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衛國：萬歷乙未薊鎮石門寨兵變新考

萬歷乙未薊鎮石門寨兵變新考

撰文丨孫衛國

孫衛國，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暨世界近現代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導師。

[摘 要] 萬歷二十三年十月初，駐守薊鎮石門寨吳惟忠之舊部浙兵，聞知明廷準備裁撤沿海海防兵，擔心被遣回家，遂以“索餉”為名，發生嘩變。半年前，他們從朝鮮回到石門寨駐守。在朝鮮戰場上，他們作戰英勇，平壤戰役中，尤為突出，受到朝鮮君臣稱頌。但提督李如松既未兌現其“先登城”者獎銀5000兩的諾言，最終推功又“右北兵”而貶南兵，故他們心存怨氣，這次借機發難，與此有關。參與兵變的系普通士卒，有些是“戚家軍”舊部，南兵將領并未參與。以胡懷德為首，李無逸為軍師，十月二日扎營教場，扣押南兵參將錢世禎、管一方等，四處打聽消息，捆縛附近臺兵。初九日薊鎮總兵王保率兵來攻，發生短暫交火，很快被鎮壓。南兵被殺者160余人，王保并未濫殺無辜。這次兵變對于“戚家軍”舊部雖有一定影響，但對于明廷倚重浙兵的態勢，并沒有根本性的改變。丁酉再度援倭，明廷還是多方征集浙兵，可見該次兵變影響有限。

[關鍵詞] 薊鎮石門寨兵變 浙兵 《刑部奏議》 《灤東平叛記》

萬歷二十三年（1595）十月，駐守薊鎮石門寨之建昌營“南兵”兵變，盡管只持續了不到10天就被鎮壓，在明中后期頻繁的兵變中，似乎并無特別之處，卻引起了當時朝鮮王朝君臣的特別關注。因為參與兵變的“南兵”，實際上也依然可以說是“戚家軍”，正是之前在朝鮮戰場上立下了赫赫戰功的那批浙兵，兵變之后，傳說幾乎全被處死。明朝雖有多種史籍談及這場兵變，但許多細節并不清晰，傳聞甚多，莫衷一是。中國社會科學院楊海英特別撰文，對于該次兵變之原因、浙兵將領吳惟忠等以及該事件之影響，進行了深入討論，涉及當時明朝軍事制度、軍餉制度、募兵制度以及朝中黨爭等問題，相當深入，頗有啟發。[１]惟史料因素，該文對于事變經過相關細節，討論不多。筆者結合蕭大亨的《刑部奏議》和兵備方應選的《灤東平叛記》等史料，[２]試圖在既有研究基礎上，進一步澄清史實，力圖推進該次兵變以及“戚家軍”命運和萬歷朝鮮之役的相關研究，以就教于海內外方家。

一、壬辰援朝中的浙兵與薊鎮兵變之緣由

萬歷二十年（1592）四月十二日，豐臣秀吉發動侵朝戰爭，日軍從釜山登陸，勢如破竹。3個月內，朝鮮三京淪陷，遂連連派使節向明朝請援。明廷任命兵部侍郎宋應昌為朝鮮經略，籌款調兵；在寧夏哱拜之亂平定后，以李如松為提督，率領4萬將士，分三路進援朝鮮。萬歷二十一年（1593）正月初八日，在攻打平壤時，日軍“亂用鉛丸，湯水大石，滾下拒之”，明軍進攻一時受阻。提督李如松見此情形，陣前大呼：“先登城者，賞銀五千兩！”明軍士氣大振，浙兵表現尤為突出。浙兵將領吳惟忠“中丸傷胸，策戰益力”；另一浙兵將領駱尚志“從含球門城，持長戟負麻牌，聳身攀堞，賊投巨石，撞傷其足，尚志冒而直上”，諸軍勇猛直前，日軍節節敗退。“浙兵先登，拔賊幟，立天兵旗麾”，明軍諸將趁機殺入城內。“諸軍乘勝爭前，騎步云集，四面砍死。”[３]日軍守將小西行長躲入練光亭，半夜率殘部逃出平壤，明軍取得了平壤大捷。

這次戰役，展示了明軍的戰斗力，尤其是以浙兵為主的南兵，作戰英勇，表現突出。朝鮮人皆深知：“是戰也，南兵輕勇敢戰，故得捷賴此輩。”[４]“南兵不顧生死，一直向前，吳惟忠之功最高。”[５]然而在李如松奏功疏中，首功卻歸諸右翼大軍主將張世爵，連朝鮮宣祖國王都頗感疑惑而問諸臣：“張世爵與提督，同鄉人耶？謂有功則可矣，至錄于首功，則未可也。”[６]明確表示不理解。左議政柳成龍也說：“提督攻城取勝，全用南軍，及其論功，北軍居上。以此軍情，似為乖張。若但以一勝為功，無必進之意，則臣等之區區寸力，勢難挽回，尤為痛悶矣。”[７]對于先登城的南兵，李如松既未兌現賞銀，奏功又不力，使南兵將士極其不滿，也讓朝鮮君臣憂慮，由此引發援朝明軍中南北兵的矛盾。《朝鮮宣祖實錄》即言：“初平壤、開城府，既已收復，李提督如松，世居北邊，凡用軍議功之際，右北軍而退南兵，由是南、北軍不和。”[８]因為李如松處事不公，致使明軍中南北兵不和，其間有多重原因，既有經略宋應昌（浙江杭州人）和提督李如松（遼東人）的矛盾，也有朝中主和派與主戰派的矛盾，而這種不和氛圍，隨后彌漫于整場戰爭之中。[９]

