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觀濤：三百年如何孕育現代世界？｜雙體實驗室

大家好，我是船長。

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宗教戰爭——這三大事件如何在短短三百年間，徹底顛覆了西方世界，并最終孕育出現代社會的雛形？本文帶你回到1350至1650年那段觀念激蕩的歲月，揭示現代性起源的深層邏輯。

金觀濤老師指出，面對教會腐敗與社會危機，天主教文明內部兩種超越視野——希伯來信仰與古希臘羅馬認知理性——經歷了重心擺動與最終分裂。文藝復興率先將重心轉向古希臘羅馬，喚起了對此世的關注；但其無法解決根本問題，隨后宗教改革推動希伯來超越視野的純粹化，路德與加爾文將救贖推向極致，卻意外導致了兩種超越視野的分離共存。

正是在這一結構中，現代個人觀念、工具理性與圣約觀念破繭而出。加爾文宗創造的“圣約”思想，將法律視為選民在上帝面前訂立的契約，成為現代憲政的源頭。然而，教派分裂隨即引發了長達八十年的宗教戰爭，歐洲人口銳減，舊秩序徹底瓦解。1648年《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簽訂后，廢墟之上，現代民族國家開始萌芽。

圖： M.C. Escher 《 阿特拉尼的景色 》

從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到宗教戰爭

文/金觀濤

為什么有文藝復興

從表面上看，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和宗教戰爭是發生在公元1350—1650年這300年間各自獨立的三大歷史事件，但其背后卻存在一以貫之的邏輯。這就是面臨無組織力量增長帶來的社會危機的挑戰，天主教神學中兩大超越視野出現重心的擺動，最后走向分裂，并導致信仰沖突。正是該過程孕育了現代價值，造成法治封建社會的解體。

中世紀西歐社會價值趨向基本上是出世的，認知理性的古希臘羅馬超越視野深藏于神學內部。14世紀后的社會危機一度讓超越視野的重心發生變化，從希伯來超越視野偏向古希臘羅馬超越視野，這就是文藝復興。但在天主教神學中，古希臘羅馬超越視野被牢牢地束縛在希伯來宗教中，不可能獨立發展以應付社會挑戰，所以隨后發生了天主教神學中希伯來超越視野的純粹化運動，這就是宗教改革，它導致希伯來超越視野和古希臘羅馬超越視野的分離。現代觀念在兩種超越視野的分離中形成，并在新教中日益壯大。宗教改革的直接后果是宗教戰爭，天主教神學規定的社會有機體在戰爭中解體，由此拉開了法治封建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的序幕。

為什么會有文藝復興？從某種意義上講，文藝復興是天主教社會對無組織力量增長的響應。如前所述，教會是法治封建社會的整合者。1300年以后，教會腐敗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教皇和世俗王權的沖突再次激化。以前，兩者互相爭斗時，大多數人選擇站在教皇一邊，但由于當時的教會腐敗嚴重，支持世俗王權的人不斷增加，這在1300年以后法國王權和教廷的爭執中表現得尤為明顯。教士原本是不向世俗政權交稅的，他們的稅只交給教廷，所以教皇很有錢。法國國王腓力四世（PhilippeI V leBel）雄才大略，他意識到如果教士不向國家交稅，國家就很難向其他等級征稅，他要求教士交稅。

這一要求遭到教皇的拒絕。當時在位的卜尼法斯八世是天主教歷史上最霸道的教皇，他聽到法國國王的要求后勃然大怒，一方面下令教士不準交稅，另一方面于1302年頒布教皇訓令（神圣一體敕諭），宣布世俗王權必須服從教權，任何人只有服從教皇才能得救。法國國王最后怎么辦呢？教皇畢竟沒有軍隊，法國國王派人把教皇拘捕起來。在教皇跟世俗王權的爭斗中，世俗王權這一次占了上風，關鍵原因是法國的紅衣主教團覺得教皇不對，他們占歐洲紅衣主教的大多數，而教皇又是紅衣主教推選的。卜尼法斯八世去世后，新教皇克雷芒五世（Pope Clement V）選擇支持法國國王，教廷也設在法國邊境的阿維尼翁（因為新教皇被腓力四世派兵綁架到法國，并軟禁在阿維尼翁）。

