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混入”77級的另類大學生

【留美學子】第3836期

13年國際視角精選

仰望星空·腳踏實地

【陳屹視線】教育·人文·名家文摘

我是混入77級的另類學生

一個裸考生的另類記憶

（上篇）

每當提起77級，人們總會談起那場改寫命運的傳奇。

這是文革中斷十年后的第一場高考，大門重新打開的那一刻。570萬大軍涌入考場，錄取率僅4.8%。

能跨進大學門檻，本身就是奇跡，沒有人敢奢望挑選學校，能進去，就是命運的恩賜。

關于77級，流傳著太多動人的故事。

有人的錄取通知書險些付之一炬。招生老師把落選的檔案扔進火里，最后一刻翻出一張照片，說了句“這姑娘挺漂亮”，再細看試卷，竟是閱卷失誤，一個優秀的女孩，就這樣從灰燼邊緣被拽了回來。

有人從遙遠的農村一路狂奔，在報名截止前一小時沖進報名處，連氣都沒喘勻。

還有人因家庭成分被拒之門外，入學半年后，一篇語文試卷輾轉被人發現，閱卷老師看完，沉默了很久，學校最終破格錄取，那個還在地里干活的下鄉青年，實在太優秀了。

這些故事，有的我親眼見證，有的輾轉聽聞。但它們有一個共同的底色：熱淚、驟轉的命運，以及深入骨髓的感恩。

我的故事，是另一種。

錄取通知書送到我手中那一刻，我沒有熱淚盈眶，沒有歡呼雀躍，我只是站在那里，哭笑不得，心底翻涌起一陣莫名的懊悔：為什么錄取我？我根本沒準備好。

事情要從1977年夏天說起。

那一年，我剛初中畢業，8月即將升入高一。

我的中學，一個年級十個班，四五百名學生，畢業時面臨的選擇無非幾條路：上山下鄉、進技校、參軍，或者繼續讀高中。

那個年代，沒有人知道明天在哪里，但技校是公認最穩妥的選擇。

畢業直接分配進工廠，拿到城市戶口，留在大城市，旱澇保收。

在天津，最好的技校是自行車廠和手表廠，那是整個中國數得上的工業驕傲，能進去，這輩子就算有了著落。

而我，從小學到初中，始終是那個被老師當眾點名表揚、讓同學又羨慕又嫉妒的“明星學生”。技校隨我挑，最好的向我敞開大門。

但這份殊榮，卻讓我心里翻涌著一股說不清的抗拒。我不想這么早離開中學，更不想這么年輕就看清自己未來的路：工廠的工人。

這種感覺，或許和我的童年有關。

文化大革命的陰影籠罩著我最早的記憶。

五六歲的光景，我眼睜睜看著家里一夜之間被抄得空空蕩蕩。父母都是海外華僑，我的原生家庭理所當然被劃為“黑五類”，扣上“特務”“間諜”的帽子。

父母整日去接受勞動改造，天不亮出門，深夜才歸。

外婆，不論數九寒天，每天四五點起身去掃大街，一掃就是幾十條街，記憶里那個曾經年輕貌美、出門穿高跟鞋、常被人當成我媽媽的外婆，很早就已經駝背。

那時我最深的渴望，就是像其他小朋友那樣，父母能早點回家。

有一次，我偷偷把家里的鐘撥快了一兩個小時，以為鐘走到那個時刻，母親就會出現在門口。我不知道，母親是按時間去上工的，鐘撥快了，原以為要遲到的她，大冬天提前沖出去，在廠房外硬生生挨凍了一兩個小時。回來，我自然被狠狠罵了一頓。

那時的我，和許多童年伙伴一樣，是脖子上掛著鑰匙的孩子。哪里有父母的呵護？但父母常對我說的一句話，刻進了我的骨子里：“你不要指望我們，別人更沒有能力幫你，你這輩子只能靠自己。”

