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均GDP超1.3萬美元，為什么沒有出現大規模消費升級？

人均GDP高，但居民可用來支配的收入，仍然偏低。

2025年末，我國人均GDP突破1.3萬美元大關，這一數字標志著我國已經穩穩站在中等偏上收入國家行列，距離世界銀行定義的高收入國家門檻也僅僅一步之遙。

按照國際經驗，當一個經濟體達到這一發展階段時，通常會伴隨著消費結構的顯著升級，居民消費占GDP比重上升、服務消費占比提高，恩格爾系數持續下降，形成所謂的“消費驅動型增長模式”。

但我們并沒有表現出特別強烈的消費驅動特征。2025年，我國最終消費支出占GDP比重約為53%，其中居民消費占比僅僅只有39%左右，遠低于同等發展水平國家的60%。

更值得注意的是，盡管我國人均GDP已經跨越1.3萬美元，但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速卻在放緩，居民儲蓄率居高不下，大規模的消費升級也并未如期而至。

消費和人均GDP嚴重背離，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人均GDP1.3萬美元，這個數字看上去很高，但我們要知道，人均GDP只是一個平均數，它掩蓋了收入分配的巨大差異。當我們談論“人均GDP超1.3萬美元”時，實際上是在談論一個高度分化的收入分布結構。

根據統計局公布的數據，2025年我國基尼系數仍維持在0.47左右，處于國際公認的警戒線之上。這意味著，全社會20%的最高收入群體掌握了約45%的總收入，而20%的最低收入群體僅占有不到5%的收入份額。換算成絕對值，最富裕的10%人口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可能超過8萬元人民幣，而最貧困的10%人口可能不足1.2萬元。

這種巨大的收入差距直接導致了消費能力的嚴重分化：高收入群體的邊際消費傾向極低，他們早已完成了基本消費升級，其新增收入更多流向投資、海外購物或儲蓄；而占人口多數的中低收入群體雖然有強烈的消費意愿，卻因收入約束而無法釋放有效需求。

人均GDP1.3萬美元，很容易讓人產生大家都變富了的錯覺，實際上，這一平均值的實現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少數高收入群體的拉動。如果我們剔除最富裕的20%人口，剩余80%人口的人均GDP可能只有8000美元左右。

換言之，對大多數普通勞動者而言，他們的實際收入水平遠沒有達到消費升級的門檻。

以城鎮非私營單位為例，2025年平均工資約為12萬一年，但中位數只有8萬元左右，在這意味著超過一半的非私營單位人員月收入不足7000元，在扣除住房、醫療、教育等剛性支出后，可用于消費升級的可支配收入并不多。

非私營單位都是這樣，對占更多就業人口的私營員工來說，可支配收入只會更低。

除了收入本身的高低差異之外，收入分配本身也值得關注。

在宏觀層面，國民總收入被分割為三個部分：勞動者報酬、企業營業盈余和政府生產稅凈額。我國消費率偏低的核心原因在于，勞動者報酬占比長期偏低，另外兩個部分拿走了更多的份額。

引入市場經濟以來，我國勞動者報酬占GDP的比重經歷了一個長期的下降過程。1990年代初期，這一比例還在55%左右，到了2008年也就是“4萬億大放水”之后，降至40%左右的歷史低位。

此后雖然有所回升，但到2025年也僅僅恢復到48%左右，這遠低于發達國家60%左右的水平。

勞動者報酬占GDP比重偏低，這意味著在經濟高速增長的數十年間，勞動者并沒有充分分享到發展的成果。企業通過壓低工資成本獲得了超額利潤，而這些利潤又大多用于再投資而非分配給勞動者，最終形成了“高投資、低消費”的增長循環。

如果說初次分配決定了“蛋糕怎么切”，那么再分配機制的作用就是通過稅收和社會保障體系來糾正市場分配的結果。而目前來看，我國的再分配機制還有很大改進的空間。

首先就是稅制結構的累退性。我國的個人所得稅具有典型的“工薪稅”特征，真正承擔主要稅負的是中等收入群體，而高收入群體往往可以通過多種渠道避稅。資本利得、股息紅利等財產性收入的稅率遠低于勞動報酬的邊際稅率，這使得富人能夠以較低的稅率積累財富，而工薪群體則承受著相對更高的稅負。

與此同時，地產稅和遺產稅等調節財富分配的稅種遲遲未能落地，這也導致代際之間的財富差距不斷固化。高收入家庭的資產增值速度遠超普通家庭的工資增長，最終也很容易形成馬太效應。

如果說勞動收入差距還能通過教育和就業機會來彌合，那么財產性收入差距則是更加頑固的消費制約因素。在我國，財產性收入（包括利息、租金、股息、資本利得等）的分配極度不均，前10%的高凈值人群掌握了超過70%的金融資產和大部分不動產。

過去二十年，房地產價格的持續上漲使得擁有多套房產的家庭實現了資產的快速增值，而無房家庭則面臨著越來越高的居住成本。對于年輕一代而言，購房首付和月供占據了收入的很大一部分，嚴重擠占了其他消費支出。即使是已經購房的中產家庭，房貸壓力也使其不敢輕易進行大宗消費或服務消費。

更糟糕的是，地產市場帶來的財富效應具有高度的排他性：房價上漲帶來的賬面財富主要集中在少數人手中，而絕大多數人感受到的卻是購房壓力的增大和生活成本的上升。

這種財富幻覺和生活焦慮并存的現象，才是消費升級難以大規模實現的微觀基礎。

綜上所述，我國在人均GDP突破1.3萬美元后未能迎來預期的消費升級，根本原因在于收入分配機制出現了系統性偏差。

初次分配中勞動報酬占比過低、再分配中社會保障缺位、疊加財產性收入差距的持續擴大，共同構成了制約消費增長的“三重枷鎖”。

理解了這一點，才能從根本上扭轉收入分配失衡的局面，讓經濟發展的成果惠及每一個普通勞動者，我國才能跨越“消費陷阱”，實現從投資驅動向消費驅動的增長模式轉型。

而這條路，是必走之路。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