萬歷二十一年正月二十六日，明軍在碧蹄館與日軍發生遭遇戰，明軍失利。碧蹄館之役后，李如松很快也接受了與日和談的主張。在兵部尚書石星主持下，明廷與日本開始了長達三四年的封貢和談，明軍陸續撤回國內。但是南兵的這種怨氣，并沒有因為戰事暫停而消弭，當部分南兵撤回薊鎮石門寨后，加上諸多方面的不如意，萬歷二十三年十月，竟然爆發了兵變。

在蕭大亨《石門叛卒招由疏》中，清晰地闡明了薊鎮叛卒的來歷，他們正是參與平壤戰役的吳惟忠部卒。其中主犯胡懷德，26歲，系浙江金華義烏鎮人。他交代說：“萬歷二十年間，倭子攻陷朝鮮，奉文添設海防營兵。該原任吳游擊（即吳惟忠）募兵二千一百名。又調臺兵九百名，于本年十一月出關應援。懷德與見擒同鄉人葉子龍、胡宗憲、金奇、王文進，并梟示許國安等，俱各應募投兵，隨蒙調赴東征，至二十二年四月內進關。”[１０]他們正是萬歷二十年十一月由吳惟忠率領奔赴朝鮮，萬歷二十二年（1594）四月從朝鮮撤回來的那部分南兵。“又蒙將該管留住石門寨地方防守，仍舊食糧不缺”，撤到石門寨駐守。具體人數，“還鄉者若干，歸臺者若干，存者一千二百有奇。前參將陳蠶及今參將錢世禎奉文續募，留駐石門路，計三千五百九十有奇，稱海防營兵。”[１１]可見從朝鮮撤回來的士卒中還鄉、歸臺者外，尚有1200余人留在石門寨，而錢世禎和陳蠶又召募了一批新兵，“共足新舊官兵三千五百九十四員名”。[１２]事實上，萬歷二十二年十月十六日，巡撫遼東李化龍、總督經略孫礦“議得制倭三策”，其中有一條“募補浙兵”曰：“寬奠原題募兵萬余，遼左殘破，應募者少，且御倭不可無南兵。吳惟忠所領浙兵，原系防倭東征，稍有損傷，宜仍募足三千七百名，就近給糧，令駐扎山海、石門操練。遇有倭警，調發鳳凰城一帶防御，無事仍回薊鎮，若倭信緊急，則再調守臺南兵，庶幾兵力易集。”[１３]特別提到吳惟忠所統領的這支部隊，應當補足3700名，以作為朝鮮前線的后備部隊，后來雖有所增補，但并未補足，卻也說明這支部隊是頗受朝中關注的。

戚繼光以召募方式，組建了“戚家軍”，一方面是戚繼光有行之有效的訓練方法，嚴明的軍紀，加上戚繼光指揮有方，故屢戰屢勝；另一方面也因為召募而來的士卒，皆有較為優渥的軍餉，保證了士卒的動力。吳惟忠就是戚繼光曾經召募而來的士卒，他也是浙江義烏人，嘉靖四十年（1561），以武生應募，屢立戰功。萬歷十九年（1591），授石匣游擊，轉海防參將，率領浙兵出征朝鮮，在平壤大捷中表現英勇，贏得了朝鮮人的尊重。撤回石門寨后，吳惟忠以功升副總兵。而他在朝鮮戰場上的部卒，依然駐扎于石門寨。吳惟忠和他的部卒在平壤戰役中作戰最英勇，但戰后并沒有獲得應有的獎賞，故心生怨氣。而最終引發兵變關鍵性的導火索則是：“近因倭奴議封，各沿海等處添設南兵，奉旨行撤。”[１４]他們獲悉有可能被遣散回家時，主將吳惟忠又不在營中，無人約束，加上有人鼓動，遂密謀作亂。

當與日和談封貢之時，朝鮮戰事暫時停止，明兵部以為原來在沿海所設定的三方布置，可以撤換。《明神宗實錄》曰：“始兵部以倭封就緒，議撤沿海水陸官兵，檄薊鎮將永平防海南兵炤天津議撤。督撫報：薊門與天津沖緩不同……況各兵棄農從戎，歸無所依，一概撤回，健士可惜。部據以覆：除愿歸農者，厚給資餉，令歸；愿充兵者，查臺操見缺填補，未盡補者，責成新任游擊李皆春加意操練，陸續候補，從之。”[１５] 此令傳到石門寨守軍中，聽聞要撤兵遣散，胡懷德與陳廷龍等人就動了壞心思：

懷德與陳廷龍等聞知撤兵，圖戀厚餉不舍，就不合乘機煽亂，稱說朝鮮倭子全靠我們南兵殺怕了他，故此投順。今反把我們來散，今后也不愿分協也，也不愿充兵。舊兵定要平壤先登城銀十萬兩平分，又要各頭鋒銀三十六兩，二鋒銀十八兩，開城銀四兩，王京銀二兩，草溪銀二兩，慶州銀三兩，過江銀二兩，鹽菜銀六錢，護絡銀二兩，布花銀七錢。新兵照依山東事例，各各盤費安家銀二十五兩，俱各歸家，以致眾起貪心。[１６]

這部分南兵系征募而來，他們很在乎餉銀，但在朝鮮戰場上立下的戰功，卻未得到應有的回報，內心本有怨氣。回國之后，當獲知要被遣散，原本該得的賞銀一分未得，幾無所獲，怨氣更甚，以致于叛亂。某種意義上，這既是朝鮮戰場上南北兵爭功的延續與外溢，也是平壤大捷時，李如松未能兌現“先登城者，賞銀五千”的諾言；而報功之時，又不秉公辦事，故意將首功給北兵的后遺癥。這部分南兵怨氣無處發泄，賞銀得不到補償，故借機發難。《灤東平叛記》即曰：“灤東以南薄大海，然海不為警，舊無海防兵。自萬歷二十年倭陷朝鮮，募南兵二千一百名，又抽臺兵九百名，加設游擊吳惟忠率之東援，餉仿臺兵，人月食一兩伍錢，率義烏旁邑一帶游民，性素獷悍。平壤之捷，登城者不下數十枝，而獨負先鋒功，與北兵露刃相睨，從此銜李提督甚已修怨，撻本管某，經略宋公置不問，顧縛本管鞭之，日益驕。”[１７]直接點出叛軍怨氣之由來：“銜李提督甚已修怨”。

