為介質，以發展生產為動力，提升人類在抽象函數解析中認知世界本質的探索。然而，在貨幣創造文明的二重性矛盾中，科學理性往往傾向于以財富沖擊權力、以手段替代目標、以知識產權弱化利他共情的生命終極關懷。當科學理性從“認識手段”僭越為“終極目的”，人類社會便陷入以效率、數據、收益為唯一標尺的異化狀態。人工智能與大數據算法的“理性選擇”往往系統性地排除情感、共情與倫理權衡的空間——一切皆可量化，道德判斷便失去了存在論根基，淪為效用函數的附屬變量。正義、同情、尊嚴等人文價值被“降維”為可計算的經濟指標。

道德理性，是建立在人性良知基礎上、融合了因果判斷與悲憫情懷的實踐智慧。它以救贖精神為天職，在崇高價值投向的信仰中走向“格物致知”的自省與自律。道德理性的獨特力量，不在于提供普適的行為規則，而在于喚醒人對自身有限性的覺知、對他人痛苦的敏感、對超越性價值的敬畏。它既拒絕抽象教條的剛性獨白，也拒絕相對主義的柔性放任——前者使道德淪為空洞律令，后者使道德喪失判斷力量。真正的道德理性，是在具體處境中通過反思、對話與共情生成的“分寸感”與“良知判斷”。

歷史地看，這四種理性曾在人類從古典走向現代的精神疼痛與時代張力中，維持著一種文明動態的平衡。然而，進入21世紀第三個十年，這一脆弱的平衡被工具理性的過度膨脹及其與科學理性的深度捆綁所徹底打破。與此同時，道德理性或因教條化而失去實踐回應能力，或因相對化而淪為軟弱的情感慰藉——它既無力對抗工具理性的功利邏輯，也未能為理想觀念提供堅實的精神地基。正是在這一雙重困局中，再造理想觀念成為人文理性走出危機的必由之路。

二

當前，工具理性占據人類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的主導地位，將人性私欲的擴張和物質享受的占有欲推至新的歷史巔峰。科學理性借助工具理性的風勢，對道德理性形成“事實判斷對價值判斷”的時代拷問，同時對人文理性形成“非道德判斷”的正面夾擊。其具體機制表現如下：

第一，工具理性的僭越：“生產力中心論”替代“人性本善的文明中心論”。 當效用成為社會價值判斷的唯一尺度，一切內在于人的精神性價值——尊嚴、悲憫、良知、敬畏——皆被重新定義為“非生產力要素”。人不再是目的，而只是效率鏈條上的功能節點。社會系統的運行不再圍繞“人的全面發展”展開，而是圍繞“產出最大化”運轉。理想觀念在這一邏輯中無處容身：凡不能轉化為績效指標的，皆被視為冗余甚至障礙。

第二，科學理性的異化：道德判斷在實證主義的洪流中走向歷史虛無。 實證主義傳統要求一切判斷皆須基于可觀察、可測量的事實。然而，道德判斷的核心命題——“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公正的”“什么是值得追求的”——恰恰無法從事實中直接推導。當科學理性從“認識手段”僭越為“終極裁判”，道德判斷便要么被還原為神經化學過程（還原論），要么被宣告為無認知意義的情緒表達（非認知主義）。人工智能算法的“理性決策”往往系統性地排斥共情、同情與倫理權衡——因為它們無法被形式化。其結果是：正義、尊嚴、善意等人文價值被“降維”為可計算的經濟指標，理想的呼聲在數據的洪流中湮沒無聞。

第三，道德理性的弱化與教條化：自律走向封閉，自省走向虛無。 面對工具理性的強勢擠壓，部分道德理性選擇了兩種錯誤的應對方式。一種方式是退守封閉的傳統教條，以“倫理絕對主義”的姿態拒絕任何與現代性對話的可能。道德判斷由此喪失了歷史辯證法的靈魂，淪為僵硬的身份政治與價值獨白。另一種方式則是放棄規范性追求，滑向情感主義的相對主義——“一切都是主觀的”“沒有對錯，只有感受”。前者使人文理想變得不可通約，后者使理想觀念失去任何現實規范力量。道德理性既未能有效約束工具理性的膨脹，也未能為再造理想觀念提供足夠的精神資源。這才是當前危機的深層癥結。

