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特根斯坦：人工智能取代人類？夸大了人工智能是對人性的貶損？

人工智能取代人類

夸大了人工智能是對人性的貶損

作者丨Gambardella

“我們即將創造出的，將是一位真正意義上的神。”安東尼·萊萬多夫斯基（Anthony Levandowski）在接受《連線》雜志（Wired Magazine）采訪時這樣說。作為“未來之路”（Way of the Future）這一宗教組織的領袖，他進一步解釋道：“它當然不是那種能夠召喚風雨、操縱自然的神靈。可是，如果某種存在的智慧超過最聰明的人類十億倍，那么除了‘神’之外，我們還能用什么詞來稱呼它？”

在萊萬多夫斯基看來，自己更像是人工智能（AI）時代的先知。他創立的這一新興異教團體，正等待著一種被賦予神性意味的科技力量降臨。這樣的態度或許近乎技術崇拜的極端形式，但即便并不相信這種力量馬上就會出現，許多人仍然相信，人工智能將在不久之后成為現實。

在普遍的想象中，未來的人工智能不僅能夠模仿人類的思維方式，還能夠以幾乎無法被識破的方式與人類交流。

這種達到高度復雜水平的人工智能，一般被稱作“強人工智能”。換言之，人們設想計算機技術終將發展到與人類認知能力相當的程度，甚至可能獲得自我意識。圍繞這一設想，一種關于機器心靈的新神話已經被建構出來。

強人工智能真正誕生的時刻，被稱為“奇點”（the singularity）。對人類來說，這將是前所未有的歷史轉折。有人認為它預示著人類時代的終結，也有人把它理解為一個全新時代的開始。至于如何判斷這種“強人工智能”是否已經出現，最經典的標準來自阿蘭·圖靈（Alan Turing）提出的圖靈測試。這個測試關注的是：當人類通過信息交換與一臺機器對話時，是否會把機器誤認為另一個人。

然而，機器是否真的能夠思考？智能是否真的可以由人工制造出來？進一步說，我們究竟應當如何理解“智能”本身？這些問題早已引起20世紀哲學家路德維希·維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的關注。在圖靈測試問世之前，他就已經開始思考這些與人工智能密切相關的難題。

強人工智能之所以能夠成立，依賴于一種特定的心靈觀。按照這種看法，心靈并不是某種神秘的實體，而就是大腦本身；而大腦則可以被理解為一臺處理信息的機器。這種觀點通常被稱為“心靈計算理論”（computational theory of mind）。

不過，維特根斯坦后來之所以被認為是20世紀最重要的哲學家之一，正在于他揭示了人類如何被語言的網絡所塑造和限制。他還進一步追問了那些構成人類存在的根本問題，其中便包括心靈、意識與智能。

也正是在這些問題上，心靈計算理論可能顯露出自身的局限。它或許難以充分說明人之所以為人的那些核心特征。因此，“強人工智能”這一說法本身也許并不十分準確，因為它試圖描述的對象，未必真的等同于我們所說的智能。

1

門徒

路德維希·維特根斯坦于1889年4月在維也納降生。那時，維也納不僅是奧地利的重要城市，也是整個奧匈帝國的金融重鎮和文化中心。維特根斯坦出生在一個極其富有的家庭。他的父親卡爾·維特根斯坦掌控著帝國的鋼鐵產業，是當時歐洲屈指可數的富豪之一。

這個顯赫家族居住的豪宅素有“維特根斯坦宮”之稱。由于路德維希的父母與當時許多文化名流交往密切，這里逐漸成為知識界和藝術界人士往來的場所。勃拉姆斯、馬勒都曾到宅邸中舉行音樂會；維特根斯坦家族還曾邀請奧古斯特·羅丹（Auguste Rodin）和古斯塔夫·克里姆特（Gustav Klimt）為他們創作藝術品。

不過，這種富足而高雅的生活背后，隱藏著一個并不快樂的家庭。卡爾對子女極為嚴格，并且處處要求完美。他沒有把9個孩子送到學校，而是安排他們在家中接受教育。對于5個兒子，他早已規劃好未來，希望他們繼承自己的事業，進入家族企業的管理層。

事情卻沒有按照卡爾的設想發展。5個兒子中有3人最終選擇自殺，其中兩人的離世發生在路德維希年幼之時。為了擺脫父親所設定的人生道路，路德維希把高等教育當作自己的出路。兄弟當中唯一與他一同活下來的保羅，則走上了音樂道路，后來成為享譽國際的鋼琴家。