明朝官私史籍都很關注該次兵變的原因，《明神宗實錄》曰：“己未，防海兵以要挾雙糧鼓噪，薊鎮督、撫、道臣擒其倡亂者正法，余黨盡驅南還。”[１８]《兩朝平攘錄》亦曰：“奈何封事一起，已將東征士馬盡撤回籍，劉綎兵已還四川，其天津、登萊戍守南兵俱各議罪。平壤南兵撤回時，以王賞不給（如松攻平壤時約先登者給銀萬兩，南兵果先登）鼓噪于石門寨。”[１９]方應選亦曰：“自恃為非時調援，于本路不甚用命，且戀餉厚，烏合而薌羶之。”[２０]可見，這次兵變最直接的動因是“索餉”，應無疑義。

這里所言之“餉”，新兵和舊兵有所不同。舊兵，乃是參加了朝鮮戰爭的士卒，誠如前面提到尚有1200余人。既有日常規定的“每日行糧”，“舊例：將官五升，千把總三升，管貼對軍丁一升五合。馬每匹日支料三升，草一束，沿途挨程關支，無容別議外，其將官日支廩糧銀一錢，千總每員日支廩給銀八分，把總每員日支廩給銀五分，管貼隊軍丁每名日支鹽菜銀三分。原議于軍餉銀內借用等因。準此。先準戶部咨前事，內開‘征倭南北官兵，每名每日給銀五分，如有馱馬，日給銀二分，聽各軍自行買辦芻餉’等情。”[２１]這是每名將士及馬匹所需之糧草數目，并及兵餉數目。又曰：“每名月支糧銀一兩五錢，行糧鹽菜銀一兩五錢，衣鞋銀三錢，犒賞銀三錢，共三兩六錢，將官千、把總等官廩給，各于原支數目外，量加一倍，以寓優恤之意。”[２２]另還要求平壤先登銀、頭鋒銀、二鋒銀、開城銀、王京銀、草溪銀、慶州銀、過江銀等等，各項銀加起來，人均超過100兩。[２３]在當時明朝財政相當窮困之時，要滿足他們這樣的訴求，幾乎是不可能的。從萬歷二十三年八月底開始，以胡懷德等人為首的南兵，以索餉為名，密謀叛亂。

二、薊鎮兵變經過考釋

誠如前面所提到的，駐守石門寨的南兵共有3594名，其中從朝鮮戰場上撤回來的有1200余人，2300余名系新招募的浙兵。參與叛亂的只是其中一部分，且基本上是以老兵為主。這次叛亂持續時間并不長，從萬歷二十三年八月底開始密謀，到十月初就被鎮壓，總共也就1個月而已，而真正的叛亂，更是持續不到10天。若細致考察，以時間為序，薊鎮兵變大致可分為兩個階段。

第一，密謀與安撫，兵變密謀期。這段時間從八月底到九月底，大約1個月。當胡懷德、陳廷龍等人密謀起事之時，他們認為需要請一位軍師，于是就想到了李無逸。李無逸并非南兵成員，他系胡懷德同縣老鄉。此人原系一名地方小官，萬歷十九年，選授岳州府平江縣主簿，但大察以“貪”而被罷，于是就帶了家人安義前往密云縣“開當生理”。其長子李化龍為石門寨營兵，萬歷二十三年八月，他們似為投奔其長子，而來到了石門寨，住在會“子平術”的龔富與龔守義父子對面。因為同鄉關系，李無逸與胡懷德、吳文標、陳廷龍等逐漸熟悉起來。八月二十五日，胡懷德跟李無逸提及兵變陰謀，請他為軍師，李無逸滿口應允，“口稱我們俱宦家子弟，慣曉兵法，習觀天文，今將星不明，正好起手”，[２４]一拍即合，遂以李無逸為軍師，龔富為副軍師。

既為軍師，需有所行動，先造輿論，他們的做法是寫“假名帖”：“假捏禍福，搖動眾兵，隨寫假名帖。或稱‘天見災愆，冬行春令’；或稱‘替天行道’；或稱‘二百余年賀太平，誰知薊鎮動刀兵’等帖。”[２５]這些假名帖，由李無逸與龔富謀劃，嚴良、吳文標書寫多份，在八月二十七、二十八日兩夜之間，連夜在石門鎮到處張貼，擾亂軍心。

此事很快引起各方注意，“隨蒙督撫按關鎮道各牌撫諭”，薊鎮鎮守總兵王保于九月初六日親赴石門寨教場安撫曰：“原議分派三協食糧，非散你等歸家，我總兵官只要增兵，豈有散兵！況兵部已推新任李參將，如果散兵，如何又推官來！”胡懷德等密向眾人說：“這事情瞞不得我！明是怕我們激變，故假推新將官，安頓眾人，不然，李參將三月里調去，怎么又推他來？不如依我討了銀子散罷！”隨各擲狀一紙在地稱：“盡討前銀，不愿充兵！”見說不通，王保起轎，準備離開，胡懷德等人率眾圍住總兵王保。[２６]參將錢世禎、中軍張德成等喝令，說不會將他們遣散歸鄉，并說已推參將李皆春前來繼任。王保這一趟安撫之行，不但毫無效果，自己還險些被扣留。為穩住安撫這幫士卒，兵部覆允：“各兵仍留海防，遇有臺缺補臺，操缺補操，不盡者，照舊在營食糧候缺；愿歸農者，照例準給路費。”兵部雖然作出了很大讓步，但胡懷德還是不買賬，并對眾人說：“補的補了，散的散了！日漸勢孤，還是散的套子！”[２７]根本就不相信兵部的話。可見，該次兵變的主謀系胡懷德和李無逸，從八月底密謀，到九月底起事前，薊鎮總兵王保試圖安撫他們，效果甚微，幾乎激變。兵部下文試圖打消他們的顧慮，也毫無效果，胡懷德和一群幫兇執迷不悟，越走越遠。

