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子獵人”劉若鵬

從一項技術的突破，到一家企業的崛起；從一個產業的構建，再到為國家在全球前沿科技競爭的關鍵領域中，奠定基石、設立標桿。這正是這位新時代科學家與企業家的終極使命。

作者丨趙春雨

圖片丨受訪者提供

什么是“原子獵人”？一個能把萬物拆到原子級，再重新拼成新世界的人。

當所有人都在遵循“理所當然”的規則前行時，總有少數人，敢于掀翻既定認知的桌案，去追問事物最本真的模樣。蘋果落地，有人看見果實的成熟，有人卻看見引力的本質；行業常態，有人安于遵循，有人卻執念于突破——這種對“本質”的極致追逐，正是創新者與平庸者的分水嶺。

在超材料這片曾無人問津的領域，劉若鵬就是這樣一位“掀桌者”。

2026年4月，《商界》記者獨家專訪光啟創始人劉若鵬——這位習慣被稱作“劉院長”的科學家、企業家。他在超材料領域鑿出千億賽道，以一場極致的成本革命，將航空航天裝備從“小眾藝術品”拉回“規模化工業品”，用實力詮釋了“原子獵人”的堅守與顛覆。

采訪伊始，當記者循著行業慣例，談及超材料的航空級強度、耐高溫涂層等“硬指標”時，劉若鵬卻笑著打斷了這段常規敘事。他的語氣溫和卻堅定，一句話讓會議室瞬間安靜：“你們看到的叫超材料’，我看到的是一堆原子結構。”

沒有商業話術的圓滑，只有科學家的純粹。

“名字不重要。鈦合金也好，復合材料也罷，都是人貼上去的標簽。本質就是原子怎么排列、怎么運動、怎么相互作用。你把標簽撕掉，它就是一大堆原子。”這段對話，讓記者瞬間想到了“原子獵人”這個稱號。他眼中沒有“超材料”這個閃耀的標簽，只有標簽之下，原子排列與相互作用的本質。這種近乎偏執的純粹，與對商業話術的“免疫”，讓人在一瞬間感到詫異，隨即恍然——這并非“瘋狂”，而是頂尖科學家“追問第一性”的本能。顯然，他屬于后者。

這個被認為在美國擁有無限前途的科學家，為何在2010年選擇回到中國從零開始？他想了想，反問記者：“你覺得一個科學家最大的愿望是什么？”

記者愣了一下。這種問題，平時沒人會這么直白地丟回來。

“發頂刊？拿大獎？功成名就？”他搖了搖頭，笑容里帶著某種近乎天真的認真：“沒那么復雜。就跟求神一樣，最樸素的那個——看見本質。”

2012年，成立僅兩年的光啟成為習近平總書記到深圳考察的第一家企業；14年后的今天，他再次給出了一個讓所有人都驚到閉嘴的答案——按公斤賣飛機。

上篇：人類對“蘋果”有兩種凝視，一種是神話的，一種是科學的，而劉若鵬屬于后者。

拆掉所有學科的墻

敢于掀翻既定認知桌案的人，在舊規則的守衛者眼中，往往顯得格格不入。但這正是創新者與平庸者之間的分水嶺。

當年那個砸中牛頓的蘋果，如果落到現在的實驗室里，大多數人看到的是“水果”“纖維”或“糖分”，而劉若鵬看到的則是電子云的分布與量子糾纏。在他的認知里，“蘋果”這個名字只是人類為了方便而貼上的標簽，其本質是一堆原子結構。

這聽起來像是哲學系的囈語，但正是這種囈語，構成了他顛覆性創新的源頭。

采訪聊的第一個話題是“138.2億年的故事”，如果讓你講述宇宙從誕生到如今的完整歷史，你會怎么講？大多數人會循著教科書的分科邏輯：先講物理，再講生物，最后講歷史。

