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林 | 朱子論“仁包四德”與“智藏四德”

　　儒家重視“仁”與“智”兩種德行，認為一個人若能兼備此兩者，便達到了理想的圣人境界。孔子強調，“仁者安仁，知者利仁”，又言“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這些將仁與智對舉的論述，意在強調人應當努力做到仁智合一。孟子將孔子仁智并舉的思想進一步擴展為仁、義、禮、智四德并舉，并明確指出“仁且智”即是圣人人格。他引子貢之言稱贊孔子道，“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圣矣”。荀子也主張人應做到仁智兼備，強調“故知而不仁，不可；仁而不知，不可；既知且仁，是人主之寶也，而王霸之佐也”。綜觀以上核心觀點，孔子、孟子、荀子雖強調仁智并舉，但未從理論上闡明二者兼具之必要。南宋朱子基于儒家“生生即仁”傳統，提出“仁包四德”與“智藏四德”之說，系統論證了仁、智二德在四德中的特殊性與重要性，從而凸顯了其在個人道德修養中的關鍵作用。

“仁包四德”

　　“天地以生物為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以為心者也。故語心之德，雖其總攝貫通，無所不備，然一言以蔽之，則曰仁而已矣。”朱子強調的“天地以生物為心”是指，天地以不斷創造和養育萬物，讓生命生生不息為核心。朱子這一思想，繼承了儒家“生生即仁”的一貫主張。張載認為，“大抵言‘天地之心’者，天地之大德曰生，則以生物為本者，乃天地之心也。”程顥提出，“萬物之生意最可觀，此元者善之長也，斯所謂仁也”。可見，在儒家看來，天地最大的德行就是創造并養育了萬物。這個創造養育萬物的過程雖然是自然的，但它本身就包含著一種善的價值，這種價值就是仁。所以，可以說，生就是仁，生就是天地的“心意”。朱子言“天地以生物為心”顯然是希望人們從天地生生不息的過程中體會到“天地之心”的存在，即體會到仁的存在。

　　朱子在“天地以生物為心”思想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仁包四德”說，即“蓋天地之心，其德有四，曰元亨利貞，而元無不統。其運行焉，則為春夏秋冬之序，而春生之氣無所不通。故人之為心，其德亦有四，曰仁義禮智，而仁無不包。其發用焉，則為愛恭宜別之情，而惻隱之心無所不貫”。在朱子看來，天地生成養育萬物的過程體現為元、亨、利、貞四德。元統亨、利、貞三德，如春之氣貫通夏、秋、冬；人之心亦有四德，曰仁、義、禮、智，仁包四德，如惻隱之心貫愛、恭、宜、別之情。由此，仁既統義、禮、智，惻隱亦統羞惡、恭敬、是非。

　　然而朱子并非止于靜態的統包關系，他進一步將仁、義、禮、智看作是一種充滿生命力的、具有流動性的生生之意。《朱子語類》載：“因問仁包四者之義。曰：‘仁是個生底意思，如四時之有春。彼其長于夏，遂于秋，成于冬，雖各具氣候，然春生之氣皆通貫于其中。仁便有個動而善之意。如動而有禮，凡其辭遜皆禮也；然動而禮之善者，則仁也。曰義，曰智，莫不皆然。’”可見，朱子把仁、義、禮、智之間的關系看作“仁—義—禮—智”生意流行的總體與過程。具體說來，仁是這個生意流行過程的起始階段，義、禮、智則是仁之生意流行的不同階段，各個不同階段都是仁之生意流行的體現，每個階段貫通起來就成為一個生意流行的總體。因此朱子總結道，“仁兼四端者，都是這些生意流行”。

“智藏四德”