1309—1378年教皇在阿維尼翁的這段歷史被稱為“阿維尼翁之囚”。整整70年教廷都不在羅馬，這件事關系重大。教會本是法治封建社會的中心，教廷所在地不僅經濟文化發達，還是天主教神學的基地，當地的思想控制也很嚴苛。教廷離開羅馬意味著政治重心的失衡，它帶來很多問題。在英國看來，教皇成為法國的傀儡，英國王室不再聽從教廷的調解。英國和法國的沖突持續加劇，最終爆發英法百年戰爭。這是中世紀歐洲第一次兩個大國間的持久沖突，從中更能看出羅馬教廷在維系社會秩序方面的重要性。

教廷離開羅馬引發的另外一個結果是文藝復興。意大利原本是天主教神學的基地。教皇離開后，當地的思想控制趨于松弛，意大利城市內出現了比較自由的思想探索，以尋找克服社會危機的方法。后來羅馬又選了新教皇，因為要和法國對抗，新教皇支持意大利的思想解放。這使思想探索運動得以繼續，并產生廣泛的影響。意大利的文藝復興帶動了整個歐洲的思想變化，新思想運動一直擴展到北歐。文藝復興開始于1350年，在1500年前后結束，持續了150多年。

天主教神學是如何解放思想以應對社會變遷的挑戰的？其重心原本一直在希伯來超越視野上，古希臘羅馬超越視野只是輔助性的。但新探索把重心放到古希臘羅馬超越視野上，亦不會破壞原有的整體結構；再加上意大利城市經濟繁榮，思想控制放松，社會思想的重心很自然就轉向神學體系所允許的古希臘羅馬文化。思想家力圖通過這一重心的轉移來尋找改革的道路。

其實“文藝復興”（Renaissance）這個詞本身就道出了超越視野重心的變化，其拉丁文意思就是“復古”，指的是恢復古希臘羅馬精神。古希臘羅馬超越視野和希伯來超越視野的最大不同是注重此世，文藝復興正是思想家從中世紀出世的氣氛中走出，開始關心此世的事情，并通過恢復古希臘羅馬傳統以重拾古希臘的科學。文藝復興期間，意大利模仿古希臘建立柏拉圖學園，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圖：保羅·德爾沃 《火車站 》

為什么人們認為復古可以解決問題？原因是當時的思想家對古羅馬的看法和中世紀早期不同。奧古斯丁在撰寫《上帝之城》時，深感羅馬帝國的危機不可克服，他看到的是古希臘羅馬超越視野與希伯來宗教的沖突。經過教皇革命，兩者的沖突已被社會忘記。我在第三講指出，基督教是君士坦丁大帝確立的國教，教會亦是羅馬帝國晚期所建立。時至文藝復興時代，羅馬帝國已成為古代美好的回憶，甚至被認為是基督教最輝煌的時期。生活在結合了兩種超越視野的天主教文明中的意大利人，可以說是在不違反希伯來宗教的前提下，把思想興趣的重心轉向了古希臘羅馬文明。

除了科學認知，古希臘羅馬精神和中世紀最大的不同在其文學、藝術和政治領域，文藝復興正發端于對古代文學藝術的探索，文藝復興的代表人物大多都是散文家，如彼特拉克（Francesco Petrarca）、伊拉斯謨，他們通過摹寫古代散文，以表達對此世生活的關切。由于數學在繪畫中的運用，文藝復興期間的美術成就開始超過古希臘羅馬。

注重現實政治構成文藝復興的另一個面向，作為現代政治學開山之作的《君主論》就是馬基雅維利在文藝復興時期寫就的，這也是復古的產物。馬基雅維利還寫過《論李維》，講述了羅馬政治人物的偉大之處。這些著作中之所以洋溢著現代精神，原因正在于思想家的目光離開希伯來超越視野，轉而投向古希臘羅馬超越視野，其著述已包含著用認知理性來理解政治的現代精神。

