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茨公開呼吁歐盟，用41年前美國搞垮日本的方式，對中國采取措施

當地時間6月19日，在比利時舉行的歐盟峰會上，德國總理默茨公開談及中國問題。他在峰會結束后的講話中聲稱，人民幣存在被低估的情況，并將歐盟對華貿易逆差擴大歸因于中國所謂的“產能過剩”和“不公平補貼”。

默茨還提出，歐盟應該研究類似1985年《廣場協議》的做法，通過匯率和貿易工具共同應對中國商品對歐洲市場的沖擊。1985年，美國、日本、英國、法國和德國在紐約廣場飯店簽署協議，通過協調貨幣政策推動美元貶值、日元升值，以緩解美國長期存在的貿易逆差問題。

美國確實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貿易環境，但日本經濟卻因此遭遇巨大沖擊。日元在短時間內快速升值，日本出口產業競爭力受到削弱。隨后日本政府采取寬松貨幣政策刺激經濟，最終導致房地產和股市泡沫膨脹，并在泡沫破裂后進入長期經濟低迷階段。因此不少經濟學者將《廣場協議》視為日本“失去三十年”的重要轉折點之一。

正因為這段歷史，當默茨提出歐盟應借鑒《廣場協議》經驗時，外界自然將其與當年美國對日本采取的經濟施壓聯系起來。事實上這并不是歐洲政界第一次出現類似聲音。今年2月，法國政府咨詢機構“高等戰略與規劃委員會”發布的一份報告中，就曾建議推動歐元對人民幣匯率調整，希望通過貨幣手段改善歐洲制造業競爭力，報告甚至提出歐元對人民幣貶值20%至30%的設想。

不過該機構負責人隨后也承認，這種方案實際操作難度極大。因為貨幣問題不僅涉及中國和歐洲，還涉及美國以及全球金融市場穩定，遠比加征關稅復雜得多。更何況，今天的國際經濟環境與1985年已經完全不同。歐盟能否復制美國當年的做法，本身就是一個巨大的問號。

近年來，歐洲經濟增長持續放緩，德國、法國等主要經濟體都面臨產業競爭力下降的問題。作為歐洲經濟火車頭，德國制造業近幾年承受著越來越大的壓力。

一方面，俄烏沖突爆發后，歐洲能源價格長期處于高位。對于依賴工業生產的德國而言，高昂的天然氣和電力成本直接壓縮了企業利潤空間；另一方面，人口老齡化問題日益突出。勞動力成本持續上升，制造業招工困難，企業運營成本不斷增加。

與此同時，新能源汽車、光伏、新能源裝備等新興產業正在快速發展，而中國企業在這些領域展現出了較強競爭力。光伏產業也是如此，過去十幾年里，中國企業依靠技術進步和規模化生產，大幅降低了光伏產品成本，使太陽能發電成為全球最具競爭力的能源形式之一。

對于歐洲部分企業來說，中國企業的快速發展確實帶來了競爭壓力，但競爭壓力并不等于“產能過剩”。國際貿易本質上是市場選擇的結果，企業產品能夠獲得市場認可，根本原因在于價格、質量和技術水平符合消費者需求。

說白了，歐洲制造業當前面臨的許多問題都屬于內部結構性問題。例如能源成本過高、勞動力短缺、產業升級速度較慢、創新投入不足等。這些問題并不是通過調整人民幣匯率就能夠解決的。即使人民幣出現明顯升值，也不會直接降低德國企業的用電成本，不會提高歐洲工廠的生產效率，也不會改變歐洲產業結構面臨的挑戰。

將歐洲制造業困境簡單歸因于中國，并不能真正解決問題。而且中歐經濟關系本身具有很強的互補性，中國是歐盟重要的出口市場，歐洲企業在中國長期擁有廣泛投資布局。在這樣的背景下，如果歐盟采取過于激進的限制措施，最終受到影響的并不僅僅是中國企業。歐洲自身企業同樣需要承擔成本上升和供應鏈調整帶來的壓力。

最主要的是，今天的中國與當年的日本存在本質區別。1985年的日本雖然經濟規模龐大，但其經濟結構高度依賴出口市場，特別是美國市場。同時，日本在安全和外交領域長期依賴美國，因此在面對美國施壓時，缺乏足夠的戰略自主空間。

而中國則不同，中國擁有全球規模最大的工業體系，是世界上唯一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全部工業門類的國家。從基礎原材料到高端裝備制造，從消費電子到航空航天，中國已經形成完整產業鏈體系。這種完整性意味著中國經濟擁有更強的抗風險能力。

同時，中國擁有超大規模國內市場。過去幾十年，中國經濟增長逐步從外需驅動轉向內需和創新驅動。消費市場規模持續擴大，服務業占比不斷提高。這使得中國經濟對單一市場的依賴程度遠低于當年的日本。

而且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與當年日元所處環境存在明顯區別，中國擁有完整的金融監管體系和獨立的貨幣政策框架，不存在外部力量能夠輕易推動人民幣大幅升值的現實條件。

歐盟自身也不是1985年的美國，當年美國擁有絕對主導地位，能夠協調盟友共同推動協議實施。而如今的歐盟內部存在明顯分歧。德國關注制造業競爭力問題，法國強調戰略自主，南歐國家更關注經濟增長，中東歐國家則重視投資與發展機會。27個成員國在對華政策上并不完全一致。

因此，歐盟要形成類似當年《廣場協議》的統一行動，本身就面臨巨大難度。歷史經驗表明，依靠限制競爭對手來恢復產業優勢，往往難以取得長期效果。真正決定一個經濟體競爭力的，始終是創新能力、產業效率和市場活力。默茨提出借鑒《廣場協議》的想法，反映出歐洲部分政客對于產業競爭壓力的擔憂。但四十年前針對日本的模式，很難簡單復制到今天的中國身上。

世界已經發生變化，中國不是當年的日本，歐盟也不是當年的美國。面對新的國際經濟格局，與其把精力放在尋找外部責任上，不如更多關注自身改革和產業升級。對于歐洲來說，真正決定未來競爭力的關鍵，仍然在歐洲自身，而不在人民幣匯率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