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年陳毅訪非洲，摩洛哥親王多言，陳毅說我們有共同語言

烏呼魯體育場的國旗在夜風里緩緩升起時，不少在場的非洲領(lǐng)導人都把目光投向了那位中國老將軍——陳毅。火光映在他的軍帽檐上，眼神卻更多落在那面剛剛升起的肯尼亞國旗上。有人低聲說了一句：“中國人來得早，看來是真心站在我們這邊的。”這句私下的感嘆，為之后持續(xù)近兩個月的中非外交互動，埋下了一個意味深長的注腳。

1960年代，非洲獨立浪潮正往前推。殖民體系在一塊塊瓦解，新成立的國家急需朋友，也在謹慎選擇朋友。另一方面，新中國剛剛走過建國初期的艱難歲月，迫切需要在亞洲、非洲找到能夠彼此信任的伙伴。兩股力量在1964年底交匯在一起，形成了一次意義非凡的訪非行動。

這次訪問的中軸人物，是當時61歲的周恩來和69歲的陳毅。前者在外交場合一向沉穩(wěn)周到，后者出身軍旅，卻以爽朗坦率見長。兩人帶領(lǐng)代表團自1964年12月走向非洲大陸，直到1965年2月才回到北京。短短兩個月，卻讓中國與多個非洲國家之間的關(guān)系，從遙遠的“友好姿態(tài)”，變成真正落在地面上的政治互信和合作意向。

有意思的是，這次訪問并不是一路“掌聲和鮮花”。在摩洛哥的王宮里，年紀不大的親王對中國外交提了連串尖銳問題；在突尼斯，總統(tǒng)在國宴上當面問出一連串“為什么”。如果只看結(jié)果——肯尼亞獨立慶典上的握手，突尼斯建交聲明，阿爾及利亞“北京大街”的命名——可能會忽略這些對話中的摩擦和試探。然而正是這些細節(jié)，構(gòu)成了當年中非外交的一條暗線：既要爭取朋友，又要經(jīng)得起詢問與懷疑。

一、中國人出現(xiàn)在非洲的獨立夜

肯尼亞的獨立之夜，對很多非洲人來說，是人生中最難忘的一刻。1964年12月12日，內(nèi)羅畢的烏呼魯體育場燈火通明，來自各國的賓客在看臺上等待那一面象征主權(quán)的國旗升起。中國代表陳毅在幾天前就從昆明經(jīng)停飛抵內(nèi)羅畢，這種“提前到場”的姿態(tài)，本身就傳遞了一個信號。

那幾天，肯尼亞總理喬莫·肯雅塔在會見陳毅時，開門見山地說了一句：“你們中國和我們一樣，曾經(jīng)都被人看不起。”陳毅笑著用帶點方音的普通話應了一句：“同病相憐，更容易交心。”翻譯復述后，屋子里的人都笑了。氣氛一下子放松下來。

肯尼亞在英國殖民統(tǒng)治下走向獨立的過程并不平坦。毛毛起義、緊急狀態(tài)、大規(guī)模逮捕，這些在當?shù)厝说挠洃浿腥匀恍迈r。對肯雅塔而言，邀請中國代表來參加獨立儀式，不只是禮節(jié)。他清楚，自己這個國家要在冷戰(zhàn)的大棋局中找到位置，需要同時和不同陣營的力量保持聯(lián)系，中國這樣一個“非西方大國”就顯得格外有吸引力。

陳毅在烏呼魯體育場看著英軍旗緩緩降下，再看肯尼亞新國旗冉冉升起時，據(jù)在場者回憶，他只是輕聲說了一句：“一面旗子下來，又一面旗子上去，關(guān)鍵是站在下面的人要挺得住。”這句話多少道出了當時很多非洲國家的處境：獨立只是開始，真正的考驗在獨立之后。

從肯尼亞出發(fā)，中國代表團在非洲的“首站印象”大致形成：把自己放在一個平等的位置上，強調(diào)共同的反殖民經(jīng)歷，而不是以上一名“教導者”的姿態(tài)出現(xiàn)。這種做法，在當時的國際環(huán)境中，算得上頗為鮮明的選擇。

