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獎得主弗農·史密斯：充滿實驗性的經濟學人生

在凱恩斯之后，經濟學家的自傳和回憶錄常常干澀，既沒有靈動的文筆，也缺乏現實生活的洞察，多數不是數學公式的文字翻譯、自我的吹捧，就是對不同意見者尖刻的譏諷（當然，這還是比在經濟學家工作論壇中的彼此匿名評價寬厚溫和不少）。

然而，200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弗農·史密斯的自傳卻顯得與眾不同，不僅給熟悉經濟學的讀者介紹了他的學術成長，實驗經濟學如何在美國興起，拍賣理論如何在現實中得到阻礙和應用，也呈現出一個普通的美國家庭在近百年的社會變遷中的喜怒哀樂，一個近百歲老人對于過去時光和事情的反思，如同實驗經濟學家版的《美國往事》。值得一提的是，中文版在翻譯中除了少數瑕疵，比如傳統美式的辣肉醬湯（Chili soup）因為中文中沒有對應的名稱直譯為辣椒湯可能給一些讀者造成誤解外，其余在術語和表達上都翻譯得非常出色，對于沒有經濟學背景的讀者也能夠流暢地閱讀。

記憶如果沒有反思也會自我欺騙?！陡マr·史密斯自傳：我的實驗經濟學人生》（下文簡稱《自傳》）也意識到了這一點，通過字體的不同，史密斯刻意把自己的回憶和反思區分了開來。作為實驗經濟學家，他深知人自身回憶的不可靠性，他專門強調道：

“無意識地求證自己的信念和思維過程是人類永恒的誤區。這個錯誤正是亞當·斯密所說的自我欺騙。我們有一種習慣，只要對任何事物產生信念，包括科學命題、政治觀點、宗教、對手的惡意等，就會深入尋找證實這些信念的證據。我們希望自己（至少看起來）是對的，喜歡在這種狀態下自得其樂，進而催生某種‘正義’感。倘若冒出相反的證據，我們往往會忽視它或百般狡辯，令它難以改變我們的信念狀態。對學習和智力發展尤為不利的事，我們出于保護意識，不愿刻意尋找可能挑戰自身信念的測試、數據和環境，因為這要求重新評估我們自以為了解的東西。保持開放姿態并不意味著我們的信念來回搖擺。事實上，傳統越想變得強大，就越要經受有挑戰的有效性檢驗，而不是輕易通過那些只能證實和鞏固我們所知事物的脆弱測試。如果你的觀點一成不變，你很可能學無所成。（《弗農·史密斯自傳：我的實驗經濟學人生》第Ⅲ頁，下文省略書名）”。

撰文｜李晉

《弗農·史密斯自傳：我的實驗經濟學人生》

作者：弗農·史密斯

譯者：顏超凡 顏進宇

版本：中信出版集團

2026年3月

生命的主題：家人

不同于很多經濟學的“理性中立”和旁觀者的姿態，仿佛給人一種不食人間煙火的印象。家人卻給予了史密斯生命中美好的記憶，史密斯認為很大程度上 “來自家庭、家人、鄰里尤其是父母的早期價值觀，最終決定了個人的性格。（154頁）”

1927年1月1日史密斯出生在堪薩斯威奇托市一個藍領家庭，盡管作為鐵路工人的父親只接受了八年的教育，卻是非常不功利的熱愛讀書，家里還收藏有一套哈佛經典。正是父親潛移默化的影響，激發起幼小的史密斯求知和上大學的渴望，“因為在那里可以學到一切……一個人只要探求知識，就沒有什么是不可知的。我所知甚少，所以渴望了解更多，但我也慢慢明白，所有的學習和理解，都發生在追求知識的過程中，而且問題總比答案增加得更快。每一個答案會衍生出多個問題，于是求知演變為一場永無止境的探索?！保?1頁）

對于史密斯，圍繞其一生的問題，就是重復地問“為什么”。按照現在的醫學標準，史密斯患有阿斯伯格綜合征，注意缺陷和多動障礙，然而一旦他全神貫注思考，“所有的神經回路似乎都聚焦于精神創造的經驗世界，無法切換到另一種狀態，除非完全失去那些自我有序的連貫思維。一旦我喪失最初的完整意向統一狀態，后面想要重新建立這種精神情境，就必須耗費大量的時間和精力。之后，我會有一種久久揮之不去的失落感……”（33頁）史密斯猜測這可能也是來自家族的遺傳疾病和他的母親。

