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幕后的“守門人”，一位“四普”數據審核員的故事

說起文物普查，大家最先想到的，都是普查隊員走村入戶、翻山越嶺的樣子。他們頂著日曬雨淋，把散落在鄉間山野的老建筑、古遺址一一找出來、記下來，為山西摸清文物家底。

王軍在工作中。山西晚報·山河+記者 寇寧 攝

但是，野外調查只是第一步，所有采集回來的文字、照片、坐標信息，最后都要匯總到省級審核平臺，經過一遍遍核對、修正、補齊、規范，才能正式上報國家文物局。如果說一線隊員是“找文物”，那數據審核人員，就是踏踏實實把文物檔案做扎實。

眼下，山西第四次全國文物普查（簡稱“四普”）進入數據審核和報送階段，一群默默伏案的文博人，用日復一日的細心較真，守住了普查工作的最后一道關口。

6月初，山西晚報·山河+記者采訪了山西省“四普”辦信息數據組成員王軍，他和全省眾多伏案深耕的文博人一起，用極致細致的日常，進行著這場無聲的文脈收尾工作。

電腦上的“毫米級”較真

山西省第四次全國文物普查領導小組辦公室的數據審核處，是全省“四普”工作的“大腦中樞”。王軍的辦公電腦接了兩臺顯示器，左邊那臺開著不可移動文物矢量圖，右邊那臺是省級數據管理平臺的審核界面，兩塊屏幕將他的視線分割開來，他的目光在二者之間來回跳躍，像一位同時看著多塊棋盤的老棋手。

王軍（右三）和“四普”隊員在臨猗縣普查隊駐地查看采集軟件PC端數據。

山西是文物大省，家底厚，審核任務量也大。為了確保每一處數據都經得起檢驗，山西省“四普”工作采用了“縣級填報、市級把關、省級專家全覆蓋重點審核”的三級聯動機制。作為全省數據審核和上傳的“大管家”，王軍是整個程序的最后一道防線，他必須確保每個條目下的數據和資料都準確無誤。

“您一天要看多少條數據？”對山西晚報·山河+記者的問題，王軍沒有直接回答，他指了指屏幕上的進度條說：“你看這個縣，報了300多處數據，我一個一個審。”

說話間，王軍點開一處古建筑的條目，仔細比對“三普”數據和“四普”采集的矢量圖。本體邊界是否準確、中心點是否落在范圍內、附屬文物是否齊全，每一項都在他的審視之下?！靶缕脚_有一項強制審核功能：系統會自動校驗文物的中心點是否落在矢量邊界范圍內。如果普查員在古建筑外打了坐標點，系統就不予通過。這是最復雜、工作量最大的活兒。”王軍說，“如果不能及時審核、修正，數據就堵在這兒了。”

全省的數據，必須逐條審核之后，才能報送到國家文物局的服務器。在王軍看來，他審核的不僅僅是數據，更是文物的一生。“這個過程很‘燒腦’。”王軍揉了揉眼睛，指著屏幕上的一張矢量圖說：“別看這只是一處古遺址的邊界，差一米，進了國土‘一張圖’就可能變成建設用地；差一個時代判定，整個歷史價值評估就偏了。”

這批數據一旦報到國家文物局，就是未來十幾年山西文物保護的底圖。王軍認為，現在多較真一分鐘，未來在文物保護方面的工作就會少走很多彎路。

爭分奪秒“搶”進度

山西晚報·山河+記者在審核平臺上看到，山西117個縣（市、區）的普查數據全部匯集省級平臺，細碎問題五花八門：有的野外拍照角度受限，點位打偏；有的新發現文物資料不全；有的上報文件和系統登記信息對不上……

面對成堆待核數據，王軍并沒有選擇簡單的一鍵退回，而是逐行查看、逐圖比對，能現場修正的即時規范，有缺項的點對點指導基層補齊。“要把數據退回基層，流程會變得很長，所以我就想了這個‘笨辦法’：把存在的問題標注出來，然后點對點地給基層普查隊打電話，幫他們解決問題，重新修訂數據，直到符合報送標準和要求為止?！?br/>

如此一來，王軍的工作量變得非常大，加班、熬夜更成為家常便飯，他卻不在乎地笑著說：“真正辛苦的，是一線的普查隊員。他們每天奔波在基層，我在辦公室里已經夠幸福了。再說了，全省數據到我這里審核，不能因為我這一環慢了，能搶點時間就算賺了！”

王軍（右）在忻州市采集試點為“四普”隊員講解規范要領。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在身邊年輕同事眼中，王軍是團隊的“定心丸”——遇到復雜的矢量圖比對、數據報錯、報表差額問題，他總能快速定位問題、理清整改思路，穩穩守住全省數據質量底線。

在“四普”工作中，王軍并非只做審核，他還是省“四普”辦綜合協調組成員、專家指導組成員。從2024年4月開始，他的角色幾經轉換：最初是培訓者，負責編寫教材、給各地市講解采集軟件和數據規范；中期是技術指導員，跟著綜合協調組下到市縣現場答疑；而現在，他是終審的守門員。

