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蘇
文｜孫玉良
我們發現一個現象，美歐日韓澳等西方國家，普遍反感共產主義制度。與中國交往，生意歸生意，但價值觀是肯定不認同的。為啥會出現這種現象？中國已經不輸出意識形態了，他們在怕什么？“一個幽靈，共產主義的幽靈，在歐洲游蕩。”，《共產黨宣言》開篇這句話，給出了一個答案：從共產主義誕生的那天起，舊世界的一切勢力就為“驅除這個幽靈”結成了神圣同盟。一百多年過去了，這個同盟的核心“西方國家”對共產主義的反感非但沒有消減，反而變本加厲了。
反感共產主義，本質是害怕“人民當家作主”這四個字。 哪怕只是名義上的“人民當家作主”，他們也怕。美西方國家普遍是資本家當家作主的，所謂民主選舉，不過是資本家們玩的金錢游戲，沒錢是入不了場的。普通人有一張選票不假，但那張選票只是“陪玩”。資本家害怕的，是一旦人民真正掌握了權力，資本就失去了對國家的控制，即便是理論上、原則上、表面上失去控制也不行。他們深知，人民當家作主不是裝飾性的口號，而是權力結構的根本重置。它意味著政策向勞動者傾斜、財富分配向公平回歸、發展成果由全民共享。
這種結構性顛覆，直接威脅資本逐利的邏輯閉環與全球霸權的運行基礎。因此，他們不遺余力地污名化“人民民主”，將“集中力量辦大事”歪曲為“專制”，把“共同富裕”妖魔化為“平均主義”。恐懼從來不是針對某個制度標簽，而是對權力真正歸屬人民這一不可逆趨勢的本能抗拒。
再重復一遍：西方的民主，本質是金錢游戲，并不是人民意志的表達。把西式民主表達為“資本意志的拍賣會”更為貼切。美國前總統卡特坦然承認，美國政治體系已扭曲為“寡頭政治體系”，“將有能力但卻缺乏經濟后盾的參選者拒之門外。這不是民主政治，而是屬于少數人的寡頭政治”。特朗普之所以戰勝拜登，其本身具有的強大財力與拉攏世界首富馬斯克助戰，是主要原因之一。美西方的所謂民主選舉，不過是資本集團用鈔票購買公共權力的合法渠道。候選人募集競選經費——主要來自富豪和財團；當選后通過政策調整回饋“金主”——權錢交易就這樣披上了“民主”外衣。正如馬克思主義所揭示的：資本主義生產資料私有制決定了選舉是實現資產階級統治的政治形式，選舉產生的只可能是資本的代理人，而非民意代表。
為什么社會主義讓西方資本感到恐懼？
根本原因有三。
第一，價值體系的對立。資本主義強調個人、競爭、物質利益；社會主義強調集體、合作、人的解放。這種對立不是你死我活的仇恨，而是兩種文明邏輯的沖突。美國前總統尼克松就坦承：意識形態是冷戰的根源，“如果我們在意識形態斗爭中打了敗仗，我們所有的武器、條約、貿易、外援和文化關系都將毫無意義。”
第二，社會主義制度妨礙壟斷資本的擴張。壟斷資本的本性是向外擴張，而生產資料公有制的社會主義國家不會“卷入資本主義的流通范圍”，成了資本擴張的障礙。美國學者曾直言：“共產主義者”就是那些企圖將資源用于自己目的的人，這和“美國外交政策的核心原則——偷盜和剝削的權利——是相抵觸的。”
第三，社會主義對美國“立憲民主”構成威脅。這里的“民主”指的是資本當家作主的游戲規則。如果人民真的相信可以自己做主，資本還怎么掌控政權？
“西方民主”的現狀也在印證這一點。
今日的美國，兩黨惡斗導致社會撕裂，選舉淪為作秀和人身攻擊，普通民眾感覺自己的利益訴求無人回應，參選率持續走低。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帕沙·查特吉指出，西方的自由代議制民主已陷入領導權危機，“正在把人民隔離在外”以挽救自身。民粹主義運動此起彼伏，恰恰是人民對“金錢民主”的反抗，卻又被精英們斥為“群氓之亂”。
西方國家的精英們害怕的并不是共產主義這個名詞，而是人民真的當家作主。因為在資本主義邏輯里，“人民”從來只是被消費、被操控、被統計的籌碼，而不是權力的主人。所以當中國說“人民當家作主”時，西方本能地反感與恐懼。他們害怕這種輿論，更害怕這種輿論成為現實，因為這件事一旦成真，他們的資本游戲就玩不下去了。他們怎么會傻到當自己的掘墓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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