弗農·史密斯（1927-），實驗經濟學之父，美國查普曼大學喬治·阿吉羅斯經濟學和金融學講席教授。他因對實驗經濟學的開創性貢獻于2002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

美國大蕭條之后，年幼的史密斯隨家人搬到了一個農場里。在1932年到1934年，農場成為維持一家人生計的唯一來源。史密斯也提供給我們了解20世紀30年代美國農場生活的一個視角。他們需要用鍍鋅桶去打井水，收集雨水，他的母親用肥皂洗衣服，然后在室外晾衣。農場里沒有電，而是用煤焦油的燈來照明，使用戶外的茅房，在冬天里因為過于寒冷，而只能用室內的便壺。不僅如此，農場的生活經歷也提供了后來史密斯生活樂觀的態度以及研究的一些不同視角。在他看來，“這就是生活，我們要盡力活出精彩，而不是抱怨。我盡量減少大多數不好事情帶來的不適。農場令人興奮，是孩子冒險的天堂。對我來說，這絕非苦難，反倒像是高級露營。那是一段充滿探索的時光?！保?3頁）正是生活在農村的經驗，后來促使史密斯對于一個慣常的經濟學概念如以市場價格或要素成本來衡量國民生產價值產生了極大的懷疑。因為，在他小時候，農村人們通常并沒有進行貨幣的交換，而是用“等值小麥交換面粉，用勞動力抵償‘租借’資產的費用……以幫忙收割作物換取使用打谷機……”（61-62頁）而只有當人們有了更多的現金時，貨幣才逐漸取代了20世紀30年代的日常的物物交換，更多的納入國民收入核算的統計中。這些都是很多經濟學家所忽視的問題。

1934年，不幸的是，史密斯一家因為無力償還銀行貸款，導致自己農場的破產，此時金融機構卻占有了大量的土地。史密斯后來認為，這件事的原因卻是他們普通人當時無法認識到的問題，那就是聯邦儲備系統結構僵化和行為失當引發的銀行業危機，銀行和貨幣體系的不恰當規則，最終波及他們這樣的普通家庭。失去農場后，更加堅定了史密斯的母親社會主義的政治信仰。這和后來史密斯的立場截然不同。在史密斯的印象中，他的母親充滿著矛盾，這樣一位獨立好強的女性，卻很有集體主義的思想，史密斯認為母親不太理解人性，“她隱含地相信，生產力、工作和節儉品德是人固有的特性，不會受社會主義收入再分配的影響。”（67頁）

不同于人們對于鍍金時代美國人的刻板印象，在自傳中，史密斯也回憶起不少家庭的瑣事、矛盾和難處。他的家庭中外婆“就是朵奇葩……；抑郁癥患者、盜竊癖和病態說謊者?！保?58頁）外婆會通過說謊換取家人的關注，通過偷竊或者虛報雇主的賬務來換取一些奢侈品。甚至在1951年史密斯有了一對雙胞胎的孩子時，這位外婆給孩子的衣服都是她從商店里竊取的。知道此事的史密斯非常憤怒地告訴母親的時候，母親流著淚對他說，“弗農，這有什么用，又有什么區別呢？那是我的母親，你和我以及我們其他人都無力改變。（162頁）”因為外婆這樣的病，史密斯的母親就不得不維護她，這也一直成為史密斯道德觀和家庭觀的榜樣。在他4歲那年，他因為沒有付錢從雜貨店拿了一塊糖回家，母親知道后把他領回雜貨店去向老板道歉，以此來教導他誠實的品質。