今天一講到文藝復興，很多人就會想起達·芬奇（Leonardoda Vinci），他既是畫家，也是科學家，其成就似乎涵蓋了文藝復興絕大部分成果。事實上，達·芬奇在生前默默無聞，在死后才被廣泛知曉，很多關于達·芬奇科學貢獻的說法也不準確。例如，有人說如果達·芬奇的手稿被發現，那么科學革命的發生會提早100多年，這實際上毫無根據。英國作家邁克爾·懷特（Michael White）寫過一本關于達·芬奇的書，書名是《列奧那多·達·芬奇：第一個科學家》，他還寫過一本牛頓的傳記，書名是《最后的煉金術士：牛頓傳》。懷特對達·芬奇的定位完全不對。現代科學的本質是用數學發現自然規律，達·芬奇的整個思想里面沒有數學，他只是愛好發明。至于把牛頓視為“最后一個煉金術士”就不奇怪了，牛頓思想中本來就是宗教跟科學并存。實際上，文藝復興涉及科學、文學、藝術和政治等多個領域，很難從中找出一個代表整個運動的人物。

例如，文藝復興在科學領域的代表是哥白尼，其日心說是科學革命的前奏，哥白尼的學說之所以超越了古希臘的數理天文學，是因為他繼承了兩大遺產：一是回到了古希臘的日心說，即費羅萊斯的宇宙模型；二是繼承伊斯蘭天文學對托勒密“曲軸本輪”的批評，立足于純粹的“均輪—本輪”。這兩大遺產均來自文藝復興的“復古”運動。

在結合兩種超越視野的觀念系統中，將重心偏向古希臘羅馬超越視野能夠解決當時的精神危機嗎？不能，因為它不能解決教會的腐敗問題，也不能響應法律嚴重不切合社會現實的問題。今天所謂文藝復興時期人文主義者的思想已包含個人權利、自由意志等現代觀念的雛形，都帶有文學作品過度解讀的性質。

無論是彼特拉克，還是伊拉斯謨，都是想通過追溯古羅馬精神來恢復整個天主教文化的活力。但天主教神學是一個高度整合的觀念系統，只要不發生二元分離，其中的現代性萌芽不可能成長為現代的觀念系統。天主教神學要反對教會腐敗，只能通過希伯來超越視野的純粹化，因此，在文藝復興接近尾聲的時候，即1517年，宗教改革開始了。

宗教改革的本質

宗教改革的方向與文藝復興完全相反，它無視天主教神學中存在著兩種超越視野，直接將古希臘羅馬超越視野撇開不談，專門推進希伯來宗教的純粹化運動。實際上，奧卡姆的威廉的唯名論把上帝視為無所不能的意志，和理性（確定的規則） 無涉，這已經包含著希伯來超越視野的純粹化了。在批判教會腐敗方面，這一招比轉向古希臘羅馬超越視野有效得多。宗教改革的象征性事件，就是馬丁 ·路德在教堂門口貼出《九十五條論綱》，用今天的話講就是大字報，這張大字報的內容基本重復了奧卡姆的威廉的觀點。

馬丁 ·路德關于宗教改革的主張，源于他在塔樓的經驗。在他貼大字報的兩年前，即 1515 年，路德在塔樓上面臨一個與奧卡姆的威廉相同的問題：碰到一個反復無常、不講規則的上帝該怎么辦？上帝不再是一個慈愛理性的神，通過理性和規則接近上帝是無效的，那么我們怎么認識上帝？如何尋求上帝的救贖？這就是著名的“福音體驗”。馬丁 ·路德經過這場精神危機以后，得出三個結論：

第一，唯有靠信心才能得救，即“唯獨信心”。既然上帝是無所不能的意志，人能否得到救贖，實際上是對上帝信心的問題。即便上帝是反復無常的，信徒也要對上帝抱有信心，相信上帝會拯救信徒，如果沒有這個信心，就無所謂被拯救了。

