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者的武器：農民反抗的日常形式》第五章 綠色革命的階級史

《弱者的武器：農民反抗的日常形式》是美國政治學家和人類學家詹姆斯·C·斯科特（James C. Scott）基于20世紀70年代末在馬來西亞吉打州“塞達卡”村長達數年的田野調查撰寫的著作，首版英文名《Weapons of the Weak》于1985年問世。作者曾任耶魯大學政治學系教授，深耕農民政治與底層研究數十年，書中融合人類學民族志方法與政治經濟學視角，記錄了一個稻米村莊在“綠色革命”沖擊下的社會裂變與底層回應。

全書以村莊日常生活的細膩敘事為主線，剖析了貧富分化加劇時，弱勢農民為何沒有發起公開暴動，而是轉而采取一系列“日常反抗形式”——包括偷懶、裝糊涂、暗中破壞、偷竊、誹謗、散布謠言乃至表面恭順背后的冷嘲熱諷。通過對比正式政治與日常政治，著重揭示底層群體在不具備公開對抗條件時，如何利用低成本、低風險的“弱者的武器”維護自身尊嚴與利益。書中案例多源自對村民對話、儀式、勞動場景的深度觀察，涉及土地分配、雇工關系、宗教習俗等主題，部分結論因對“霸權理論”的顛覆性質疑而引發學界持久論辯。該著作開創了“日常反抗”這一研究范式，被譯成十余種語言，成為當代政治學、社會學與人類學跨學科對話的里程碑式文本。

《弱者的武器：農民反抗的日常形式》第五章 勝利者和失敗者眼中的歷史

綠色革命的階級史

關于階級的社會經驗的核心是要發展出對歷史的一種既獨特又共享的理解，這種理解使一個階級有別于其他的階級。總體而言，這些理解是一種共享的世界觀，而這種世界觀既體現了關于公正的各種標準，又體現了這些標準在過去及當前事件中的應用。例如，通過考察法國各階級對法國歷史的主要分水嶺——1789年和1848年革命、巴黎公社、人民陣線、維希政府、1968年五月風暴——的看法，我們可以得到法國各階級的世界觀。在塞達卡這個小小世界中，與雙耕有關的生產關系的轉變，就是這樣一個歷史分水嶺。這些轉變之所以對于階級關系具有決定性作用僅僅是基于這樣一個事實：這些轉變所產生的影響在很大程度上沿著階級界線劃分了勝利者和失敗者。作為一整套的歷史經驗，這些轉變為窮人和富人之間無聲的斗爭提供了基礎與場景。

盡管窮人最近幾年遭受了痛苦的挫折，但是不管是現在還是在可預見的未來，穆達平原都不會出現階級戰爭（class war）?？烧雇那熬皟H僅是持續的階級爭斗（class struggle）、零星的反抗，還有我們己經目睹的言辭之戰。斗爭不可能升級，其原因有如下幾點：首先，近半數村民現在的生活要好于雙耕之前的生活。無論他們殘存的不滿與恐懼有多少，他們基本上都可以算是勝利者。其二，即使是那些時運不濟的人，他們的生存或生計也很少受到威脅。他們面臨的選擇，如緊縮開支、暫時或永久地移民、在村莊的邊緣生存（marginal subsistence），這些當然是痛苦的，但是這些選擇完全不像印度尼西亞或印度的農民所面臨的選擇那樣嚴峻。其三，在塞達卡以及吉打地區其他村莊中，社會結構不存在戲劇性的尖銳的反差：一邊是少數的壟斷地主階級而另一邊是為數眾多的未曾分化的農民階級。塞達卡并不是1910年的莫雷洛斯。塞達卡的社會分層并非是一張從上到下的天衣無縫的網，塞達卡社會分層是多樣的，這足以防止團結一致的受害者軍團（a solid phalanx of victims）的產生。旁觀者和中立者在塞達卡總是存在的，這調和了在別的情況下可能會出現的更為尖銳的社會沖突。最后，地方沖突固然存在，但下面這一事實緩和了這種沖突：盡管存在階級對抗（class antagonisms），所有稻谷種植者事實上有著某種共同的利益（例如，馬來的政治支配以及對稻谷價格的高度支持）。所有這些因素造就了“普通”形式的階級斗爭，而非突發的劇烈沖突。