二、從尼羅河到阿爾及爾：北非的政治氣候

離開肯尼亞后，陳毅于1964年12月14日飛抵開羅。幾天后，周恩來率領(lǐng)的主力代表團與他會合。埃及當時仍被稱作“阿拉伯聯(lián)合共和國”，國家領(lǐng)導人納賽爾在阿拉伯世界乃至整個第三世界都有很大號召力。早在1956年，埃及在收回蘇伊士運河控制權(quán)時，曾經(jīng)遭遇英法聯(lián)軍軍事打擊，這一事件讓不少第三世界國家對其心生同情。

中國與埃及較早建立外交關(guān)系，這次訪問，更像是一次對已有友誼的再確認。尼羅河畔的會談中，雙方談到的不僅是雙邊問題，還包括更大范圍的亞非合作。埃及在阿拉伯世界的特殊位置，使得中國非常看重這段關(guān)系。可以說，選擇以埃及為北非之行的重要一站，是經(jīng)過深思熟慮的。

從開羅飛往阿爾及利亞，是1964年12月下旬的事。阿爾及利亞在1962年通過長期武裝斗爭獲得獨立，和中國之間的“戰(zhàn)斗情誼”很容易被雙方提起。阿爾及爾市內(nèi)一條新建街道被命名為“北京大街”，這是當時當?shù)卣磉_友誼的一種方式。街道命名本身并不復雜，但把自己的首都街道以遠方國家首都來命名，在當時的外交語境里，顯然意味著一種高度的政治認同。

在阿爾及爾的會晤中，阿爾及利亞游覽部長陪同中國代表團參觀城市建設時感慨：“你們的革命比我們早二十年，走得比我們遠。”陳毅順勢接了一句：“你們把殖民者趕出去，我們也從你們身上學到了勇氣。”類似這種互相抬舉又不失真誠的話，在那次訪問中屢見不鮮。

三、摩洛哥王宮里的“不客氣提問”

1964年12月27日，周恩來、陳毅一行抵達摩洛哥首都拉巴特。摩洛哥國王哈桑二世在王宮舉辦了盛大的宴會，這種規(guī)模的接待，對當時的中國代表團來說并不陌生，但摩洛哥王室的禮儀和阿拉伯特色飲食，多少仍給中國客人帶來新鮮感。

宴會中，有一道用手抓食的米飯讓不少中國隨員有些“犯難”，陳毅卻笑著用右手試著抓了一小團，邊嘗邊說：“好吃，是你們的特色。”這小小的動作，立刻拉近了雙方距離。但真正讓這場宴會變得“難忘”的，并不是菜肴，而是王室一位年輕親王提出的一連串問題。

這位親王年紀不大，當時大約十九歲左右，受過西式教育，言談中帶著一種毫不避諱的直率。他在正式發(fā)言環(huán)節(jié)結(jié)束后，主動湊到陳毅身邊，語速很快地連珠般提問：“你們中國說支持各國獨立，又和一些社會主義國家走得很近，會不會把我們拉進某個陣營？你們說尊重每個國家選擇的道路，那如果我們的政策和你們不同，你們是不是也會批評？”

翻譯剛要把話減弱一點，陳毅抬手示意：“照實翻。”聽完翻譯的轉(zhuǎn)述，他笑了一下，說：“年輕人敢問，是好事。”頓了頓，他補了一句，“不過問題要問全。”

親王愣了愣，問：“怎么叫問全？”

陳毅慢慢說：“你問我們會不會拉你們進某個陣營，也得問問自己，你們會不會被別人拉進去。世界不止東西兩邊，還有你們自己這一邊。我們不想當你們的老師，也沒這個資格。”

親王皺著眉，又追問：“那你們支持解放運動，是不是就是站在一邊？”

陳毅回道：“反對殖民，不等于替誰站臺。有人被壓在地上，幫他一把，這是起碼的人情。至于他站起來之后往哪走，那就是他的路。”