第二，得救是神的恩典，即“唯獨恩典”。希伯來宗教強調人對外在力量的依賴，人本身則是微不足道的。所以，馬丁 ·路德強調得救只能靠神的恩典，如果沒有神恩，信徒作再多的禱告、禮拜或善事，都是徒勞無功的。當然，上述這些事情信徒還得做，但是能不能得救全在神的意志。

第三，為什么信徒要對神有信心？信徒如何知道神會拯救世人？為什么會有神的恩典？答案不是教會告訴你的，而是上帝通過《圣經》告訴信徒的，即“唯獨《圣經》”。

自馬丁 ·路德張貼《九十五條論綱》以后，西方天主教社會幾乎翻天了，此后 30 年間的兩代人全都被攪進宗教改革的旋渦中，希伯來宗教的純粹化彌散到西方社會的每一個角落。

《九十五條論綱》之所以有那么大的影響，是因為其切中大一統教會的種種弊病。每一條似乎都是針對教會來的。如果馬丁 ·路德是對的，天主教會就變得毫無意義。基督教是一個救贖宗教，救贖要靠上帝。所有信徒組成教會，教會只是末日審判來臨前信眾中的精英分子管理宗教事務的組織。后來教會變成與上帝溝通的媒介，居然代表上帝制定規條，這違反了基督教的基本價值觀念，意味著人的救贖必須依靠社會組織（教會也是一種社會組織）。馬丁 ·路德回到基督教的原始信條，指出建立大一統教會本身就是走了偏路。

馬丁 ·路德學說之所以產生巨大影響，還在于他倡導信徒自己閱讀《圣經》，直接和上帝溝通。《圣經》 一直是拉丁文的，只有傳教士才能閱讀。于是《圣經》開始被翻譯成各種語言，德文版的《圣經》就是馬丁 ·路德翻譯的。同樣是翻譯經典，伊斯蘭教跟基督教不同。《古蘭經》可以被翻譯成其他文字，但信眾禱告一定要用阿拉伯語， 因為阿拉伯語是上帝的語言，所以伊斯蘭教教義不容易導致民族主義。《圣經》被翻譯成各種語言是現代民族認同在西方出現的前提。

圖：邁克爾索瓦 《搬家 》

馬丁 ·路德宗教改革的基本精神，就是希伯來超越視野的純粹化。但馬丁 ·路德并沒有把純粹化貫徹到底，只開了個頭，在其后繼續推動希伯來宗教純粹化的，是另一個宗教改革家加爾文（Jean Calvin）。加爾文是法國人，比馬丁 ·路德小一代，他在新教里面創立了加爾文宗。馬丁 ·路德沒有系統性的著作，他除了寫大字報，還寫過一些小書，但沒有出版過專著。加爾文有一本代表性著作——《基督教原理》（Institu- tions），該書出版于 1536 年，將馬丁 ·路德的因信稱義的精神進一步純粹化了。

加爾文宗和路德宗推進了希伯來超越視野的純粹化，它們帶來的最重大影響并非促使不同于天主教的新教形成（從此新教從天主教中分離出來），而在于導致希伯來超越視野和古希臘羅馬超越視野的分離。兩種超越視野原本是結合在一起的，希伯來超越視野在走向純粹化以后，再也不能與古希臘羅馬超越視野相結合，但認知理性的超越視野并未因此消失，它成為與希伯來超越視野分離、并列的存在。也就是說，推動希伯來超越視野純粹化的新教徒，同時具有兩種分離共存的超越視野。從此以后，源于唯名論革命的現代性萌芽在兩種分離共存的超越視野中成長起來。正因如此，加爾文宗跟路德宗的不同極為重要。教義不同，孕育現代觀念的母體也就不盡相同，這對現代世界的形成極為關鍵，所以我有必要分析一下加爾文宗和路德宗的差別。

