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者的武器：農民反抗的日常形式》第五章 夜行船

《弱者的武器：農民反抗的日常形式》是美國政治學家和人類學家詹姆斯·C·斯科特（James C. Scott）基于20世紀70年代末在馬來西亞吉打州“塞達卡”村長達數年的田野調查撰寫的著作，首版英文名《Weapons of the Weak》于1985年問世。作者曾任耶魯大學政治學系教授，深耕農民政治與底層研究數十年，書中融合人類學民族志方法與政治經濟學視角，記錄了一個稻米村莊在“綠色革命”沖擊下的社會裂變與底層回應。

全書以村莊日常生活的細膩敘事為主線，剖析了貧富分化加劇時，弱勢農民為何沒有發起公開暴動，而是轉而采取一系列“日常反抗形式”——包括偷懶、裝糊涂、暗中破壞、偷竊、誹謗、散布謠言乃至表面恭順背后的冷嘲熱諷。通過對比正式政治與日常政治，著重揭示底層群體在不具備公開對抗條件時，如何利用低成本、低風險的“弱者的武器”維護自身尊嚴與利益。書中案例多源自對村民對話、儀式、勞動場景的深度觀察，涉及土地分配、雇工關系、宗教習俗等主題，部分結論因對“霸權理論”的顛覆性質疑而引發學界持久論辯。該著作開創了“日常反抗”這一研究范式，被譯成十余種語言，成為當代政治學、社會學與人類學跨學科對話的里程碑式文本。

《弱者的武器：農民反抗的日常形式》第五章 勝利者和失敗者眼中的歷史

夜行船

對塞達卡目前事態的兩種簡短解說將有助于闡明前一章提到的事實如何可以具有非常不同的意義。我選擇用對目前事態的這兩種不同的解說來突出這些論證的不同風格，并展現對目前事態的這兩種不同的解說反映出來的對比。但是，這兩種解說既不是差異最大的例子，也不是差異最小的例子。事實上，這兩種解說相當有代表性。我把這兩種解說呈現在此，只加上最少的解釋，那么，在“勝利者”和“失敗者”之間的更大話語背景下，這兩種解說所傳達的意義稍后就會變得明朗。

帕克·亞赫是一位沒有土地的雇工，他有8個孩子。帕克·亞赫總是艱難地維持收支相抵的生活。帕克·亞赫的處境不僅反映在他的居住條件上，他的房子只比拉扎克的好一點；帕克·亞赫的這種處境同時也反映在他的綽號上。他被人們稱為“瓶子亞赫”（Yah Bottle）。帕克·亞赫每天下午騎自行車回村尾的家時，差不多都有一個烹飪油的油瓶在他車筐里，那個油瓶總會發出一些聲音。帕克·亞赫的綽號就跟油瓶的這種聲音有關。這個綽號同時也暗示了帕克·亞赫的貧窮，因為他幾乎從來不能購買超過30馬分的物品，所以他不得不每天都去買油。跟拉扎克不一樣，帕克·亞赫是一個公認的老實可靠的雇工。我曾聽到過他忿忿地抱怨，他很難找到工作，也無法租到一小塊土地。然而，這一次，他比以前更加憤怒了，因為最近由巫統領導人分配的、作為“村莊改進計劃”一部分的房屋修津貼他一點兒也沒有得到。在同樣沒有得到津貼的兩個鄰居（諾爾和“瘦骨嶙峋的”瑪）的鼓動下，帕克·亞赫對村里的形勢進行了總體評價。

“那些富人正在把生計艱難的人拋到一邊”；“我們越想提高自己，我們就越會被推倒，（他們對我們）也就越殘忍”；“他們想要埋掉我們”。當帕克·亞赫說最后這句話的時候，他的手掌根部猛地推向了腳下的地面，好像要把什么東西推進土里。他補充說，“我們想提高一點兒”。為了說明他的意思，帕克·亞赫指出：在過去，從富裕的村民那里借一些大米是可能的；而現在富人賣掉了稻米換成了錢，繼而聲稱，他們沒有錢。