文物普查16年的接力賽

王軍與普查的緣分，始于16年前。

2010年，山西省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時，王軍參與了那場“戰役”。讓他印象最深的，是“三普”數據交接時的畫面，時隔16年之久，“仍覺神圣”。

當年，全省共登記了53875處不可移動文物數據，裝在兩塊硬盤里，舉行了莊重的交接儀式。國家文物局的工作人員親臨現場，兩塊硬盤，一份備份，一起上交。那天，王軍親手將數據拷入硬盤，心中滿是敬畏。

16年過去，技術已天翻地覆。王軍回憶道，“三普”時，普查隊員們背著紙質圖紙、數碼相機、手持GPS，在筆記本上記錄，回去再整理到電腦上。那時候數據審核員要去到各市、各縣，到普查員的電腦上拷貝數據，回來之后再逐條驗收，驗收完了再拷回去匯總。到了“四普”時，科技含量大增，移動端采集軟件、RTK高精度測繪設備、無人機航拍成為標配，現場拍照、定位、錄入一氣呵成，坐標精度能達到厘米級。數據從硬盤拷貝變成了網絡傳輸，從人工核對增設了系統自動校驗環節，國家、省兩級數據管理系統搭建完成，效率不可同日而語。

但是，有些東西并沒有變?！拔奈锲詹闃藴实膰栏裥詻]有變，對文物負責的態度沒有變?！蓖踯娬f，“變的只是工具，不變的是人心?！?/p>

王軍（右）和“四普”隊員在河津市現場查看采集軟件移動端采集數據。

在數據審核這個看似枯燥的環節，王軍和眾多同事繼承了山西文物戰線一貫的“工匠精神”。他們沒能像一線普查員那樣在山野間“尋寶”，卻在這方寸屏幕之間，通過成千上萬條數據、數萬張照片，重新描摹了山西厚重的歷史脈絡?！捌詹殛爢T們在一線用腳丈量，風餐露宿，那是‘外業’的苦；我們在后方用眼丈量，分毫必究，這是‘內業’的責。”在王軍看來，他審核的不是數據，而是三晉大地的文明根脈。

一個中年人的兩場“戰役”

在王軍辦公桌一側，三把木質辦公椅首尾相接拼在一起，上面搭著一件疊成方塊的舊外套?！斑@是王老師休息的地方，辦公室已經成為他的家了?！泵鎸ν碌慕榻B，王軍不好意思地笑笑，“有時候實在太累了，就在這兒躺一會兒。凳子拼起來，比行軍床還方便，不用收。”

因為要隨時審核和報送數據，王軍早就把辦公室當家了。“他身上擔子重，孩子今年要中考，工作又是主力，兩頭都放不下，兩頭都在扯。”辦公室內，一位年長的同事這樣評價他。自從“四普”工作開始以來，王軍已經有兩年多時間沒有正常休過假，尤其是在數據審核的攻堅階段，陪伴妻兒更是一種奢侈。對此，青春期的兒子已經埋怨了他很久。

談起家庭，王軍的語氣明顯低沉了下去。有一件事，他一直覺得虧欠兒子。

不久前，他去學校接參加?？嫉膬鹤臃艑W。等了半個小時，孩子還沒出來，他越等越急，心想兒子是不是在操場上打球拖延時間，等孩子終于出來，他沒忍住，當場責罵了一頓。后來妻子告訴他：孩子沒有去玩，是老師拖堂了?！拔业却⒆影胄r沒出來，又想著還有幾個縣的數據沒審核，就覺得浪費了時間，難免急躁了?！闭f起這事，他的語氣里帶著自責。那一刻，他不是那個在數據面前一絲不茍的審核負責人，只是一個疲憊的父親。

妻子對他的工作，最初有過怨言。但后來，怨言變成了理解?！凹依锶科拮釉诓俪?，一邊照顧孩子，一邊照顧老人，我對家人滿是虧欠。”王軍說。

王軍從不把家庭的情緒帶到辦公室，但在同事們眼中，他的疲憊和堅韌，無處可藏。

采訪中，王軍的電話多次響起。他24小時不關機，手機堪比“熱線”：前期系統不穩定時，地市普查員遇到采集軟件的問題、坐標飄移的問題，第一個想到的就是打給王軍；后期數據錄入階段，各種疑難問題，還是找王軍。他從不掛斷電話，也從不敷衍。

年輕的同事說，他們有專門的工作群，有時候會在群里說“今天的活干完了”，過幾分鐘王軍就會回一句“收到，我再看一遍”。第二天早上來了，發現他昨晚已經把最后那批數據全部上報完了，發送時間顯示是凌晨4點。

眼下，山西“四普”數據審核進入沖刺階段。這一場持續數年的文物普查，即將從數據轉化為成果，公布于眾。正是因為有像王軍這樣一群默默堅守在屏幕后的“守門人”，那些散落在表里山河的文物，才能在數字化時代獲得一個精準、清晰、經得起歷史檢驗的新身份。

他們在鍵盤聲中，守住了歷史的底線，也敲響了文化傳承的最強音。

記者 孫軼瓊

（圖文來源于“山西晚報·山河”，侵刪）

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文物平安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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