但在劉若鵬的認知體系里，這種學科劃分，只是人類為了方便學習而人為搭建的“圍墻”。“138.2億年的宇宙演化，若以時間為軸，會橫跨多少學科？”他反問記者。

從宇宙大爆炸、紅移定律、微波輻射，到太陽系誕生、寒武紀生命大爆發、恐龍滅絕，再到人類祖先智人與尼安德特人的智力博弈，直至農業革命興起與中華文明起源。這一漫長的敘事鏈條，橫跨了宇宙學、物理學、地質學、古生物學、生命科學、人類學與歷史學等多個領域。

這究竟屬于哪一門學科？沒人能給出明確答案。

“當你試圖用一個統一的邏輯去解釋萬物時，你會發現物理、化學和電子學描述的往往是同一件事。”比如，絕緣體和導體在物理上表現為電子是否被束縛，在化學上表現為共價鍵和金屬鍵的區別，而在微電子學里，它們對應的就是電容和電感。當你把這三者的墻全部拆掉，你會發現它們本質上是互通的。

這種“本質思維”源于他在浙江大學竺可楨學院混合班接受的獨特教育。1983年出生于陜西的劉若鵬，從小學習成績優異，對各個領域充滿濃厚興趣，尤其癡迷于那些尚未揭曉的未知技術。

9歲那年，父母因工作調動前往深圳，他亦隨家南遷。彼時的深圳正值狂飆突進之年——新股認購的狂熱、高科技展覽的炫目、舊城與新廈的交替，日日上演。尚在小學的他，仿佛被猛然推入一扇新世界的大門，第一次意識到“科學”二字不只是課本上的鉛字。

2002年，劉若鵬被保送進入浙江大學竺可楨學院，那段經歷對他影響至深：“不同于常規的專業教育，混合班的教學內容包羅萬象，我們當時學的是全世界所有的哲學觀點。”

喬布斯在里德學院旁聽書法課，10年后讓Macintosh擁有了人類歷史上第一臺具備多種字體的個人電腦；馬斯克從賓大拿到物理學和經濟學雙學位，才得以在特斯拉和SpaceX之間自由切換“第一性原理”與“成本核算”。劉若鵬的竺可楨學院混合班，某種程度上是中國版的“通識教育實驗”——它不培養專才，而培養“狐貍型”的認知捕食者。在越來越強調“T型人才”的今天，光啟的崛起或許證明：真正的顛覆者，從來都是“π型人才”——至少有兩條腿深深扎進不同領域，才能在跨界處發現無人之境。

回憶起當年，劉若鵬的語氣中帶著一種懷念的驕傲。各種關于人類認知、理論科學等內容，在他們面前一一鋪陳，既有正案例也有反案例。這種教育讓他學會了冷靜地審視一切，不被表面的名詞所迷惑，也讓他練就了“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寬廣視野。

正是這種通才教育打下的底子，讓劉若鵬在跨界中找到了自己的錨點。他本科畢業后獲得美國杜克大學研究院全額獎學金，進入電子工程系攻讀博士，從哲學課堂到電磁實驗室，從看本質的思維訓練到高等電磁理論的精密演算，混合班拆掉的學科之墻，在這里變成了一條通幽的曲徑。

也正是在杜克，一個念頭擊中了他。

彼時超材料領域剛剛興起，學術界還在為微觀與宏觀的邊界爭論不休，年輕的劉若鵬卻看到了更底層的東西——上帝可以用微觀結構造物，決定宏觀材料的性質，那人類為什么不能自己設計微觀結構，造出上帝都造不出來的東西？

這個念頭樸素得近乎狂妄，20歲出頭的他，一頭扎了進去，深度參與了全球超材料物理理論的早期研究工作，成為全球超材料基礎研究賽道的核心參與者與早期開拓者之一。

一團“烏云”與兩座“大山”