第二，兵變與鎮壓，系兵變爆發階段。時間從十月初二日到初九日，僅僅8天。九月二十八日、二十九日兩天，錢世禎和張德成都到石門寨操練了士卒。九月三十日，胡懷德跟陳廷龍、吳文標、陳文通、李無逸、龔富等人商議：“我們前日做了這場，銀子又不得分毫！后來上司必照先年南兵下臺計殺陸少昌例，少不得尋我們一番，難道就是這般罷了？”于是，他們跟葉子龍、顏文忠、虞良進、毛守成、朱希富等14人“飲血酒一次”，令吳文標起草，李無逸改定，“帖約眾鄉友，于初二日，齊下教場，器械不可離身，歃血討要前銀。”[２８]再次發帖，約定起事。

十月初二日二更時分，胡懷德等人“明燈持刀，沿街高叫”，率眾到教場（演武場）扎營。五更時分，胡懷德等14人“各執器械”，將胡宗憲、祿康、金奇、金榜、許國安等人推為頭目，“又傳眾兵挨隊擺列，每人攤錢三文，共值銀十兩余。差蔣大勝等買牛一只、豬四口、羊四只、酒三十三桶，以備歃血。”當即驚動參將錢世禎、中軍張德成、千總戚子和、把總陳大良，他們急忙前來勸解。胡懷德為了立威，命人將中軍張德成綁起來，“與買到牛、羊、豬一齊擺在中間，刺血入酒，祭天設誓……逐名歃血，令各巡視旗，凡有不系本營兵及不穿號衣者，止許出，不許入。”并勒令張德成、錢世禎等人“共飲血酒”，遭到嚴詞拒絕。“錢不之從，為張中軍緩頰百端，移時得釋”。[２９]胡懷德等人“歃血酒畢”，方將張德成釋放。于是，“擅扎方營，擺列旗幟，派定陣殺。陳天壽專管掌號，王文進管干糧酒飯，蔣大勝管巡視，葉子龍、祿康、邵紀管把守營門，金榜管伏路擺撥，吳文標管各兵聽差告假出入手本，陳思聞管執旗調兵，懷德與陳廷龍等居中調度。”[３０]胡懷德等正式舉起反旗。陳廷龍說：“懷德為首！”胡懷德也言：“眾兄弟須立我為游擊，扶持我行事！”于是諸人皆稱他為“新將爺”。[３１]因為胡懷德原本也只是一名普通士卒，為了強化權威，而要求眾人立他為游擊，說明他無甚威望。

兵變爆發，為首者胡懷德也是一名普通士卒，以南兵為主，但參將錢世禎、中軍張德成等人，也是南兵，他們都沒有參與，這樣就出現了一種奇怪的現象：兵變是以南兵普通士卒為主體，南兵將領卻沒參與，但叛亂士卒也沒有對將領采取過激行動，對于軍官比較手軟，盡管將中軍張德成綁了起來，但很快就釋放了，只是把他和錢世禎等扣為人質。另一參將管一方獲悉，當即前來解救，“曉諭眾兵速散”。從他們的對話中，也充分說明“索餉”是這次兵變的主要動因：

懷德令吳文標、蔣大勝來說：“要二位將官做主，討這各項銀兩，到了才散。”錢參將說：“不少你月糧，討甚么！”吳文標稱：“銀不到，決散不得！”錢參將又說：“你若不散，朝廷聞知，必遣兵來剿。況薊鎮有官兵十余萬，你止三千余人，其不懼怕！”吳文標又不合笑稱：“南人心齊，就是不食糧人，也有萬余，三協臺兵，亦有萬數。我們一個頂他十個，那里怕他！”蔣大勝說：“不消多說，只要前銀到手，便散歸去。”[３２]

他們的目的就是“索餉”，交涉無果，又將管一方扣押起來為人質。盡管索要銀兩是他們兵變的動因，但是兵變發生后，他們的想法就開始變了。“軍師”李無逸出主意說：“如今且拉臺上人下來，這石門路一帶，原是達子常犯的地方，目下長昂見在近邊打圍，這一路臺上都空了。達子知道，必然進來。我們正好同他做事，官兵也忙亂了，如不然，即出口勾他，殺到遼東，前往朝鮮，與倭國一同議事也。是上策。”[３３]他們竟然還想勾結蒙古人、日本人，為其造勢：“我輩……誠鼓行而西，勝則直薄京師，不勝則掠旁郡縣，從一片石岀與虜媾，安往不得哉？”[３４]遂派出士卒，前往附近“拉守臺兵下來入伙。有不肯的，都綁縛來”，次日“縛到臺兵三百余名”。同時，“差金榜等四面放撥飲馬河、平山營、一片石、山海關、歡喜嶺等處埋伏，邀截公文書札，探聽消息。”但是他們既沒有殺害營中軍官，也沒有派兵去攻打其他明軍，只是扎營教場，“鼓噪”索餉，拉附近臺兵入伙，并派人四處打探消息。他們兵變的行為，《兩朝平攘錄》形容其“鼓噪于石門寨”，比較貼切。

叛亂發生后，明廷很快獲悉。附近的明廷巡關御史、薊鎮總兵王保，兵備道方應選都派人傳話，勒令他們盡快解散，叛兵置之不理；葉靖國受命持來之宣諭牌亦被打碎。錢世禎雖被扣為人質，但他本人就是浙江人，跟這些叛兵系上下級關系，也系同鄉，叛兵對他和管一方看管并不嚴，于是他們得以借機逃走。與此同時，“陳廷龍背地要張中軍銀四五十兩，許補千總，就令兵散事情。”[３５]陳廷龍系胡懷德手下得力干將，竟然有這樣的“內幕交易”，令胡懷德非常憤怒，陳廷龍被捆打130棍而死，其尸體被懸掛于旗桿上，這也表明叛軍心思各異。

