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近侍到刺史看史珪的權欲與能耐

作者：蔣豐

《宋史》卷二百七十四《史珪傳》中，有一個極不起眼的動作：“探懷中所記以進。”紙在懷中，話未出口，時機卻已選定。若只看這一處，史珪似乎不過是一個伺隙進言的武臣；但通讀全傳，這個動作并不是他的起點。史珪之起，首先在軍中，在禁衛，在宋太祖尚“領禁衛”時便隨侍左右的那段資歷之中。

本傳寫得極清楚：史珪“少以武勇隸軍籍”，后周顯德年間已經“遷小校”；及至“太祖領禁衛，以（史）珪給事左右”，入宋以后又“用為御馬直隊長，四遷馬步軍副都軍頭兼控鶴、弓弩、大劍都指揮使。其后更是“加都軍頭，領毅州刺史”。這一長串遷轉，幾乎都是軍事與宿衛系統中的職任。

正因史珪原本就是宋太祖身邊熟悉而可用的武臣，所以“太祖初臨御，欲周知外事，令珪博訪”。這里的意思是，宋太祖在新朝初建、四方未寧之際，選中了一個自己素所熟知的禁衛武臣，讓他兼帶訪察外事之責。

但也正是因為如此，給史珪日后越界行事埋下了種子。傳中說他“廉得數事白于上，驗之皆實，由是信之”，說明他并非徒然受寵，而是確有辦事之能。可緊接著一句“后乃漸肆威福”，卻把這個人后來的毛病一下點破。史珪的問題，不是無能，而是有能；不是無權，而是得權之后漸漸把權用出了本分之外。由“博訪外事”而“驗之皆實”，再由“驗之皆實”而“漸肆威福”，這中間恰恰是一條宋初近侍武臣容易滑入的道路。

“市官物”一事，就是史珪第一次明顯越線。百姓買賣官物，有“不當價”之處，史珪即上告其“欺罔”，且欲加之于法。宋太祖得知，下詔曰：“古人以獄市為寄者，蓋知小民唯利是從，不可盡法而繩之也。況先甲之令，未嘗申明。茍陷人于刑，深非理道。”這一詔并不只是糾正一件個案，而是在給史珪劃定邊界：你可以辦事，可以察事，卻不能借君上之信任，將手一直伸到市井細務之中，以重法求威。

這一點，與《宋史》卷一《太祖本紀》中屢見的“約法慎刑”之意，恰可互證。宋初并不是沒有法，而是政權初建，首先講求安定與收攏人心，不愿使百姓一入新朝便見苛政。史珪在這一處的失誤，不是忠奸之別，而是他把“朝廷需要我辦事”理解成“我可以替朝廷到處用威”。宋太祖這道詔令，實際上就是在收他的手。詔令既出，“自是（史）珪不復敢言”，這一筆看似平淡，其實已見皇帝對其行為方式的不滿。

然而，史珪的手法并沒有因此消失，而是換了一個方向。郭貴與梁夢升這一段，是全傳中最有意味的地方。德州刺史郭貴的族人親吏“頗為奸利”，梁夢升知德州，“以法繩之”。若照常理，這本是地方官治屬吏不法之事，但由于郭貴“素與（史）珪善”，于是將此事告知史珪，希望借他的力把梁夢升搞掉。史珪“悉記于紙，將伺便言之”，這里一個“伺”字，用得極深。他不是一聽便怒，也不是立刻進奏，而是把材料先記下，等待合適的時機。

果然，有一日宋太祖說起“爾來中外所任，皆得其人”，史珪立即接上一句“今之文臣，亦未必皆善”，隨即“探懷中所記以進”。這一動作，與開篇所引完全照應。懷中有紙，心中有計，眼中看的是皇帝的語勢，等的正是一個可以借題發揮的空當。由此可見，史珪的“智數”，并不只是會辦事，還包括會抓時機、會借話頭、會把私人請托包裝成朝廷公事。

但這一次，他碰了壁。宋太祖聽后，立刻說道：“此必刺史所為不法。夢升，真清強吏也。”非但不聽其言，反而將那張紙交給中書，命擢梁夢升為左贊善。這里最值得玩味的，是宋太祖的判斷幾乎毫不遲疑。這說明在宋太祖那里，“清強吏”并非可以隨意打壓的對象。史珪在此的失敗，不僅是“譖不行”，更是判斷上的失手。

其后“（史）珪以譖不行，居常怏怏”，說明他對此頗不服氣。沒過多久，他因為“坐漏泄禁中語，出為光州刺史”。這看似是另外一樁罪名，實則與前文是一脈相承的。史珪長期身處禁衛近侍系統，熟于知情，也習慣了依靠親近關系辦事；但禁中之臣最忌的，恰恰就是把“知情”當資本，把“近侍”當通行無礙的憑借。一旦失去收束，便會從越界行事走向漏泄禁語。

到了光州，史珪又顯出另一面。趕上當年饑荒，淮、蔡流民大量進入州境，史珪“不待聞，即開倉減價以糶，所全活甚眾”，于是“吏民詣闕請植碑頌德者數百人”。這一段絕不能輕輕帶過。因為它說明，史珪并不是只會借勢害人的角色，他確實有決斷，有行動力，也敢在急難關頭拍板。

只是，他處理問題的方式，始終帶著同一個特點：喜歡先把事情做下去，再等待結果。此前在“市官物”一案中，他先想以法壓人，結果被太祖明詔所止；此處在饑荒中，他先開倉減價糶米，卻成了活民之舉。兩件事表面相反，內里卻有一致之處：史珪總是相信，憑自己的判斷，可以將事情先往前推一步。推得對了，便成能吏；推錯了，便成越界。

太平興國初，朝廷又以史珪為“揚、楚等九州都巡檢使”。四年征太原，命其與彰信軍節度使劉遇攻城北面；繼而從征幽州，雖因“所部逗撓失律”被責授定武行軍司馬，但數月后又召為右衛將軍、領平州刺史。此后又督浚惠民河，“自尉氏達京九十里，數旬而畢”，再又率龍猛騎兵五百往捕江淮群盜，“悉獲之”。若史珪真是只會譖毀逾矩的小人，傳中不會有這一連串軍政差遣。朝廷對其有責、有貶，但也反復起用，說明其確實有辦事之才。

通觀全傳，史珪最值得寫處，不在“忠”與“奸”的簡單歸類，而在他始終是一個從軍伍、禁衛與近侍之中成長起來的人。他有軍事履歷，有執行能力，有地方吏才，也有近侍慣性與越界毛病。這樣的史珪，不是從信息里長出來的人，而是一個出身武臣、能辦事、卻又常把手伸到界線之外的人。宋初運作系統對這類人的反復使用、反復收束，也恰恰折射出那個時代權力邊界尚在生成中的真實面貌。（2026年6月13日寫于東京樂豐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