但彼時，沒人知道前面等著他的是怎樣一條布滿荊棘的路。第一道坎，被他稱為“一團烏云”——一個根本性的哲學問題。

超材料的核心理念是“微觀結構決定宏觀屬性”。那么問題來了：微觀和宏觀的邊界到底在哪里？什么算微觀？什么算宏觀？1納米？1米？10微米？100微米？還是大到像杯子這樣的尺寸才叫宏觀？

在當時的科學領域里，“微觀”和“宏觀”只是一個定性的說法，從來沒有一條定量的紅線。沒有人能說清楚：跨過哪條線，你就從微觀變成了宏觀。

這團“烏云”，直接威脅到超材料的定義本身——如果設計的人造結構，本質上已不屬于微觀尺度，而是宏觀尺度的堆砌，那么所謂的“超材料”，不過是常規材料的簡單組合，沒有任何創新價值，整個概念都可能被證偽。

更糟糕的是，當時已經有實驗現象出現了“非物理”的異常結果——有人做出來的東西，曲線怪怪的，既像微觀又像宏觀，學術界為此爭論不休。沒有人能證明超材料是正確的，也沒有人能證明它是錯誤的。劉若鵬唯一能做的，就是去開發一把“尺子”——一個能夠明確界定微觀與宏觀邊界的數理方程。

于是，他重新推導了微觀物質如何構建宏觀材料的全過程，用了近一年的時間制出了這把尺子：哪些結構真正屬于微觀范疇，哪些結構實際上已經跨過紅線變成了宏觀堆砌，哪些結構處于“半人半獸”的過渡狀態會有什么樣的屬性——全部可以在理論上畫出曲線、做出預測。

他說服了自己，也證明了超材料不是偽科學。當烏云散去，兩座更大的“山”，又橫在了他的面前。

第一座大山，叫作可制造性。

既然要用人造微納結構替代天然分子結構，首先要解決的是微納結構的制造問題。早期，行業普遍采用光刻機制造微納結構，但光刻機的局限十分明顯：最大只能制造指甲蓋大小的樣品，而劉若鵬要做的，是立體、曲面、幾米甚至十幾米大的工業級產品——從實驗室樣品到工業級量產，這是技術走向商業的第一道鴻溝，也是很多前沿技術“叫好不叫座”的核心癥結。

平面的微納結構，怎么變成曲面的宏觀產品？這是一個巨大的難題。

此外，光刻機的成本極高。一顆一顆地造微納結構，再用它們去堆出一個宏觀產品，成本根本收不住。而且微電子工藝也不是為超材料量身定制的，市場上現成的工藝根本搞不定——劉若鵬后來不得不自己定制特殊的微電子工藝，這也為光啟后續“垂直整合”的商業模式埋下伏筆：只有自主掌控核心工藝，才能打破成本與產能的雙重束縛，實現商業化落地。

第二座大山，叫作可設計性。

當你把大量形態各異的微納結構密集排列時，其電磁響應的計算復雜度極高，以至于麥克斯韋方程都陷入不可解的困境。整個研究在當時幾乎“卡死”在這里：不可制造，也不可設計。

但超材料的真正需求不是“有了一個結構去算它的響應”，而是反過來——“我想要一個特定的功能（比如讓光繞著走），需要反解出這個材料里面每一顆微納結構應該長什么樣”。

怎么辦？用AI來“猜”。

2008年前后，還沒有“AI”這個詞，只有“機器學習”或“統計學習”。劉若鵬注意到，蛋白質折疊領域也在面臨同樣的問題：他們要從氨基酸序列反解出蛋白質的三維折疊結構，薛定諤方程不可解，于是他們放棄精確求解，轉而用算法來“猜”——學一堆已知解的結構，然后預測未知結構的能量最低點。

這個“猜”字，在科學方法論上堪稱一次靜默的革命。從牛頓的確定性宇宙到量子力學的概率云，從歐幾里得的公理化體系到哥德爾的不完備定理，人類對“確定性”的迷戀正在被“概率性”取代。當精確求解不可行時，用統計智慧去逼近真理。