幼小的童年里，我已經懂得：我沒有大樹遮風，沒有梯子可攀。那時，給我力量和安慰的只有兩件事：寫日記，和讀書。

學校里幾乎沒有系統課程，每學期老師能講完三分之一就不錯了，而我習慣把每一本課本都自學完成。我最喜歡周末，可以不被打擾地看書、寫作、做夢、反思。后來讀到《了不起的蓋茨比》，那段蓋茨比父親翻開兒子的舊日記、發現上面密密麻麻寫滿每日時間規劃表的段落，我心里一顫：我在小學五年級，就已經這樣做了。

所以，面對上技校還是繼續讀高中，我掙扎了好幾天。

周圍所有人都認為這是用腳投票的選題，誰會放著鐵飯碗不要，去讀一個前途未卜的高中？說不定高中畢業還是下鄉，還是進工廠，甚至更慘。父母也不置可否，只是平靜地說：“這是你自己的事，你自己的人生，我們沒辦法替你決定。”

直到截止前最后一個小時，我才做出決定：繼續讀高中。

不是因為我看清了未來，而是因為我還沒做好告別的準備，告別課堂，告別同學，告別那種青春肆意的氛圍，告別那些仰視的目光，告別心里還沒成形的夢。我不知道那個夢是什么，但我知道，它還沒結束。

誰也沒料到，1977年10月，一紙公告打破了所有人的預期：高考，恢復了。12月，剛上來兩三個月的高一學生，作為在校生，我需要特批，才能走進考場。

學校還沒來得及恢復正規的備考節奏，我每天依然忙著上課、參加學生干部的各種集體活動，早起趕公交，路上耗去大把時間。高考，在我心里不過是一次“提前嘗試”。我真正的高考，應該是1979年，七九級，那才是我的戰場。

走進考場那天，父親騎自行車送我到門口。我孤零零地站在人群里，打量著四周那些臉上已有風霜、比我大出許多的“社會人”。他們互相寒暄，神情凝重，每個人身上都背著沉甸甸的東西，而我混在其中，心里想的卻是：你們慢慢考，我兩年后才是正式的。大概，也根本沒人留意到這個插進來的黃毛丫頭。

考場里發生了什么，考題是什么，我幾乎全忘了。怎么進去的，怎么出來的，記憶一片模糊，因為我從來沒把它當回事。它不過是我生命河流里一條不起眼的支流，隨手淌了過去。

誰也沒想到，就是這條“順手淌過去”的支流，把我推進了大海。

我是混入77級的另類學生

被打碎，再拼回來

（下篇）

錄取通知書送到手里，我看清了上面的字：黑龍江大學。

我愣在那里。不是喜悅，是驚嚇。

黑龍江，北大荒，那是千千萬萬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地方。我怎么能去那里？我從小在天津五大道長大，那是一片梧桐掩映、洋樓林立的地方，是我全部關于“家”的記憶，而現在，一紙通知，要把我發配到幾乎是地球另一面的地方。

我的第一反應是：不去。

我還有兩次機會，七九年才是我真正的高考，我才高一，完全可以等。

父母卻不知所措，拉著我去見了校長和書記。

他們語重心長地說了兩點：第一，你是學校的驕傲，整個天津市，在校高一生里大概只有你一個考進了大學，分數遠超其他人；第二，時局變幻，沒人知道明天政策會不會變，如果哪天一道令下，凡拒絕錄取者終身取消資格，你這一生不就毀了？

誰都不知道未來。

這句話，是那個年代懸在所有人頭頂的達摩克利斯之劍。

就這樣，我稀里糊涂收拾了行李。

77級入學在冬天。我抵達哈爾濱時，是冰天雪地的深夜。

火車站人山人海，煙熏火燎，霧氣蒙蒙。除了冷，還是冷；除了亂，還是亂。我一個人孤零零站在人潮里，不知道該往哪走，直到天亮，學校的車來接新生，我才隨著人群，跌跌撞撞走進了大學校門。

從此，我開始了這段至今想來仍五味雜陳的大學生涯。

進了班級，我才真正明白什么叫“降維打擊”，只不過，被打擊的是我。

環顧四周，每個同學都比我年長許多。

他們來自工廠、農場、部隊、上山下鄉的廣闊天地，被命運蹉跎了數年乃至十年，終于重新坐回課堂。他們提出的問題，說出的話，引用的典故，流露出的對世界的判斷與洞見，無一不來自真實生活的錘打與淬煉，那是一種我聞所未聞、望塵莫及的成熟。