年輕時的維特根斯坦原本以工程師為職業方向，并接受了相關訓練。然而，他對數學的興趣日益強烈，最終促使他在1911年前往劍橋大學。在那里，他師從哲學家伯特蘭·羅素（Bertrand Russell），專門研究數學與邏輯。羅素也是《數學原理》（Principia Mathematica）的合著者之一，這部作品在數學基礎研究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來到劍橋后，維特根斯坦很快便顯露出遠超年齡的思想能力。入學第一年，他就進入了羅素等資深哲學家的交往圈。更令人驚訝的是，這名年輕學生的見解很快便超越了導師，以至于羅素原有的哲學成就也在他的思想面前顯得黯然失色。

維特根斯坦的批評給羅素帶來了極大震動。羅素后來在寫給情人奧特林·莫瑞爾夫人（Lady Ottoline Morrell）的信中，將此事稱為自己一生中至關重要的經歷，并表示它改變了自己此后的全部工作。他承認維特根斯坦的判斷是正確的，也因此意識到，自己已經無法再指望在基礎哲學研究中取得新的突破。

↑羅素

進入20世紀10年代后，維特根斯坦逐漸建立起一套關于語言與邏輯的獨特理論。在他看來，世界能夠通過語言得到有條理的呈現：詞語對應具體事物，句子則構成命題，用來陳述可能為真、也可能為假的事實。

他曾用一句著名的話概括語言與世界之間的這種關系：

“我的語言的極限就是我的世界的極限。”

據說，一樁訴訟案件曾為這一觀點提供啟發。在審理過程中，法庭借助桌面模型還原事件發生時的情形。維特根斯坦由此想到，語言表現現實的方式與模型重現事件的方式十分相似。后人通常將這種主張稱為“意義圖像論”（picture theory of meaning）。按照這一理論，語句可以把若干“原子事實”（atomic facts）組織起來，形成對某種事態的描繪，就像圖畫呈現現實場景一樣。

這一思想集中體現在維特根斯坦的開創性著作《邏輯哲學論》（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1921）中。這部作品主要寫于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當時，他作為奧匈帝國軍人奔赴戰場，與來自劍橋的昔日同窗分屬敵對陣營。

《邏輯哲學論》既改變了20世紀哲學的發展，也可以被看作一部帶有濃厚神秘主義色彩的嚴肅文學作品。全書的結構高度凝練，語言清晰而克制，仿佛一塊透明而純凈的冰。

這種冷峻的美感使人聯想到斯賓諾莎在17世紀寫成的哲學名著《倫理學》。該書的拉丁文標題，則有意呼應斯賓諾莎的《神學政治論》（Tractatus Theologico-Politicus）。它也受到《托爾斯泰福音書》（The Gospel in Brief）的影響。維特根斯坦在前線擔任炮兵偵察兵時，曾近乎著迷地反復閱讀托爾斯泰的這部作品。

全書以七個主要命題構成基本框架，命題之下又按照小數編號逐層展開。

例如，命題2.1是對命題2的進一步說明，命題2.1.1又繼續解釋命題2.1，其余部分依次類推。唯獨最后一個晦澀而著名的命題沒有附加任何論證：

“對于不可言說的東西，人們必須以沉默待之。”

完成《邏輯哲學論》后，維特根斯坦認定自己已經處理完所有哲學問題，于是離開哲學界，前往奧地利鄉村學校教授數學。然而，他后來逐漸對教師生活感到厭倦，又因性情急躁、經常發脾氣而最終失去了這份工作。

2

語言游戲

他的語言觀由此發生了根本轉變。語言不再被視為一種完整而統一的世界圖景，而成為由無數活動構成的集合。這些活動彼此相似，卻沒有一個共同而固定的本質。維特根斯坦將它們稱作“語言游戲”（language games）。

做出粗魯的手勢、朝別人眨眼、提出請求、發布命令、進行計數以及降半旗，都屬于語言發揮作用的不同方式。然而，這些活動并不是單純的事實陳述，因而無法完全納入“意義圖像論”。根據意義圖像論，語言如同映照世界的鏡子；組成語言的原子事實，都能在現實中找到與之對應的對象，而這種對應關系正是語言的本質。

維特根斯坦逐漸認識到，語言并非對現實的被動反映，而是人們在世界中從事的各種活動。它們的形式和用途可能相差很大，但仍然都可以被歸入語言的范疇。

“游戲”恰好能夠說明這種情況，因為游戲本身并沒有固定不變的形式。電子游戲、文字游戲和球類運動都被稱為游戲，即使它們之間可能找不到一種完全相同的特征。紙牌接龍與棒球差別極大，《堡壘之夜》（Fortnite）與和狗玩接球游戲也幾乎毫不相干，但我們依然能夠認出它們都屬于游戲。

為什么如此不同的活動會共享同一個名稱？維特根斯坦用“族類相似性”解釋了這一點。所有游戲之間并不存在一項共同的核心特征，某些游戲甚至可能毫無直接相似之處。真正把它們聯系起來的，是一組彼此交叉、連續重疊的屬性。正是這些屬性共同組成了游戲這個龐大的類別。