胡懷德率叛卒扎營教場，乃在石門城寨外。初八日，管一方溜進石門城寨，立即關閉城門，引起叛軍恐慌。胡懷德急令士卒前往搶占城門，已來不及。“又令蔣大勝、葉子龍等領五百攻城東南角，被城上兵亂箭、神槍、三眼銃射打，連攻不克。又城內南兵，被管參將搜吊出城，沒有內應。”初九日，薊鎮總兵王保等明軍殺到，“于是東協守陳霞、西協守李如樟、臺頭參將詹鞠養、燕河參將劉繼本、遵化左營參將方時輝、三屯右營都司丁世用、延綏營游擊王邦佐、宣府營游擊孫繼盛、中路南兵營游擊王必迪、保定營都司胡澤、德州營游擊張棟，與建昌營兵，后先踵至。錢參將亦遁入延綏營，借兵而來。諸路云集，圍之數匝。”[３６]明大軍趕到，將叛軍重重包圍。

決戰開始，“管參將從城中突出，而余與項公所遣南□□□持降旗以往，胡懷徳等復鼓眾亟發神器庫軍火器械來逆。冠軍恐我兵齊驅，彼火具并發，勢必多傷，因令單騎分誘沖擊，奮臂而前，擒斬八十余人。南兵猶憤戰不下，復發火炮震驚，南兵始有懼色。時降旗四面遍豎，得降者百余，懷德等猶追殺降者一二，余黨仍堅拒。冠軍親督精騎漸迫，擒斬又四十余人，眾心且潰。冠軍下令姑止弗殺，如果乞降，悉擲去兵械，各兵自此蒲伏。”[３７]叛兵如摧枯拉朽，迅速潰敗，明軍很快將這次兵變鎮壓下去。盡管叛亂持續將近10天，實際上只有最后1天，才發生真正的戰斗，但大勢已去，很快就被殲滅。

三、薊鎮兵變之處理與影響

萬歷二十三年十月初二日，胡懷德等人起事，初九日就被鎮壓下去，只有短短8天時間。在明朝中后期此起彼伏的兵變中，這次兵變實在微不足道；但其又是頗具標志性的一次事件，影響深遠。圍繞這次兵變，還有許多疑義，值得進一步探究。

首先，明軍平定這次兵變的主將是否為薊鎮總兵王保？被殺叛卒有多少？

作為薊鎮總兵，王保直接管轄石門寨。兵變初露苗頭時，王保曾到石門寨教場勸慰，不僅沒起作用，他還差點被扣押，后來他當然參與了鎮壓，于是有些史書就將王保視作兵變的激變者與屠殺者。《明神宗實錄》言：“先是，南兵鼓噪。總兵王保欲張大其事，冀以邀賞，且南、北兵素不相能，乘其釁，殺戮不免過當，亦有濫及居民者。給事中戴士衡、御史汪以時交章論之，言南兵以要賞結聚，本無逆謀，及總兵王保令各納軍器，赴教場聽處分，南兵已唯唯聽命，及甫入教場，而王保揮兵亂斫，死者無數。亂斫之后，令分隊過臺，按籍點名，隨點隨斬，雖長平、新安之殺降坑卒未為過之。且傳言殺南兵之夜，官軍乘勢劫掠，搶擄被害諸商，確有的證。濫殺之慘，何可勝言!”[３８]實錄就冠以“濫殺”之名，且以為“長平、新安之殺降坑卒未為過之”，簡直是古今以來第一“濫殺”之將。《兩朝平攘錄》亦曰：“總兵王保與南兵有小忿，遂以激變聳惑軍門，千三百名，保盡誘殺之，人心迄憤惋，故招募鮮有應者。”[３９]《朝鮮宣祖實錄》引人言曰：“建昌營調南兵三千留養，以備倭之緩急。而十月間，以離家日久，錢糧不加，含忿謀作亂。事覺，殺三千三百余口，而其余或遁或恕，今已平定云。”[４０]《明史·王保傳》曰：“自嘉靖庚戌后，薊鎮重于他鎮……而薊門密邇王畿，與遼帥俱慎選。以保有威望，用之……薊三協南營兵，戚繼光所募也，調攻朝鮮，撤還，道石門，鼓噪，挾增月餉。保誘令赴演武場，擊之，殺數百人，以反聞。給事中戴士衡、御史汪以時言南兵未嘗反，保縱意擊殺，請遣官按問。巡關御史馬文卿庇保，言南兵大逆有十，尚書石星附會之，遂以定變功進保秩為真……時論尤之。”[４１]《明史·戴士衡傳》曰：“薊鎮總兵官王保濫殺南兵，士衡極論其罪。”[４２]以上史料，從明官私史書、清官修《明史》，到《朝鮮王朝實錄》，幾乎眾口一詞，但都是后人所編史書，主要指明兩點：一是王保是鎮壓兵變的主將，濫殺無辜，令人發指；二是被殺之人，有“數百人”“千三百余口”“三千三百余口”等說法，[４３]王保因此而受到朝中科道官戴士衡、汪以時等人彈劾。