課堂上，我有時鼓起勇氣提一個問題，換來的是周圍人略帶驚訝的眼神：“這你也不懂？”有時我想開口，卻發現全班似乎都已經知道答案，只有我還懵在原地，話又咽了回去。他們讀過的書，我沒讀過；他們經歷過的事，我連想都沒想過。更震撼我的是，連老師有時也招架不住他們。

那些年，老師們自己也荒廢了許多年，而這些學生用十年的積壓與渴望，把自己逼成了某種意義上的“自學者”。課堂上，學生反駁老師、補充老師、與老師激烈辯論，是常有的事。

有一次，幾個班合并上課，原來的教室坐不下，老師說換個大教室。一個同學立刻說：“老師別換了，就在這兒擠著吧，我們都是拖家帶口的，折騰一回太辛苦了。”

我坐在那里，聽得目瞪口呆。“拖家帶口”這四個字，對十七八歲的我來說，像是從另一個星球傳來的語言。同學們合影時，那叫“合家歡”，從祖輩到叔伯到孫子都有，我當然是那個最小的輩分。

還有一次，系主任把大家召集到操場上，大半夜，莊嚴宣布：有同學違反校規，男女之間發生了擁抱行為，嚴重敗壞校風。

我站在那里，張口結舌，以為全場都會和我一樣義憤填膺。卻沒想到，旁邊一個男同學湊過來，壓低聲音淡淡地說：“這老師也太缺德了，感情的事是人家自己的，這樣大張旗鼓，不是侮辱人嗎？”

我看了看他，心里默默想：難道你也是這么“不正經”的人？后來我才慢慢明白，“不正經”的，其實是我自己那把幼稚的尺子。

與其說我在讀大學，不如說我在拼命追趕，還被甩出去十條大街。

從前在中學，我只用一半時間讀書，另一半全花在社會活動上，依然遙遙領先。如今我把全部身心押在學習上，卻還是跟不上他們。

更殘酷的是，那種撲面而來的求知欲，那種燃燒的饑渴，同學們都比我更聰明，更努力。清晨六點，走廊里、操場上，到處是捧著書背單詞的身影。圖書館的座位要提前去占，周末照樣座無虛席。東北的冬天奇寒，只要樓道里能容下一個人站立，就有人站在那里捧著書看。

我后來才慢慢理解：對他們而言，這間教室不是理所當然的，是用十年等待換來的，是用命運的重量押注的。他們怎么可能不拼？而我，不過是順順當當走進來的。

這種落差，不只是學識上的，更是一種深入骨髓的孤獨。

他們聊起各自的經歷，那些話題與我毫無交集；他們的笑話，我聽不懂；他們的默契，我插不進去。我夾在這群人中間，像一個混進成人世界的孩子，不知道自己是誰，不知道自己在這里做什么，那是我至今想來仍隱隱發疼的一段迷失。

就在我最茫然的時候，一位大姐姐輕輕拍了拍我的肩膀，說：“小陳屹，你不要緊張。你知道嗎，就算你畢業的時候，也比我們現在還年輕。你有的是時間，去成為最好的你自己。”

