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來加入一個“慢科技”新時代

2026年初夏，一個繁忙的工作日，“iPod之父”托尼·法德爾（Tony Fadell）在紐約看到自己在二十多年前主導設計的“老掉牙”產品，竟然榮登地鐵巨型廣告的C位——時光倒流了嗎？那一刻，“我如同在美術館里偶遇了自家孩子的老照片。”

他當時正站在紐約28街地鐵站臺等車。周圍的乘客大部分都戴著藍牙耳機，有人手機屏幕里滾動著世界杯的預熱視頻，有人則閉眼沉浸在耳機里的音樂中。但當法德爾抬頭看到身后的巨型廣告海報時，突然愣住了——海報上，一排五顏六色的iPod Shuffle整齊排列，上方只寫了一行字：“零屏幕使用時間”。

“我當時的第一反應是：有人忘了把舊廣告換下來嗎？”這位蘋果iPod部門前高管回憶說。

這張iPod海報并非復古策展，而是二手數碼翻新電商Back Market的廣告投放。這家2014年成立于巴黎的平臺，已累計售出近3000萬臺翻新設備。一家成功的商業公司，絕不會無緣無故在地鐵黃金位投放高價廣告——數據已經給出了答案：以Z世代為代表的年輕群體，對有線耳機、復古游戲機、CD隨身聽和便攜數碼相機等科技產品的需求正在持續增長。這些在技術參數上早已“落伍”的產品，正在二級市場上悄悄復活。

Back Market首席營銷官喬伊·霍華德（Joy Howard）道出了背后的心理動因：“人們接收的信息早已過載，感官持續被過度刺激，這種狀態讓人身心俱疲。當越來越多人開始厭倦被屏幕綁架，他們轉而將目光投向了那些更簡單、更可控的舊科技產品。”

從手游先驅到“控屏倡導者”

如果說那張iPod海報是“慢科技”走入大眾視野的一個代表，那奧斯汀·默里（Austin Murray）的轉身則更耐人尋味——因為他本人恰恰是“快科技”的初代推手。

默里是移動游戲行業的早期開拓者之一，他創立的JAMDAT公司在功能機時代就殺入手游賽道，該公司迅速上市，隨后于2006年被美國藝電以6.8億美元收購。可以說，今天數十億人手機上那些讓人“停不下來”的游戲，其產品邏輯的雛形里就有默里游戲公司的痕跡。

▲JAMDAT的舊手游NBA 2005

默里回憶說：“2000到2001年，我們到處融資推介項目時，所有人都嘲笑我們，問誰會用手機玩游戲？” 但如今，他卻調轉了方向。他推出一款名叫MOQA的控屏軟件，幫助用戶限制手機使用時長。這種從“推廣”到“限制”的轉變，看似戲劇化，但默里表示：“看著我的孩子和身邊的人都深陷手機，我心里格外難受。幾乎人人每天平均花5小時刷手機。這根本不是意志力不足，而是產品設計本身存在缺陷。”

他所謂的“設計缺陷”，指的是整個注意力經濟的產品邏輯從底層上就在對抗人的自控能力——無限下滑的信息流、沒有“停止點”的短視頻、利用多巴胺機制設計的社交反饋，每一個細節都經過精密計算，目的只有一個：讓你多看一會兒。

美國作家卡爾文·卡蘇克（Calvin Kasulke）對此深有體會：“單靠意志力根本戒不掉無意義刷手機。”他同時付費使用了兩款屏幕管控軟件，才勉強把每日屏幕時間壓到了“不那么羞恥”的水平。多項調查顯示，53%的美國成年人希望主動縮減屏幕時長。當超過一半的人在同一個問題上感到無力，這就不再是個人意志力的戰場，而是一個結構性問題。

“笨手機”走紅的背后

面對這種數字疲憊，最決絕的一批人選擇了“硬件斷舍離”。他們放棄旗艦智能機，轉而使用翻蓋手機、電子墨水屏設備，或是Light Phone這類極簡產品，不少人還親切地稱它們為“笨手機”。

Light Phone的聯合創始人Kaiwei Tang透露，他們產品的用戶大部分集中在20至35歲之間——這恰恰是那群自記事起就活在智能手機世界里的年輕人。不少換成Light Phone的用戶反饋，改用極簡手機后整個人輕松了許多。

▲Light Phone及兩位聯合創始人

但是，現實遠比“換個手機就解決問題”復雜得多。如今辦銀行業務、入住酒店、掃碼消費，全都深度綁定智能手機。完全脫離智能機不是回歸質樸，而是寸步難行。正如卡蘇克所說：“我不想徹底逃離現代生活。手機是剛需，但它的設計邏輯就是誘導人無意識沉迷。”

大多數人并不打算做出極端改變。他們真正的需求，是一種選擇性在線的能力。法德爾本人的選擇恰好印證了這一點：“功能堆砌齊全的蘋果手表我完全不感興趣，我需要的是更少的屏幕。”

市場調研公司Circana的數據顯示，美國人在健身追蹤器上的支出同比增長了88%，市場研究者們認為Oura戒指和Whoop腕帶等無屏幕可穿戴設備是推動銷售的關鍵因素。盡管這些設備沒有屏幕，但用戶仍然需要使用智能手機來查看數據，這使Oura和Whoop的用戶更難嘗試像Light Phone這樣的產品。

AI悖論：用快科技對抗快科技

無屏手環做的是硬件層面的減法，而用AI工具克制手機依賴，則更像一場“以毒攻毒”的實驗。

初創公司Mark售價159美元的AI書簽就是例子。它的核心功能很簡單：幫讀者戒掉讀紙質書時頻繁掏手機記筆記的習慣。讀到精彩內容時按下按鈕，它會自動錄音并生成摘要同步到筆記應用，全程不需要點亮手機屏幕。Mark聯合創始人Eason Tang表示：“我們將它定義為類模擬工具，深度適配閱讀、文學與文藝生活，主打沉靜、專注的體驗。”

用AI來調節人與手機的關系，聽起來似乎有些悖論。但恰恰是這種“以快制快”的思路，打開了新的想象空間。盡管人工智能幾乎等同于“快科技”的代名詞，但如果AI代理能簡化我們的生活、幫我們奪回被屏幕占據的時間，那它就不再是數字疲勞的幫兇，而可能成為注意力的守門人。

Back Market首席營銷官霍華德說：“人們希望工具為他們服務，而不是支配他們。‘慢科技’運動的意義在于反抗持續不斷的數字疲勞、注意力分散和信息過載。”

她還舉了一個有趣的例子：團隊里的一位開發者破解了一個難題，通過AI技術讓一臺早已停止維護的電飯煲自動修復，讓它重獲新生。“這其實是人工智能非常酷的應用——自己編寫程序來延長硬件的使用壽命。”這個看似無關的細節，恰好指向了“慢科技”更深層的可能性：AI未必總用來讓人“更快”，也可以用來讓東西“活得更久”——無論是電飯煲，還是我們被過度消耗的注意力。

當科技行業的每一次升級都在加速縮短設備的壽命、侵占我們的時間與心神，人們渴望重新劃定邊界，甚至愿意用一臺iPod Shuffle來替代智能手機，也就不足為奇了。這場運動并不反對科技，它反對的，是科技剝奪了我們選擇不被打擾的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