帶著這些限定性條件，我將從階級的角度簡要考察塞達卡綠色革命的經過。我試圖探尋，生產關系的每一個主要變化是如何被富人和窮人勝利者和失敗者——體驗和解釋的？根據這些解釋，也就是根據這兩種解釋，我們有可能建構出村莊階級關系的圖景。

【雙耕與雙重看法】

迄今為止，有許多關于穆達地區雙耕制后果的研究，其中的一些相當出色。在反映國際捐贈機構和馬來西亞政府利益的同時，這些研究都涉及了生產、收入和經濟增長。整體而言，這些研究似乎為吉打州綠色革命的后果或多或少地提供了詳盡的解釋。

然而，我們不應該驚奇的是，無論是就論調還是就內容而言，雙耕這出戲的真正參與者對于雙耕的整體評價同官方的說明有很大的出入。畢竟，參與者有其自身狹窄的、樸實的關注。同樣我們不應該驚奇的是，富人對雙耕的看法同窮人的看法有相當大的差別。如果有人就雙耕的影響詢問村民，那么，作為普遍共識的核心區域（a core zone ofgeneral agreement）會讓位于爭執區域（a zone of dispute）與異議區域（a zone of differences）。正是在后兩個領域當中，階級是決定性的。

事實上，每個人都同意，雙耕帶來了某些好的變化。他們會提到房屋的重建及修葺，他們會談到1972年以前只有兩個最富有的村民才擁有摩托車，而現在許多比較富有的村民都有了摩托車，而且，現有的道路和公交服務允許他們去拜訪亞羅士打城以及附近的親戚。然而，使這些受人歡迎的便利黯然失色的特大新聞是，在塞達卡村民們的記憶中，第一次村里的每一個人都有足夠全年食用的大米。即使富有的村民也不會忘記提到這一點，因為他們依然能夠記起莊稼歉收之時，他們的糧食供應也用盡了。當然，對于窮人而言，在塞達卡，總是折磨農民的基本擔憂幾乎都不復存在。“即使是窮人現在也可以維持生活了，他們現在有吃的了”（杜拉）；“有足夠的米可吃了”（蘇庫爾）；“大米再也吃不完了”（華喜德）。所有這些話都第一次進入了窮人們的頭腦中。他們隨后對最近困境的抱怨正是發生在這一主要成就的背景之下。然而，即便閱讀成堆的政府報告，人們也不可能發現農民對這一壓倒性單一結果達成了任何共識。

在這一狹小但重要的共識區域之外，各種評價有所差異。無論是塞達卡的富人還是窮人，他們對雙耕帶來的變化并不是完全充滿熱情?？紤]到窮人新近經歷的挫折，他們的抱怨是在預料之中的。然而，大農場主的抱怨卻有些奇怪，因為他們是這一頗受贊揚的計劃的主要受益者最初，人們傾向于將怨言歸于只愿意接受好運這種普遍的人類（至少是農民）特性，但是這些抱怨的本質揭示了一種明顯的階級視角。富人們最重要的怨恨是——他們再也不可能購買土地了。因此，哈吉·卡迪爾說，情況在灌溉改革“以前要好得多”，那時“我們可以攢錢，買1里郎地只花1000馬元”。租種了15里郎土地的卡米勒抱怨說，他現在還比不上十年前富裕，他再也無法得到土地了。這里所反映出來的懷舊并不僅僅是懷念每里郎土地只有1000馬元的時光，而且也是懷念貧窮的小土地所有者會因為欠債而將土地交給債主的時光。事實上，這就是哈吉·卡迪爾等人致富的手段。而卡米勒則認識到，這種社會流動的渠道已經對他關閉了。