這句話，鼓勵著我，幫我熬過大學四年。它沒有解決任何實際問題，卻像一根細線，把我快要散掉的心重新串了起來。

我開始學著放下從前的自己，那個走到哪里都被夸獎、被仰視、習慣站在聚光燈下的“明星學生”。我開始試著坐下來，安靜地看著身邊每一個人，去欣賞他們，向他們學習。

山外有山，樓外有樓。與其爭，不如學。這個心態的轉變，是大學四年給我最珍貴的禮物。

大學里，也留下過一些令我哭笑不得的記憶，也許很多人早已忘卻。

畢業分配時，暗流涌動，“后門”之風遠超想象。名額一變再變，城市的名額悄悄流走，沒人說破，卻人人心知肚明。

倒是畢業前的政治統考，給了我一個意外的結尾。

那次考試一反常規，不是死記硬背，而是開放性的分析大題。很多同學準備落空，考了六七十分，而我，那個一路追趕、一路迷失的“混入者”，考出了九十多分。

作者攝于1982年大學畢業前夕

還有省游泳比賽，自由泳我拿了百米第七名，捧著獎品回到教室，卻被一個同學問：是不是參賽者只有八位？我瞪了他一眼，然后，當玩笑釋懷。

還有一次校乒乓球女子比賽，觀眾幾乎全是男同學。冠亞軍決賽，我敗下陣，笑著與冠軍握手。后來許多陌生的男同學跑來向我祝賀勝利，我告訴他們，我是亞軍，為什么認為我是冠軍？他們都很驚訝，因為他們看到的，是比冠軍還瀟灑的王者風范。

我也感謝那些知青師哥師姐，給我訴說他們在北大荒戰天斗地的經歷，訴說他們在冰天雪地犧牲的戰友，也訴說起十二月黨人的高貴。他們警示著我謙卑、珍惜、努力。

他們中許多人，也給予我無盡的溫暖，甚至超出友情的追求——我感恩，我難忘，但那個還不“懂事”的我，終究無法去接受和欣賞在我眼中那些如同大叔般的熾熱。

不知何時，我早已不在意分數，不在意輸贏。因為我看到了某種東西：在那些跌跌撞撞的四年里，我的判斷力、分析力、面對成就時的淡定、永不言棄的堅毅的種子，悄悄地長了出來。

大學畢業后，我迫不及待想走入社會，想成為一個全新的自己。沒過幾年，在80年代最早的一批自費留學生中，我靠自己考取了全額獎學金，去了美國。

那時的我，已經不再是那個走進考場時覺得“等著吧，我才是來試試的”的小女孩，也不再是那個從小被夸到大、驕傲得不知天高地厚的“明星學生”，我知道山有多高，也知道自己能飛多遠。

1986年美國校園里的作者

在美國大學的那些年，是我學生時代真正的爆發，那種如魚得水的感覺，那種被欣賞、被鼓勵、被認真對待的感覺，我至今記得。

而那一切的底色，是黑龍江大學那四年，是哈爾濱零下幾十度的寒夜，是圖書館里永遠占不到的座位，是那位大姐姐輕描淡寫的一句話，是被打得粉碎之后，一塊一塊把自己重新拼回來的漫長過程。

77級的畢業，又是在冬季，這大概是歷史上，大學里獨一無二的畢業季。如同我自己混進去的，需要時間來見證。

有時候，恰恰是那些沒有準備好就被推上舞臺的人，最終學會了在任何舞臺上站穩腳跟，把孤獨留給自己，把淚水咽下，把頑強刻進生命里。

記得在中央電視臺一次訪談中，我曾這樣說過："七七級大學生，絕非中國最聰明的一群人。之所以被貼上優秀的標簽，是因為他們在那條看不清方向、望不見終點的馬拉松跑道上，硬是咬牙跑到了終點。"

我何其有幸，成為他們中的一員，更在他們的浸潤下，長成了今天的自己。無論你們身在天涯海角，我這個77人，向大家致敬！

一群曾在天津和平區五大道一起長大的小學同學，恢復高考后的79級大學生們，于1983年前后重逢。照片中身著藍裙的為本文作者

陳屹視線

中國1977級大學生，旅居美國40余年，90年代初即任紐約知名企業高管，伊始1999年擔任《北京青年報》《北京青年周刊》“陳屹視線”專欄作家，著有教育、管理、情感類暢銷書七部。

曾在“新中國60年60位世界華人杰出女性”評選中，榮膺1977級代表人物；中央電視臺特別系列《生于1977》，作為入選的10位七七級大學生代表之一，專題人物報道。

30余年來，在海內外數十家主流媒體發表紀實作品數百萬字，深度訪談逾千人，采訪對象涵蓋美國名校校長、各國駐華大使夫人、世界企業精英、名校家庭及海外知名學者、作家等。

2014年創辦“留美學子”公眾號，致力于記錄教育、跨文化、成長歷程，具有廣泛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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