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行圈里最近流傳一句話,說得挺刺耳,"中國不給臉,新加坡就是個縣"。話糙,但背后是一組扎實的數據在撐腰。曾經被中國高凈值人群捧在手心的"獅城",如今在家族辦公室、永居申請、加密牌照三個關鍵賽道上,正被自家新規反噬。
英國《金融時報》在2025年11月前后的一篇報道里點得直白,越來越多有錢的中國人正把目光從新加坡挪走,轉向迪拜和阿布扎比。這一撤,撤出了整個亞洲財富版圖的一次大洗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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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倒回2023年8月15日。新加坡警方當天派出400多名來自商業事務局、刑事調查部、特別行動指揮部和警察情報部的人員,在全島多個地點同時突擊搜查,最終逮捕10人,年齡集中在31至44歲之間。這個日子后來被業內視作新加坡財富管理聲譽的分水嶺。
案子的規模刷新了當地紀錄。2023年8月,新加坡宣布破獲一個大型洗錢集團,查獲總計30億新元、約合23億美元的現金、房產、加密貨幣和其他資產,涉案10名被捕人士全部具有中國內地背景。
這10人均為福建籍,在新加坡生活已長達6年,都持有第三國護照或國籍,涉案資金來自電信詐騙、網絡賭博等有組織犯罪。他們至少一半來自福建安溪,持有土耳其、塞浦路斯、柬埔寨、瓦努阿圖等地國籍。業內因此送了個綽號,"福建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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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讓新加坡尷尬的是,這些人不是單槍匹馬打游擊。來自中國的犯罪團伙通過新加坡至少16家金融機構,洗掉逾22.3億美元的網絡博彩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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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場風暴對新加坡的傷害不只在金額。多年主打的"最嚴金融監管"人設,被一次性砸出大坑。加上涉案人大量藏身高端物業,普通新加坡人對外資炒高樓價的怨氣也順勢爆發。為壓抑外國人炒樓,2023年4月新加坡政府將樓宇印花稅率由三成大升至六成。至此,那扇曾經半掩、方便有錢人進來的門,被政府親手推上,還上了鎖。
洗錢案之后,新加坡金融管理局態度明顯轉硬。政策從"招商引資"迅速切換到"從嚴把關"。
家辦這一塊是重災區。2024年3月,新加坡金管局要求享有免稅的家辦通過年度表格確認其受益所有人、董事、代表和股東從未犯下、被定罪甚至被指控犯有洗錢或恐怖主義融資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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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稅收優惠的家辦相關人士必須在新加坡開設私人銀行戶口,并披露最終受益所有人和相關員工的更多資訊,包括公民身分及出生地。當局還要求洗錢風險較大的單一家辦最遲在2024年6月底前提交注冊信息,金管局并成立專門小組,篩查申請稅務優惠者的洗錢和恐怖主義融資風險。
政策繼續往深里走。2025年2月21日,新加坡金管局證券市場檢討小組官宣對全球投資者計劃的重大調整,家族辦公室仍需管理至少2億新元
約合人民幣11億元資產,但5000萬新元、約合人民幣2.7億元的投資必須全部投向新加坡上市股票,房地產、REITs或商業信托等投資選項不再適用。金管局把符合稅收激勵資格的家族辦公室設立等待期從12個月壓縮至3個月,看似加速,其實是"寧缺毋濫",把審核提前、把門檻拔高。
這套組合拳,對真金白銀的申請人來說不算友好。申請永居和家族辦公室的人必須接受深度背景調查,包括對家庭成員和受撫養人的披露要求,被申請者視為侵入性過強,有人抱怨說,難道就為了在新加坡管理財富,得申報自己的私生子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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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到實際通過率上,落差更直觀。新加坡平均每年批出約3.3萬份永久居留權和2.13萬份公民身份,但移民顧問指出,相關申請通過率有時低至8.25%。用一位新加坡本地顧問的原話說,設家辦、拿就業準證仍然不難,但永久居留或公民身份是另一回事,新加坡要的是符合條件的人,不只是錢。
