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9年張治中因生活困境向傅作義借錢，周恩來主動致歉并親自批撥6000元救急！
1949年初春，北平的天空灰蒙蒙，城里的巷子卻分外安靜。大街小巷張貼著剛印好的《國內和平協定》草案，電臺里播著磕磕絆絆的談判消息，誰都知道戰事進入最后一幕，勝負已幾成定局。
就在前門外的僻靜胡同里，一位頭發花白的老人踱來踱去。他叫張治中，曾在黃埔軍校第三期做過學生隊代理總隊長，抗戰時率三十萬大軍血戰淞滬，國民黨里把他稱作“和平將軍”。如今，他以南京政府談判代表的身份滯留北平，既不肯隨飛機南下，也暫時回不了南京。
對這位上將來說，軍令狀寫得再漂亮，日子卻過得有些捉襟見肘。南京方面早已斷了經費供應，代表團帶來的旅費很快用罄。同行的將領各自盤算退路，誰還顧得上拆借？戰火尚未停歇，銀元卻像雪一樣化得飛快。
更棘手的是家眷。張治中的妻子與幾個孩子仍在南京，那邊情勢緊迫，隨時可能陷入海上逃亡。他給周恩來遞了字條：“家中老小，盼有一處安身之所。”字跡依舊遒勁，只是多了幾分焦灼。周恩來聞訊后，派人悄悄把張家人從江岸接到北平，連夜換車換路，避開暗哨與探子，一程輾轉，才在西直門外見面。
團聚的欣喜掩不住生活的壓力。糧票有限，衣食昂貴，張治中不得不寫信給舊部傅作義：“弟久滯京師，囊中枯竭，望借二百五十元，以濟燃眉。”信封還未干透，傅作義已派勤務兵送來五百元，又附句：“兄長保重，錢不夠再言。”這份爽快讓張治中既感激又有些難堪。
消息還是傳到了中共談判團。一個傍晚，周恩來在頤年堂小范圍碰頭，招來財委工作人員：“他缺的不是錢，是安心。不給，也得給；給少了，更叫人心寒。”短短一句話，道盡分寸。第二天清晨，工作人員送去六千元北平流通券和一封親筆信。信不長，只有幾句歉意：“北平初定，接待不周，尚祈包涵。此款聊備家用，待一切塵埃落定，再作妥議。”
“周公真是念舊，”張治中捧著信，長嘆，“卻讓老弟傅將軍破費了。”旁邊的夫人輕聲勸道：“先把日子過下去，別多想。”幾句家常，屋里氣氛才稍顯輕松。
兩黨的交情并非始于此刻。二十多年前的黃埔，政治部主任是周恩來，軍事總教官是張治中。一個主課講革命，一個操槍教戰術，課堂下常對坐論天下。西安事變那年冬天，張治中奉命飛赴延安，同周恩來、張學良連夜商議“停內戰，一致抗日”，才逼得蔣介石點頭。重慶談判后，張治中又冒險陪毛澤東返延安，一路上防著暗槍冷彈，這些舊事在北平的小屋里被反復回憶。
如此背景，讓共產黨把他視作可爭取對象，也讓蔣介石對他心存疑慮。張治中自認對黨派有距離，對國家卻無旁騖，“中國要和平，我就跟著和平走。”這句話在1949年的北平城，被不少人私下傳誦。
北平和平解放后，傅作義忙于改編舊部，張治中則低調安居頤和園附近的院落。有人勸他回南京，從此出海；也有人遞話，愿為他在新政權內謀一官半職。他只答一句：“再看。”置身風雨，似在等一個真正能服眾的結果。
國民黨潰敗南逃后，舊將領的經濟斷檔愈發明顯。有人典當勛章、賤賣洋毯，也有人暗中求助于昔日對手。張治中接受那六千元后，先置辦了些柴米油鹽，再給前線的傷兵寄去三百元，剩下的按月細分。生活不敢闊綽，倒也不至于揭不開鍋。
1969年4月6日清晨，張治中在北京病逝，享年78歲。治喪委員會的名錄里，周恩來的名字排在首位。送別那天，風很大，靈柩覆蓋著青天白日旗，也被覆以素白綢緞。有人悄聲問：“這是哪一面的將軍？”有人答：“是那個始終想讓中國少流血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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