劉若鵬把這個思路搬到了超材料上。他在2008年創新性地將AI算法引入超材料設計，把微納結構的設計當成一個隨機過程，用貝葉斯統計、機器學習來處理。他設計了一件“隱身衣”，通過6000種不同的微納結構按特定序列排列，用AI算法反解出來后，連夜手搓光刻等設備，歷經整整一個月的艱苦鏖戰，完成全部測試。

這就是他在2009年在美國《科學》雜志上發表的“寬頻段隱身衣”論文。這項研究成果背后的真正突破——不是做了一個隱身衣模型，而是從根本上解決了超材料的可設計性問題，開創性地破解了麥克斯韋方程反解的百年難題，實現了從“發現材料”到“設計物質”的科研范式變革，引發全球轟動。該成果作為第一篇用AI算法大規模設計超材料隱身衣的開篇之作，引用已超過1700次，《自然》雜志評價他的論文“對材料學來說具有白天與黑夜般的顛覆性意義”。

這不僅是一次理論上的創新，更是一場“AI+物理”的設計哲學范式革命——從“基于經驗的摸索”躍遷至“基于人工智能算法的精準預測與創造”。正是這種將第一性原理思維與前沿計算智能相結合的遠見，為超材料從理論走進工程現實，鋪設了第一條數字軌道，也為其后續的工程化與產業化奠定了最核心的方法論基礎。

下篇：如果有一天，飛機不再按架賣，而是按公斤稱——你猜一公斤要多少錢？不到4000元。

一幅年畫

或許在點擊發送鍵的那一刻，劉若鵬就知道這篇論文會掀起大浪。

2009年下半年，他最后一次走進五角大樓，沒錯，被美國“盯上”了——因為其低可探測技術已經卡在瓶頸幾十年了。美國提出足以讓任何科學家心動的優渥條件，同時也有一個要求：“關起來”。

“關起來”三個字，在2009年的語境里，是一種比金錢更誘人的承諾——它意味著進入美國國家實驗室體系，意味著終身教職、頂級設備、無限經費。

雖然在美國的學術研究前景一片光明，但是劉若鵬博士不滿足于超材料只是停留在概念階段，他深知超材料產業化對于國家之間具有重大戰略意義，于是他毅然決然買了一張單程機票，于2010年回到祖國的懷抱，全心投入超材料工程化與產業化的歷史任務。

他把這次回國戲稱為“從零開始”，這個比喻帶著幾分自嘲，也藏著幾分悲壯。

2010年，劉若鵬拎著行李箱走出深圳機場，沒有鮮花，沒有接機的人群。彼時的深圳雖已繁華，但在尖端科技領域，依然是一片等待開墾的荒原：“說起超材料，基本上沒人聽得懂你說啥。”

只有“干”這一條路。

他帶著幾個同學，在深圳一間簡陋的辦公室里，開始了“從0到1”的創業。

最初，劉若鵬想做的是那些“人類從來沒有過的東西”。但他很快意識到，一項顛覆性技術要落地，必須先找到一個具體的應用場景，讓市場“看得見、摸得著”。于是，他把目光投向了超材料最直觀的一個功能——平面聚焦電磁波。

當時，國內農村正在推進“戶戶通”工程，讓偏遠地區的農民能看上衛星電視。傳統的解決方案是在房前屋后支一口“大鍋”——拋物面天線。那東西笨重、丑陋，刮風下雨還要調試。

而超材料的神奇之處恰恰在于：一個完全平面的結構，就能實現拋物面的聚焦效果。劉若鵬的團隊把這項技術做成了“一幅年畫”。農民只需把它貼在自家外墻上，年畫上印著喜歡的圖案，對著它接上一個小頭，就能清晰接收衛星電視信號。

不用架鍋、不占地方、美觀實用，這聽起來，無疑是“戶戶通”工程的完美替代方案。

幾個人就擠在一輛小破車里干活，鉆進地下車庫做電磁波測試，他們是科學家，也是工程師，更是實驗員。最折磨人的不是條件艱苦，而是一次次“自我顛覆”：明明理論驗證和實驗都順利通過了，最后做成型實驗時，樣品突然爆炸。