最后的這一控訴，我從村中其他的窮人那里也聽到過很多次。這里需要做一些解說。傳統借貸與預付地租所使用的流通物通常是作為主食的大米，包括稻谷或碾好的大米，今天流行的現金在當時是十分罕見的。窮人似乎相信，試圖避免陷入窮人強求借債的困境是富人把稻米賣掉換成現金的部分原因。在賣掉絕大部分收成以后，富人們現在可以聲稱，他們剩下的稻米只夠自己一家吃的，而他們的錢已經花掉了。這種做法的額外好處是有助于隱瞞財富，因為一般來說，我們有可能知道人家的谷倉是否是滿的，但是很難知道他是否有錢。

帕克·亞赫補充說，拒絕借貸表明，“那些富人的看法是，那些手頭缺錢的人都很卑鄙”。“他們不想讓我們大聲說話。”“他們不希望我們聰明一些。”（但是）現在窮人開始有所行動，富人發覺這些（的時候），他們甚至更加憤怒了。可以確定的是，有關“有所行動”的評論基本上是指那些公開的抱怨，這些抱怨針對的是對政府給的房屋修繕津貼的派性分配。

帕克·亞赫繼續說道，“他們說我們懶惰，但我們是沒有得到機會繼續接受教育或者得到政府的工作（比如說，政府移民計劃）”。“他們說我們不想工作，但是找到工作真是太難了。”這里，正如在別的地方一樣，帕克·亞赫和其他貧窮的村民說這些話時就像辯論或對話的雙方都在說話。在此，他先是說出了富人對窮人的譴責，接下來又逐條駁回這些譴責。此外，這種爭論是按富人窮人來分派角色的，盡管眼下激起帕克·亞赫怒火的問題是巫統和伊斯蘭教黨成員間的問題。巫統成員并不都是富人，而伊斯蘭教黨成員也并不都是窮人。

大概一個月后的一個下午，跟上面提到的那次談話幾乎相同的一群人聚集在帕克·亞赫的屋檐下，我正在聽他們的談話。這一群人對接政治派系分配政府房屋修繕津貼依然怒氣沖沖。他們的怒火尤其集中在分配津貼前進行的住戶調查，他們認為這次調查是欺詐性的。辦事人員問的一個問題是，“你在哪里上廁所？”帕克·亞赫蹲在地上，摸著腳后跟，然后說，他甚至“不得不拉在其他人的地里”。按照村里的說法，這種表達意味真正的貧困。

然而，在發錢的時候，很明顯，那次調查已經成了個笑話。正如帕克·亞赫所言，那次調查“被扔到垃圾堆里了”。他還做了一個辦事員用食指查閱名單時的手勢。“他們說，帕克·亞赫很富有，杜拉很富有，甚至蘇庫爾也很富裕。”這些聚集在一起的人認為這種說法很好笑，因為他們知道，這三戶都是伊斯蘭教黨支持者，而且是村里最窮的人家，但他們一點資助也沒收到。帕克·亞赫繼續他的描繪，“他們說，勒拜·彭德克很窮，沙姆蘇爾窮得他們不得不給他一些粉刷房屋的涂料，阿布·哈桑也窮。”當然，這三個人都來自村里最富有的巫統支持者，但他們都收到了津貼。這種嘲弄之所以是如此尖刻，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村里的巫統領袖肆無忌憚地忽視他們的黨派表面上公正的、客觀的程序，這一切不過是為了犒勞他們自己及其追隨者。然而，這個問題再一次以窮人和富人之爭、以富有的巫統領導歪曲事實的面貌呈現出來。

但是，如果我們簡要地聽聽其他村民的說法，我們就會聽到一個截然不同的故事。這個故事的場合非常獨特。跟我和村民的大多數談話不一樣，這只是一個無意中的偶遇。有天晚上，哈吉·卡迪爾、他的妹夫托·卡西姆和他的女婿加扎利，坐下來和我聊天，顯然，他們有一些他們一起商量好了的話要告訴我。他們到來的情境無疑非常重要。此前的兩個星期，我花了很多時間跟村里的許多窮人一起給水稻脫粒。在工作期間，我逐漸了解了許多先前只是略有耳聞的貧窮家庭。這些貧困家庭對聯合收割機導致工作機會喪失和先前給予打谷者的“慈善”收入的減少都很關注，這些關注都涉及到了我已經開始向其他村民詢問的問題。哈吉·卡迪爾他們三個人似乎擔心我得到了錯誤的消息；他們是來糾正我的錯誤的。就像有人猜測的那樣，這三個人根據村里的標準都是富人。哈吉·卡迪爾（高利貸先生）當然是村里最富的人；他的女婿加扎利耕種著8.5里郎土地，而且將來能繼承這些土地中的大部分；而哈吉·卡迪爾的妹夫托·卡西姆則耕種著6里郎土地，其中絕大多數都是自己的。