這種關系就像家庭成員在外貌上的相似之處。你或許沒有像姐妹一樣繼承父親的棕色眼睛，卻可能繼承了父親的卷發，而你的姐妹并沒有這一特征。家族成員未必都擁有同一種外貌特點，但不同特征的交錯重合，仍然使他們顯得屬于同一個家庭。

游戲之間的聯系也是如此。紙牌接龍與頂級王牌（Top Trumps）都使用卡牌；頂級王牌的計分方式與棒球相近；棒球和跆拳道都以戰勝對手為目標；跆拳道涉及格斗，《堡壘之夜》同樣包含戰斗。通過這些層層銜接的特征，紙牌游戲最終也能與《堡壘之夜》產生間接聯系。它們唯一可以確定的共同點，就是都屬于游戲這一活動家族。

因此，游戲并不是依靠某一種普遍而單一的本質被歸為一類的。

在維特根斯坦看來，“語言游戲”也具有游戲的這種特征。更為關鍵的是，它們并非始終按照預先確定的形式存在，而是可以在人們的實際交流中隨時產生。事實上，許多語言游戲本就是臨時形成的。

《藍皮書》（The Blue Book）匯集了維特根斯坦20世紀30年代授課內容的部分筆記。他在書中寫道：

“一般來說，我們不會按照嚴格的規則來使用語言——也不曾通過嚴格的規則來學習語言。”

語言建立在人們共同擁有的經驗背景之上。掌握一門語言，并不只是認識并服從現成的規則，還意味著親自參與語言實踐，并在這一過程中不斷調整和塑造規則。人們在理解語言規則時，既要依靠已有的慣例和范例，也離不開具體情境中的直覺判斷。

因此，使用語言很像參加一場規則尚未完全確定的游戲。參與者一面進行游戲，一面共同認可、補充并改變它的規則。

3

生命的形式

語言能夠像游戲一樣不斷變化，是因為它并非獨立存在，而是生長在人類特有的“生命形式”之中。

維特根斯坦曾留下這樣一句名言：“如果獅子會說話，我們是無法聽懂的。”

我們之所以無法理解獅子，并不是因為它的語言結構過于復雜，而是因為獅子擁有完全不同于人類的生存方式。如果語言只是一套具有固定本質的指稱體系，那么只要破解其中的對應關系，我們便應該能夠聽懂獅子的語言。然而，語言始終回應著某種生命形式的實際需求，同時又反過來影響這種生命形式。

因此，即便獅子真的能夠開口，它感受和認識世界的方式也會與人類相去甚遠。這種物種之間的根本差異，會使雙方難以建立共同的意義背景。

維特根斯坦認為，機器面臨著同樣的問題。他曾思考機器是否可能擁有思維，最后給出了否定的答案。其中一個重要理由是，機器無法參與人類的“生命形式”，因而也不能進入人類共同擁有的意義世界。

在《哲學研究》（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中，他還寫道：“理解一個語句意味著理解一種語言。”

這句話揭示了人工智能面臨的難題：語言的意義不能被還原為詞語及其組合。一個系統或許能夠識別單詞、分析結構，再把這些單詞作為完整語句進行處理，卻不等于它能像人類一樣，把語句放在整個語言實踐中加以理解。

比維特根斯坦稍晚一代的哲學家約翰·希爾勒（John Searle），延續了這種重視語言的哲學傳統。他通過著名的“中文房間”（Chinese Room）思想實驗說明：人工智能即使可以正確執行規則，也未必真正明白自己正在執行什么。

設想一個完全不懂中文的人被關在房間里，手中只有一套處理中文符號的詳細說明。房間外的人不斷遞入用中文寫成的信息，房間內的人則依照說明尋找相應符號，再把組織好的答案交出去。只要操作足夠準確，外面的中文使用者就可能相信，房間里的人能夠用中文交流。

然而，房間里的人實際上并不理解任何中文。他所做的只是依照既定規則操縱符號，表現出仿佛理解了語言的樣子。換言之，他擁有的只是對理解的模擬，而不是真正的理解。

真正的語言交流要求參與者能夠察覺規則在具體情境中的變化，并隨之調整自己的回應。只會機械執行規則的機器難以參與這種持續變化的語言游戲。按照這一觀點，問題的關鍵并不在于機器是否足夠復雜，也不是未來技術能否彌補計算能力的不足，而在于語言與人類的生命形式緊密交織，不能僅靠計算獲得。