富人們的怨言不止這些。他們抱怨高額的生活成本，他們抱怨在農忙時很難找到幫手，他們抱怨使用幫手的成本太高，他們抱怨即使是他們也不得不經常貸款。富足的村民偶爾也會以更加懷舊的心情惋惜，他們失去了昔日曾經享有的在收獲和下次種植期間的閑暇與娛樂，那正是他們較為貧窮的鄰居通常到外地去找工作的時候?，F在，他們整年都異常繁忙。他們尤其懷念在1972年以前為農閑時節增加光彩的小型筵席、游戲以及伊斯蘭吟誦。這樣的哀怨通常不怎么強烈，因為沒人愿意為了復興這些文化禮儀而放棄下一季的耕種。

當談到雙耕對他們經濟情況的影響時，村里大部分農場主的評價都奇怪地與前面提到的狹小的共識不相符。從他們的收入和財產來判斷，所有這些家庭都獲益匪淺。然而，他們當中的許多人都認為沒有改善；他們說生活和以前沒什么區別。如果你刨根問底，他們可能就會稍微松一松口：“我稍微好過了一點”；“我們不必再那么精打細算了”；“我們可以有足夠的食物了?！北M管如此，在談到灌溉給村里的窮人帶來了什么時，這些人就會十分健談。根據他們說的，窮人現在已經過得不錯了。他們中的一個說，“自從種植季有變化以來，即使無地的雇工都在用摩托車”。另一個抱怨勞動力花費提高的人則堅持認為，靠打短工為生的人生活已經變得如此舒適，以致這些人可以非常挑剔了。農場主總是說窮人現在和雙耕前的富人一樣舒適。事實上，這些農場主一方面極大地掩飾了他們自身獲得的好處，另一方面夸大了窮人的好日子——我們將會一再看到這一模式。

對那些處于更加不穩定情況中的村民而言，事情變得更為直截了當。在承認他們基本糧食供應可以確保之后，這些人通常都會進而強調他們的前景日益惡化。如同哈姆扎提到的，“我無休無止地工作，（卻）看不到生活變舒適的希望。”哈姆扎和其他跟他處境相似的人把富人的大量收益同他們向家庭提供必需品的艱難進行了對比，這些必需品包括魚、衣物以及學校教育等花費。在富人抱怨沒有閑暇的同時，窮人卻有一個相對應的抱怨：他們沒有工作。這些人能夠而且確實詳細地說出了誰曾經雇用他們、給了他們多少錢，并以此與當前缺少工作情況下的收入進行比較。對這些村民來說，轉折點并非雙耕的開始，而是聯合收割機的進入，這一點是和富人不一樣的。因為大家的經歷是不一樣的，所以大家對于時間的感知，對自己生命歷程中重要時日的感知也必然不同。確實，這些村民中絕大多數人的生活肯定不會比灌溉規劃實施前更差。然而，他們目前的參照點是雙耕引入的頭四五年（1972一1976）。那時候，工作充足，工資也很高。正是從這一時點出發，這些村民認為他們目前處于困境；或許，只有在目前的困境這一背景之下，灌溉剛引入的那些年才變成了“過去的好日子”（the good old days）。

在這些村民看來，這種時運逆轉的核心，并不僅僅是技術變革帶來的毫無人情味的工作，而是人們之間相互依賴的泯滅。曾經被哈吉·卡迪爾認為是少有的辛勤工作的窮人卡里姆說出了許多貧窮的村民的看法。他解釋說，從前，“窮人依賴于富人”。跟帕克·亞赫一樣，卡里姆以預付工資為例，他告訴我說，現在已經不再有預付工資了，作為替代，開當鋪的華裔成了窮人借貸的最后倚仗?？ɡ锬方又f道，“他們（地主）再也用不著我們了；如果我們不來脫粒，他們可以雇機器”。村里另一個無地村民曼蘇爾表達了大致相同的立場，他哀嘆通過幫助脫粒獲得的額外扎卡特饋贈現在已經一去不復返了。曼蘇爾曾經從那些他幫助脫粒的種田人那里收到過這樣的饋贈，而現在那些種田人都不再需要他幫忙了。村里的窮人不僅準確地認識到了他們在工資、工作和禮物上的損失，而且也非常清楚地意識到，他們根本不再是稻米生產中的一個有機部分了。