這段對話的具體措辭，后來在不同回憶中略有差異，但大意基本一致。關(guān)鍵之處在于，摩洛哥王室對中國的疑問，并不藏在客套話后面，而中國代表則選擇正面回應，既不退縮，也不故作強硬。用當時在場一位工作人員的話說，“一句一句掰開來說，既讓對方知道我們的立場，也留給對方面子”。

值得一提的是，在拉巴特的訪問結(jié)束后，哈桑二世特地派出專機，于12月29日送陳毅等人前往丹吉爾。丹吉爾曾經(jīng)是國際共管城市，各國勢力交織，是近代地中海世界的一處特殊象征。陳毅年輕時就在地圖上反復看過這個地名，此次得以一訪，算是了卻舊愿。

在丹吉爾的一處高地，望著遠處海面，陳毅對身邊的同志說：“過去這里是幾家列強分著管，現(xiàn)在摩洛哥自己說了算。對我們來說，地圖上的顏色在變，對他們來說，是命運在變。”這一句略帶感嘆的話，把中非之間的那種“共同語言”說得很直白：不在于制度完全一樣，而在于對“把自己命運拿在自己手里”的態(tài)度是一致的。

四、突尼斯的猶豫與當面質(zhì)疑

如果說摩洛哥親王的疑問還帶著一點青年人的犟勁，那么突尼斯總統(tǒng)的提問，就可以用“老練的考量”來形容了。1965年1月9日，中國代表團抵達突尼斯。從行程安排來看，這本只是代表團回國途中一個加油的停留點，但突尼斯方面臨時決定把它升級為正式訪問，并安排了國宴。

在那場國宴上，突尼斯總統(tǒng)（當時為哈比卜·布爾吉巴）沒有按照慣常套話來開場，而是提出了幾個在外交辭令中不太常見的問題。他大致這樣問：“你們中國支持很多解放運動，這讓一些國家擔心。如果有一天某個組織打著解放的旗號，來對付我們，你們會不會也支持？你們說尊重各國選擇的道路，那你們是否也能保證，不干涉我們同其他大國的關(guān)系？”

現(xiàn)場一時間安靜下來。有人事后回憶說，當時連餐廳里的刀叉碰撞聲都少了。周恩來放下手中的餐巾，很平靜地說：“你的顧慮可以理解。我們走到今天，不容易。你們走到今天，也不容易。正因為這樣，我們不愿意把自己的選擇，變成別人的負擔。”

他進一步解釋，中國支持的，是反殖民、反外來強加統(tǒng)治的事業(yè)，而不是任何形式的國內(nèi)顛覆。至于各國如何處理自己內(nèi)部事務，中國沒有能力，也沒有意愿去插手。他還特意補了一句：“你們要發(fā)展關(guān)系的國家，不會只有一個。只要不站在反對我們?nèi)嗣竦牧錾希覀円膊粫涯銈兊倪x擇當成問題。”

總統(tǒng)聽完，沉吟片刻，說了一句：“你們的話，我要記下來。”又補了一句，“我們會看行動。”

這場國宴上的對話，并沒有立刻把所有疑慮一掃而空，但為突尼斯的下一步?jīng)Q定鋪平了道路。很快，突尼斯方面作出了與中國正式建交的決定。這意味著，在地中海沿岸的又一個國家，將中國視作可以相互往來的伙伴。

突尼斯這一段經(jīng)歷，揭示出一個重要細節(jié)：非洲國家在冷戰(zhàn)格局中，并不是簡單在兩個陣營之間搖擺，而是在嘗試用自己的方式，平衡各種力量。對他們而言，與中國建立關(guān)系不是“站隊”，而是為自己的外交棋盤多放一枚可用的棋子。中國在回應這些“當面質(zhì)疑”時采取的態(tài)度——把話說清，卻不過度施壓——在當時的環(huán)境中，顯得尤為重要。