第四，雙向擠壓的共謀：人文理性守護的“中間地帶”被徹底掏空。 工具理性與科學理性從“事實”一端否定價值判斷的合法性，道德理性的弱化與教條化則從“規范”一端喪失了生成公共判斷的能力。二者看似方向相反，實則聯手取消了一個至關重要的領域——即人文理性在具體歷史條件中，通過經驗與反思、主體間交往與折衷生成道德判斷的可能性。人文理性正是這個“中間地帶”的守護者。當其被雙向擠壓，人類社會便要么陷入功利主義的冷漠（一切皆可交易），要么墜入教條主義的狂熱（一切皆有絕對答案），要么滑向相對主義的渙散（一切皆無所謂）。當代輿論場中，一邊以科學進步之名無限放大傳統倫理的封閉與滯后，另一邊以觀念創新為由拒絕任何傳統轉化，二者都未能觸及人文理性的真正使命——在批判中傳承，在創新中發展。而這正是再造理想觀念的時代語境。

三

面對工具理性與科學理性的雙向擠壓，面對道德理性的弱化與教條化，我們必須在理論上正本清源，重新確立人文理性的文明根基意義，并以再造理想觀念為核心抓手，推動人文精神的時代重構。

在這里，我們需要抓住四個重點環節:

第一，人文理性是“善的社會實踐”的理性表達。 它不排斥自我生存的合理性，但將這種合理性置于“利他共情性的生命終極關懷”的約束之下。正是在個體與類、自利與利他的張力中，人類才可能超越“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戰爭”，進入真正的文明狀態。歷史反復證明：凡人文理性興盛的時代（如中國唐宋、歐洲文藝復興），必是創造力與道德感協同迸發的時代；凡人文理性衰落之時，必是精神分裂與價值混亂之世。再造理想觀念，首先意味著重新激活人文理性對“何為良好社會”“何為值得過的生活”的根本追問——這不是對效率的補充，而是對效率的定向與約束。

笫二，人文理性賦予道德判斷以歷史辯證法的靈魂。 它既不抽象地肯定一切傳統，也不抽象地否定一切傳統。中國傳統倫理道德中固然存在男尊女卑、師道尊嚴等需要批判與揚棄的歷史附著，但同樣必須堅守：中華民族的文化之根正是倫理道德判斷本身。徹底否定此根，無異于自毀文明。真正的揚棄，不是從“男尊女卑”走向“女尊男卑”，而是在平等與差異的辯證中建構真實的性別正義；不是從“師道尊嚴”走向“學生至上”，而是在教學相長中重構師生倫理；不是從“大醫仁道”倒退為“醫院產業化”，而是在經濟核算與生命尊嚴之間守住醫學的本真目的。再造理想觀念，正是在這種具體的揚棄中展開的——它拒絕空洞的“回歸傳統”與輕率的“告別傳統”，而是要求每一代人以自己的實踐重新回答“什么是值得傳承的”。

第三，人文理性是人類在“天人之際”爆發正能量的核心機制。 自然法則（天）與社會實踐（人）之間的張力永恒存在。人文理性的歷史使命，正是在二者的沖突中不斷尋找動態平衡，而非偏執一端。這種平衡不是靜態的折中，而是辯證的、充滿創造性的文明實踐——它既是靈魂在兩難選擇中的救贖，也是歷史在斷裂處的接續。再造理想觀念，本質上就是在這種張力中不斷生成新的精神坐標：既不盲目崇拜技術的力量，也不懷舊式地拒斥一切進步；既尊重科學的認知權威，也守護道德判斷的相對自主性。

第四，也是最重要的：再造理想觀念必須直面一個根本問題——在工具理性已然深度嵌入社會肌體的時代，理想如何可能？ 理想觀念不是對現實的簡單否定，也不是超越現實的無根遐想。真正的理想觀念，是在深刻理解現實邏輯的同時，堅守“現實不應如此”的批判性判斷，并以這種判斷為杠桿推動現實的自我超越。它不回避經濟核算、效率評估與成本收益分析，但始終追問：這些工具性的考量最終服務于什么樣的人生圖景與社會形態？當工具理性試圖將自身確立為唯一尺度時，理想觀念站出來說：不，人不是手段，人永遠是目的。這一聲“不”，不是無力的道德感嘆，而是人文理性最堅硬的精神底色。

四

當前，中國社會面臨一個迫切課題：在倫理道德領域，“徹底否定傳統倫理道德對社會文明的促進作用”的思潮甚囂塵上，與科學理性的過度擴張同構，試圖以“現代”之名割斷文明血脈。另一種聲音則固守傳統形式，拒絕任何批判性轉化。二者都未能承擔起時代使命。我們亟需建構的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人文理性——一種在工具理性擠壓中再造出來的、既扎根傳統沃土又面向未來開放的理想觀念體系。其核心要義如下：