實驗室受損，前期所有努力歸零，一切推倒重來，劉若鵬記不清有多少次這樣的“前功盡棄”。

300多個日夜，第一代超材料成功了，劉若鵬帶著這幅“年畫天線”進了國家示范工程，演示效果很好。可到了真正要鋪開推廣的時候，一個冰冷的現實砸了下來——成本。

傳統“大鍋”批量做下來，一個大約30元。而劉若鵬的“年畫天線”，因為要用到特殊的微結構設計和工藝，成本硬生生做到了200元。6倍多的差距，即便有補貼，也不可能長期覆蓋這個差價。

示范可以，規模免談。多年后回憶起這件事，劉若鵬的語氣里沒有懊惱，只有一種被市場狠狠教育過后的清醒。這是他將超材料技術從實驗室推向市場的第一次關鍵試水。他深刻地知道了，科研品與產業化的區分。技術可以很性感，但商業必須很理性。他明白，只有將成本降至用戶接受的底線，技術才能轉化為真正的價值。

當然，這是所有技術創業者必經的“死亡谷”——從實驗室到市場，距離不僅僅是物理空間，還有成本結構。

這幅年畫最終沒有貼進千家萬戶。但它讓劉若鵬明白了一個道理：在產業化的路上，成本從來不是配角，而是另一個主角。

但這幅年畫沒有白做，有個人盯著它看了很久，問：能不能把這個東西用到尖端裝備上面去？

劉若鵬說能。

此后，光啟正式開啟了超材料的研發、產業化之路。從光啟全球首條超材料中試生產線正式投產，構建上中下游全產業鏈工程體系，再到成為中國獨有超材料技術的核心研制、批產單位。可以說，劉若鵬成為中國超材料產業化的領軍人。

諾基亞和蘋果的區別是時代

在光啟成立15周年大會上，劉若鵬現場展示了光啟發展路上的一長串數字：累計完成11.72萬張設計圖紙，搭建54.5萬個數字仿真模型，撰寫超材料設計技術文檔7.74億字、FO（制造指令）38億字，積累實測成像圖220萬條、實測曲線8000萬條……

數據不會說謊，這一長串的數據正是光啟對產品的自我迭代——1.0超材料到4.0超材料的印記。

以“年畫”為代表的第一代只解決了電磁功能，幾乎沒有力學承載能力。要裝到尖端裝備上，門都沒有。更致命的是其可制造性，成品率只有20%～30%。

劉若鵬帶著團隊，在“失敗——重來”的循環中反復掙扎，產品交付量始終極低。在當時的行業環境中，這樣的成品率已算優秀，可劉若鵬是個“愛較勁”的人，他不愿浪費寶貴的材料，更不愿讓這項顛覆性技術，始終停留在“小眾應用”的層面。

可研發這件事，往往越想快，就越要慢下來，甚至停下來反思。

最終，劉若鵬叫停了項目，選擇重新定義每一道工序，像外科手術一樣把產業鏈拆開又縫合。經過無數次推倒重來，第三代超材料終于同時解決了力學性能和可制造性，能夠滿足一代裝備的基礎需求。

按常理，可以躺在成果上接訂單了。但劉若鵬說：“新的事物總會突然出現，與其被迫改革，不如我現在就開干。”他沒停，直接跳向第四代。

如果說前三代是初級階段，那么第四代則是超材料的真正革命，其從“功能機”推向“智能機”，整個裝備表面不再是分區的天線，而是全傳感器陣列，可以動態切換通信、探測、干擾等功能。

從實驗室的“樣品”到生產線的“產品”，是科技產業化最兇險的“死亡谷”。劉若鵬選擇了一條最艱難的路：垂直整合，全鏈自主。他堅信，沒有設計和工藝的主權，就沒有創新的自由。