哈吉·卡迪爾用一個反問開始了他的談話。他問：“為什么有些人其實很富有，而我們卻說他們是窮人？而另外一些人其實很窮，我們卻說他們是富人？”他進而用一些精心挑選的例子回答了他自己的問題。“像卡米勒，他根本沒有任何財產，但他會設法掙一些錢，因為他足智多謀。”“再比如說瑪·吉爾，他雖然沒有地，但也很足智多謀。”這兩個例子都具有很強的傾向性，并且都是經過精心挑選的。塞達卡有5戶人家沒有土地，也沒有繼承什么財產的希望，但是他們都有一些收入，因此這5戶人家比村里的中等人家還要富。卡米勒和瑪·吉爾就是這5家中的2家的戶主。卡米勒幾十年來都是塞達卡最大的承租人，他現在耕種了15里郎肥沃的土地。而瑪·吉爾盡管只耕種了2里郎土地，但他有一份穩定的令人羨慕的工作：他受雇于附近鎮上的一個成功的華裔小商店老板兼稻谷商人。卡米勒和瑪·吉爾兩人都有能力為他們的大家庭提供舒適的生活。這兩人都是明顯的例外，因為在鄉村中普遍的規則是：土地的擁有是財富的基礎。哈吉·卡迪爾也暗示了：卡米勒和瑪·吉爾兩人遠遠沒有那些有土地的人收入穩定，并且，卡米勒和瑪·吉爾他們必須辛勤工作才能掙得這些收入。

在列舉了沒有財產但憑借他們的足智多謀也能生活不錯的這兩個案例后，哈吉·卡迪爾開始討論硬幣的另一面。他此時舉的例子是哈姆扎和哈姆扎曾經很勤快的哥哥拉扎克。哈吉·卡迪爾說，“他們有財產，他們有土地，”“多達二三里郎，多到他們可以像大地主一樣把土地租出去。”哈吉·卡迪爾指出，假使哈姆扎和拉扎克足夠聰明且能提前考慮清楚，那么，他們就能親自耕種這些土地，每年收獲20到30麻袋稻谷，而這些稻谷足以養活他們的家庭。他們無法養活自己家庭并不是因為他們的貧窮，而是因為他們不夠“足智多謀”。哈吉·卡迪爾得到了他的同伴的極力贊成。又一次，這些例證是被精心挑選的。塞達卡村里最貧窮的14戶人家當中只有5戶擁有土地，拉扎克家和哈姆扎家就是其中的2戶。嚴格來說，拉扎克和哈姆扎兩人其實并不擁有土地，因為他們如要要從他們那故去已久的父親那里繼承土地，必須支付一些費用以及伊斯蘭的遺產稅，而他們根本沒有足夠的資金來支付這些費用。哈姆扎的母親讓哈姆扎租出去2里郎土地，哈姆扎是否能夠獲得那2里郎土地的所有權這一點同樣也并不清楚，因為他母親住在外村的兩個兒子也有權擁有這塊土地。在這種情況下，哈姆扎租出了他那2里郎的地，這就像拉扎克把他的0.25里郎土地租出去一樣。拉扎克和哈姆扎兩人都聲稱，由于1978年干旱歉收時的工作喪失、龐大的家庭，還有打短工的工資收入減少，所有這些都使得他們根本不可能擔負得起種植水稻的全部花費。事實上，哈姆扎在1977年灌溉季種了莊稼，但他說，為了養家糊口，他不得不在收獲前賣掉未收割的稻谷。然而，哈吉·卡迪爾及其朋友顯然認為，是因為目光短淺，而不是貧窮，使哈姆扎和拉扎克變成了低微的土地所有者。究竟誰的說法是對的？這是一個會引起強烈爭論的問題，單憑經濟上的證據并不足以解決這個問題。