然而，隨著父親的病逝，史密斯的母親因為抑郁癥的加重而被送到醫院接受了當時常規的電療，盡管他母親在生活中常常會說，“這都會過去的”。史密斯對此后來回想起來，認為面對抑郁的問題時，首先應該將這種狀態視為理所當然，而不是強迫自己認為“一切都會過去”；另外，日常生活對個人非常重要，盡量找到讓自身充滿希望的事情（166頁）。每個家庭都有給予者和接受者，而最終照顧母親和患病妹妹的重任都落在了史密斯的姐姐比莉身上。1957年，他的母親因為不堪忍受電療和抑郁癥的困擾而自殺。很多人安慰史密斯是他母親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但是這些卻不能夠安慰他。因為他心里清楚，母親一直佩服一個患了癌癥而自殺的遠方親戚的勇氣，“她一遍一遍地說不想成為孩子的負擔，我明白……（171頁）“多年后，史密斯想到電影《飛越瘋人院》里腦葉切除的情景，他體會到了母親不堪忍受的恐懼。他如今依舊保存母親在治療期間的木牌：“賜予我們勇氣、歡樂和寧靜的心靈。（173頁）?！?這段經歷使得史密斯對于社會邊緣人群有了更多的同情，當他提到自己的老朋友著名的經濟學家迪爾德麗·麥克洛斯基在1995年決定做變性手術時，其姐姐甚至仍舊試圖將她送到精神病院時，也是對麥克洛斯基充滿著同情和理解。

母親的品格和遭遇都賦予了史密斯對他人同情的品格。他回憶道，在1920年美國女性因為憲法第十九修正案而獲得投票權，他的母親將人生中的第一票投給了社會主義黨的總統候選人，盡管如此，她的堅韌和多才多藝都對史密斯起到了潛移默化地影響。正是因為母親的影響，1948年21歲的史密斯將自己的第一票也投給了社會黨的總統候選人，諾曼·托馬斯，并且他承認，“我不知道自那以后，我投過票的人中還有誰能夠像托馬斯那樣正直和同情人類。（78頁）”然而，作為經濟學家他也對此反思，認為社會黨的政策會破壞社會財富的創造和增加貧困。他對此的理由是，社會交換中的個人經驗與市場非人格化交換的外部秩序對自由的要求之間，存在固有的張力。個人的集體主義沖突來自人類的感知和理解，人格化的交換都是基于信任和可靠度，只有在關系緊密的社區、家庭或者部落中，良好的意愿才會產生互惠的利益，鼓勵行善和合作。他進一步解釋說：

“在非人格化的市場交換中，并不是從情感上而是從功能上也能夠實現買賣雙方的互惠。但這種互惠不再依靠人們良好的愿望，而是來自專業化和勞動分工，“每個人都被市場賦予專攻某一領域的知識和技能，可以通過市場交換增加我們對他人的價值，并使用我們更高的收入能力享受他人的產品和服務，而他人同樣擅長不同于我們的活動。沒有市場，任何人都無法專注掌握獨特的高價值技能和知識，同時從我們未知的他人獨特寶貴的技能和知識中獲益。（79-80頁）”

相比芝加哥學派等新自由主義的解釋，史密斯則是從心理認知的角度來解釋為什么人傾向于政府干預的經濟政策。在他看來，人從自身的直接經驗中，并不能夠溫情地體驗到來自鄰里的那種互利分享，而是直接感受到不公平，有些公司賺了，自己賠了?！坝谑谴蠹胰菀紫嘈牛绻袌霰憩F欠佳，那么通過更好地規劃和干預，可以讓市場更好地為所有人服務，這讓我們感到舒服，因為我們采取了行動。 ”然而，這種想法只能夠帶來心理上的安慰，這種短視會使得情況更糟，“情感上，人們能輕易與政治經濟學中的再分配和控制方案產生共鳴。然而，在自然狀態有效且平衡的情況下，這些方案往往會弊大于利。任何聲稱源自某項干預計劃的人類福祉貌似都很真切，可它在限制財富和福利增長方面緩慢累積的危害，我們是很難清晰體會到的。（80頁）” 基于同樣的理由，傾向于保守派立場經濟學家的史密斯也批評了同為保守派的里根的經濟政策，他認為當時參眾兩院促成1986年的稅收改革，卻沒有能夠改變導致高邊際稅率和用稅收補貼農民、房地產等的漸進過程，反而造成了政策扭曲。

弗農·史密斯。

思想來源于生活

20世紀30年代，美國的玻璃瓶還非常昂貴。童年時，史密斯經常會和伙伴們翻找垃圾桶里被人丟棄的汽水瓶和紙張，來換取零花錢。通過這樣的生活經歷，為史密斯后來撰寫環境經濟學發表在《經濟學季刊》等雜志上如《廢物積存的動態》“亂入垃圾、丟棄為何收費制度”等文章提供了最初的思路（91頁）。他童年的打工經歷和遭遇老板的善待，也是促成他反對最低工資法的理由之一，在他看來，如果當時有這個法律，他就沒有獲得雇用的機會。