對照現存更原始的文獻，蕭大亨《刑部奏議》乃審判叛卒的報告。方應選《灤東平叛記》系他記錄親身經歷，跟前面所提的幾種史料，細節上頗有出入。《刑部奏議》中，將叛亂經過和主要行為都呈現出來，《明神宗實錄》謂“王保揮兵亂斫，死者無數”；[４４]《明史·王保傳》言“保誘令赴演武場，擊之，殺數百人，以反聞”，[４５]明顯有出入。胡懷德等十月初二日就糾集南兵，扎營演武場，并非王保“誘令”，王保初九日才到。誠如前面所提到的，這批南兵雖糾集于演武場，但只是索餉，并未主動攻擊附近的明軍，被扣押的參將錢世禎和管一方，后來還偷偷逃跑了。直到最后一天，明大軍圍攻之時，才真正發生戰斗，這或許是科道官言“南兵未嘗反”之所指。《覆處漏網叛兵疏》中提到：“初九日，早有王總兵統兵來到小教場內點名，擒剿間，文通又不合當夜逃走，眾兵俱各被擒。”[４６]這里的王總兵正是王保。《灤東平叛記》中，提到一位名叫“王冠軍”的將領，應該就是王保。從兵變開始，方應選跟王冠軍就商議平叛辦法，“初九，冠軍前鋒至，至兩兵釋圍，仍與屯合。”“初十日，偕冠軍按行軍中，分南兵為五部，各隸官軍，內匝子營，外匝大營，南兵夾置其間，一不得脫。惟陳文通先時逸去，我兵輕重傷僅三十余人，而無有斃者。”[４７]多方比較，王保確系征討主將，應無疑義，但他是否趁機濫殺無辜？

該次兵變中，被殺叛軍到底有多少人呢？《灤東平叛記》中提到過多個數字。初九日正式戰斗打響之后，王冠軍指揮明軍，先“奮臂而前，擒斬八十余人”。接著，“冠軍親督精騎漸迫，擒斬又四十余人，眾心且潰。”隨后，“冠軍下令姑止弗殺，如果乞降，悉擲去兵械，各兵自此蒲伏。”平定之后，追查骨干分子，“至十二日晡刻查搜，始竟得首惡三十二名……即軍中梟示許國安等六人，杖死張文榮等二十五人，留金奇一人，與前生擒胡懷德等共十一人候題奉旨。”[４８]上面這些數字，加起來總共被殺151人，生擒與待審12人。永平道馬知府、林同知在會審書中提到：“茲生還者三千余，皇仁藹如雨露，計擒斬者百五十。國憲肅若雷霆，所據生擒首惡胡懷德、吳文標、李無逸、龔富、葉子龍、金奇、王文進、金榜、胡宗憲、祿康、翁起鳴，俱應以謀叛已行，不分首從，律論斬。”[４９]十一月四日，將這11人處斬，“傳首邊腹，揭示中外”。這兩種史料恰好互為印證，被殺與懲處人數也完全吻合。“通計南兵除督府標下教師及于役與逋亡擒斬外，尚存三千二百四十有奇。”[５０]前面提到石門寨南兵共有3594人，兵變后尚存3240人，差354人，其中包括“督府標下教師”，沒有算在里面，他們并非叛軍，所以這次兵變被殺和事后被斬人數160余人，應無疑義。故而諸家史書所言被殺數百人，甚至數千人的說法，都系風聞之言；說王保濫殺無辜，也并非事實，科道官之彈劾，缺乏根據。當然其背后，也有黨同伐異的因素。[５１]

其次，這次兵變系“戚家軍”的夢魘，“戚家軍”是否從此告別了歷史舞臺？

參加該次兵變的以浙兵為主，也有些人系“戚家軍”舊部。吳惟忠曾對朝鮮君臣言：“吾所領浙江、福建兵，當初戚總兵所練，而吾其門生也，豈有違吾分付作弊之事乎？”[５２]他是以繼承“戚家軍”衣缽為己任的。兵變被鎮壓后，另一逃逸犯人為45歲的陳文通，原籍浙江金華浦江，逃到揚州被抓獲。他招供曰：“萬歷八年間，文通前來三屯營，投戚總兵，收用。充總府衙門劊子手。后發石門路七十二號臺防守，革退。至萬歷二十年間，朝鮮倭寇作亂，添設海防營。該原任吳游擊招募南兵，至二十三年七月內，文通在本管駱游擊處，詐稱告退回南。至八月內復投永平道驗發，今聽降錢游擊，轉發隊總何應龍下為兵，隨蒙調赴東征。”[５３]陳文通年紀較大，原來就是戚繼光的部卒，后來雖被革退，朝鮮戰事爆發后，因為其舊有的身份，再被召募而來，說明吳惟忠所率領的南兵，乃以原來“戚家軍”為根底，陸續又從浙江召募新的士卒，包括已革退“戚家軍”的舊卒，以保持“戚家軍”的風格。從這支隊伍在朝鮮戰場上的表現來看，他們確有“戚家軍”的戰斗作風，[５４]勇猛精進。

誠如上文所言，這次兵變主要是以士卒為主，主犯胡懷德也只是一名普通士卒，其他10名首犯，也無一南兵將領，南兵將領錢世禎、張德成、王必迪、管一方等人，都反對兵變，且都參與了平叛。盡管有些戚繼光的舊部被清理了，但最為關鍵的南兵將領吳惟忠、駱尚志、錢世禎、王必迪等人都在，未受影響。丁酉再亂之時，他們再受命率領南兵，前往朝鮮。因此，這次兵變對于南兵參戰或許有一定的影響，但并不標志著“戚家軍”從此退出了歷史舞臺。