從路德到加爾文

加爾文宗和路德宗的差別可以歸為三點：第一，路德從“上帝是無所不能的意志”推出“因信稱義”，實現救贖的純粹化。加爾文宗把救贖的純粹化又往前推進一步，認為神是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的，在每個人出生以前，神就規定了哪些人得救、哪些人不得救，因為上帝早就料定了每個人在現世的表現，個人在現世做任何事情都與能否得救無關，這叫作“預定論”（Predestination）， 是“他力拯救”的極限狀態。馬丁 ·路德也強調“他力拯救”，認為人是無能為力的，加爾文宗把這一點推到了極限。

那么，信眾如何才能知道自己是否會得救呢？誰知道救贖名單的內容？加爾文有個說法，如果某人在名單上面，在他做的事情上就會有所顯示。也就是說，如果某人是上帝的選民，他想做的重要事情最終都會成功；如果不成功，就是上帝對他的考驗。因此，加爾文宗的信徒有非常堅定的意志， 韋伯稱其為召喚（calling）， 即信徒認為自己是被上帝選中的。加爾文宗還有一個特征，就是決不同情窮人，乞丐之所以在街上討飯，是因為他沒有被上帝選中，所以乞丐就算餓死也是活該。

加爾文宗和路德宗的第二個差別是關于教會和國家的關系。路德宗反對大一統教會，不再尊奉天主教教會為國家之上的世界政府，但主張服從國家，路德宗開啟了教會和世俗政權關系的新階段。 加爾文則不然，他認為教會無須服從國家，反而應當積極地使國家基督教化。這一觀點也源于基督教大傳統，即把教會視為所有信眾等待末日審判的組織，只是它再也不是天主教教會，而是新教教會。

加爾文曾在日內瓦掌過權，日內瓦曾一度是新教的羅馬。它既然是新教的中心，加爾文宗的教宗自然要掌權。今天我們講美國憲政和加爾文宗的淵源關系時，最大的挑戰是加爾文在日內瓦的統治： 那里極為專制，甚至有宗教裁判。有兩個加爾文宗信徒信仰不太純粹，結果被非常殘酷地燒死。加爾文宗極度禁欲，取消了很多儀式，以排除任何偶像崇拜；圣母瑪利亞也不能例外。據說加爾文宗的教堂里不能用鐘。總之，加爾文在日內瓦實行壓制言論自由的高度獨裁的統治。

這種制度與現代社會南轅北轍，怎么能說加爾文宗是現代社會的起源呢？問題出在哪里？關鍵是加爾文本人只有希伯來宗教這一重超越視野， 因此加爾文宗就和天主教一樣，主張教會這一等待末日審判的社會組織成為政府。如果兩重分裂的超越視野共存，社會組織藍圖不可能再是教會。大多數加爾文宗信徒和加爾文不同，具有兩個互相分離的超越視野。面對如何組織現世社會的問題，他們只能接受法治。但他們同時都是唯名論者，自然法已變成個人權利，“人類法”則必須被重新界定。由此產生了加爾文宗和路德宗最重要的差別：“人類法”（包括“人訂之法”）被視為選民在上帝面前簽訂的契約。

加爾文宗和路德宗對法律的看法不一樣。如前所述，人類法中習慣法和教會法本是自然法的一部分，唯名論認為唯有個體才是真實存在的，自然法一部分變成個體的權利，另一部分變成自然律。那么人類法中不屬于自然法的部分（如國家法律） 又是什么呢？它一度成為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路德宗沒有回答這個問題， 國家法律日后成為立法者的意志，這一觀念對德意志民族國家的興起極為重要。加爾文宗的回答極具創意：人類法中不屬于自然法的部分（如國家法律） 是選民在上帝面前訂立的契約，這就是圣約（Covenant）。中世紀西歐是法制封建社會，法治在西方人腦子里是根深蒂固的，契約本是法律的一部分，但從來沒有人講過所有人類法律都是個人間的契約。這與羅馬私法中的契約被轉化為普遍法律不同，因為它高度強調立約過程。個人（上帝的選民） 在上帝面前立下的誓約（圣約），就是人類社會的根本大法——憲法。

