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破產程序淪為“圍獵”工具：是誰在用公權力為優質資產敲喪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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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律層面上，破產法的設計初衷，是為了保護無力償債的債務人和廣大債權人；但在現實操作中，它卻展現出了令人膽寒的另一面：只需一紙訴狀，輔以法院的“自由裁量”，就能將一家資產豐厚的優質企業強行拖入停擺的休克療法。

撰文 | 楊雄

出品 | 有戲Review

一家坐擁北京經開區大片土地與廠房、實物資產遠超債務的醫藥生物企業，卻被一通連正式手續都沒有的電話強行按進了“破產清算”的席位。

明明有投資人攜重金入場意圖重整，法院裁定卻赫然寫著“無人重整”；白紙黑字的千萬借款被視若無物，破產資產卻被刻意隱瞞瑕疵后降價賤賣。

忍無可忍之下，外資股東實名舉報北京一中院承辦法官及破產管理人。目前，北京市檢一分院已正式立案。這場以法律為名的資產切割術，究竟是拯救市場的退出機制，還是少數人默契配合的合法分食？

（關聯報道詳見網易號“法治邊角料”）

1、從資不抵債到“我說你破你就破”

在現代商業文明的語境里，“破產”本應是一個極度嚴肅的法律名詞。它是企業在山窮水盡、確實無力回天時的最后一張病危通知書。然而，在東方協和的案子里，我們卻見識到了一種堪稱魔幻的“資產坍縮術”。

一家名下擁有土地、房產、廠房、設備及無形資產的企業，其整體資產價值遠遠高于申請人主張的債權金額。這好比一個人住著價值上億的獨棟別墅，僅僅因為某筆幾百萬的賬單存在爭議，法院就無視他名下厚厚的房產證，一錘定音宣布他“明顯缺乏清償能力”，然后直接把別墅沒收拍賣。

企業明確提出了異議，表示自己完全具備正常經營和償債能力，但北京一中院的法官似乎擁有某種超越賬本的“透視眼”——沒有充分的答辯，沒有公開的聽證，更沒有調解，直接在2023年11月下達了破產清算的受理裁定。

這已經不是在適用法律，而是在變魔術。

在法律層面上，破產法的設計初衷是為了保護無力償債的債務人和廣大債權人；但在現實操作中，它卻展現出了令人膽寒的另一面：只需一紙訴狀，輔以法院的“自由裁量”，就能將一家資產豐厚的優質企業強行拖入停擺的休克療法。

更令人拍案叫絕的是這套程序的執行方式。按照《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破產案件審理規程》，法院應當向債務人正式送達破產申請書及相關材料副本。

然而，東方協和等來的卻是一個輕飄飄的電話。沒有向法定代表人送達，沒有簽字接收，僅僅是給公司以前案件的代理律師發了一份連材料都不全的“通知”。

在這個快遞都能精準送到家門口的時代，一家企業的生死存亡居然靠“電話意念送達”來決定。你連對方申請你破產的完整事實依據都看不到，就被剝奪了財產處置權。而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長達十個月的漫長審查期。

普通人去法院辦事，逾期一天都要承擔法律后果；但這個案子硬生生拖了十個月才下達裁定。十個月的賬戶凍結與信譽受損，足以把一個健康的活人活活關在重癥監護室里憋死，然后再名正言順地開具死亡證明。

2、消失的救兵與被操縱的拍賣場

如果說破產清算是直接送進火葬場，那么破產重整就是企業的ICU，旨在起死回生。對于擁有優質底層資產的企業來說，重整往往是各方利益最大化的最優解。

但在北京一中院的裁定書中，赫然印著四個大字：“無人重整”。這四個字白紙黑字，擲地有聲，仿佛東方協和已經成了一具人見人嫌的枯骨。但現實的耳光卻極其響亮：早在2024年5月，就有企業正式向破產管理人提交了重整方案，并且真金白銀地繳納了重整保證金。管理人甚至還組織了債權人會議對方案進行了公布。

錢交了，會開了，方案提了。結果到了法院的裁定書里，這些人和錢統統人間蒸發，變成了“無人”。這不是普通的文書疏漏，這是在公權力的背書下上演的“大變活人”。

為什么重整程序戛然而止？

為什么明明有活路，卻非要把企業往死路上逼？

答案其實極其冰冷，且符合經濟學直覺：

重整意味著企業主體還在，原股東的權益還能得到部分保留；而清算則意味著資產可以徹底打散、重新洗牌。在巨大的資產誘惑面前，一個活著的、有主人的企業，顯然不如一頭被宰殺后，可以直接上秤分割的肥豬來得誘人。

