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在臺灣為何設軍妓？當局采取了哪些態度與措施呢

夜里站在金門灘頭，海風吹得人睜不開眼，幾里外就是對岸的燈火，這種距離，既是地理上的，也是心理上的。對當年守在這里的國民黨士兵來說，槍口對著前方，身后卻是一整套把人緊緊捆住的軍管制度，在這種夾縫里，所謂“軍樂園”這樣的制度，就慢慢被推上了臺面。

金門與臺灣之間，隔著海峽，也隔著一段長期被刻意壓住的歷史。這段歷史的一個特殊切口，就是國民黨在金門設立軍妓制度，并且維持了幾十年。當局為什么要這樣做，又是怎么做的，這里面既有冷冰冰的軍事考慮，也有難以言說的人性與權力關系。

嚴格一點說，這不是一個“風月故事”，而是一套戰時統治工具的組成部分。

一、戰地島嶼：被“管起來”的金門人和兵

1949年以后，國共戰場主力基本決出勝負，國民黨退守臺灣。看地圖就知道，金門的位置很尷尬，也很關鍵：離廈門很近，離臺灣本島卻有一段距離。對蔣介石來說，金門是不能丟的前哨，是一道試探對岸動向的屏障。

為了守住這塊島，付出的代價不小。1949年戰斗最激烈的時候，金門守軍傷亡九千多人，才把島嶼穩下來。打完仗，另一套更長久的“戰斗”才開始，那就是對島上社會的全面軍管。

戰地政務委員會的架子搭起來以后，金門成了名副其實的“戰地”。戶口被重新登記，一戶一牌，住哪里、幾口人，都要在冊。聯保制跟著上馬，幾戶人捆在一起，一家有“問題”，大家跟著受罰。平時家門口多出幾張紙，其實背后是一張緊密的控制網。

島民要出門并不容易。去別的村要開證明，離島更是層層審批。漁民早上出海，腰間不僅綁著繩子，還要揣著“漁民證”；養殖人家想多圈一塊海面，也要申請“殖民證”，辦證時還要配合政治訓練，聽一段“教育課”。

軍隊內部也差不多是這個路子。收音機這種東西，普通士兵碰不到，理由很簡單：怕聽了對岸廣播。信件要檢查，說話要謹慎，晚上不能隨便亂走，外出必須有批條。長期下來，金門成了一個被層層封住的空間，既防外面，也防里面。

這種環境里，軍民之間的關系非常緊張。士兵有壓抑，百姓有怨氣。有人去島上采訪過老兵，有人就說：“那時候最怕的是，不知道啥話不能說，只能少說。”這句話放在當年很多人身上，都并不夸張。

二、軍心難穩：從“紀律問題”到生理壓力

戰后幾年，金門兵力并沒有一下子減下來，反而在對峙加劇時有增加。駐軍時間長，輪換慢，很多士兵一年半載回不了臺灣本島。有人甚至在金門一待就是三五年。戰斗是間歇性的，寂寞卻是持續的。

軍紀不許亂來，可現實不會被一紙命令抹掉。一邊是島上年輕士兵，一邊是金門本地有限的女青年資源，中間還夾著層層軍管和社會倫理。這種局面，是所有戰地社會都會面對的，只是各自處理方式不同。

世界范圍來看，戰爭時期軍隊對士兵的性管理有幾種常見模式：嚴禁加重處罰、默認士兵自行解決、由軍方介入設立某種管理機構。國民黨在金門走的，是第三條路，把這個問題也納入軍政體系之中，試圖通過制度化來“防亂而不堵死”。

從當局角度看，擔心的并不僅是所謂“道德問題”。性病擴散、強奸案引發的軍民沖突、士兵夜間亂竄造成的治安問題，都是現實顧慮。所以，在一系列內部討論之后，金門出現了一個聽起來頗為“中性”的名詞——軍中特設的“服務場所”，后來被士兵俗稱為“軍樂園”。

三、制度成形：胡璉時期的“軍中服務”

一、戰地司令的選擇

金門司令官胡璉是個典型的“鐵腕將領”，早年是黃埔出身，后來做到第12兵團副司令。1950年前后，他接手金門防務，除了修工事、排陣地，如何管好這群年輕兵，也在他的考慮之中。

在戰地政務委員會和軍方的多次內部商議中，一個折中的方案浮出水面：由軍方直接設立專門場所，統一管理，統一健康檢查，統一收費。表面上，這是所謂“士兵福利”，本質上還是一個秩序工具。

二、嚴苛的“選人條件”