在此過程中，個人權利和法律是不相矛盾的。因為個人權利來自自然法，而人類之法中不屬于自然法的部分（如國家法律） 又被視為個人在上帝面前立約，兩者均出于對上帝的信仰，怎么會有矛盾呢？誓約的本質是具有道德的個人均同意出讓其部分權利，服從大家共同制定的基本規則。誓約形成過程已蘊含著“憲法是基于人權之上”這一現代思想。今天學者把洛克的社會契約論視為憲政的基礎，其實它來自圣約，這是加爾文宗對現代世界的最大貢獻。

圖： 瓦爾德格斯·蘇倫尼揚茨 《褻瀆的神社 》

圣約觀念作為美國憲法的起源， 可以從人們津津樂道的“五月花號”的故事看出。“五月花號”是在 1620 年 11 月到達新大陸的。一群新教徒在登陸北美新大陸的時候，其中的男性成員在上帝面前立約（即《五月花號公約》）， 要在這里建立一個自治的政治共同體，作為圣約的《五月花號公約》被視作美國憲法的前身。當時參與立約的人數雖然很少，但其精神本質與日后美國獨立時作為一個民族的立憲行為是一致的。

加爾文宗和路德宗的第三個區別極為重要，但為什么西方思想史家不強調這一點呢？我猜有兩個原因：第一，也許他們以為人人皆知圣約，不需要多講，因此加爾文宗對圣約觀念的創造性重構被忽略了。大多數中國人不了解個人權利和憲法的關系，他們常問：為什么路德宗國家跟加爾文宗國家完全不一樣？中國人對這關鍵的第三條有特別的感覺。其實只有理解這第三條，才能講清楚現代民族認同和工具理性、個人權利的關系。在加爾文宗信徒看來，法律是契約，有效的立法必須是所有人一起訂立的，所以在這之前要明確何為“我們”；路德宗信徒心中的法律是立法者的意志，立法建國的本質變成明確自己和立法者的關系。這有可能導致兩者對民族認同理解的差別。

第二，以往缺少比較的視野。今天我們通過比較各軸心文明的現代轉型，終于真正理解圣約在現代社會整合中的作用。因為社會整合依賴于法律，圣約把法律等同于個人在上帝面前立約，這也就使法律基于希伯來超越視野 T1。而個人觀念立足于兩種分離共存的超越視野，這樣一來，如果要在終極關懷層面尋找現代社會正當性的基礎，它只能來自兩種分離共存的超越視野（T3 和 T1）， 這正是我前面經過重新定義的工具理性精神。據此，我們得到一個重要結論：現代契約社會雖建立在三大現代價值之上，但如果它要立足于兩種超越視野，三大現代價值中必須以工具理性為基礎（圖 4.7），而不是民族認同。

圖4.7 加爾文宗契約社會的正當性

我在第五講將證明，建立在個人權利、工具理性和民族認同觀念之上的應然社會只能是作為民族國家的契約社會，但無法確定這三大觀念中哪一個為核心。如果沒有圣約觀念，當法律是國民公意或立法者（民族國家的代表） 的意志時，民族主義就成為現代價值的核心。在這種情況下，民族國家在建立過程中，有可能會壓制個人權利，甚至會導致現代契約社會的畸變。也就是說，一個健康的現代社會所立足的三大現代價值，必須以工具理性為基礎。

宗教戰爭和現代世界的興起

隨著新教（路德宗和加爾文宗）走向成熟，大一統教會再也不是法治封建社會的整合者，天主教的歐洲迅速分裂為信奉不同教義的社群。路德宗最快征服的是德國人（準確地說是講德語的社群），特別是神圣羅馬帝國的諸侯。道理很簡單，相信路德就是反對天主教教會，神圣羅馬帝國的王權本來就不強，它由分散的小諸侯國和騎士莊園組成，他們大多對教廷不滿。只要諸侯信奉新教，老百姓也就成了新教徒，這是權力高度分散的社會的特點。法國南部的大貴族信奉加爾文宗（胡格諾教派）；英國王室與教皇的關系本來就不好，故而天然地親和新教。英國王室為了脫離羅馬教廷的控制，以新教為樣本，建立了英國國教，激進的加爾文宗信徒被稱為清教徒。