這種“殺豬盤”的邏輯，在隨后的資產拍賣環節展現得淋漓盡致。賣東西想賣個好價錢，就必須把商品信息披露清楚。但本案的破產管理人在發布廠房和土地的競買公告時，極其精準地“遺漏”了一項致命信息：涉案大樓上還掛著一份長達15年的租賃協議。

任何有常識的潛在買家，看到這種權利負擔不明、隱患重重的資產，都會本能地持觀望態度。于是，兩次公開拍賣“順理成章”地全部流拍。

流拍之后自然就是降價，最終成交價硬生生比評估價低了100多萬元。先隱瞞瑕疵制造流拍，再以此為由降價甩賣，這種手法在不良資產處置領域有一個心照不宣的名字——“定向派發”。而本該起到監督作用的主審法官李倩，在這個過程中選擇了完美的隱身。

3、順我者“共益”，逆我者“無效”

在這個案子里，債權的認定標準堪比玄學，完全取決于這筆債會不會阻礙“清算大業”。

我們來看看法官和管理人是如何對待不同債務的。企業員工兼股東代表負責日常管理長達20年，所有的勞動合同、社保繳費證明被一概否定，理由是“參與經營管理不享有職工保障”。辛辛苦苦二十年，一朝破產，連個法定勞動者的身份都被殘忍剝奪。

企業在2020年因疫情遇困，向朋友拆借1600余萬元，用15年房租抵扣本息。借款合同、租賃合同、銀行流水鐵證如山。

結果法官和管理人大手一揮：統統不認！不僅不承認這筆借款，還反過來倒打一耙，以“沒有支付租金”為由解除租賃合同，并要求對方支付79萬的“破產期間占用費”。

反觀另一邊，一筆20余萬元的所謂“水電費”，根本沒有經過債權人會議審議，也沒有任何正式的司法裁定文件，僅僅因為法院工作人員的一個電話表態，就被定性為高人一等的“共益債務”，直接在賬面上抵銷了70多萬的占用費。

一千六百萬真金白銀的銀行流水可以是廢紙，二十萬手續不全的水電費卻能成為鐵打的共益債務。法律的準繩在這里變成了一根極具彈性的橡皮筋，想怎么拉就怎么拉。

這種選擇性失明與選擇性采信，已經不能用“工作失誤”來搪塞，它更像是一種為了達成“迅速清算”目的而進行的精準定點清除。所有可能阻礙資產被重新分配的債權和權利人，都在裁判文書中被系統性地抹殺了。

4、當“破產保護”異化為“破產絞殺”

跳出這起個案的泥潭，如果我們把目光投向全球優越性強、法治化營商環境成熟的國家，會發現他們在處理企業破產時，遵循的是一套截然相反的哲學。

以美國《破產法》第十一章為例，其核心精神是“債務人自行管理”。在這種制度下，只要企業還有挽救價值，原管理層甚至可以繼續控制企業，引入投資人進行重整，其最高原則是最大化保護企業的營運價值。

在歐洲大陸，例如德國和英國的破產程序中，管理人的首要法定職責，是必須以全體債權人和社會利益最大化為絕對目標。

哪怕是走到最后一步的清算，資產的拍賣也必須經過極其嚴苛的第三方審計和極致透明的信息披露。任何隱瞞資產瑕疵導致賤賣的行為，管理人不僅面臨天價的民事索賠，甚至可能直接面臨刑事指控。

在那些成熟的法治框架里，破產法是一座醫院，目的是救死扶傷，哪怕最后沒救活，遺體捐獻也要明明白白。而反觀東方協和案，破產程序仿佛異化成了一座暗箱操作的屠宰場。

法官的法槌成了屠夫的號令，管理人的公文成了剔骨的尖刀。優秀的現代破產制度是為了“養鵝生蛋”，通過重整盤活社會資源；而本案中展現出的那種急不可耐的低價清算、阻斷重整、隱形送達，更像是在明目張膽地“殺鵝取卵”。

事實上，從中央到地方，宏觀層面上三令五申要“優化營商環境”、“保護民營企業產權和企業家合法權益”。但再宏大的政策敘事，一旦遭遇基層司法實踐中的荒腔走板，都會瞬間消解為一地雞毛。

當一家擁有豐厚實物資產的私營企業，僅僅因為法官的一通電話、管理人的一系列暗箱操作，就能被如此輕易地肢解和剝奪，這種示范效應是極其恐怖的。

它在無聲地警告所有的創業者和投資者：你辛辛苦苦積累半生的財富，在不受約束的程序操弄和權力勾兌面前，其實脆弱得不堪一擊。

世創控股作為一個外資股東，選擇將主審法官實名舉報并由檢察機關立案受理，這在當前的司法生態中極為罕見，也展現了被逼至絕境后的悲壯決絕。檢察院第一分院的介入，終于為這個密不透風的黑箱撕開了一道裂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