機器的運算能力或許終有一天能夠達到人腦的水平，但人類智能并不只是孤立大腦活動的產物。使人類心智彼此聯結的語言，才是人類智慧得以形成的重要根源。

4

語言和內在感受

維特根斯坦的突破性正在于，他重新解釋了人類智能的來源。在他之前，哲學家大多把智能看作心靈內部固有的能力。早在17世紀，笛卡爾便提出了后來廣為流傳的命題：“我思故我在”，其拉丁文通常寫作“Cogito, ergo sum”。

按照笛卡爾的觀點，思維可以獨立存在，并在人的內心自行運作。這種以個人心靈為中心的思想模式，此后支配了哲學界數百年。

維特根斯坦卻從另一個角度提出疑問：一個人能否創造一套完全私人的語言，用它記錄痛苦等內在體驗，而這種語言只有他自己才能理解？

他的答案是否定的。即使是對自身感受的認識，也必須借助可以公開學習和傳遞的語言。痛苦雖然屬于個人的內在體驗，但要使“痛苦”這個概念具有意義，仍然需要哭泣、呻吟或回避傷害等能夠被外界識別的標準。正如維特根斯坦所說，人們在學習語言時，也同時學會了什么叫作痛苦。

機器當然可以在某種意義上進行“思考”。電信號能夠在其電路中傳遞，它也能夠接收輸入、完成計算并生成相應結果。但這只能說明機器具備信息處理能力，并不能證明它能夠像人類認識自己那樣理解自身。

這并不意味著人與機器之間的對話不可能發生。事實上，人們早已在與蘋果的Siri、亞馬遜的Alexa等語音助手交流。真正的問題是，人類語言并不始終服從一套固定而封閉的規則。一旦交流超出預設規則能夠覆蓋的范圍，機器便難以展現出圖靈測試所要求的人類式理解。

把強人工智能等同于人類智能，如同把飛機的飛行與鳥類的飛翔視為同一種能力。飛機無疑能夠升上天空，卻無法完全復制鳥類在空中轉向、盤旋和穿梭時的靈活性。對鳥而言，這種靈巧并不是一項孤立功能，而是其生命形式的一部分。機器則不具備這樣的生命形式，它只是為了完成特定目的而被制造出來。

隨著計算機承擔越來越多原本由人類完成的工作，并且更加自然地參與人機交流，它們無疑會創造巨大的價值，也可能讓人類生活變得更加便利。然而，從維特根斯坦的哲學出發，機器能夠擁有與人類相同智能的設想，并不能真正成立。

5

解構者

與其把維特根斯坦后期的思想理解為一套完整的哲學學說，不如把它看成一個存放著各種概念與分析方法的工具箱。這些工具的作用，是幫助人們澄清思想中的混亂，而不是建立新的理論體系。從這個意義上說，他的著作更接近一種具有解構性質的“反哲學”。

維特根斯坦曾用“To show the fly the way out of the fly bottle”描述自己的哲學工作，即為困在捕蠅瓶中的蒼蠅指出出口。不過，他并不認為這種工作只與概念分析有關，而是賦予了它明確的道德意義。他曾把“壞哲學家”比作貧民窟的房東，并認為自己的任務就是讓這些人破產。

這里所說的“壞哲學家”，并不局限于以哲學為職業的人。任何不斷傳播錯誤觀念、用迷思解釋世界與人生的思想領袖，都可能屬于這一類。尤其令維特根斯坦反感的，是那種認為科學最終可以解釋一切的傲慢態度。

他在《邏輯哲學論》中寫道：

“整個現代世界觀是建立在所謂的自然法則是對自然現象的解釋的幻想之上的。因此，今天的人們止步于自然法則，把它們當作神圣不可侵犯的東西，就像上帝和命運在過去的時代里被視作神圣不可侵犯的一樣。[……]古人的觀點更加清晰，因為他們有一個公認的（不可解釋的）終點，而現代系統試圖讓自己看起來好像一切都得到了解釋。”

人們之所以相信人工智能終有一天能夠達到甚至超越人類智能，是因為這一信念背后還隱藏著另一個前提：人的思維本質上是一種機械過程，因此可以被計算和復制。維特根斯坦的哲學正是對這一前提的拆解。一旦擺脫這種思想，人們仿佛從一場困擾已久的噩夢中清醒過來。

“語言游戲”等概念的價值，也正在于它們能夠幫助我們識別并改正思維中的不良習慣。這些習慣一旦凝固成信念，便會使人無法真實地面對當下，同時也會限制我們對未來的想象。

因此，當有人宣稱人工智能將徹底取代人類時，這種夸張說法不僅模糊了我們對自身的認識，也在無形中貶低了人的獨特價值。借助維特根斯坦提供的思想工具，我們可以看到，把人工智能想象成人類智能的替代者，本身就是一種概念上的混亂。他的“反哲學”最終要保護的，正是人類，使我們免受自身錯誤觀念的支配與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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