自此以后，天主教一統歐洲的局面消失了，演變成三種宗教共存的混合狀態。隨后三種教義迅速在不同地區與世俗國家的權力結合。在馬丁 ·路德貼出大字報以后的 40 年間，西方天主教建立的社會秩序開始崩解，不同教派之間的爭論迅速發展成殘酷的宗教戰爭。

宗教戰爭從 1566 年開始，一直到 1648 年簽訂《威斯特伐利亞和約》（ Peace of Westphalia）才結束，持續了 80 多年，消耗了整整五代人的精力，這算是人類迄今為止最殘酷的戰爭。在法國大革命以前，西方歷史上最重大的事件就是宗教戰爭。為什么這樣講？第二次世界大戰極為殘酷，但二戰中只有德國和蘇聯的死亡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超過 10%。在宗教戰爭中，所有西方國家的死亡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都在 10% 以上。英國損失 10%，法國損失 15%，德國損失 30%，波西米亞居然損失 50%。 如果去看宗教戰爭的史料，就會發現其殘酷程度是今天難以想象的，例如殘殺婦女、把小孩子扔到火里。我十分強調事件對觀念系統的沖擊，如此殘酷的戰爭持續了近百年，它對人類思想的沖擊之大可想而知。

為不同的宗教信仰而戰導致如此慘痛的現實， 它帶來什么結果？這就是蘊含在天主教神學內的現代思想從中脫穎而出。我們今天深感現代性在中國社會成長的艱難， 中國經歷了 70 年的漫長革命；西方世界亦有過差不多的經歷，這就是宗教戰爭。宗教戰爭分屬三個戰場：第一個戰場在尼德蘭。1566 年尼德蘭起義， 天主教國家和新教國家開始互相大廝殺。在法國城市和荷蘭低地一帶中，信奉加爾文宗的人最多。尼德蘭起義就是荷蘭低地的加爾文宗信徒發動的， 中國歷史教科書將其定義為最早的資產階級革命。這樣講也沒有錯， 因為那里的商業相當發達，市民數量也最多。但當地人為什么要起義呢？不是為了發展資本主義和商品經濟，而是因為加爾文宗信徒要反抗西班牙與天主教的壓迫。尼德蘭起義主要是為了反抗西班牙，新教的英國就支持尼德蘭。我前面講的莫里斯親王推動軍事理性化、建立現代軍隊，就發生在這一時期。笛卡爾最早是在尼德蘭的軍隊中擔任文職。宗教戰爭的結果是，尼德蘭一半的領土被西班牙占領，另一半領土中的七個省堅持了下來，并發展成最早的“準現代社會”——荷蘭。

宗教戰爭的第二個戰場是法國。法國宗教戰爭也持續了幾十年（1562 —1598）， 我在第五講會講到， 正是因為這場戰爭， 法國建立現代民族國家的道路才變得十分獨特，它必須先經過啟蒙運動。法國新教徒中加爾文宗信徒特別多，他們亦被稱為胡格諾教派，這是加爾文宗的另一個名稱，法國國王就信奉新教。法國的宗教戰爭是在逐個城市中發生的，不像尼德蘭宗教戰爭那樣是兩軍對壘的模式。新教徒殺天主教徒，天主教徒殺新教徒，法國宗教戰爭異常慘烈，1572 年巴黎圣巴托洛繆大屠殺就是著名的例子。戰爭持續了 40 年才平定下來，這要歸功于法國國王亨利四世，他意識到法國不能再這樣下去了，法國加爾文宗雖然有很強的實力，但不可能占主導地位。亨利四世最后想了個辦法——向教皇懺悔，放棄新教信仰，并回歸天主教，教皇也接受了。他隨后發布了《南特赦令》（Edict of Nantes），赦免新教徒。所以， 1598 年以后的法國變成一個受到宗教改革洗禮的天主教國家，因此，法國在天主教文明的現代轉型中有其獨特性和重要性。

