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前調查局長生前自曝，自己就是當年隱藏在延安領導人身邊的特工

1994年，臺灣調查局的創建者沈之岳病逝。消息傳到北京，一位與他相識半個世紀的老將軍留下一句："一事二主，兩邊無傷"。這個人到底是誰的人？沒人敢拍胸脯說得清。

1933年，一個二十歲出頭的復旦大學學生，因為在浦東煤炭公司組織工人罷工，被國民黨特務抓進了牢房。按照那年頭的"規矩"，審訊桌上早就擺好了家伙，等著伺候他。

可這個年輕人走進審訊室，不慌不忙坐下來，看了一圈，開口就說："我是某某國民黨大員的親戚，這次行動是奉命行事，事關機密。"

審訊員一聽，愣了。要說他胡編吧，萬一是真的呢？要說信他吧，又沒法核實。一來二去，這個年輕人居然在監獄里過得比外面還自在，沒人敢動他一根手指頭。

據《王芳回憶錄》中提到，后來真相揭穿，那什么"大員親戚"純屬子虛烏有。按理說，編了這么大一個瞎話，應該加倍懲罰才對。但事情的走向出人意料，這件事傳到了軍統頭子戴笠的耳朵里。

戴笠這個人愛才愛到骨子里，越是膽子大、腦子活的人，他越想收為己用。他親自約見了這個年輕人，兩人幾番長談之后，這個本來投身工人運動的進步青年，走上了一條完全不同的路。

他叫沈之岳，浙江仙居人。從此，戴笠把他收在身邊，單線聯系，不登記在冊，像藏了一顆暗棋。戴笠先送他去浙江警官學校系統學習情報技術，再放回上海，讓他繼續以"進步青年"的面目出現在地下組織的外圍。

在上海潛伏的幾年里，沈之岳自學了俄語，啃了一摞馬列著作，練出了一口能唬住人的"革命理論"，整個人從里到外都像一個覺悟極高的左翼知識分子。

那么戴笠費這么大勁培養一顆棋子，到底想讓他干什么？

1938年4月，一支來自國統區的大學教授訪問團抵達延安。隊伍里有一位中央大學的蕭致平教授，身邊帶著一個話不多的私人助手，叫"沈輝"。

蕭致平長期同情中共，和延安的領導人有舊交。有這層關系打底，訪問團受到了高規格的接待。在長達一個月的參觀活動里，這個"沈輝"始終表現得謙恭安靜，不搶話、不出風頭，像一塊背景布。等到教授們準備離開時，"沈輝"突然提出：他被延安的革命氛圍深深打動，想留下來參加革命。

邊區保安處處長周興親自和他談了兩次話。周興是反特戰線上的老手，敏感得像獵犬的鼻子。他注意到這人自稱河南人，但口音里有明顯的浙江腔。

據多方史料記載，面對這個疑點，沈之岳不緊不慢地解釋說，小時候跟著舅舅在上海住過幾年。周興將信將疑，又專門發電報請重慶的地下黨組織核實他在中央大學的學歷。而戴笠早就做好了鋪墊，沈之岳在中央大學的全套學生身份證明，天衣無縫。

就這樣，沈之岳通過了審查，進入抗日軍政大學學習。

在抗大，他像換了一個人。任勞任怨、艱苦樸素、開會發言積極，從不多說一句廢話。時任中央社會部部長的康生，當著羅瑞卿教育長的面公開表揚他，說他是"國統區來延安青年的表率"。有了康生這句話，沈之岳很快入了黨，畢業后被分配到中央機關擔任輔助性工作。

一個軍統的精英特工，在延安的核心地帶安安穩穩地潛伏了下來。

然后一個考驗來了。

據《東方特工在行動》一書記載，某天傍晚，沈之岳回到住處，在窯洞前的一棵老榆樹下發現了一張字條——上面用軍統專用暗語寫著，讓他第二天中午到甘泉縣杜甫祠堂接頭。

沈之岳看完，立刻燒掉紙條。

他沒有去。

這個決定救了他的命，因為不久之后，邊區保安處展開了一次大規模反特行動。李克農轉告保安處，中央軍委的電臺曾截獲延安城外的可疑電波信號，綏德方向也測出了秘密電臺的活動。