五、西非的警報聲與舊堡里的會談

從突尼斯出發(fā)，代表團于1965年1月11日抵達加納首都阿克拉。加納總統(tǒng)恩克魯瑪是西非地區(qū)頗有影響的領(lǐng)導人之一，曾積極倡導非洲團結(jié)，參與推動“非洲統(tǒng)一組織”的成立。然而在1960年代中期，他的政治環(huán)境并不安穩(wěn)。

就在代表團抵達前不久，恩克魯瑪曾遭遇刺殺未遂。出于安全考慮，他搬入海邊的一座古堡——克里斯城堡居住，以便更好掌控安全防線。這座曾經(jīng)象征殖民統(tǒng)治的建筑，在獨立后的某個階段變成新國家最高領(lǐng)導人的住所，多少帶著些諷刺意味。

中國代表團原本預想的是在總統(tǒng)府進行會談，最后卻安排在這座城堡內(nèi)進行。通往會場的走廊里，警衛(wèi)明顯比其他國家多。隨員中有人小聲說：“這里的空氣有點緊。”陳毅輕聲回了一句：“緊說明不穩(wěn)，不穩(wěn)也是真實情況。”

會談中，恩克魯瑪對中國代表團表示感謝。他提到，自己一直關(guān)注中國的革命經(jīng)驗，也多次在公開場合引用過中國的例子。不過，在談到安全形勢時，他沒有回避現(xiàn)實困境，只淡淡說了一句：“有人不希望我們走得太遠。”

周恩來回應說：“走多遠，要由你們?nèi)嗣駴Q定。外面的聲音再大，也代替不了你們自己的決定。”恩克魯瑪點頭。他隨后提到，希望與中國在經(jīng)濟建設方面有更多合作，而不僅僅停留在政治層面。中國方面則表示，可以根據(jù)加納實際需要，在人員培訓、基礎(chǔ)設施等方面提供幫助。

加納的這一段訪問，與肯尼亞獨立慶典相比，氛圍明顯不同。肯尼亞是“新生”的興奮，而加納則帶著一種“走在路上”的壓力。對中國代表團來說，這種差別并不意外。非洲各國在獨立后面臨的，不只是經(jīng)濟發(fā)展問題，還有內(nèi)部政治斗爭、外來干預以及各種舊勢力的慣性。

在這種環(huán)境中，中國的態(tài)度并不是簡單站在某個具體政治派別一邊，而是反復強調(diào)一個底線：尊重對方的主權(quán)和自主選擇，同時反對外來強加。不得不說，這樣的立場在實際操作中充滿挑戰(zhàn)，但在那個年代，能保持這一基本原則，已經(jīng)不容易。

六、穿越非洲內(nèi)陸：多國訪問與摩加迪沙的六小時

在完成對北非和西非的幾站訪問后，代表團繼續(xù)向非洲內(nèi)陸和東部延伸。馬里、幾內(nèi)亞、埃塞俄比亞、蘇丹等國相繼接待了這支來自東方的新中國代表團。時間集中在1965年1月后半段，具體日期在不同記錄中略有差異，但大致行程較為清晰。

在這些國家中，有的早已與中國建立外交關(guān)系，有的則正在觀望。無論是沿尼日爾河、尼羅河，還是在高原和草原上的城市里，代表團見到的，都是剛剛脫離殖民統(tǒng)治的政權(quán)。它們普遍存在一個共同問題：如何在沒有殖民宗主國“保護”的情況下，維持國家運轉(zhuǎn)并謀求發(fā)展。

有一次，在某國的內(nèi)部會談中，一位當?shù)夭块L半開玩笑地說：“以前有宗主國，現(xiàn)在大家來做朋友，這個朋友和宗主國的區(qū)別在哪？”陳毅答道：“宗主國要的是你們的資源和地盤，朋友要的，是你們站得住腳。站得住，大家以后還有得談。”