第一，以“仁愛”為本體，重構數字時代的倫理共識。 傳承儒家“仁者愛人”的核心價值，剔除其宗法等級的歷史附著。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消極自由與“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的積極關懷相結合，使之成為數字時代人際交往、人機交互的基本倫理準則。在算法推薦、社交媒體、人工智能決策日益主導生活的今天，“仁愛”本體的再造意味著：任何技術系統都必須在設計之初嵌入對人性尊嚴的保護機制，任何效率考量都不得以犧牲弱者的基本權益為代價。這是新人文理性對工具理性的根本約束。

第二，以“義利之辨”為方法，超越工具理性的單向霸權。 承認利益追求的合理性，但堅持“義以為上，利以義取”的價值排序。在經濟活動與科技發展中嵌入倫理評估機制，讓大數據與人工智能不僅服務于效率，更服務于人的全面發展與社會公正。再造理想觀念在這里的具體內涵是：不做經濟利益的否定者，而做經濟利益的引導者與約束者。“義利之辨”不是要求人們放棄利益，而是要求人們在利益的選擇面前始終保有“何為正當”的清醒判斷。這正是新人文理性區別于極端功利主義的核心標識。

第三，以“情理交融”為特征，走出兩極困境。 區別于純粹理性主義的抽象普遍主義，也區別于情感主義的相對主義，新人文理性強調理性與情感的有機統一。它既承認道德判斷需要邏輯與論證，也珍視同情、惻隱、羞惡等情感在倫理生成中的本源作用。再造理想觀念，不是制造一個外在于人的絕對律令，而是喚醒人內心深處的道德情感——讓“惻隱之心”在面對不公時發出聲音，讓“羞惡之心”在面對墮落時亮起紅燈。這種情理交融的理想觀念，比任何外部規范都更具約束力與生命力。

第四，以“開放包容”為姿態，推動文明對話。 新人文理性不是封閉的獨白，而是對話的理性、關系的理性、共生的理性。它堅持“理有未窮，辯可往復”的開放精神，在反對道德虛無主義的同時，警惕自身的教條化傾向。在堅持科學精神的同時，批判工具理性的異化；在弘揚傳統美德的同時，接納現代文明的合理成果。具體實踐上，應在教育領域重建“教學相長”的師生倫理，在醫療領域回歸“醫乃仁術”的職業本源，在家庭與社會領域建構基于平等又尊重差異的性別倫理，在科技領域確立“以人為本、倫理先行”的創新原則。每一項實踐，都是一次理想觀念的現實再造——不是把理想從高處拉下來，而是在泥濘的現實中發現并培養理想的種子。

工具理性與科學理性的時代擠壓，本質上是現代性危機在價值領域的集中爆發。工具理性是科學理性的手段與技巧，科學理性追求真理價值，道德理性追求良善價值——二者在認知的交叉處，恰恰需要人文理性來承擔靈魂在兩難選擇中的救贖使命。人文理性的歷史使命，正是在這多重夾擊中守住人類文明的價值底線，并在批判與創造中開辟新的可能。

對當代中國而言，這不僅是一場理論的清理，更是一次文明的自覺。我們不能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既不因工具理性的強勢而放棄理想，也不因理想的失落而全盤否定現代文明。真正的“鳳凰涅槃”，不是拋棄傳統，也不是拒斥現代，而是在工具理性與科學理性的風暴中，在道德理性的自我反思中，讓人文理性浴火重生——再造出既扎根文化沃土、又面向未來開放的理想觀念體系。這是時代賦予中國社會科學家與哲學思想家的緊迫課題，也是人類文明走向健康未來的必由之路。唯有在倫理道德的深厚土壤中生長出新的人文理性，人類社會才能既享有科技進步的福祉，又守護生命意義的尊嚴——而這，正是再造理想觀念的終極旨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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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智奇，陜西武功人。研究員，文學碩士、著名文藝評論家，陜西省作家協會理論批評委員會委員、陜西省國學研究會副主席、陜西省國學研究會學術委員會主任、《文藝輕刊》總顧問，曾任陜西省文學院院長、《延河》雜志主編。有文藝理論研究批評專著《整體論美學觀綱要》《中國銅鏡美學發展史》《文學審美的藝術追求》等九部，兩部散文集，在全國50多家報刊發表500多篇論文、評論文章，多次獲獎，有小說、詩歌、電視連續劇、翻譯小說公開發表，曾代表中國作家協會接待外國作家代表團多次，2011年代表中國作家出訪美國，在洛杉磯發表專題講演(后在美國和中國報刊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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