托·卡西姆和哈吉·卡迪爾想當然地認為拉扎克狼藉的名聲解釋了拉扎克的情況，所以他們隨后特別提到了哈姆扎的例子。盡管他們沒有說哈姆扎很懶惰，但他們的確聲稱他“不是很勤快”。托·卡西姆說，“這就是為什么我們始終不愿意給他資助或者工作的原因”。“他有財產；他和我們一樣。”隨后，我問道，誰是村里的真正窮人？經過一些討論后，他們提出來三個可能的候選人——帕克·亞赫、曼蘇爾以及“瘦骨嶙峋的”瑪。他們說，如果生病沒法工作的話，那么這三個人都將“玩兒完”。他們說，剩下的人或者要么不是那么窮，要么是不夠足智多謀。

在被我的問題轉移了片刻視線之后，哈吉·卡迪爾再次回到了主題。他重新談起了那些惡意地要求工作或救濟的人身上。哈吉·卡迪爾以他在燕鎮的侄子哈希姆為例來說明。哈吉·卡迪爾說，哈希姆總是在收割前到塞達卡村來，然后說他將幫忙脫粒，并且要求提前領取一部分工資。然而，當脫粒工作就要開始了，哈希姆通常卻會去臨近的玻璃市州的梅加德瓦（Megat Dewa）地區，那里工資和額外的扎卡特（zakat）饋贈都要更高一些。哈吉·卡迪爾還說，有一次，在拿到了一部分預付工資后，哈希姆在一天晚上告訴哈吉·卡迪爾準備好第二天早上的咖啡，因為他要來幫助脫粒。可是，第二天清晨，哈吉·卡迪爾發現哈希姆沿著運河去了塞達卡南部，去給別人干活。哈吉·卡迪爾還懷疑，自己和其他兩個親戚在齋月前給哈希姆的大米很可能是被賣掉了，而不是被吃掉了。哈吉·卡迪爾曾有一次告訴哈希姆，他應該只向那些他幫助過脫粒的人家要求施舍大米。哈希姆卻依然如故，在過去幾十年中，哈希姆每年都會像時鐘一樣按時來要求施舍大米。當哈吉·卡迪爾表示可以把自己在梅加德瓦的一塊將近2里郎土地租給哈希姆種幾年時，哈希姆拒絕了。“他并不那么感興趣。”哈吉·卡迪爾總結說。

因此，哈希姆被認為是同拉扎克和哈姆扎類似。根據這種說法，他們當中沒有一個人對工作感興趣；除非是乞求救濟或要求提前領取工資，他們當中沒有一個人是足智多謀的。他們當中的某些人——如果不是所有人——是相當富有的。毫無疑問地，從他們的行為和擁有的資源來判斷，哈希姆他們這幾個人中沒有一個應該得到那些已經給予他們的同情和幫助。

帕克·亞赫的說法和哈吉·卡迪爾的說法相去甚遠，這兩種說法中所忽視的內容跟它們所包含的內容一樣重要。在這兩種說法中，在當前情形中的物質事實——工資率、田間工作的喪失、實際給予和接受的貸款及施舍——顯然是相對缺失的。或許這僅僅是因為這些物質事實都被想當然地當做常識了。然而，這里強調的是社會事實，即人們相互關系的性質。因此，當帕克·亞赫談到拒絕給予借貸時，他關注的并不是物質的損失，而是那些認為窮人都“很卑劣”的富人的態度。同樣，當哈吉·卡迪爾提及被迫借貸時，在公開場合他并不怎么強調他所付出的代價，而是更多地強調他所看到的那些尋求幫助的人的道德墮落。正如在拉扎克和哈吉·布魯姆的故事當中看到的那樣，這里有一個文本，這個文本表明了體面而適宜的社會關系應該是怎樣的。

同樣顯著的是，這些不同的看法都試圖同時根據人們真實的經濟狀況和社會聲譽來判定人們的位置。帕克·亞赫嘲笑村里的領導為了他們自己的目的而肆意扭曲關于貧窮與富裕的“事實”。哈吉·卡迪爾則非常努力地表明，大多數窮人都應當自己為自己的貧困負責，此外，哈吉·卡迪爾還努力地將真正的貧窮從偽裝的貧窮中區分出來。這場有關“事實”的斗爭為什么會在塞達卡的富人與窮人的對話中處于中心位置？這一點將隨著我們研究的推進而愈加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