在2014年，全美餐館協會（NRA）也借用史密斯的名義來反對最低工資制度，史密斯對此還進行了澄清，和哈耶克一樣，他認為自己并不是一個“保守派”，“現在不是，也從來不是保守派”，而認為自己是一個“古典自由主義者”（101頁），他給出的理由是，因為他并不認同美國保守派對于移民和美國的對外政策，他甚至譴責美國外交中對他國的主權干預，認為“有沒有發現，我們對外國獨裁者的資助干得多么漂亮？”盡管史密斯承認自己喜歡聽勞拉·英格拉姆這位美國極右翼的網紅主持人的節目，勞拉在2018年就公開主張移民大替代理論，認為無論合法還是非法移民都讓熟悉的美國消失，還曾公開嘲笑過佛羅里達州校園槍擊案的幸存者沒有申請上大學，但史密斯完全不認同她對于驅逐所有無證移民的觀點，“我最喜歡的冰箱貼是：‘耶穌會驅逐誰出境？’富有同情心的美國人都到哪里去了？（102頁）”在自傳中，讀者可以隨處發現史密斯這種“矛盾”之處：喜歡一些立場和人物卻有所保留！

史密斯的青年時期，做過不少工作。17歲的弗農受到了波音公司的雇用，1945年還應征入伍。他回憶道，當8月6日做入伍體檢的時候，B-29轟炸機在廣島投下了原子彈。那時，他甚至擔心就是自己生產的飛機，導致了這樣的災難，他寫道，“我被廣島的遭遇震驚了……這些事件使我對這場我原以為完全名正言順的戰爭感到厭惡……我從不認為促成轟炸決定的理由令人信服。這遠遠超過了以眼還眼、以牙還牙的程度，難怪伊拉克、巴勒斯坦、以色列各方都在奉行‘加倍奉還’信條，沒完沒了，無休無止。（111頁）”

《實驗經濟學》

作者: 弗農·史密斯

版本: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20年5月

在《自傳》中，史密斯也向讀者們展現了美國社會種族歧視和種族斗爭在近一百年的過程中的歷史。受母親進步主義和社會主義觀念的影響，在20世紀40年代，史密斯還跟隨母親參與了很多要求廢除種族隔離，提倡種族平等的集會。直到上大學，1949—1952年，他在堪薩斯大學仍舊活躍在跨種族合作社團中，史密斯和同學們用各種策略挑戰當時的種族隔離制度。那時黑人只能坐在劇院的樓上座位，而不能夠在樓下更好的座位就座，史密斯回憶道，即便是當時拉爾夫·邦奇這位長期擔任聯合國特別代表，甚至獲得1950年諾貝爾和平獎的黑人，“不能在奧菲姆劇院的樓下就座，也不能在市區的餐館買三明治（112頁）。”然而，事實上種族隔離的規定直接違反了堪薩斯州的憲法，因為“該憲法禁止施行種族、膚色、宗教、信仰、民族血統等歧視。（112頁）”。隨著他和母親一同參與挑戰這些種族歧視制度的時候，史密斯也發現了一個現象，20世紀40年代的黑人并不愿意參與其中，而直到20世紀60年代，大量黑人參與到廢除種族隔離的斗爭中之后，社會才得以進步。在種族隔離取消后，史密斯反思道，“如果一個群體不愿明確表明自己不想再容忍虐待和傷害，并積極參與改變行動，那么試圖改變社會對他們的苛待根本是枉費心機……法案可能是某種態度轉變的結果，但它不會改變行為習慣……當反抗的黑人取代逆來順受的‘湯姆叔叔’時，變化才終于到來：大家愿意用暴力回應內心感受到的暴力，敢于公開表達不滿……我不支持暴力……但必須承認，當自愿機制不起作用的時候，暴力能夠引發變革”（113頁）。

同樣是母親的影響，史密斯也支持女性的權利，在他看來，“支持女性，她們拒絕放棄女性特質以換取某些表面的男性特權，哪怕這些特權比改變游戲規則更具象征意義。她們相信，女子不必為了實現所需的改變而犧牲自己的本性” （114頁）。