第三大戰場是德國。德國宗教戰爭（1618 —1648）要比尼德蘭和法國的宗教戰爭更具破壞性。這場戰爭雖然是在德國境內展開的，但新教和天主教力量廣泛參與其中。法國和西班牙結盟，站在天主教一邊（當時法國國王已皈依天主教）。英國和瑞典是支持新教的，它們都參與或支持德國路德宗與天主教的對抗。兩邊交戰 30 多年，戰爭打得天昏地暗，結果誰也不能把誰吃掉。德國經濟衰退得一塌糊涂，歐洲人口減少了 20%。雙方最后覺得不能再打下去了，于 1648 年開始了艱難的談判，并簽訂了《威斯特伐利亞和約》，宣布尊重各國宗教信仰的現狀，進而達成表面上不同教派和平共處的局面，但彼時的歐洲已經是滿目瘡痍、遍地廢墟。

圖： 瓦爾德格斯·蘇倫尼揚茨 《 游行隊伍從圣埃特米亞丁教堂出發 》

今天講西方現代民族國家興起，就是以《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為標志。上述說法其實不準確，當時德國王權的權威已經蕩然無存，城市凋敝，經濟倒退。法國卻已經從宗教戰爭中恢復過來，號稱自己是天主教國家，在“建立何種政治秩序”這一新挑戰下，走上了絕對君主制的道路。英國雖然接受了新教，但王權又如何與新教提供的正當性相耦合呢？而且英國國教是安立甘宗（Anglicanism），但大多數英國人信奉加爾文宗，是清教徒。國家面臨國教與清教的沖突，馬上就要爆發革命。西班牙是剛興起的天主教國家，表面上看是強權國家，但實際上是典型的傳統國家，國內沒有新教徒，靠美洲的白銀體系來維持其軍事實力。但天主教能維系一個強大的傳統王權的持久存在嗎？當時新教徒剛開始移民美洲，“五月花號”抵達北美、成員訂下圣約之時，歐洲宗教戰爭尚未結束。上述國家中真正接近現代社會的只有一個，就是荷蘭的七省聯合體。但它還不屬于民族國家，而是七個省的邦聯。

由此說明，在《威斯特伐利亞和約》剛被簽訂時，現代民族國家還沒有誕生。但有兩個轉化已經完成： 一是原有大一統教會主導的社會秩序完全解體，天主教文明被宗教戰爭徹底摧毀了；二是現代觀念走向成熟，并廣泛地轉化為社會行動。歐洲經濟經過 15 世紀的停滯和 16 世紀上半葉的戰爭摧殘，終于在 17 世紀取得突飛猛進，它所依靠的正是新觀念的力量。此后，市場經濟開始擴張，現代商業越來越強烈地沖擊正在瓦解的社會有機體，建立在現代個人之上的軍隊大大提高了軍事效率，它和科技的結合導致戰爭變得極度殘酷。

在宗教戰爭的廢墟上，無論是殘存的天主教社會，還是新教社會，都面臨如何生存下去的問題。天主教社會必須重整天主教神學，從而為原有的社會制度提供正當性；在新教社會內部，現代價值生氣勃勃，但迅速形成的、建立在現代個人之上的各種組織，同樣面臨整合的問題。被解放出來的科技和市場，必須被納入一種新的應然社會中，只有如此，脫嵌的市場經濟才不會引發社會危機。所以在 17 世紀 40 年代，人類社會正面臨往何處去的難題，當時根本看不到方向。

可以這樣概括 17 世紀西方碰到的史無前例的挑戰：既然在兩種分離共存的超越視野之上無法建立有機體，那它們共同指向的應然社會是什么？該應然社會如果存在，它和現代價值有什么關系？它能夠容納一日千里的科技革命和不斷摧毀社會有機體的市場經濟嗎？我們知道，這種建立在現代價值之上的應然社會最終被找到了，也就是現代民族國家。

本文系摘選自《軸心文明與現代社會：探索大歷史的結構》一書第四講第5節。為便于閱讀，部分段落做了拆分和刪減，推文標題為編者所擬，學術討論請以原文為準。文中部分配圖來源于網絡，如有侵權請聯系公眾號后臺刪除。

編校：睿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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