【從活租到死租】

在實行雙耕前，在耕種前支付固定現金地租并非不為人知，但是，只有伴隨著1971年后現金經濟的擴展，固定現金地租才成了一個通則，而不再是例外。隨著預付地租的轉變，到底有多少佃農失去了部分或全部土地？關于這樣一個事實，我們再次遭遇到了幾乎無法處理的爭執區域（zone of disagreement）。最高的估計數目是十戶，而最低的數目只有三四戶。較高的數字接近村里的一致意見，而較低的估計數字則代表了一小部分富裕村民的看法。我們似乎沒有辦法確定具體的數目。比如說，拉扎克一直依照傳統方式從他哥哥（外村人）那里租種5里郎土地，1972年，拉扎克的哥哥宣布要收回那些地讓自己的兒子耕種。拉扎克說，他哥哥是把這當做個借口以便將他踢出那塊地。拉扎克的證據是，兩個種植季之后，他哥哥把那塊地租給了一個預付地租的新佃戶。這個故事看起來是部分可信的，因為打發走原來的佃農，然后將地出租給自己的孩子耕種，是少數可以接受的更換佃農的方式之一。恰恰是由于這個原因，這種做法常常被視為是那些行事小心的地主使用的一個花招。但在這個事例以及其他許多事例中，我們不可能確知事實如何。對于這一類的事例，地主通常會宣稱，是佃農決定要退掉租種的土地。無論如何，如果聽取了絕大多數村民的說法，那么，由于轉換為預付現金地租而導致的“損失估計”（damage estimate）就會很大；如果聽取少數富人的意見，那么這種轉換的影響就相對地微不足道。

對那些租出很多土地的人來說，預付現金地租的好處是顯而易見的。由于租金不再是以稻谷作為等價物來計量，地主的利潤就不再受農產品交貨價格（farm-gate price）的影響。倘若稻谷價格上漲，那么很簡單，現金地租可以在隨后的種植季提高；倘使稻谷價格跌落，那么損失則由佃農承擔。在新協議中，預付的租金當然要提前五至六個月交付，這樣地主就可以更長久地使用這些資本。最重要的是，預付現金地租避免了在打谷場上由于莊稼損傷或歉收所導致的爭端或沖突。判斷歉收的原因從來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歉收是由于耕種者的疏忽，還是由于天氣或蟲災？如果是前一種情況，地租是不能減免的；如果是后一種情況，地租的減免通常是可以協商的。此外，減免的額度同樣是導致激烈交鋒的一個原因，通常交易雙方都覺得自已吃了虧。現在，地主甚至不需要看他的土地一眼，也不需要在收成不佳時聽取佃戶可疑的辯解。不滿意的佃農只有一個選擇：放棄租佃。

那些采納了地主看法的人自然高興。卡米勒是大佃農，但他付的地租非常合適（每個種植季每里郎土地120馬元）?？桌毡硎?，在舊有的谷物地租制度下，“欺騙”非常普遍。欺騙通常有以下幾種方式：在正式收割之前，在晚上偷偷摸摸地收割莊稼；如果看管很松，在實際收割時偷走一些稻谷；在脫粒時留一部分稻谷在稻稈上，日后通過拾穗據為己有；最重要的是，謊報稻谷損失以掩蓋部分或全部的詭計，進而減少交付的地租。當然，佃戶會選擇用恰當的手段來實施這些策略，如果做得太過分太頻繁，佃戶就會失去租佃資格。然而，在現金地租的制度下，所有這些小使倆都無關緊要了。哈吉·沙利姆是一位住在村外的大土地所有者和經營者。哈吉·沙利姆明確地指出，預付現金地租是勞動紀律的基本要素。他說，“這些人（佃戶）都是無賴”。哈吉·沙利姆補充道，在現金地租實施之前，佃戶們可能漫不經心地耕種，然后再要求減租，聲稱蠕蟲或者毛蟲毀壞了莊稼。但是現在，“如果他們先給了錢，他們就不得不仔細看護莊稼，再也沒辦法要花招了。他們不得不更認真地對待他們的莊稼”。