有意思的是，軍方對這些被招來的女性，提出的并不是“隨便找來就行”的要求，反而寫出了相當嚴的條件。負責具體招聘的，是一位被稱作“杜先生”的軍方特派人員，他在臺灣本島的風化區、貧困市區物色人選，設定了幾條硬杠杠。

有些女性是自愿簽約，為的是一筆安家費以及相對穩定的收入；也有人是因為家庭困難，被親屬半推半送到招聘點來。一位老兵回憶當年的一段對話：“那女孩就問杜先生，‘做這個，有沒有軍眷證？’杜先生笑了笑，說：‘軍眷證沒有，不過吃住都管。’這一句，其實就說明了這個制度的邊界——既是軍方用工，又不承認任何正式身份。

三、票號與輪流：冷冰冰的秩序設計

軍方不希望這里變成“關系場所”，擔心滋生糾紛，也怕影響軍心，于是設計出一套看上去十分理性的規則：買票，對號入座，限時往來，不鼓勵私下接觸。

軍妓這邊實行輪班制，一天接待多少人有上限，超過不上。月底由軍方結算，將收入打成一筆錢發放，同時扣除大約三成作為食宿費用和“管理費”。看起來像工資，其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勞動合同，多半是一種“登記在冊的特殊服務人員”。

四、制度擴張：劉玉章任內的“軍樂園網絡”

一、從兩處到六處

1955年，金門防務調整，劉玉章接任司令官。隨著局勢發展，金門駐軍總數有所增加，兵源結構也發生變化，來自臺灣本島鄉村、外島的年輕人越來越多，年齡偏低，服役時間拉長。原有兩處場所，已經難以滿足軍中需求。

劉玉章上任后不久，軍中“服務設施”的數量增加到六處，分布在安岐、東林、小徑、庵前等幾個點上，盡量與營區形成配套。妓女人數也隨之擴充，達到二百人以上。此時，這套制度已經不僅是“試行”，而是完全納入了金門戰地管理體系。

生源渠道也在變化。早期偏重從臺灣特定風化區招收，后來逐漸加上來自看守所、教養院的女犯人，軍方對她們的說法，常用“勞作贖罪”。這種安排在當時被認為是“一舉兩得”，對外也更容易找到說辭。

二、健康檢查與“政治教育”

士兵使用“安全用品”的宣傳，也在這個過程中慢慢推進。關于蔣經國曾經親自詢問士兵“為什么不用避孕套”的故事，坊間流傳頗多，但細節有差異。不過可以確定的是，他在負責臺灣“政工”事務期間，會特別關注軍中健康和紀律問題，要求部隊加強相關宣教。

除了健康管理，軍方還給這些女性安排了所謂“政治教育”。每周一定時間，集中學習“反共力量”“戰地政策”等內容，表面上是統一思想，實際也有加強控制的目的。有軍妓后來在口述中提到：“課聽不太懂，只知道要跟著點頭。”

三、感情糾葛與沖突增加

制度設計得再冷硬，人畢竟不是機器。長期接觸下來，士兵和軍妓之間產生感情糾葛幾乎不可避免。有年輕士兵頻繁點名某一個女性，到了后來，干脆打報告請求“退伍后娶她”，結果大多被以“影響軍心”為由駁回。

也有人心態失衡。個別軍妓覺得某些士兵態度粗暴，有時當場頂嘴，甚至甩門不做；而某些士兵“花了錢卻自覺受辱”，爭吵就此發生。軍方內部檔案顯示，在一段時間內，與這些場所有關的口角和輕微暴力事件確實有所增加，營區政戰單位不得不出面調停。

在金門本地社會，軍妓的存在也讓一些村民感到不安。夜里軍車來回，某些區域被悄悄稱為“不能靠近的地方”。久而久之，島上居民對軍隊的疏離感加深，軍民之間多了一層看不見的墻。

五、當局態度：工具屬性大于道德判斷

一、軍政系統怎么看？

從現存資料看，國民黨高層對軍妓制度并非完全不知情，只是大多以“戰時特例”看待。在他們眼里，軍隊首先要有戰斗力，其次要有可控的秩序，至于方式是否符合傳統道德，可以向后排一排。

蔣介石本人生前曾多次強調軍人“品德”和“家教”，但在具體制度層面，并未作出明確禁止這類設施的命令。在他的治軍思路中，紀律是靠政工和獎懲體系維持的，至于這種“灰色地帶”做法，則更多交由前線指揮官因地制宜。

二、軍中基層聲音

士兵怎么想，和上層又不一樣。有的老兵坦言，去那種地方是“壓抑環境下的一種發泄”；也有人覺得“難堪”，干脆不去。一名在金門服役過的士兵曾說：“連長說，不去也行，但出事自己負責。”這句話的潛臺詞，倒是挺直接——當局把軍妓制度視為一種“安全閥”。