保安處判斷敵特正在籌劃重大破壞行動，隨即出手，一舉破獲了軍統在延安城外布設的特務網絡，抓獲了多名潛伏人員。唯獨沈之岳，因為主動切斷了和同伙的一切聯絡，安然無恙。

他選擇不接頭，究竟是為了自保，還是另有隱情？

1940年前后，沈之岳離開延安，隨后出現在新四軍的序列中。

1941年初發生了震動全國的皖南事變，一些史學研究者認為，國民黨方面獲得的相關軍事部署情報，可能與沈之岳有關。

同年秋天，由于他推薦的潛伏人員暴露了身份，中央社會部開始追查此事，沈之岳意識到鏈條隨時可能牽連到自己，果斷撤離。同年7月，他的名字第一次以公開身份出現在軍統的編制名冊上——軍統局第一處科長。

在延安和新四軍中前后潛伏近三年而全身而退，這在國民黨的情報史上，是唯一的一例。據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研究館員馬振犢考證，沈之岳潛伏期間始終沒有敢接近棗園和楊家嶺的核心區域，向重慶方面也只傳回過幾次關于領導人講話內容的簡要情報，刺殺任務從未付諸實施。

但就是這段經歷，讓他在軍統系統內身價倍增。他回到重慶后，到漢中訓練班以親身經驗向學員們傳授"如何打入延安"。

從延安的窯洞到臺灣的情報機構，沈之岳走的每一步都踩在刀刃上，而他始終沒有掉下來。

1949年之后，沈之岳跟隨國民黨去了臺灣，成為蔣經國最倚重的情報干將之一。

1963年，沈之岳又干了一件膽子極大的事。

據《王芳回憶錄》記載，他化名"孫子超"秘密潛入澳門，部署針對大陸方面領導人的行動。但他從離開臺灣的那一刻起，行程就已經被完全掌握，連他在澳門的聯絡人名單和與臺灣往來的電報內容都被截獲，經華南辦事處直送北京。最終通過外交途徑通報澳葡當局，沈之岳被驅逐回臺，一批特務同時落網。

這次失敗并沒有讓蔣經國對他失去信任。1964年，在蔣經國的力薦下，他一手創建了臺灣調查局，出任首任局長，被稱為"調查局之父"。

他做局長有一條硬規矩：調查局干員必須具有大專以上學歷，最好能通一兩門外語。這條規矩把調查局和過去草莽氣十足的軍統、中統徹底區隔開來。

1979年退休后，蔣經國不舍得讓他走遠，在自己辦公室隔壁專門給他辟了一間，名義上是"總統府國策顧問"，實際上隨時商量大事。直到蔣經國去世，沈之岳始終是臺灣情報系統的靈魂人物。

然而故事最耐人尋味的一章，發生在他生命的最后幾年。

1990年，七十七歲的沈之岳被查出前列腺癌，后來擴散到肺部。在身為臺灣京劇名旦妻子徐露的勸說下，他回到闊別四十多年的北京，住進了釣魚臺國賓館。

據《黃杰與鄭洞國》一書記載，大陸方面以極高規格接待了他。他昔日在抗大的老師張愛萍將軍特地安排名醫為他診治，還親自到賓館和他敘舊，鄧小平也接見了他。張愛萍曾對人說過這樣一句評述："沈之岳九年共產黨員資歷當中，七年是模范黨員。"

沈之岳對大陸方面的招待費用堅持自掏腰包，說了一句話："我來北京就是來看病，不為別的。"

1994年2月，沈之岳在臺北病逝。

"一事二主，兩邊無傷"——這八個字一出，炸了。

臺灣方面有人據此懷疑沈之岳是潛伏到底的紅色特工。曾在沈之岳手下做事的臺灣大陸問題專家曾永賢，在其口述著作《從左到右六十年》中，也直接指出沈之岳是中共派到國民黨的情報人員。而香港記者陸鏗在回憶錄中則更為直白。

但張愛萍那句話本身就是模糊的——"一事二主"可以理解為效忠國共兩黨，也可以理解為先后服務蔣家兩代，至今沒有任何一份解密檔案能夠給出確切答案。

沈之岳把這個秘密帶進了墳墓。

他這輩子最厲害的地方，不是騙過了延安的審查，也不是在臺灣建起了一個龐大的情報帝國。而是他走了之后，兩邊的人依然在猜他到底是誰的人。

能把一道謎題留給歷史，讓后人爭論不休，這本身就是最高段位的情報手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