為此，光啟累計定制開發了不同設計和規格的超材料零組件19845種，配套驗證試驗零件12102件，涉及原材料9431款，其中自研定制主料189款。在完全非標的生產工藝方面，累計完成復雜下料圖20946張、Layout圖紙37237份、FO38億字，規劃工序工步145萬道；在硬件配套上，用到非標設備4641臺、非標工裝14994個，累計完成150萬平方米的光刻作業。

在產品打磨的同時，劉若鵬還打了一場成本革命：物料采購支出降至5年前的45%，人力支出降至63%，管理支出降至19%，整體綜合運營成本降至44%，產品價格比行業普遍低30%～50%。這不是靠壓縮工資砍出來的，而是從數字化經營、垂直產業鏈、自主設計制造到設備工具創新的系統性重構，是“血與火換來的重大成果”。

成本優勢，是科技企業規模化落地的核心競爭力，尤其是在航空航天、高端制造領域，成本控制能力直接決定了市場份額的大小。

2021年，國內最大的超材料智能制造中心投產；2022年，光啟拿到近20億元訂單——中國超材料產業化歷史上最大一筆。2025年，光啟全年實現營收20.46億元，同比增長31.32%；凈利潤6.87億元，同比增長5.37%，連續7年實現業績穩步增長。

劉若鵬解釋說，這一切來源于光啟的三個朋友：最極致的性能、最極致的成本、最極致的交付。

隨著株洲905基地、天津906基地、樂山106基地陸續建成和投產，光啟的產業化布局將進入全新階段，徹底打破超材料的應用局限，將技術拓展至更多新興領域，為蜂群無人機、智能網聯汽車、人形機器人等產業，提供核心技術支撐——多領域布局，既能分散單一領域的市場風險，又能挖掘新的商業增長點，讓光啟的商業版圖持續擴大，從單一的超材料供應商，升級成可以賦能各先進制造業高質量發展的“底層技術解決方案提供商”。

在低空經濟領域，光啟推出全球首款超材料無人機，該無人機不僅在電磁性能、結構強度和耐久性等方面更具優勢，同時降低了機體重量，使裝備的關鍵指標獲得大幅提升。

值得注意的是智能網聯汽車領域，2025年9月16日，華為鴻蒙智行首款旅行車享界S9T正式亮相，憑借光啟與中國汽車技術研究中心（中汽中心）聯合設立的“汽車緊縮場聯合創新實驗室”，成功獲得“全球首個整車通信性能S級認證”，實現了全球整車通信測試“零的突破”。

長期以來，智能汽車通信測試面臨傳統近場測試無法覆蓋整車級驗證、遠場測試需數百米開闊場地難以工業化應用的“卡脖子”困境，行業缺乏統一的高標準體系。

光啟將其服務于航空航天尖端裝備的超材料緊縮場檢驗檢測技術跨界遷移至汽車領域，在聯合實驗室中打造出覆蓋整車全尺寸、全頻段的測試環境，通過航空航天級緊縮場與高精度多維度轉臺，模擬超過1萬個角度的信號，實現對整車通信性能的全場景、全維度精準評估。

享界S9T在該體系下的測試表現極為突出：信號強度及通信有效范圍達業界平均水平2.8倍以上，網絡連接恢復速度超10倍，從而斬獲S級認證。此次認證不僅填補了全球智能汽車整車級通信性能測試的技術空白，更標志著智能網聯汽車通信檢測正式邁入“緊縮場標準”新紀元，推動中國在全球智能汽車檢測規則制定中獲得關鍵話語權。

一系列的落地產業化應用，讓光啟在超材料領域逐步領跑全球，將一眾海外巨頭甩在身后。

如今，光啟聯合1919家上下游企業，構建起中國超材料領域的完整產業鏈；旗下擁有一大批超材料專業人才；在專利方面，累計申請專利6000余項，穩居全球首位。

飛機按“公斤”賣

盡管以上都足以讓任何一位科技創業者驕傲一生，但真正讓他眼里有光、言語中帶著不容置疑底氣的，是那句“按公斤賣飛機”。在光啟的超級制造基地里，這句話早已從狂想變成了日常。