最后，這次兵變對于明軍丁酉再度援朝，有何影響？

薊鎮兵變，被殲150人，11名主犯被處死，對于東征浙兵是個很大打擊，但并未從根本上改變朝廷重視浙兵的政策。早在萬歷二十四年（1596）四月，兵變發生半年之后，兵部尚書石星上疏，特別提及要征調浙兵與各類船只：“浙江巡撫調發標兵一營，仍調慣戰水兵三千，并應用福、倉、艟、哨船只，隨軍器械，候倭情緊急，請旨調發。方令水陸智勇將官統領，直赴薊遼軍門，分布防范。各兵合用安家、行糧，安家屬兵部，行糧屬戶部，俱照先今征倭事例給處。其浙江水兵所備一年本色米菜，各船堪否裝載，可否徑從海道過遼，如一時發解不及，準與該省鎮衙門查，堪動錢糧，暫借支給。”[５５]既提到征調浙兵數目，各類船只，亦提及軍餉的來源。可見，即便發生過石門寨之叛，也不影響明廷對浙兵的征調。丁酉再亂，明廷又指令從浙江征兵，浙江巡撫劉元霖上疏言：“自倭情一變，征調四出，一切兵船器械，半取諸越，水陸續發，已逾萬人。守備之具，缺而未補者，方在經營，而薊鎮之征檄又下矣。水兵三千，船器未及促辦，而山東之借調又至矣！南北盡王事耳，力所可為，臣不敢辭勞；而無米難炊，臣不能任費。”[５６]可見，劉元霖面對各種征兵、征物，苦不堪言。

第一次征兵，乃萬歷二十五年（1597）四五月間之事，以浙江現役軍人為主，薊遼總督孫礦提議調浙水兵3593名、陸兵3785名。[５７]面對朝廷之征兵，劉元霖特別提及石門寨兵變之影響：“浙兵自山東、天津撤回薊鎮，殺戮之后，人情畏怖。”即便此事已過去了兩年多，其影響尚存，卻依然無法阻擋朝廷征用浙兵之令。此后，明廷在浙江又進行了四次征兵，浙兵依然系朝鮮戰場上表現最英勇的部隊。

四、結語

薊鎮地理位置相當重要，是明朝北部防御體系中重要的一環。嘉靖以后，因為“北虜”問題日漸嚴重，薊鎮鄰近京師，重要性不言而喻。“自嘉靖庚戌后，薊鎮重于他鎮……而薊門密邇王畿，與遼帥俱慎選。”[５８]當“南倭”問題平息之后，戚繼光就被調來薊鎮，在張居正支持下，戚繼光從隆慶二年（1568）到萬歷十年（1582）14年間，固守薊鎮，使之固若金湯，也將“戚家軍”留在了薊鎮，多年后依然是明軍中戰斗力最強的部隊。但張居正死后，戚繼光馬上被清算，“戚家軍”也日漸受到排擠，成為朝中黨爭的犧牲品。由于“戚家軍”軍餉得不到保證，軍糧也時常不繼，從而不斷引發兵變，以致形成了“南兵屢噪乃薊鎮痼疾”[５９]的印象，萬歷二十三年十月的兵變，乃“薊鎮痼疾”的又一次發作。只是這次兵變一定意義上是朝鮮戰場上南北兵矛盾的外溢，也是朝中黨爭的體現，雖然進一步弱化了“戚家軍”在歷史上的地位，但對于明廷倚重浙兵的態勢，并沒有根本性的改變。

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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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楊海英：《萬歷二十三年薊州兵變管窺》，南炳文、商傳主編：《明代薊鎮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18-135頁。

[２]蕭大亨之《刑部奏議》，現藏于日本蓬左文庫，系孤本。薊鎮兵變發生后，很快被鎮壓，蕭大亨當時為刑部尚書，他親自審問叛將，該書卷1就有《石門叛卒招由疏》和《覆處漏網叛兵疏》，清晰地陳述了叛亂經過，參與叛亂的主要將領，并分析了原因。方應選當時為平叛的將領之一，他根據親身經歷，撰寫了《灤東平叛記》，收于他的文集《方眾甫集》中，詳細記錄了他的所見所聞。這兩種材料應是該次兵變最重要的原始文獻，基本上可以完整呈現兵變的經過及相關細節問題。

[３]《朝鮮宣祖實錄》卷34，宣祖二十六年正月丙寅，漢城：韓國國史編撰委員會，1953—1961年影印版，第21冊，第601頁。

[４]《朝鮮宣祖實錄》卷34，宣祖二十六年正月丙寅，第21冊，第601頁。

[５]《朝鮮宣祖實錄》卷35，宣祖二十六年二月甲辰，第21冊，第638頁。

[６]《朝鮮宣祖實錄》卷35，宣祖二十六年二月甲辰，第21冊，第638頁。

[７]《朝鮮宣祖實錄》卷35，宣祖二十六年二月壬辰，第21冊，第625頁。

[８]《朝鮮宣祖實錄》卷37，宣祖二十六年四月乙巳，第21冊，第691頁。

[９]參見孫衛國：《李如松與明代抗倭援朝戰爭》，《人文雜志》2014年第1期；孫衛國：《“再造藩邦”之師：萬歷抗倭援朝明軍將士群體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1年。

[１０] [明]蕭大亨：《刑部奏議》卷1《石門叛卒招由疏》，第9b頁。

[１１] [明]方應選：《方眾甫集》卷 7《灤東平叛記》，參見《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170冊，濟南：齊魯書社，1997年，第136頁。

[１２] [明]蕭大亨：《刑部奏議》卷1《石門叛卒招由疏》，第10a頁。

[１３]《明神宗實錄》卷278，萬歷二十二年十月庚申，臺北：“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79年，第5142頁。史料多處提到“臺兵”，此處有“守臺南兵”，應就是“臺兵”。盡管宋代以來有臺兵的建制，系指古代由代表中央政府的行臺派遣的軍事力量，明代已無這樣的機構。此處之臺兵，乃始于戚繼光鎮守薊鎮時，為防止蒙古人南下，他創建了地臺守衛方式，“空心敵臺，蓄以軍火器具，分布南兵守望無間。”（《戚少保奏議補遺》卷2《著哨守條約頒諭各臺官兵傳習守御以防邊警》，參見《戚少保奏議》，張德信校釋，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第229頁）戚繼光駐守期間，修建地臺1194座，將薊鎮南兵分為三協，駐建昌營、三屯營、石匣營，協同作戰，加強防衛，提升了戰斗力。