弗農·史密斯。

求學和研究生涯

史密斯在高中時期的成績并不突出，只能在當地一個規模不大的富蘭滋大學就讀。然而，史密斯卻因此而受到了良好的培養，也閱讀了大量的課外書籍，隨后順利通過加州理工學院的入學考試。等待他的，卻萬萬沒有想到是進入了“絞肉機”。史密斯主修物理，在大四的時候，換到了電子工程專業，因為傳言很多人會掛掉物理系的一門理論課程，甚至是后來正電子的發現者諾獎得主安德森也不例外。史密斯在大四時選修了一門經濟學課程，引他走向了經濟學之路，從而他選擇進一步去堪薩斯大學讀經濟學碩士學位。

在讀碩士期間的堪薩斯，種族歧視依舊無處不在。在自傳中，史密斯寫道，20世紀50年代時，他經常和黑人室友一起去黑人酒吧喝酒，黑人朋友卻不能和他去白人酒吧，而他自己單獨也不會在黑人酒吧中受到待見。而他對于種族歧視的反對，他認為是母親培養了他的價值觀。史密斯還專門回憶了一件事情，就是一位叫比拉的黑人盲人女大學生想要租史密斯他們的合租公寓。幾位合租的室友不僅同意接納她，還愿意為她提供食宿的“獎學金”，大家來分擔她的費用，也可以挑戰當時的種族隔離問題。事后，卻因為他們公寓中居住了黑人，而遭到了種族歧視鄰居的各種刁難和挑釁。

除了日常生活，在《自傳》中，史密斯也向讀者介紹了自己是如何最初踏上實驗經濟學這條研究的道路的。1952年，史密斯開始在哈佛讀研究生課程的時候，曾經參加過張伯倫教授的“壟斷競爭”這門研究生的課。當時張伯倫在課程的第一天，把學生分成兩組來進行課堂實驗，以此來引出市場競爭失靈，從而教授他的壟斷競爭理論。幾年后，史密斯意識到，張伯倫的策略是用課堂實驗揭示供需關系失靈，在邏輯上并不意味著就一定支持壟斷競爭，在進一步實驗中是得不到支持的……經濟學就是‘講故事’，然而，有些故事明顯太虛假，或至少從未被證實可信（207頁）”然而，正是這個有缺陷的課堂實驗，卻激發了史密斯的靈感，在后來的教學中，他不斷地用課堂實驗來闡述一些標準經濟學未曾觸及的概念（207-10頁）。在他看來，經濟學一定要從黑板最終返回到現實世界中。所以史密斯對很多“黑板經濟學”頗有微詞，例如他對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莫迪利安尼—米勒定理（Modigliani–Miller Theorem）就進行了嘲諷。該定理主張在理想市場條件下，公司價值與資本結構無關。然而，史密斯卻認為，盡管其在理論上有可取之處，但是其假設實際上既不可證明，得出的結論也是錯誤的。他諷刺道，這個定理有什么好處呢，只是“對教學有好處”（317頁）。

在早期的教學研究生涯里，史密斯慶幸自己遇到了好的同事和團隊，成為他職業發展的里程碑。然而他第一任妻子喬伊斯在1967年獲得了芝加哥大學的神學學位后，作為女性，卻屢次在找工作中遭到了性別歧視，找工作非常困難。史密斯認為，“可悲的事實和時代，對于職業女性，改變的速度如蝸牛行路（288頁）。” 因此，史密斯決定為了家庭，可以放棄教職，“反正不管到哪，我都會盡力在當地找份工作（287頁）” 經過權衡再三，史密斯接受了馬薩諸塞州立大學阿默斯特學院的邀請，對方也給出了豐厚的待遇，幫助其籌建經濟學系。在這里，他也遇到了很多優秀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如塞繆爾·鮑爾斯，他承認這些人在經濟學中也都取得了重大的貢獻。然而，招聘他的伯樂卻在后來的學院政治中引咎辭職。史密斯對此不禁感慨道，“學術政治在任何地方都極其糟糕，因為風險太低。教師們喜歡為自己撈取更多的現有預算，而不是將其用于發展。這也解釋了為什么任何形式的學術創業幾乎都舉步維艱”（296頁）。