這類對話，簡短卻直白。它反映出雙方對彼此定位的理解——中國不把自己看作“新宗主國”，非洲國家也不希望再落入某種新形式的依附關(guān)系中。對于當時的中國來說，在經(jīng)濟條件有限、國內(nèi)任務繁重的情況下，承諾“不染指、不插手、不謀求控制”，既是現(xiàn)實需要，也是外交決策的一種主動選擇。

1965年2月1日，代表團抵達索馬里首都摩加迪沙。這里是非洲之行的最后一站之一，也是整個訪問過程中一個重要的總結(jié)節(jié)點。中國駐索馬里使館的工作人員早早等在機場，看到周恩來、陳毅走下舷梯時，明顯有一種“終于見到主心骨”的輕松。

在摩加迪沙期間，陳毅在使館里做了一次長時間報告，總結(jié)這次非洲訪問的所見所聞。據(jù)當時在場者回憶，這次內(nèi)部報告持續(xù)了大約六個小時，內(nèi)容涵蓋訪問各國的政治氣候、社會狀況、對中國的印象以及今后工作方向。

他在報告中提到，非洲各國的情況千差萬別，有的偏向某個大國，有的在多個力量之間周旋，但總體上有一個共同點：對獨立和主權(quán)有很強的敏感度。“別人把他們當作棋盤上的棋子，我們不能這么干。我們?nèi)绻嫘南虢慌笥眩偷冒炎约阂伯斪髌灞P上的一枚普通棋子，而不是棋手。”

這句話后來被不少人引用。它點出了一個核心認識：在國際關(guān)系中，不把自己擺在“制定規(guī)則”的位置，而是愿意與對方一起摸索交往規(guī)則，這種態(tài)度在當時的第三世界中相當不同。

1965年2月4日，代表團結(jié)束行程，離開非洲返回中國。此時，中國已經(jīng)與34個亞非國家建立了外交關(guān)系。數(shù)字本身當然有其象征意義，但更重要的，是這些數(shù)字背后那一個個具體國家的名字，以及在這些國家里發(fā)生過的那些不那么轟轟烈烈，卻極有分量的對話和握手。

七、“共同語言”的真正含義

回到那位摩洛哥親王的“喋喋不休”，不難看出，他代表的其實是一種普遍心態(tài)：既對新朋友感興趣，又對朋友背后的力量有所戒備。在冷戰(zhàn)格局中，這種心態(tài)一點也不奇怪。新中國的外交能在這種環(huán)境中一步步打開局面，關(guān)鍵不在于一味強調(diào)自己的正義立場，而在于愿意花時間解釋、回答，甚至容忍對方“問得不禮貌一點”。

所謂“我們有共同語言”，并不是說大家在意識形態(tài)上完全一致，更不是說政治制度完全趨同，而是承認一件事：無論在亞洲還是在非洲，曾經(jīng)都有人被當作附屬；現(xiàn)在，這些人正在努力變成“主體”。在這一點上，中國和不少非洲國家，確實有著相似的經(jīng)驗基礎(chǔ)。

1964至1965年的這次非洲之行，使中國從單純尋求承認，逐漸走向一種更為主動的戰(zhàn)略布局——不只是爭取某一兩個國家，而是在整個非洲大陸上找到若干穩(wěn)定、可信賴的伙伴。這些伙伴未必在所有問題上都站在同一個立場，卻在一個原則上達成默契：相互尊重，對彼此的選擇保持耐心。

從烏呼魯體育場升起的那面肯尼亞國旗，到阿爾及爾“北京大街”的路牌，從摩洛哥王宮里一位少年的犀利提問，到突尼斯國宴上的慎重追問，再到摩加迪沙使館里那整整六小時的報告，這一連串場景，勾勒出當年那段不算遙遠的歷史：新中國走向非洲，非洲國家走向世界，兩者在交叉點上結(jié)成了一種帶著時代印記的關(guān)系。

這段關(guān)系的起點，并不在于某一句漂亮的話，而在于在各種質(zhì)疑面前，能夠靜下心來，把話說清，把話聽完。對于1960年代的中國與非洲而言，這種“說得明白、聽得耐心”的能力，本身就是一條難得的共同語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