[１４] [明]蕭大亨：《刑部奏議》卷1《石門叛卒招由疏》，第10b頁。

[１５]《明神宗實錄》卷289，萬歷二十三年九月己丑，第5358-5359 頁。

[１６] [明]蕭大亨：《刑部奏議》卷1《石門叛卒招由疏》，第10b-11a頁。

[１７] [明]方應選：《方眾甫集》卷7《灤東平叛記》，參見《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170冊，第135-136頁。

[１８]《明神宗實錄》卷290，萬歷二十三年十月己未，第5378頁。

[１９] [明]諸葛元聲：《兩朝平攘錄》卷4，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69年，第290-291頁。

[２０] [明]方應選：《方眾甫集》卷7《灤東平叛記》，參見《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170冊，第136頁。

[２１] [明]宋應昌：《經略復國要編》卷2《檄分巡遼海道 二十五日》，鄭潔西、張穎點校，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20年，第61頁。

[２２] [明]宋應昌：《經略復國要編》卷9《移本部咨 十四日》，第279頁。

[２３]《灤東平叛記》中說“鼔眾要索東征功賞及安家銀，人各四五十兩”，顯然不止此數目。（《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170冊，第136頁）

[２４] [明]蕭大亨：《刑部奏議》卷1《石門叛卒招由疏》，第11a-11b頁。

[２５] [明]蕭大亨：《刑部奏議》卷1《石門叛卒招由疏》，第11b頁。

[２６] [明]蕭大亨：《刑部奏議》卷1《石門叛卒招由疏》，第11b-12a頁。

[２７] [明]蕭大亨：《刑部奏議》卷1《石門叛卒招由疏》，第12a-12b頁。

[２８] [明]蕭大亨：《刑部奏議》卷1《石門叛卒招由疏》，第12b-13a頁。

[２９] [明]方應選：《方眾甫集》卷7《灤東平叛記》，參見《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170冊，第137頁。

[３０] [明]蕭大亨：《刑部奏議》卷1《石門叛卒招由疏》，第14b頁。

[３１] [明]蕭大亨：《刑部奏議》卷1《石門叛卒招由疏》，第15b頁。

[３２] [明]蕭大亨：《刑部奏議》卷1《石門叛卒招由疏》，第15a頁。

[３３] [明]蕭大亨：《刑部奏議》卷1《石門叛卒招由疏》，第16a頁。

[３４] [明]方應選：《方眾甫集》卷 7《灤東平叛記》，參見《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170冊，第136頁。

[３５] [明]蕭大亨：《刑部奏議》卷1《覆處漏網叛兵疏》，第41b頁。

[３６] [明]方應選：《方眾甫集》卷7《灤東平叛記》，參見《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170冊，第139頁。

[３７] [明]方應選：《方眾甫集》卷 7《灤東平叛記》，參見《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170冊，第139頁。

[３８]《明神宗實錄》卷291，萬歷二十三年十一月癸未，第5392頁。

[３９] [明]諸葛元聲：《兩朝平攘錄》卷4，第290-291頁。

[４０]《朝鮮宣祖實錄》卷69，宣祖二十八年十一月戊戌，第22冊，第605頁。

[４１]《明史》卷239《王保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6215頁。

[４２]《明史》卷234《戴士衡傳》，第6108頁。

[４３]楊海英指出諸家史書對于被殺人數，“不啻相差十數倍，準確的遇害人數也許終是謎團”。她從南兵的補充人數、薊鎮三協南兵的來源等，進行了精詳考訂，提供了有益思路。參見楊海英：《萬歷二十三年薊州兵變管窺》，南炳文、商傳主編：《明代薊鎮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第120頁。

[４４]《明神宗實錄》卷291，萬歷二十三年十一月癸未，第5392頁。

[４５]《明史》卷239《王保傳》，第6216頁。

[４６] [明]蕭大亨：《刑部奏議》卷1《覆處漏網叛兵疏》，第42a頁。

[４７] [明]方應選：《方眾甫集》卷7《灤東平叛記》，參見《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170冊，第139頁。

[４８] [明]方應選：《方眾甫集》卷 7《灤東平叛記》，參見《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170冊，第139-140頁。

[４９] [明]蕭大亨：《刑部奏議》卷1《石門叛卒招由疏》，第25a頁。

[５０] [明]方應選：《方眾甫集》卷7《灤東平叛記》，參見《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170冊，第140頁。

[５１]楊海英《萬歷二十三年薊州兵變管窺》第四部分《風口浪尖的薊鎮》和第五部分《揚湯止沸的朝廷》有詳細分析，南炳文、商傳主編：《明代薊鎮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第128-135頁。

[５２]《朝鮮宣祖實錄》卷89，宣祖三十年六月癸酉，第23冊，第245頁。

[５３] [明]蕭大亨：《刑部奏議》卷1《覆處漏網叛兵疏》，第40b頁。

[５４]參見楊海英：《遠征朝鮮抗倭拒寇的“戚家軍”》，《中國社會科學報》2014年7月23日第B01版。

[５５]《明神宗實錄》卷296，萬歷二十四年四月壬戌，第5522-5523頁。

[５６] [明]劉元霖：《撫浙奏疏》卷10《議處東省募兵糧餉疏》，該書今藏于日本東洋文庫，系孤本。原書系明刊本，全書共21卷，第26a-26b頁。

[５７]兩個數字都來自劉元霖《撫浙奏疏》，前者見卷8《條議調兵五事》《報發水兵日期并議委將領疏》，后者見卷9《報發陸兵日期疏》。

[５８]《明史》卷239《王保傳》，第6215頁。

[５９]《明神宗實錄》卷291，萬歷十一月己巳，第5383頁。

以上文章原載于《學術研究》2026年第6期，文章不代表《學術研究》立場。篇幅原因有所刪減，未經授權不得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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