史密斯之所以發出這樣的感慨，更是因為在后來任教的亞利桑那大學2001年的經歷，那一年他和七名同事被指控欺詐和犯罪，最后以和校方的和解結束。對于這些經歷，史密斯認為學者一定要撇除意識形態的偏見，保持一種自由的獨立性?！昂芏嗳丝偸窍纫_定他人的政治立場，才能對他人做出判斷。假如在聽你談論經濟問題時包含多元信息，他們會覺得困擾，搞不懂你屬于哪類人。于是他們給你貼上‘保守派’的標簽，卻發現你反對越南戰爭……一個社會的偉大，在史密斯看來，應該是每個人能夠以不同的方式獨立生活（297頁）。”

《自傳》里也講述了讓史密斯獲得諾貝爾獎的一些偶然因素。史密斯講到1972年被諾貝爾經濟學獎所提及的1972年發表在《美國經濟評論》的文章《實驗經濟學：誘導價值理論》。他發表這篇文章純屬偶然，最初甚至連他自己都忽視了這個老掉牙的效用函數問題，反而是他的學生鼓勵他差不多積累了10年的時間，才在機緣巧合中把這篇論文發表了出來。這種巧合的背后，史密斯認為正是因為自己的阿斯伯格綜合征和不功利的好奇心成就了自己，“如果不專心面對眼前的問題，我可能會搞砸。我認為想法總是隨處可見，而且不計其數。關鍵是，你要從觀察中學習并清楚下一步該怎么做，進而發展和實施這個想法……想法自然地產生于對事物如何運作的好奇心。最終，優先考慮哪個想法都并非當時或事后回顧的核心問題。我相信，重要的是積累的東西，并且必將為人們所見和理解（319-20頁）?！?/p>

史密斯也特別強調了日常經驗對于經濟學研究的重要性，對于普通人行為的尊重和理解。相比于傳統經濟學輕易地將一些不符合理論的日常行為粗暴地稱為“非理性”，史密斯則認為，經濟學家應該從受試者的行為中發現自我理論的不足，“我們對市場動態和微觀結構的專業理解存在嚴重缺陷……倘若我們想要加強理解，就必須認真對待推動經濟的參與者的行為，無論他們是否目光短淺，無論他們的行為看上去是對是錯（324頁）?！?/p>

傲慢的經濟學家常常自詡為“經濟學帝國主義者”，卻忽視了科技和其他學科對經濟學本身的支持。然而在《自傳》中，史密斯認為推動實驗經濟學的兩個重要因素，除了現實市場促進了他們思考拍賣理論實驗外，還有一個是人們習以為常到極少人提及的現代技術對于經濟學研究的擴展。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隨著計算機技術的發展，幫助史密斯他們能夠通過編程來進行實驗設計，在1975年，他的學生和同事就開始編寫雙向拍賣程序。正是計算機化實驗，讓研究過程更為容易，他說道，“我們可以增加樣本量和延長觀測周期，更輕松、更準確地記錄觀測結構……” 然而更深遠的影響是，“計算機化徹底改變了我們的實驗體驗和思維方式……計算機化后，我們從經驗中學到，可以在更大的信息空間內進行更復雜的實驗和數據處理。不久，我們開始做一些以前無法想象的實驗（330頁）?！边@些技術變革，甚至促成了史密斯在20世紀80年代就在亞利桑那州立大學建立了電子商務實驗室。這些反思和思考，對于我們這個處在AI時代大轉型的社會，也提供了一些寶貴的經驗和思考。

弗農·史密斯。

學術江湖

除了母親的去世，從自傳中，細心的讀者們可能會發現對于在史密斯看似一帆風順的學術生涯中，晚年卻曾遭遇一次致命的打擊。2001年，74歲的史密斯和三名同事被亞利桑那州立大學校方指控“繞開大學贊助項目辦公室的撥款程序，利用大學邀請我們成立的私營公司開展應用研究（359頁）”。按照史密斯的說法，實際上，他們使用的收入賬戶為大學帶來的資金還超過了通過項目辦公室獲得的撥款。最終，這些指控被內部達成了和解。而史密斯寫道，當時管理科研的副校長問道，“是誰建立了這個收入賬戶”時，竟然不知道就是學校自己建立的，“人們不了解大學官僚機構的本質，在那里，左右手不知道對方在干什么”（360頁）。而整個過程，校方和他們這些研究者之間溝通的渠道卻只是律師，更是凸顯了官僚主義的作風。

