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國家底層運行一套邏輯,叫官僚制,也叫科層制。
官僚制,是一個中性的管理學概念,它有三個顯著的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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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層級分明。
權威自上而下傳遞,權責劃分明確。
二、專業分工。
官員和管理者是經過專業訓練的職業化群體。
三、規則至上。
依靠成文的法律、法規和標準化程序來運轉,強調非人格化管理。
基于此,官僚制走的是一個齒輪邏輯,每一步都是齒輪咬合,照章辦事,文官中立,非人格化,我不代表我本人,我僅代表這個崗位。
我們走的是另一條路,叫干部制,要求干部既是執行者又是動員者,既對黨負責又對群眾負責,既要懂政策又要做群眾工作。
今天就來拆解下干部制。
一、干部不是高級公務員。
首先,bureaucrat(官僚)的定義是:一個占據職位的人,按固定規則不間斷地推行行政事務,個人信仰、情緒、政治立場必須從辦公桌上拿走。
我們的干部從誕生第一天起,就反這個定義。
教員說:“政治路線確定之后,干部就是決定的因素”。
干部要求又紅又專,“紅”在“專”前面,“紅”意思就是:不能只是個專業齒輪,必須攜帶意識形態、方向感和道德自覺。
這些沒有寫在崗位說明書里,但要求體現在每個干部身上。
我認識一個鄉鎮的駐村書記,零下幾度走三小時山路去一個老人家里辦證。
我問他:“值得嗎?”
他說:“不是值不值得的問題,是這事得有人去。”
沒有績效,沒有獎金,三小時山路,“官僚”是干不了的。
讓駐村書記走下來的,是一套叫“這事是我的使命”的東西在運轉,就是所謂的干部制。
二、干部制的落實。
官僚制有個問題,就是規則越精密,人越被裁剪成零件,公眾也被抽象成“服務對象”、“案例編號”,不是人,群眾不是群眾。
干部制,通過群眾路線,建立了一個官僚制提供不了的東西,就是干部和群眾之間的雙向回路。
直白來說,就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這其中包含了兩層意思。
第一,集中起來。
集中起來,是干部下沉、走訪、開院壩會、聽閑話,把抱怨、牢騷、建議、意見等不成體系的要求,揉成可處理的政策輸入。
第二,堅持下去。
堅持下去,是把上面的決定,翻譯成群眾聽得懂的動作,再盯著執行。
干部是政治參與的中介者,不是代議制意義上的,有著更古老的、更肉身的意義,人在場,身體在場,能聽、能被罵、能解決。
三、干部制的權力網絡。
西方官僚制是垂直的,即部長→廳長→局長→科長→辦事員,權力順著層級流下來,只要按權責清單執行就可以了。
中國的干部制是垂直+網格同時運行:
縱:中央—省—市—縣—鄉—村,五級書記一起抓。
橫:黨管干部原則,把黨政軍企事群全串起來,組織部管政府序列,也管包括國企、高校、群團、關鍵事業單位。
深:工作隊、駐村第一書記、下沉干部,把權力網絡的末梢,插到了村口和小區門口。
這個叫“政黨組織國家”,政黨不是坐在國家旁邊“領導領導”,而是下縣、下鄉、下村,到群眾中去。
四、干部制的代價。
任何系統都有短板,干部制短板是太依賴人本身,主要體現三處:
第一處、疲憊感。
不斷用政治動員去補科層惰性,基層反復被急事打斷常事。
今天要搞脫貧攻堅,明天要搞環保督察,后天要搞信訪維穩,每一項都是中心工作,每一項都問責到人,鄉鎮干部常年處于被推著跑的狀態,疲憊感累積到最后,就是“干了再說,不想對不對”。
第二處、表演化風險。
干部聯系群眾,如果執行者本身質量不夠,就容易變成走訪拍照打卡,實際問題還在。
第三處、科層化的引力。
干部制越成功,組織越龐大,越需要“程序、臺賬、留痕、檢查”來防失控,這些東西又恰恰是官僚制最擅長制造的鐵籠零件。
干部官僚化,是中國基層治理的難題。
韋伯的官僚追求的是,哪怕所有人平庸,系統仍能運轉。
而我們追求的是,關鍵位置上的關鍵人,在關鍵節點上,愿意且能夠做得更好。
我們堅持干部制,是因為我們始終相信,器始終是器,人終歸是人,制度有制度的好,信仰有信仰的力量。
所以,辦好中國的事情,關鍵在黨,關鍵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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