現金地租給佃農帶來的壞處，顯然就是地主的好處。當然，那些深刻了解這些壞處的人，正是那些因為地租形式的這種轉化而失去租佃資格的人。即使對絕大多數——那些試圖及時籌集現金的人來說，成本也相當大。他們通常用妻子的首飾（這通常是女性結婚時她們父母的贈禮）作為抵押來借貸，在贖回這些珠寶之前他們每月要付給在燕鎮的當鋪2%的利息，而要贖回這些首飾，他們只能寄望于收獲后。如果稻谷收成好，這只會帶來小小的不便；如果收成欠佳，那么這就將演變為一場財政危機。首飾很可能會被當鋪沒收，丈夫就得離開村莊去別的地方找份工作，否則債務就會越積越多。現金地租的日益流行也對其他形式的租佃產生了微妙但明顯的影響。盡管有些足夠幸運的佃戶的租約仍然允許他們在收獲之后支付地租，這種收獲后支付的地租原則上是可協商的，但是，這些佃戶越來越不愿意利用協商地租的特權，以避免地主會要求轉換成預付地租來進行報復。

佃農最主要的不滿在于，地租是固定的，因而跟特定季節的稻谷產量無關，也就是說跟佃農的支付能力無關。就像佃農們說的，“你沒法考慮收獲，你沒法討價還價，你沒法商量，你什么也做不了”。這并不僅僅是以不帶人情味的方式對事實作出的陳述。這種說法在絕大多數情況下是同“預付現金地租”聯系在一起的。這種說法是如此常見，以至于幾乎成了一句口號，“如果稻谷被徹底毀壞了，那也是你（佃農）自己的事兒”。佃農在說這話的時候通常伴隨著手勢和面部表情，以便能夠模仿一個冷酷無情的地主是如何向佃戶宣布這一殘酷現實的。當然，這種說法暗示著，佃農們認為，稻谷的狀態——以及佃戶的狀態——絕對應當為任何一個自重的地主所關注。

正像絕大多數村民看到的那樣，這里涉及的是，地租形式的轉變折射了階級關系性質的不祥變化。當地租可以調整的時候，地主的態度被說成是寬宏大量的（senang kira）。這個術語相反的意思是berkira，或者說是“小氣的”和“斤斤計較的”，如同我們已經看到的，這種說法是對富人最猛烈的控訴。寬宏大量存在于友好互惠占主導地位并且沒有人會不恰當地利用別人的社會中?，F在寬宏大量這一價值既被破壞又被遵守，但它并不因此缺少影響力。在阿明的描述中，過去與現在的情形存在著鮮明的對照?！耙郧八麄冋f，‘如果收成不好，（我們）就少收點（地租）’?！薄澳敲茨憧梢杂憙r還價，這里有同情的成分。”“現在他們只關心錢?！薄八麄冋f，‘如果你不滿意這個價錢，我就找別人’。”“他們這樣做時毫無遮掩?！?/p>

少數大地主對預付現金地租的社會建構終止了一種制度，這種制度允許佃農通過欺騙好心的地主而避免為自己的疏忽承擔后果。對絕大多數其他人來說，預付現金地租的社會建構則終止了一種安排，在這種安排中，地主對他的佃戶所處的環境以及佃戶的需要都表現出應有的關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