　　“故仁為四端之首，而智則能成始、能成終。猶元氣雖四德之長，然元不生于元而生于貞，蓋由天地之化，不翕聚則不能發散，理固然也。”在朱子看來，雖然元為“元—亨—利—貞”之首，但元不是憑空產生的，它孕育于貞。正是有了貞的收藏，才能有新的一輪“元—亨—利—貞”的開始。朱子強調的“仁包四端，而智居四端之末者，蓋冬者藏也，所以始萬物而終萬物者也”也是如此，智既是終點，同時又是下一輪“仁—義—禮—智”的起點，它收藏著前面仁、義、禮中的生意，并孕育著新的開始。所以，智既能“成終”，又能“成始”。正是基于智的這種作用，朱子又指出：“仁智交際之間，乃萬化之機軸。”這句話意在強調，天地運化的關鍵，就在于貞與元交替之際；萬物生命的樞紐，就在于冬與春相接之時；而人的德行生發的動力，則在于仁與智交匯之際。朱子提高了智在仁、義、禮、智四德中的地位，并在此基礎上提出了“智藏四德”說，強調“智本來是藏仁義禮”，“仁禮義都藏在智里面”，即“智藏四德”。

　　朱子進一步論述，“智有藏之義焉，有終始之義焉，則惻隱、羞惡、恭敬是三者皆有可為之事，而智則無事可為，但分別其為是為非爾，是以謂之藏也。又惻隱、羞惡、恭敬皆是一面底道理，而是非則有兩面，既別其所是，又別其所非，是終始萬物之象”。通過揭示智的“藏之義”與“終始之義”，朱子闡明了智雖無具體事功，卻是判斷是非、統攝始終的根本能力，從而深化了對仁智關系的理解。所謂“藏之義”，指仁、義、禮三者皆有具體可行之事（如惻隱為仁，羞惡為義，恭敬為禮），而智并無獨立事功，其作用在于分辨是非。在仁、義、禮的踐行過程中，智隱于其后作出是非判斷，肯定所是而否定所非。因此，智的功能內在而潛在，猶如藏納判斷準則之庫藏。所謂“終始之義”，指惻隱、羞惡、恭敬等情感僅指向正面的是非判斷（即知何為當為），而是非之心則能同時辨別“是”與“非”，涵蓋正反兩面。故智具備判斷事物始終、全面把握是非的能力。

從“仁包四德”到“智藏四德”

　　朱子晚年將仁、義、禮、智由道德范疇提升至“生生之意”的本體層面，由此展開了對四者關系的重新理解。在他看來，生生之意乃一充滿生命力的能量體，具有推動事物生成變化的動力。此能量體在生化流行中呈現為不同的運行階段：在春天處于萌發狀態，此時萬物破土而出；在夏天處于成長狀態，此時萬物欣欣向榮；在秋天就漸漸收斂，此時萬物成熟收獲；在冬天處于潛藏狀態，此時萬物冬眠潛伏。同理，仁為生意之始發，禮為生意之長成，義為生意之漸收，智為生意之收藏。智并非四端之末節，而是生意之完滿實現。由此，朱子在“仁包四德”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了“智藏四德”之說。

　　從生意流行的整體結構來看，仁、義、禮、智皆為生生之意的實體顯現。仁為始發之德，在“仁—義—禮—智”的運行中處于發端地位，并且仁之生意流行貫穿于義、禮、智之中，因此仁能統領和包含義、禮、智。智雖位居四德之終，卻相對于新一輪的流行而復為開端，起著承前啟后的作用，含藏義、禮、智。仁、義、禮、智之生意流行，實則是一個“仁—義—禮—智—仁—義—禮—智”不斷循環的過程。在此循環中，仁與智最為關鍵：仁智交匯之際，正是生意之源頭——在天為天地之心，在人為人心。

　　至此，需辨明一個問題：“仁包四德”與“智藏四德”是否矛盾？朱子思想中，二者并行不悖。他指出：“以用言則元為主，以體言則貞為主。”又說：“仁禮是用，義智是體。”可見，“仁包四德”是從“用”（功用、現象）的層面立論，強調仁之生意貫穿于義、禮、智之中；而“智藏四德”則是從“體”（本體、本質）的層面立論，強調智為仁、義、禮之生意的完滿狀態。前者著眼于過程的起點與現象，后者著眼于過程的終點與根本。唯有將二者結合，方能完整把握朱子對仁智關系的深刻洞見。

作者：陳林，系南京工業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

來源：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