銀行端的動作同樣凌厲。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做了大量清理,包括重做KYC核查、重新審查家辦申請,甚至刪除賬戶,一批中國富客戶被卡在半路,進不去賬戶,也開不了新戶。在新加坡Bayfront Law律師事務所任董事的Ryan Lin說,他手上來自中國大陸客戶的家辦和居留申請,比2022年少了一半。
加密賽道更是被一刀切。迪拜的虛擬資產監管局已經向39家加密公司發放全牌照,作為對比,新加坡金管局共發出36張數字支付牌照,同時打擊未持牌平臺。業內擔心的成本問題被印證,部分KYC認證耗時超過一年,逼得一些投資人把生意遷到別處;而在迪拜國際金融中心,這道流程大約2到6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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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把閘門收緊,海灣國家反手把紅毯鋪得更長。這一進一退,形成了明顯的勢能差。
從宏觀數據看,落差驚人。按恒理環球的估計,新加坡2025年財富遷入將大幅放緩,預計凈流入百萬富翁僅1600人,不到2024年預期3500人的一半。而2025年阿聯酋在全球財富遷移中排名第一,凈流入百萬富翁約9800人。同一時間窗口內,兩個財富中心的人數差距接近六倍。
迪拜的政策工具箱明顯更寬。2022年當地發出的黃金簽證接近8萬張,較此前一年的4.7萬張顯著增加,被外界視作可預測、稅負較輕的環境增添了吸引力。
迪拜國際金融中心登記的家族相關實體2023年底約600家,到2024年底升至800家,2025年年中已經突破1000家。盡管當局并不披露國籍,但顧問們說,新進入者中很大比例是中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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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業者感受到的熱度更直接。燈塔坎頓阿聯酋業務董事總經理Prashant Tandon表示,中國客戶涌入之快,海灣地區已出現能說普通話或粵語的財富專業人士短缺;他還提到,最主要的興趣來自資產在5000萬美元到2億美元之間的中國人
這一"中段"高凈值家庭多有企業家背景,對中國大陸或香港的商業環境變化更敏感。M/HQ管理合伙人Yann Mrazek也指出,許多家族正在賣掉新加坡的物業以再投資阿聯酋,而疫情期間中國和新加坡的封控是他們最初探索海灣替代方案的起點。
不過,迪拜要把這波流量徹底接住,也并非全無挑戰。分析人士提醒,迪拜的家族辦公室生態雖然增長迅速,但在深度、監管和基礎設施上,比新加坡仍落后數年。
同時,這波中國富客戶并非全部涌向海灣一處。"如果不給他們開戶,他們去哪做生意呢?"業內人士徐女士這樣反問,并稱受挫的客戶開始把資金轉向日本、香港和迪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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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這一端也在積極重新競爭。今年早些時候,香港修訂資本投資者入境計劃,投資門檻從"持有3000萬港元資產滿兩年"縮短至"滿六個月",還允許把家族持有的財富納入計算,或通過家族控股公司投資。香港以對內地的地緣接近性和政策靈活性,正重新成為財富管理的優選目的地之一。
回到那句"中國不給臉,新加坡就是個縣"的調侃,情緒之下藏著一個更冷的現實。新加坡不是沒有底氣,法治、稅制、專業人才儲備仍是亞洲一流。
但當合規成本和隱私讓渡超過高凈值人群的心理閾值,市場就會用腳投票。財富管理格局的演變說明,雖然新加坡仍是重要一環,但中國富人對基地的選擇正在動態調整;一些亞洲最富有的家族,包括阿里巴巴創始人馬云、騰訊的馬化騰等,都在重新評估家辦和投資控股的落腳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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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新加坡而言,收緊監管是國家信用的自保,也是必要之舉;對迪拜和香港而言,機會窗口正處于打開階段。而對中國的高凈值家庭來說,把資產放在哪個"縣",最終考驗的還是各自對合規成本、政策穩定性和商業機會的綜合判斷。這場跨越印度洋和南海的資金遷徙,還遠沒有到收官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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