這樣的遭遇促使史密斯決定離開服務多年的亞利桑那大學，此時一位副院長還認為“弗農太老了，無法離開”，而且也沒有機構“能養得起七個人。”。最終史密斯還是轉到了喬治梅森大學。2002年，史密斯因為在“行為和實驗經濟學”的貢獻而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這也讓亞利桑那大學與諾貝爾獎失之交臂。事后，史密斯在報紙上還提醒人們，“那些認為大學應該成為純潔的知識凈土、不受實踐世界污染的人，催育的是一種削弱和限制教育的環境。但絕大多數學生必須在商業、工業或政府領域找到自己的路。他們最重要的一課是學會如何學習，并在這個世界上發揮創造性的作用，而繼續從事學術工作的學生同樣能從實踐中大受裨益（364頁）?！?/p>

諾貝爾獎的頒獎和名人的光環，讓史密斯也更多地面對了各種媒體。史密斯經歷過三場婚姻，在自傳中，他并沒有隱諱，而是講述了或者因為出軌、其他原因所導致的婚姻破裂，他自嘲每25年婚姻就變動了一次，他還是邀請兩位前妻參加了自己的頒獎晚會，一些小報想要對此報道的時候，史密斯的回應是“這不挺好嗎？我們是朋友，不是敵人?！保?81頁）

在獲得諾獎之后，史密斯也提醒自己和其他經濟學家以及讀者，警惕自己的偏見，并且在《自傳》中，他還主動對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光環進行了祛魅。他說道，“哈耶克指出，一個人即便對經濟學做出卓越的重要貢獻，并不意味著他有資格就社會的每一個問題發表意見。然而獲獎者往往被媒體奉為全能先知，最后自己都信以為真，發表各類聲明似乎成為一種公共義務……經濟學家應當牢記，‘當眾口皆碑之時，恰是危機潛伏之際?！保?81頁）他也好心地提醒經濟學們的各種自負，對于市場經濟的批評者，應該看到市場配置的重要性和產權的激勵機制；而對于“自由市場”的鼓吹者則也要認識到，不存在脫離產權約束的市場，人們也需要思考能夠和市場激勵相容的更明智的“監管”問題。

理論是灰色的，

生命之樹常青

史密斯在自傳中，常常反思自己的一生，比如曾經婚姻的失敗，盡管他生命中第一個真愛也是第一任妻子喬伊斯，“只是在多年嚴格堅守單純的感情之后，大家偏離了諾言。我們違背了其中一條‘不可為’禁忌，以為只要彼此開誠布公地溝通就沒有關系。如果你要背叛婚姻，確實需要坦誠告知對方，試著將其轉化為一種鞏固婚姻的方式，但不要指望這能長期有效。正如大衛· 休謨睿智指出的，‘道德規范不是理性的結果’”（401頁）。在他看來，一個社會必須有正義和仁慈兩大支柱支撐才能更好的運轉。在《自傳》中，他也用近乎百年的時間和經歷來闡述自己的這個理念。在我的閱讀感觸中，史密斯似乎充滿著矛盾，包括喜歡極右翼的網紅主持，曾在特朗普第一次競選前為其背書，卻又對戰爭和欺凌弱小有著厭惡，對美國的霸權主義嘲諷和對移民的同情，甚至在他的經濟學思想中也不時出現看似不可調和的矛盾?！蹲詡鳌分袥]有單面地塑造以為刻苦求學最終成就大業的爽文男主，而是讓我們看到了一個對于世界充滿好奇、探索，生活中有失敗、選擇、困難等等無常，卻又帶有盼望的人生。

史密斯不是一個僅僅生活在研究和黑板經濟學中的人，在整本自傳中，他的家庭既有美好的回憶，也有各種掙扎，家人被家族遺傳疾病所困擾，被婚姻和經濟、毒品等現實的問題所擊敗，史密斯書中描述的父母、妻子們、兒女，都是他認為生命中所摯愛的，“這一路走來激情滿滿……我的人生是一場歷險，然而我從未感覺離家很遠。每一段旅程，每一次闖蕩、都宛如故鄉的延伸。（419頁）”

本文為獨家原創內容。作者：李晉；編輯：李永博；校對：盧茜。未經新京報書面授權不得轉載，歡迎轉發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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