“我們制造的飛機，端到端的綜合制造成本會大幅降低，每公斤約3000~4000元。”說這句話時，他臉上沒有絲毫炫耀，只有歷經風雨淬煉后的平靜。這份平靜，源于對技術的“垂直死磕”，源于極致的成本革命。

在傳統航空航天領域，一架飛機、一枚火箭的誕生，需要設計、材料、機加、熱處理、裝配、檢測等二三十家甚至上百家供應商層層外包，整個產業鏈冗長，成本居高不下。

而在光啟的數字化平臺上，企業只需要提出一個構想——無論是一架無人機還是一臺特種機器人——光啟的“超級大腦”都能從數模自動生成數百頁制造工藝，AI自動編程、自動排產，全鏈條在同一個體系內無縫跑通。客戶不再需要面對數十個供應商的協調噩夢，只需要等待按公斤稱重的成品交付。

這是劉若鵬最驕傲的事：把航空航天裝備從“藝術品”變成“工業品”，從“項目制”變成“產品制”。

他驕傲的，不是技術本身，而是技術終于撕掉了“昂貴”“不可復制”“只能服務于極少數量”的標簽，開始有能力像賣鋼材一樣，為整個中國尖端工業提供確定性、低成本、大規模的制造能力。

同時，這份驕傲里帶著一種近乎悲憫的急切：眼看著國內商業航天的差距愈發明顯，而光啟恰好擁有彌補這道鴻溝的“鑰匙”，他恨不得把這把鑰匙塞到每一個實干者手中。

光啟從來不是一個追逐商業風口的企業。他沒有做過消費電子產品，沒有去消費電子紅海里拼價格——盡管以光啟的制造能力，做這些事輕而易舉。他選擇了一條更難、更慢、更孤獨的路：做體系性的顛覆，做底層生產力的重塑。

采訪最后，劉若鵬反復強調：光啟的平臺，愿意開放給所有做航空航天、低空經濟、商業航天、機器人的企業。“只要你有想法，我們就能幫你實現。你不需要去應付層層外包，不需要去跟二三十家供應商扯皮。你把目標給我，我從設計到制造，一站式輸出成品。”

這不是PPT，是強大的七大能力平臺、19845種超材料零組件、38億字FO、4641臺非標設備、86億元的超材料產品交付——是已經跑通了的現實。

尾聲

2010年，劉若鵬放棄海外優厚待遇，選擇回國創業。這不僅是個人職業的轉折，更是一位科學家將知識獻給祖國的初心和起點。2012年，習近平總書記在考察光啟時勉勵其“爭做新時期的錢學森們”，這句話從此深深烙刻在光啟的基因里，也堅定了劉若鵬“科技報國，產業興國”的決心。

他以顛覆性的前沿技術和產業鏈為紐帶，不僅構建了“一總部五基地”+八家專業子公司的協同網絡，更聯合1919家上下游伙伴，共同構建了一個緊密協作、能力互補的超材料產業共同體，將最初服務于尖端裝備領域的技術成果，系統性地拓展并賦能至智能汽車、低空經濟、商業航天等多個先進制造領域，為其提供端到端的一站式解決方案，推動行業實現高質量發展。

這意味著，在劉若鵬博士的藍圖里，光啟的使命遠不止于打造一家成功的企業。他的視野始終錨定在國家科技自強與產業安全的宏大坐標上。他所帶領的，是一場旨在夯實國家戰略科技力量、鍛造“新質生產力”的深層實踐：從一項技術的突破，到一家企業的崛起；從一個產業的構建，再到為國家在全球前沿科技競爭的關鍵領域中，奠定基石、設立標桿。

這，正是這位新時代科學家與企業家的終極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