軍官層級內部，也有不同意見。有的認為，這樣做可以把不穩定因素集中在可控范圍內，防止兵變形為社會問題；也有人覺得這是放松紀律，不利于戰斗精神。爭論多在會議室里進行，真正傳到外界的很少。

當局整體態度可以概括為一句話：承認它的實用價值，回避它的性質問題。

六、風向轉變：從1986年事件到“軍樂園”關閉

一、十六歲少女事件的震蕩

1980年代中后期，臺灣社會的氣氛開始發生變化。解嚴在即，媒體空間擴大，女性權益、弱勢群體問題逐漸被更多人討論。在這樣的背景下，金門的軍妓制度第一次被大規模擺到公眾面前，是1986年。

這一年7月，一名年僅十六歲的少女被曝出以軍妓身份出現在金門“軍樂園”。未成年人、戰地、軍中，這幾個敏感詞湊在一起，立刻引發輿論震動。報紙記者追蹤報道，社會團體提出質疑：為什么戰時制度延續到現在？為什么會有這么小的女孩出現在這種場合？

面對不斷升溫的輿論壓力，國民黨當局已經無法像以往那樣輕描淡寫。雖然官方在公開回應中依舊盡量淡化“軍妓”這個詞，但內部討論的方向已經悄然轉向：這套制度還要不要繼續？如果停，怎么停？

二、宣布廢除與具體關閉

經過多方權衡，到了1990年9月30日，當局終于對外宣布，戰地軍中所謂“軍樂園”制度予以廢除。通告措辭依然比較謹慎，更多強調“配合社會發展”“調整軍中管理”，沒有過多反思過去。

宣布是一回事，真正關閉還需要一個過程。涉及的女性需要安置，軍中的原有安排要調整，與地方之間的關系也要重新梳理。1991年11月底，金門最后幾處“軍樂園”關閉，延續四十年的制度正式畫上句號。

對當年的軍妓而言，這個結局并不等于“問題解決”。很多人年紀已大，離開軍中后社會適應困難，家庭也不一定接納。有研究者在做口述訪談時問過一位前軍妓：“那天關門，你是什么感覺？”她沉默了一會，說了句：“鐵門拉下來，心也空下來。”

三、島上的后記

“軍樂園”關閉后，金門陸續開放觀光，對外展現的是戰地遺跡、防御工事、坑道工程，很少主動提到這段歷史。島民之間偶爾會在茶桌上聊起：“那邊以前是什么地方，你們年輕人不知道。”后輩聽了，也多半只是點點頭。

七、權力、性別與戰地社會的復雜糾纏

從冷靜的角度看，金門軍妓制度的出現和長期存在，并不是什么“偶然心血來潮”，而是高度集中的戰地統治結構下，一種“現實主義”選擇。

對國民黨當局來說，金門是前線，要把士兵的生理問題納入管理，是為了維持軍心、穩定軍紀、避免與當地居民發生更大沖突。在他們的邏輯里，這是一種“不得不為”的權宜之計。至于承擔代價的是誰，放在次要位置。

對島上士兵來說，“軍樂園”既是制度，也是出口。在高壓環境下，有人把它看作緩解壓力的方式，有人則寧愿遠離。無論選哪條路，都是在規則縫隙里找自己的位置。

對被納入制度的女性來說，命運就更為復雜。她們被嚴格篩選，被統一安置，被要求服從軍中節奏，被講解“反共”和“紀律”，被定期體檢，卻始終沒有一個真正平等的身份。她們是軍隊管理體系的一環，卻很難成為被正面承認的“人”。

1980年代之后，隨著臺灣社會觀念的變化，女性權利和個人尊嚴開始被更多人提及，軍妓制度就顯得越來越不合時宜。當年的那套戰時思維，難以在一個逐步開放的社會里繼續自圓其說。十六歲少女事件，只是壓在天平另一頭的最后一塊石頭。

從制度誕生，到擴張運行，再到被推下舞臺，中間跨越四十多年。金門的“軍樂園”，帶有明顯的時代印記，也暴露了戰地統治下權力與性別關系的多重層面。它既是軍事史的一部分，也是社會史的一部分，更打上了女性史難以抹去的陰影。

當金門海岸的鐵絲網一段段被拆除，當年那片“禁止靠近”的區域，有的變成停車場，有的雜草叢生，路過的人已很少再提起“軍妓”這個字眼。但沿著這條線索往回看，可以清楚看到一個事實：在高壓軍管、戰地對峙和權力運作的交匯處，個體命運往往最脆弱，也最容易被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